那个叫章永璘的张贤亮

( 1961年张贤亮被监管劳动的南梁农场。图为和他同时期的农场工人在昔日劳动的地方回忆往事 )

( 2008年6月29日，担任宁夏奥运火炬手第一棒的张贤亮等待传递圣火 )

荒滩移民

张贤亮初到宁夏是1955年5月，落脚在贺兰县通义乡的黄河滩边，成为京星农牧场的第一批北京移民。母亲陈勤宜和妹妹张贤玲一同迁来，母亲已经46岁，妹妹才7岁，安顿落户后，在农牧场的花名册上，19岁的张贤亮是户主，妹妹当时还随母姓，叫陈贤玲。

一个冷雨薄雾的清晨，我们沿着滨河大道从银川市区前往通义乡，雨雾里的天光苍白混沌，倒是路边的树木颜色格外润泽，翠绿、金黄和艳红，掺杂渐变出可入画的秋日图景。按着路标拐入京星农牧场，大片收割后的稻田就展露出来。在京星农牧场一队，我们寻访到了老农牧场书记王庚年。他也是1955年的北京移民，迁来时才5岁，童年记忆只剩下片段。他在2005年组织编写了《京星农牧场志》，把农牧场的老人们都聚起来，还专程带人到北京查找老档案，终于把零碎的私人记忆与史料相印证，重构起这段快被湮没的移民史。

( 张贤亮在南梁农场时住过的小屋 )

1955年5月到8月，468户北京移民，共计2025人，分8批陆续抵达通义。移民们先在北京的接待站报名集结，接待站分设在北京西皇城根26号、旧鼓楼大街3号、甘雨胡同30号和月坛等地。集结就是等人凑齐。今年已经88岁的老太太张淑芳已经是“活历史”，1955年的移民里，还健在的最年长的就是她了，虽然耳朵背，但记性好，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她告诉我，接待站都是平房，一家一间，住了将近半个月，每天“白面馒头管够”。她家是5月31日出发的，从前门站上火车，到包头就没有铁路了，再换大蓬汽车继续走，沿途穿过毛乌素沙漠，两渡黄河，到达通义是6月6日。过河坐的是大木船，一艘船能装两辆卡车，卡车放中间，人都下车，坐在周围。路上吃的是从接待站打包的馒头，“一大袋子，天气又热，吃到后来都长毛了”。

( 胡晓明是贺兰县京星农牧场的老人们公认与张贤亮最为熟悉的人 )( 1981年8月，张贤亮（左）在宁夏某农场体验生活，为新的创作做准备 )

张淑芳家并不是第一批移民。第一批移民是1955年5月24日到达的，共计55户230名。张贤亮一家和胡晓明一家都在其中。我们在立岗镇寻访到了胡晓明，他只比张贤亮小一岁，今年77岁，终身未婚。一个人住在养老院的旧房子里，离镇政府不远，一条小路拐进去，雨后深一脚浅一脚的烂泥。院落三排平房围合，只住了两户人家，有丛生的杂草，也有刻意种植的花木和蔬菜。时值秋天，植物开始凋零，荒芜又清净。掀开门帘，18平方米的屋子，墙壁斑驳黝黑，虽然破旧简陋，却收拾得很齐整。两张小桌，两把椅子，来了两个客人，胡晓明就只能自己坐在土炕上。

( 镇北堡西部影城内的清城墙遗址。张贤亮喜欢站在墙顶看游客游玩 )

1955年5月24日，第一批移民的车队经过立岗，胡晓明记得，受到了敲锣打鼓的夹道欢迎。这是到达荒滩前的最后一个乡村集镇，围观的群众挤在立岗街上，有一些人是走了几十里路过来，专程为了看汽车。他们不仅看到了汽车，还看到了北京移民们不一样的穿着打扮，连小姑娘穿的裙子，都是新鲜事物。离开立岗镇，到达移民点是15点多。车最多只能开到一队，就是老场部所在地。一下车，就是一望无际的荒滩了。遍野是沙丘刺丛，和丛生的芦苇蒲草。“地上都是石头子，走路都硌脚。”“移民安置点的房子，都是就地取材，土坯屋、土桌、土炕，外头是三芯砖，里头是一芯砖，院子里都是挖土留下的大坑。”胡晓明说，他是跟父亲和弟弟一起来的，三口人分到两间房。“我家在第三排房子，张贤亮家也分了两间房，在第四排，我家后头那排。”而张贤亮自己的回忆：“每个村有三四十排土坯房，一排排的和兵营一样。”“土坯房里只有一张土炕，散发着霉味的潮气，房屋在夏季怎么会发霉呢？后来我也成了老宁夏人时才知道，抹墙的泥一定要用当年的麦秸或稻草，如果用陈年发了霉的草秸和泥，肯定会有霉味。”与众人的回忆，可为印证。

