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张贤亮作品：争议、突破与脱节

( 回忆起最初看到《绿化树》手稿，现年81岁的原《十月》杂志副主编张守仁依然很激动 )

“最好的作品”

走小说创作这条路并不是张贤亮原本的设计，他最初希望能往学者的方向发展。1979年平反后，他先给《红旗》杂志投了很多政治经济方面的论文，无奈全部被退回，经人劝说后才开始尝试文学创作。幸运的是，他遇到了自己的“贵人”，从第一篇投稿《四封信》开始，他投给《宁夏文艺》的稿子就接连被采用。曾在宁夏文联和《宁夏文艺》工作过的虞期湘曾经回忆说：“1979年，《宁夏文艺》还是双月刊，可是在6期刊物上接连发表了张贤亮的4篇小说，从《四封信》到《吉普赛人》、《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在这样的春天里》，推广力度之大可想而知。”

尽管最初发表的小说影响力不大，却帮助张贤亮打开了进入文坛的大门。1980年，文联把他调入《朔方》（由《宁夏文艺》更名）担任编辑，张贤亮从此开始了专业文学创作。之后《灵与肉》发表，风靡一时，引人注目，也因此，当时《十月》杂志的章仲锷和张守仁对张贤亮有了更多关注。“1980年春天，张贤亮从宁夏跑到北京，不知道怎么就找到了章仲锷家里，当时我也在，我们三个人一起喝酒吃饭，谈了什么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是都很高兴。那是我和章仲锷第一次见张贤亮，不过见面前就已经注意到他，觉得他很有才华。”张守仁对本刊回忆说。这之后，张贤亮与《十月》的关系逐渐密切，1981年，《十月》经章仲锷之手刊发了《土牢情话》。1984年，章仲锷调去《当代》杂志后，张贤亮又把中篇小说《绿化树》交给了张守仁。

《绿化树》叙述的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章永璘，被打成“右派”，备受迫害，但出于生存本能，想方设法填饱肚子。章永璘自我思想改造的动力，来自他对马克思《资本论》的阅读。而农场青年女工马缨花对他关爱备至，马缨花有过不幸的经历，也没有多高的文化，但她向往知识，追求美好的事物，她的爱给章永璘的生命注入热烈的活力和希望。在号称“美国饭店”的马缨花的家里，章永璘一边读《资本论》，一边享受着“主妇加牛肉白菜汤式”的生活，同时也在精神与物质、灵与肉两个世界之间徘徊。不久，章永璘就被召到场部，重新管教，再一次失去了人身自由，也永远失去了马缨花。只是在几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马缨花”还是一种植物，又名“绿化树”。20年后，章永璘再返农场时，一切都已面目全非，经过多方探听才知道马缨花早已跟着哥哥回到青海。

回忆起最初看到《绿化树》手稿，今年81岁的张守仁依然很激动。“小说寄过来，我一口气看完，兴奋不已，觉得自己这辈子怎么能捞到这么一条大鱼，就好像在开采矿山的时候，这么大的一个金块落到了我的手里，太幸福了。”他告诉本刊，当时《十月》有一套自己的用稿标准：“作品的文学性要强；要有独特性和创新性，要能让人看了以后觉得耳目一新；小说的语言还要很精彩、很优美。”在张守仁看来，《绿化树》完全符合甚至超越了这些标准。“文学说到底是人学，他在小说里写了饥饿和苦难，他已经落到了地狱底层，但是在底层，他看到了人间的温暖和光明，写出了马缨花和章永璘之间温暖的感情，这是非常可贵的；他的人物塑造得很鲜活，尤其是马缨花这个形象，‘就是钢刀把我头割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非常生动。还有细节，他写到白面馍馍上印着的那个指纹，让我终生难忘，情感是看不见的，他能把情感形象化、雕刻化，这样的细节是绝无仅有的。”张守仁告诉本刊记者，他对《绿化树》几乎没有做过任何修改，直接签发在1984年第二期《十月》的头版上。“很多作品需要编辑的修改和指导，像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当初我也修改过，但是《绿化树》不需要，写得太棒了，是张贤亮一辈子最好的作品。”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 )

能成为“最好的作品”当然不只是因为小说在语言、细节等写作技巧层面的高超，更重要的是，小说尝试着突破当时文学和思想领域的一些禁区。“在《绿化树》中，他越过了‘爱’的边界，进入肉欲的广阔世界，这种勇敢的越界行为，在当时无疑具有激活沉寂社会的功能。那个时代人们谈‘爱’是抽象的，不涉及肉体，甚至取消了性差别。张贤亮无疑是超前的。”这是当时对这篇小说的评论。

第二年，处于创作巅峰期的张贤亮又在《收获》上发表了长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部小说与《绿化树》有互文性，男主人公仍然是章永璘，女主人公则换成了黄香久。

