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的“野蛮生长”

( 张贤亮在他开发的宁夏镇北堡西部影城（摄于2002年） )

从祖父、外祖父到父亲、母亲这一辈，张贤亮的家世即便现在来看，也称得上显贵。可惜这繁荣只从清末延续到民国。抗战伊始，家道中落也就开始了。曾经的显赫，定格在了祖父那一辈，收录在祖父张铭那些送不出去的诗词歌赋合集里。就像张贤亮自己在文章里所说：“他（祖父）把喜剧中的角色都扮演完了，剩下的悲剧角色，只能由他的后代去扮演了。”

张贤亮的故事，浓缩起来很简单，19岁被迫移民宁夏，1957年发表长诗《大风歌》，次年被打为“右派”，此后22年，生活囿于一桥之隔的两个农场之间，一边是劳改，另一边是“戴着帽子”劳动。总之都是要改造成社会新人。1978年平反后，张贤亮重新走上创作道路，以小说开创出新的人生，写下了《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等一系列作品，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成为文坛中极具名气和争议性的人物，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会引发一轮争议。

如果不是时代的风云际会，昔日南京狮子桥的张家小少爷，“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长子长孙、曾经裹在锦缎襁褓中，在红灯绿酒之间，被京沪一带工商界大亨和他们的太太啧啧称赞的人”，“怎么可能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者？”在《灵与肉》里，张贤亮已经借由“许灵均”开始自我剖析，“他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在人和自然不断地进行物质变换当中，他逐渐获得了一种固定的生活习惯，习惯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模式来塑造他，久而久之，过去的一切就隐退成了一场模糊的梦，又好似从书本上读到的关于别人的故事。他的记忆，也被这种固定的生活习惯和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拦腰折断了”。但张贤亮当时摆出的是与过去决裂的姿态：“在这两端之间的全部过程，是糅合着那么多痛苦和欢欣的平凡的劳动！”“他在这20多年来，在人生的体验中获得的最宝贵的的东西，正就是劳动者的情感。想到这里，他眼睛濡湿了，他是被自己感动了，他没有白白走过那么多艰苦的道路。”

当“成分”不再是掐住一个人命运的决定因素，张贤亮终于可以更加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对于家族的寻根追忆，在张贤亮后期的随笔和访谈里，频繁出现，他不止一次借用雨果的《九三年》，那个火场逃难的贵族折返回去救农户小孩的细节，来证明贵族的气节。“有的贵族虽然失去了财富，但不会失去贵族气度。”他对母亲的赞颂，同样是以贵族气质作为尺度：“她好像是一座贵族文明雕塑出的塑像，专门留给后人瞻仰那过去的永不复返的时光，并且时间越往后越会放射出古典的光泽而历久弥新。”那被拦腰截断的、被他鞭笞过的生活，反而越来越成为他的精神支柱。

为了理解时代带给张贤亮的矛盾和复杂性，我们这次的寻访，从他最初到达宁夏贺兰县的移民京星农牧场开始，直到镇北堡西部影城，去寻找真正与他相知相交，见证过历史的故人和旁证。在这一路的寻访里，我们发现，张贤亮的矛盾和复杂性，不仅在作品里，也存在于真实的人生中。吃够了时代的苦，他当然懂得趋利避害，顺势而为，成为实用主义者，可潜藏的他又一直要炫耀的“贵族精神”那根傲骨，却又不是能轻易拔掉的。

现实的生存与理想的精神世界，在张贤亮身上，始终在搏斗。不管是写作还是创业，他都始终处于既想直面自己又想趋利避害的矛盾状态。他在作品里歌颂劳动者，真诚地剖析农场生涯里的心路历程，却始终并不太愿意面对农场的故人，而他的故人们，记忆与他并不一致。他逐渐放弃写作，开始经商，不再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却又不断在散文中为自己辩解，论证经商的重要性，以及镇北堡是他的“立体文学作品”。1993年的镇北堡影城，是张贤亮人生的另一个转折，从作家到“资本家”，他成功转型，将名气变现为财富，终于和他的“成分”烙印达成一致。在他的个人叙述里，经过20年，这个创业故事已经完全成为他的先知先觉，一往无前的大智慧。而真实的创业，却远没有这么简单。

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农场生活，还是他的创业故事，我们寻访到的可做旁证的故人们，无一例外地保持着多年的沉默。他们见证着张贤亮的复杂性，也认同他绝境求生的意志力和才华。江南才子的天赋和劳改多年磨难，造就了现在的张贤亮。而旁人的沉默，刚好帮助他完成了一个孤证的叙述——成为理想中的那个自己。 作家生长张贤亮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