新时期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依据1954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要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开荒4亿到5亿亩”。等待垦荒的西部边疆，主要是那时的甘肃、青海和新疆三省，宁夏当时已经撤省，作为银川专区并入甘肃。而迁徙的移民们，来自北京、上海和其他的省会大城市。首都北京1955年春率先开始移民号召，定下的名额是2000余人，目的地是贺兰县。为什么是贺兰县？《京星农牧场志》给出了一种答案：“当时甘肃省面积有78万多平方公里，耕地仅为6800万亩，占全省总面积的5%，且有可垦荒地3000多万亩，大多集中在银川和张掖专区，在银川专区贺兰县尚有30多万亩可垦荒地待开发。”

1955年1月底，贺兰县政府已经接到指示，开始制定安置北京移民的计划，选定“通义乡和通吉乡的东面，自洪水沟至北沙窝，南北长约10公里，东西宽约2.5公里，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黄河滩地”作为北京移民安置点。这片河滩曾经得到过开垦，1949年秋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解放宁夏，曾经派兵进驻贺兰，垦荒1000多亩，开挖了两条农渠，1950年末部队奉命赴朝参战后，大部分耕地又随之复归弃荒。

这片河滩，也是旧日“宁夏八景”的“黄沙古渡”所在。如今依旧设有黄河渡口，有以摆渡为生的人家。在滨河大道的指示路牌上，既能找到京星，也能找到渡口。雨中的渡口，如同幻境。浑黄的河面上升腾起1米多高轻烟般的薄雾，贴着河面随风徐行，至远方，雨雾中水天一色，苍茫辽远。最奇特的是水声，并不是澎湃的湍急拍岸，而是一种清脆的婉转。夹河两岸，东侧是月牙湖乡，西侧是京星农牧场的广袤稻田，已经收割，只剩大片枯黄的秸秆，在风里倒向同一个方向。

初到通义的张贤亮，或许可以见到同样的雾气幻境，听到同样的流水婉转，但一定看不到广袤的稻田和丰收的喜悦。只有荒滩。这是一场顺应时代号召的迁徙，在国家层面一举两得，既能减轻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与就业负担，又能完成西部畅想。于个人而言，则是身不由己、满怀期待、跌入谷底的空欢喜。胡晓明回忆，很多人一下车就傻了，大哭，要回去。“大米白面管够”的宣传动员，被荒凉碾碎。无奈交通不便，等到1958年衔接包头和兰州的包兰铁路竣工，移民外流返乡就迅速掀起了高潮。1959年5月17日京星大队成立，北京移民就只剩下了202户，850人。王庚年叹了口气：“能走的都走了，实在走不了的，都是上有老下有小，负担重的。”

“成分”烙印

这不是张贤亮第一次背井离乡。北京的东四土儿胡同14号，也不是他的故里。他的家乡，按祖籍算，是江苏盱眙。按出生地算，则是1936年12月的南京狮子桥。

张贤亮出生在祖父张铭的梅溪山庄里，张铭是有史可考的名人，字鼎丞，别号梅溪，留学美国，获得华盛顿大学法律硕士，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历任民国政府外交部参事、驻美公使馆参赞、总统府外交秘书等职务，先后派驻过爪哇和尼泊尔，1932年回国，任国府军事委员会参议。据张贤亮的记忆，梅溪山庄是一座苏州园林建筑，他的祖父在这里呼朋引伴，吟诗作赋，自费把这些并不算佳品的诗作都印刷成册，敝帚自珍。张贤亮后来也多次寻访过这处“故居”，只是到了80年代，梅溪山庄早已改建成一座电机厂，后来又建起了洗脚城，面目全非。

张铭的长子张国珍迎娶了江夏知县、湖广总督衙门总文案陈树屏的女儿陈勤宜。张国珍和陈勤宜的资料则没有那么完备，根据张贤亮的叙述，他们都曾留学美国，父亲放弃了在美国攻读商学院的机会，回国任张学良的英文秘书。胡晓明没有见过张国珍，他和张贤亮在北京认识的时候，张国珍已经在监狱中亡故。但他对陈勤宜的印象非常深刻，不管是北京的窘迫生活，还是宁夏的荒滩磨难，陈勤宜都保留了大家闺秀的端庄。“陈阿姨非常漂亮、善良，她不抱怨，对我和弟弟都很好。”

在《灵与肉》里，张贤亮借着许灵均父亲的回忆，展示了自己显赫童年的瞬间：“尤其是你生下来那天，你爷爷为你在南京外务部旁边的华侨招待所设汤饼筵的那天，你在奶妈怀里的样子，我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是昨天一样。那天，申新的荣家，先施的郭家，华纺的刘家，英美烟草公司的郑家都从上海来了人，你知道，你是我们家的长房长孙……”只不过，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小少爷，出生不久，就受战乱所累，开始举家迁徙。

先是迁到“陪都”重庆，张贤亮在文中自述：“在重庆生活了9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重返沪宁两地。”“住在重庆乡下，附近没有小学，家里请来私塾先生给我启蒙，老师是前清秀才，选用的教材全是古文，我还清楚记得第一节课就开讲《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到了上学年龄，母亲将我送进正规小学。”“抗战胜利后回上海，所有的乡音全在耳边消失了，我家的老宅因日本人糟蹋需要修缮，一度将我寄住在亲戚家的弄堂房子，充分体会到‘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的贴切。”

这个家族的命运，每况愈下。到了1949年，张国珍带着妻儿离开上海，北上北京。虽然他早已投身商界，还是没有逃过清洗，被捕入狱，1954年死于狱中。关于他父亲的罪名，我们并没有找到最确凿的印证。坚持留在上海的祖父张铭反而长袖善舞，1955年还担任了上海文史馆馆员，虽然也曾身陷囹圄，但最终有惊无险，安然度过以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尽管文史馆群众批他是‘三迷’（官迷、财迷、色迷），要揪斗他，但他仍逍遥法外，一直逍遥到1977年94岁才彻底逍遥。”这里应该是张贤亮记忆的误差，按照生平年表，他的祖父过世时享年88岁。

在散文《父子篇》里，张贤亮详细叙述过祖父和父亲的不同命运。英年早逝的父亲，“始终没有扮演好社会分配给他的角色”，“他一辈子都由祖传的神经质的冲动，也即下意识所支配，茫茫然于两大敌对阵营之间，哪里热闹往哪里凑，终于两个阵营都抛弃了他，最后一事无成，瘐死狱中”。他也感叹祖父，“他把喜剧中的角色都扮演完了，剩下的悲剧角色，只能由他的后代去扮演了”。

留给张贤亮的，果然只有悲剧角色。1949年的户籍登记，他的成分是“资本家”，家族历史，成了烙刻在脸上的黥印。1954年，他没能从北京39中高中毕业，他自述就是因为父亲和“成分”问题的影响。学校里有人偷东西，老师拿他来顶罪，在毕业前夕将他开除。30年后，已经成名的张贤亮应邀到母校39中作报告，他在留言簿上题写了这样一句话：“感谢母校给了我一个艰难的起点。”

《京星农牧场志》附录的1955年移民名册里，张贤亮的职业栏被填写成“职员”，这个说法，张贤亮应该不会认同，他自述：“我成了待业青年后，到刻印店去揽刻蜡纸的活儿，刻一张蜡纸5毛钱，刻印社提成3毛，我拿两毛。我一天能刻5张蜡纸，得一块钱。用以维持母亲、妹妹和我的生活。”胡晓明的职业栏填的才是“印刷工人”，不过他似乎也不认同，他自述：“1955年从北京四中毕业，考上了北京钢铁学校，但因为父亲决定移民西北，就没有去上学了。”

胡晓明并不太愿意回忆往事，虽然他是京星农牧场的老人们公认与张贤亮最为相熟、亲如一家的故人，虽然张贤亮成名后，胡晓明也长时间生活在他周围，可是他从来未曾与往事一起，出现在张贤亮的任何自传性回忆文字里。胡晓明的祖籍在河北，祖上闯关东到了东北，父亲在哈尔滨念书，战争时期，先给日本人做过翻译，后来又给苏联人做过翻译，50年代来到北京，在东四一家职业教育学校里任俄语老师。那时候，张贤亮家就住在东四土儿胡同。胡晓明告诉我们，张国珍过世后，他父亲胡俊卿经常接济张贤亮一家，他和弟弟就是这样与张贤亮认识的。后来往西北移民，两家人也是一起走的。到了宁夏，两家人的生活，也一直相互照应着，亲如一家，他说“我和弟弟都管张贤亮叫大哥”。

只是他们最终并没有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一家人，1958年张贤亮被打成“右派”送去银川西郊的西湖农场劳改3年；同年，胡晓明被打成“反革命”，送去罗平，服刑7年。胡晓明回忆说：“我弟弟1958年从贺兰中学偷跑了，回了北京，后来去了北大荒，又辗转去了青海，最后回了东北。张贤亮的妹妹考上了兰州的戏剧学校，一个人走了。我们两家等于都散了。陈阿姨实在过不下去了，她把张贤亮托付给我父亲，离开宁夏，回了北京。”“张贤亮到西湖农场劳改后，我父亲几乎一个星期去看他一次，给他送炒面和胡萝卜，骑自行车去，当天回不来，晚上要借住在老乡家里。我被关了7年，父亲只看过我两次。”这个细节，是胡晓明叙述中，唯一令他差点哽咽的部分。他平复了一下情绪，像是自语又像是解释：“其实我也不怪我父亲，我也理解他，毕竟陈阿姨把张贤亮托付给他了。张贤亮个头大，吃得多。”

“孤独悲凉的心，对那一闪即逝的温情，对那若即若离的同情，对那似晦似明的怜悯，感受却特别敏锐。”这是张贤亮在自传性文字中反复自我审视。胡俊卿的一饭之恩，张贤亮也是铭记在心的。80年代中期，张贤亮调到文联，凭借作品获得名气和地位后，胡晓明说，他从立岗去银川找他，想找个工作。张贤亮让妹妹贤玲出面，把胡晓明安排到市一医院的卫生干部进修学校看大门。胡晓明也试图学习张贤亮，通过写作来改变命运，他写了三篇通俗小说，发表在宁夏一个通俗杂志上，写完第三篇，这个杂志就被撤销了。等到张贤亮开始搞西部影视城，又把胡晓明安排到了影视城的展厅，负责看管和讲解。可是干了两年，胡晓明不愿意了，于是又换了工作，到文联传达室看大门，干了5年。两个人的命运，一个越来越往上走，一个却在往下沉。胡晓明的性格，由王庚年这样中立的第三者来说，也只能形容为“越来越古怪，脾气大”。曾经在黄河荒滩上亲如兄弟的两个人，最后还是日益隔膜。离开文联后，胡晓明又去找张贤亮，希望回到影视城，这一次，张贤亮拒绝了。

在胡晓明的解释系统里，他觉得张贤亮就是忌讳他知道太多往事。他找出的证据，是张贤亮答应给他找工作的条件，就是不许说以前的事情，以及张贤亮后来很少提到京星农牧场，2005年建场50周年，场领导王庚年希望请张贤亮题字，也被拒绝了。在胡晓明的记忆里，张贤亮从没有再回过通义乡的黄河滩边。这段往事，我们无法从张贤亮的文字中找出印证。胡晓明最后一次去找张贤亮是2007年。“我回影视城去找过他一次，在门口堵住他，问他要了两幅字。别人陪我去的，张贤亮说他的字6000块一幅，让我们下个月25日来取，到时间我们又去了，别人的两幅字花了1.2万元，我没给钱。后来建设农场办社保，我只有1万多元的积蓄，不够，就托人卖了这两幅字，得了8000块，加起来把社保办了。”

因言获罪

“田野上纯净的空气仿佛争先恐后地要往你鼻子里钻，不可抗拒地要将你的肺腑充满，天蓝得透明，让你觉得一下子长高了许多，不用翅膀也会飞起来。”这是张贤亮为数不多的对京星农牧场生活的回忆，只不过模糊了具体地点。“那时，我在宁夏农村举目望去，几乎无一不是古代场景的再现。……农业劳动，都和汉唐古墓刻石上的‘农家乐’一样，洋溢着原始的淳朴。”“移民们都是北京市民，虽然不会农业劳动，却会玩耍，不乏会钓鱼的人，他们用一根细木棍系根棉线，棉线一端再挽根弯铁丝，连鱼饵都不用，垂在河湾浅滩边上，居然能把几斤甚至十几斤的鲤鱼、鲶鱼钓上来，令我煞是羡慕。”

站在贺兰县的角度，并没人想刻意亏待这些北京移民，国家实行了生活供应制，所需口粮等均由安置办负责统一购买并送到安置点，按月发放供应。“每人每月供应食粮17.5公斤（白米4公斤、白面1.5公斤、黄米14公斤）、食盐0.5公斤、香油4两（1斤为16两）、菜金1.50元，每户冬季发无烟煤100公斤。”供应标准甚至高于当时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当时移民中最出名的，并不是张贤亮，而是袁世凯的六姨太叶蓁、儿子袁巨勋和两个孙子袁家伟和袁家振。移民们习惯性地叫两个小娃娃袁小五、袁小六。六姨太死在贺兰，袁小六留在内蒙古的农村。王庚年说后来见过袁小六一次，“他酒量很好，白酒当水喝。他想得不多，放了一辈子羊，总算平平安安”。

当时毫无名气的张贤亮，后来却成为北京移民中最著名的人物。他的命运转机始于1956年秋，政府听取了移民的需求，将移民中的知识分子和有特殊技能的人才介绍到机关、学校、煤矿工作。1956年秋，甘肃省第二文化干校从京星移民中招聘了12人做文化教员，有张贤亮、刘小钧、尚毅、宋多儒、王惠恩、张洁和高钧等。1957年，意气风发的张贤亮开始了诗歌创作，歌颂“新时代的来临”，连发了四首诗歌，分别是《夜》、《在收工后唱的歌》、《在傍晚时唱的歌》和《大风歌》，分别刊发于这一年《延河》第1期、第2期、第3期和第7期。

张贤亮的才气于是从北京移民中凸显出来，“有才华”这个论断，此后成为贯穿他一生的评价，尤其是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农场同伴们，用来描述他的第一个形容词，就是“有才华”。可惜，厄运也随之而来。《大风歌》发表后，迅速遭到了《人民日报》的批判，在“反右”风潮里，张贤亮迅速被打成“右派”，1958年被发配至西湖农场劳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生，从此持续了22年，贯穿了他的22岁到44岁。最年富力强的年华，他的人生在西湖农场和南梁农场之间辗转，前者是劳改，后者是劳动。名义不同，自由度不同，但工作内容大同小异。

西湖农场与南梁农场只有一桥之隔，都在银川西郊，张贤亮先后两度在西湖农场劳改服刑，分别都是3年，1958至1961年，1965至1968年，罪名都源自《大风歌》。西湖农场如今大部分被改造成了湿地公园。当年的劳改往事，已经无迹可寻。张贤亮自己留下的西湖农场记述，是他人生中最惨烈的部分，被误以为死亡丢进太平间的死人堆，半夜醒来，爬出死人堆敲门，后来得到一位杨姓医生救治，靠吃乌鸡白凤丸才恢复了元气。

决定他命运的文件，张贤亮自己只从档案中找到过几张“雪莲纸”。“1979年我平反时，给我平反的单位从我的个人档案里只找到一张21年前押送我到劳改农场的小纸片，类似‘派送单’的东西，我名字后面，填写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除此之外，再没有一份证明我是‘右派分子’的法律依据，更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把我打成‘右派’的原因。即具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这张纸我见了，只有巴掌大，纸质脆薄，比现在公共厕所里放的最差的厕纸还差，我认识这种纸，那叫‘雪莲纸’，用稻草造的，因为它不经磨损，不耐存放，一般只写个便条，写信都不用它。而这劣质的雪莲纸，却奇迹般的在我档案中静静地陪伴了我22年之久。拿出来还灿然如新。”

1965年被判为“反革命分子”接受公审。“那天，农场就有30多人在台上一字排开，银川市法院来宣判，我判得还算轻，‘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管制三年’。1979年平反时，我才看到‘判决书’，仍旧是薄薄的雪莲纸，但比巴掌大，如现在B5打印纸那样大小，油印的，长达好几页，办理平反的干部仔细看了后大吃一惊，他吃惊的是我的坦白书。原来，先前我听了反动言论不汇报被揭发出来，农场生产队书记责令我写份坦白交代材料，我竟写了份万言书。坦白交代了我的真实思想。不过这份坦白书，在‘文革’中又成为我升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证。”“我生在1936年，但直到今天我的户口本、身份证上填写的却是1938年出生……1968年2月第二次劳改释放，劳改农场开具的释放证上填写的是1938年。又是一张‘雪莲纸’。”

生活的磨难里，他写下的最伤痛的记忆，是母亲的去世。1968年，趁着“文革”的混乱，他偷偷回过一次北京，只来得及跟母亲短暂相聚，因为发生了西单爆炸案，就被眼尖的“革命群众”揪出来，关进了派出所。母亲花了5天，筹到了给他买票回兰州的钱，当晚，他就连夜被红卫兵遣送到了火车站。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母亲，只收到了一封载有母亲死讯的电报。等到再有机会拿起笔，张贤亮愿意书写下的记忆，是对母亲的敬仰和歌颂：“她从一个贵妇人沦落为在街头靠手工编织毛衣糊口的老太婆，仍始终保持着高雅的风度，我想，只有受过旧社会高等教育的妇女才经得住人生的反复折磨。她虽然身材矮小骨瘦如柴，却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即使变成化石也令人敬仰。她好像是一座贵族文明雕塑出的塑像，专门留给后人瞻仰那过去的永不复返的时光，并且时间越往后越会放射出古典的光泽而历久弥新。”在镇北堡的纪念堂里，放着陈勤宜的巨幅照片。2008年张贤亮担任宁夏的奥运火炬手第一棒，跑完后，他拿着属于自己的火炬回到镇北堡，开始了另一场传递，亲手把火炬捧到了母亲的照片前面。

农场往事

从银川市区到南梁农场大约30公里，根据张贤亮小说改编的《牧马人》和《老人与狗》分别在这里取景。张贤亮先后都陪着来过，不过，在老南梁人的记忆里，1992年《老人与狗》拍完后，张贤亮除了回来参加过朋友崔忠怀儿子的婚礼，就再也没有回过南梁。他们还记得张贤亮在喜宴上吃席，“别的都不要，就指明要吃玉米面糊糊”——那是六七十年代物资匮乏时期，南梁农场最主要的充饥食物。那一次，张贤亮带着老婆孩子一起来的，还留下了罕见的一张合影。留在宁夏农垦60周年的纪念文集里。

南梁农场有三个老居民点，张贤亮被分配在三队，最西边靠近祁连山的居民点，南梁农场办公室主任高晋国回忆说：“当时所有的‘五类分子’都集中在三队。”跟张贤亮相熟的人，高晋国想了又想，说“现在找不到几个了”。“张贤亮不多跟人接触，很孤傲。干农活的时候，半小时休息时间，大家闲谈，他是中心，大家都会围着他，听他讲故事。”关系好的人，崔忠怀肯定算一个，他也是个“右派”，被判了12年，1960年来到南梁农场，后来也到南梁中学当老师，现居北京。崔忠怀也是个不愿意回忆往事的人，高晋国说：“农垦60周年要写回忆录，是我去跟崔忠怀约稿的，我们还在学校里共过事，他一开始都拒绝了，说了好久，才写了一篇。”崔忠怀写的回忆，叫《我爱沙枣树》，他真的只写了树：“50年代，贺兰山下还是一片荒滩，一个连一个的沙丘犹如大海的波涛。自从开了西干渠，西沙滩上建了许多农场，垦荒者铲平了沙丘，开了渠道，挖的第一个坑，栽的第一棵树就是沙枣树。记得栽树那天刮起了五六级的西北风，狂风卷着沙砾直打人的脸，太阳完全被风沙吞噬了，刚栽下的小沙枣树被风吹歪了，吹倒了，有的被连根拔起。”

数来数去，跟张贤亮还算关系不错，还在农场里的，就只有当时三队的大厨彦灯标了，人称“老灯”。老灯是个大嗓门，人还没到，声音先进了门。他随身带着两张跟张贤亮的合影，一张是农场时期，一张是拍摄《牧马人》的时候，在老场部门口。老灯1960年随父亲来南梁，14岁，给领导做过通讯员，后来去银川学了一年做饭，回来就到三队食堂做饭，做了十几年，后来调回场部，一辈子都贡献给了南梁农场。口音虽还是江浙味，脾气却已经很西北，讲起故事来，几乎一句一个“他妈的”。

“我开始不认识张贤亮，我是跟一个姓陈的北京知青关系好，他跟我说张贤亮有才华，很看好张贤亮，要我打饭时候照顾张贤亮一点，我才注意到张贤亮。食堂里的饭我来管，一勺多少我来掌握，多给一点少给一点，谁也不知道。他也会来厨房帮我做事，担水，挑炉灰，择菜。”老灯倒也很坦诚，“我一个大老粗，字不认识几个，张贤亮他能跟我聊什么？就是我能让他多吃两口饭。那时候我就叫他‘张老修’，后来他成了名人了，我也照样叫他‘张老修’。”老灯带来的合影里，农场时期那张黑白合影，就是他、陈姓知青和张贤亮三个人，都是精瘦的模样。

老灯记得，“文革”时期，张贤亮是被当成坏人“陪斗”的，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当时农场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复转军人、东北干部、北京知青、天津知青，都有。“各种派系，我都不参加，我就负责做饭，做40多人的饭菜。”在老灯记忆里，张贤亮的女人缘一直不错，“文革”期间，已经有人在照顾他。“那个女的也是吃过苦的，兰州人，在西湖农场劳改，后来跟劳改队的一个干部结婚了，可她就是喜欢张贤亮，要跟丈夫分开。她丈夫很生气，不给她饭吃，也是北京知青来找我，要我偷偷接济一下她。”这个女人姓陈，在南梁农场并不是一个隐秘的存在，上了年纪的三队老人都知道，还记得她很能干，做的面条很好吃，干活是一把好手，“把张贤亮伺候得非常好，‘文革’期间也跟着张贤亮一起陪斗”。

杨庆寺的父亲1979年调来当三队的队长，跟张贤亮做了邻居，“一排房子九间，他家住东头第一家，我家住西头第一家”。当时张贤亮已经调到南梁中学，成了杨庆寺的老师，杨庆寺就管张贤亮叫老师，管这个女人叫“陈阿姨”。杨庆寺一点也不避讳这段交往，还在纪念农垦60周年的文章里做了详细回忆：“陈阿姨碰到我会叫我到她家去，像待亲生儿子一样待我，给我讲述张老师过去的成就，讲他受的磨难。”“记得陈阿姨一谈起张老师，脸上总是流露着满足和幸福的笑容。”“记得临近冬天，是一个周六，他在家里忙碌了一天，晚上我到他家去玩时，看到他在正房东侧拼接出来的套间里用土坯搭了一个土炕，用砖砌了一个写字台。写字台砌得很精巧，桌面用水泥抹得很光溜，写字台前的土坯墙上用小楷字写了‘锲而不舍’四个字。其实接出的套间就是厨房，东墙开了一个不到50厘米的口子，屋子里光线很暗，白天看书写字也必须打开电灯。每天傍晚，陈阿姨都会从晒场上背些草将炕烧热。也就是从那时起，张老师卷着旱烟，在这间小屋子里开始不分昼夜地写作。写他曾经受过的折磨和不能忘怀的‘右派分子’”。

这排房子还在吗？在高晋国、杨庆寺和老灯心里都不太确定，但仍旧决定带我们去找一下。从场部往西，大概十来分钟，先经过的是当年张贤亮劳动的田地，老灯记得特别清楚，以一条水渠为界，左边40亩归张贤亮管，右边30亩是马宗义的媳妇在管。“马宗义是赶大车的，他媳妇会经常给张贤亮送饭。”再往前，是晒谷场，坑坑洼洼的一块水泥地，被土丘包包围合起来，老灯跺着地面告诉我们，以前是夯实的泥地。当年三队在这里晒谷扬场，扬场是两人一组，男女搭配，农忙季一个晒谷场会分布5组人，张贤亮扬场是一把好手，在整个南梁都是出名的。这段赞叹背后，又加着一个浪漫故事，似乎张贤亮还有一段扬场时期的恋情也发生在这里。现在晒谷场晒的不是稻谷，而是枸杞，红艳艳地躺在木板大匾上。

一路往三队走，田边有零零散散的砖房，垃圾遍地。高晋国告诉我们，这些不规范的建筑，都是西海固自流民的房子。终于到达当年三队的居民点，60年代最早的土坯房已经没有了。高晋国回忆说，最早张贤亮住的肯定是土坯房，他的身份还没有资格住砖房，平反当上老师之后，他才搬进了砖房。这一时期，先后与张贤亮同住过的人，老灯和杨庆寺只能数出三个：最早是个日语翻译，也是坐过牢的，三队的人叫他日本特务，然后就是老灯的老父亲，接下来就是陈阿姨。

老灯一进居民点，就先认出了当年的老仓库，大门紧锁空在那里。他坚持说，自己和张贤亮以及北京知青就是在这里合影的，拿出照片来对，明明不一样。老灯和杨庆寺凭着记忆，找到了70年代张贤亮居住的屋子，运气不错，这一排房子虽然格局有了变化，搭建出了院子，但当年的老房子依然还在。一间18平方米的砖房，虽然当年张贤亮接出来写作的套间已经拆掉，从正房里开的门也填上了，但门框的方形痕迹还在，杨庆寺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房子里如今住着西海固的自流民海金学一家，他2010年从固原迁徙过来，一家四口，两个儿子，他说老家修铁路，火车从家门口过，“把家毁了，没法过了”，他实在等不及移民政策，过不下去了，就自己出来了。屋里那个黑色的钢铁炉子，是他一路背过来的家当。他也一路问过几个地方，三队这边很荒凉，但是房子相对便宜，1万多元能买下一间，他买了两间，又花6000多元租下了十几亩地，种枸杞，把日子过下去。如今大儿子已经上小学了，在场部那边的南梁小学，每天都要接送。老二才两岁，还在咿呀学语。30年时光过去，贫穷依然是这里的底色。

声名鹊起

老灯记得，张贤亮跟他说过，如果20年他还翻不起来，这辈子就完了。“20年快到头的时候，他真的翻起来了。”

张贤亮翻身，没别的，还是靠他的才气。1978年下半学期，张贤亮被调到南梁中学教书，每天骑着破自行车，从三队赶去场部。高晋国是1979年到的南梁中学，跟张贤亮共事。

南梁农场的办公室主任高晋国曾经跟张贤亮在南梁中学共事。1978年下学期，张贤亮先调到南梁中学，高晋国是1979年去的。他模仿了一段张贤亮上课的风格，把书夹在腋下进教室，翻到当天要上课的页码，再反扣在讲台上，然后什么都不看，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他从来不做教案，不用讲义，也不按照老师参考书规定条条框框来讲，他就是过目不忘，娓娓道来，学生们都喜欢听。”“1979年8月假期，全农垦系统的老师去灵武农场培训，张贤亮去给老师们讲课，也是一样，一本书就开讲。”张贤亮教语文，但杨庆寺说，张贤亮的数学也很好，他有一段时间，每周六都在张贤亮三队的家里补习数学和英语。英语是张贤亮1978年之后跟着广播自学的。

这个时期，张贤亮重归创作路，只是，他不再写诗了，只写小说，张贤亮自己解释说：“诗人必须是将假象当作真相的人，只有假象令人兴奋，令人哀伤，令人快乐，令人愤怒。真相只能让人沉思和冷静。自从经历了皮破骨损，满身伤痕，尤其是1960至1962年的大饥荒，我从劳改队的破停尸房爬出以后，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能使我感情产生波动，在瞬间爆发出灵感的火花了。人一务实，便无诗可言。我已失去了诗的境界和高度。”

但是在小说领域，张贤亮的才华迸发出来。他从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四封信》、《四十三次快车》、《霜重色愈浓》、《吉普赛人》，接连发表在当年的《宁夏文艺》上，分别是第1、2、3、5期，都是头条。创作再一次改变了他的命运，张贤亮自己回忆：“我在《宁夏文艺》连中三元，都是发表在头条位置，这果然引起了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陈斌同志的关注。在他的过问下，我才获得彻底平反。后来将我从农场调进宁夏文联上班，是当时宁夏文联主席石天同志主持，具体操办的是陈葆泉。”“记得第一次到宁夏文联，也就是《宁夏文艺》编辑部开我作品研讨会，文联在一个电影机械配修厂楼上办公，黑黝黝的走廊臭烘烘的，一间间办公室跟洞穴似的乱七八糟。会议室其实是乒乓球室，大家围着乒乓球台正儿八经地对我评头论足。”

张贤亮把自己的才华，归功于童年所受的古文启蒙教育，因为获得了良好的启蒙，所以当“母亲将我送进正规小学，一年级的课文是‘来来来，大家都来上学堂’之类。从头到尾所有的字我早已认得了，颇有一种优越感，于是就找课外书来读。家中除箧藏的线装书，还有很多闲书，都是大人随手买的小说诗集，那些闲书启发了我幼稚的想象力，让我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茨威格笔下赌徒苍白而纤长的手指，常在我眼前神经质地颤动，我也能听见《战争与和平》中小姐们裙裾窸窣作响，我记得那时就看过今天仍很畅销的《飘》，还有一本现在再也找不着的题为《琥珀》的英国小说，‘非典’时我曾想起它，那里面有17世纪欧洲闹黑死病的可怕场面。当然还有基督山伯爵的快意恩仇和三剑客的潇洒”，“书里的字虽然是印在薄薄的劣质黄草纸上，纸面凹凸不平，奓出扎手的稻草秸秆，但一个个字似乎都经过了过滤，没有一丝污秽，字字遗世独立，洁净挺拔”。

杨庆寺的记忆里，自从张贤亮到南梁中学教书开始，“陈阿姨”就越来越不快乐，“她比起在三队的时候消瘦多了，我隐约感觉到她有些孤独，只有她养的那只大黑猫每天陪伴她”。1980年，张贤亮就调走了。“临走前他送我一套《英语广播》教材，并告诉我，做事要锲而不舍，你的英语很差，要好好学。至于陈阿姨，至今我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离开南梁农村的，又到了什么地方？我的确很想念她……”

调到宁夏文联不久，《宁夏文艺》改为《朔方》，张贤亮成为《朔方》的编辑，进入了专业作家组。他认识了同为编辑的冯剑华，两人组成家庭，很快生了儿子张公辅。张贤亮的创作黄金期就此展开，从1980到1993年，他几乎每年都有几篇新作问世，而且都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标志人物。他凭借着这些作品，开始平步青云，成为宁夏文联主席。这个“主席”的称谓，跟了他后半生。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不断书写自传性文字，并且在流传中被认定为他的真实人生。而这人生中的旁证，或者与他的生活早已相去甚远，于是，张贤亮越来越得以完成他强大而完整的叙述，构建起他理想中的自己。

老灯说，他后来跟张贤亮的关系也淡了，但他还是很肯定张贤亮的——“给我解决过不少实事。”老灯的儿子女儿上中学，都是找的张贤亮帮忙。“他写个条子过去，我儿子就上了一中，女儿上了二中。”高晋国在旁边补充：“一中、二中和九中，是银川最好的学校。”1993年镇北堡西部影城开业，张贤亮只请了南梁农场的三个人，场长、书记和老灯。同样也是一饭之恩，张贤亮的报答，在老灯的回忆里，结束于90年代。“崔忠怀婚礼过后，他要我帮他在农场挖一株枯死的沙枣树送去影视城，我找车送过去了，问他手下的人要了1000块钱，后来跟人一起去问他要了一幅字，他给别人都写了好几个字，给我只写了一个‘梅’字，我还骂他，他就解释给我听，还在旁边题了一首诗。”张贤亮的死讯，胡晓明和老灯都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胡晓明在追悼会上送了花圈，而老灯没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