小说描写章永璘在经历了第一次劳改释放后，再一次被送进劳改农场，遭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一个偶然机会，他碰见了在农场水渠中裸身洗澡的女犯人黄香久，在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八年后，章永璘与刑满释放的黄香久重逢，经人撮合，结为夫妻。新婚之夜，章永麟发现自己由于长期的精神压抑导致阳痿，在多情豪迈的妻子面前，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和尊严。面对妻子的出轨，他忍受着羞辱、自卑等情绪折磨。而在一次抢救国家财产之后，章永璘突然爆发，恢复成一个正常男人，但他陷入了对妻子出轨的厌弃，最终背弃黄香久流浪他乡。

小说中细致地描写了女性的肉体，并第一次在两性关系上进行铺陈，虽然对此经过了审美化语言的处理，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在其《一个人的文学史》里回忆，小说发表后受到很多质疑，也遭到很多女作家的抗议，冰心甚至写信给巴金，让巴金“管一管”。可贵的是巴金当时回复，这是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没有迎合市场化的倾向。

之后有统计显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评论文章加起来有200多万字，是小说体量的十几倍。尽管争议不断，当年依然有很多人喜欢这部小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就是其中之一，他向本刊回忆当年的感受时说：“那时候，《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包括《绿化树》，都是让我们非常兴奋的作品，几乎人手一册，争相阅读。有些作品会让你激动，对思想的冲击力很大。比如说，高行健的《有只鸽子叫红唇儿》、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靳凡的《公开的情书》，这些作品都书写了一种爱情，但那个爱情是让你激动的、是思想性的爱情，是思想之爱。而张贤亮的作品会让你兴奋，让你感到洋溢了一种生命和身体的快乐，这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所少有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欲望和身体的书写上是破天荒的，虽然有人认为其过分媚俗，但却在当时打开了一扇门，也为当代文学书写身体率先做出了一种挑战。”

突破

正是因为作品中鲜明的文学意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杨才将张贤亮视作80年代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甚至认为直到张贤亮出现，“反思文学”才真正具有反思的意义，不再停留于对“他者”的控诉，而转向对自我的审视和批判。“‘伤痕文学’和继起的‘反思文学’的兴起拉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帷幕，张贤亮是这一时期绕不过去的人物。‘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建构的是一个善恶对立、黑白分明的世界，而张贤亮率先走出这种二元对立，尤其是他的代表作《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全新的视角讲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李杨向本刊记者分析说。

陈晓明也说，在80年代上半期的文学中，张贤亮非常重要。“如果只数出五位作家，其中就一定包括张贤亮。”陈晓明告诉本刊，90年代开始写文学史时，他重新研究了张贤亮的作品。“他的故事叙述得非常好，比如《灵与肉》，有一个很充裕的历史背景，它是关于资本家的，跟同时期其他作品非常不同，空间感就不一样。在很多作品中，张贤亮写出了知识分子对命运的反思，对现实境遇的挑战和不愿意屈服的意志，我觉得这都是很感人的。像章永璘这样一个人物，虽然带上了时代印记，他身上有张贤亮赋予的那种矫情，不断地思考祖国、国家这些宏大的政治概念和老套的政治术语，但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历史境遇中，在西北荒茫大地上的那种挣扎、不可屈服以及与命运抗争的状态，在小说中表现得非常饱满，也非常真实。”而《收获》杂志副主编钟红明则向本刊评价说，张贤亮非常大胆，“他能描绘到人性深处，许多人都会在作品中‘伟视’自己，但他是正视自己。他的作品给人的冲击，还不在于正面描述人性的冲击，而是他有一种坦然的目光”。

作品的所有内涵和意义，都要通过写作技巧来呈现。陈晓明很推崇张贤亮小说中的叙事和结构：“他的作品中始终有一种三重结构，第一个是苦难的叙事历史施加在人身上的创伤；第二个是回到自我内心的渴望和反思，包括他读《资本论》、思考祖国的命运，都有某种思想层面的存在；第三个是在苦难叙事中的情爱叙事，使得作品包含了双重韵律，显出了纵深感。在他笔下，爱情都体现着肉欲，不管是章永璘与马缨花的情感，还是章永璘与黄香久的情感，都充满了欲望和本能。张贤亮的书写表现出一种对女性身体的迷恋，这导致他专注于活生生的女性本身，与过去那种纯粹的‘精神之爱’的书写完全不同。”

更大的突破在于，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极为成功，而这一点恰恰是当时的文学创作所欠缺的。陈晓明分析说：“当代文学在很长时间里遗忘了书写女性，比如王蒙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女性形象，我听他讲过《蝴蝶》的故事原型，非常动人，其中有一个女性就是他的邻居，很漂亮，但他在小说中完全没有写到这些。《芙蓉镇》写到了女性，但她是一个传统的、农村的、在伦理秩序中出现的女性。《青春之歌》的女性形象是在党的教育下一个概念化和意识形态的产物；《百合花》里的女性形象又非常淡雅简略。而张贤亮的女性是没有被传统规训的、没有被知识分子话语包裹的、没有被时代的意识形态侵蚀的女性。而且在那个时代，女性的身体等很多东西没法展开，有些小说中提到了女性，连她们身材怎么样都不知道，但在张贤亮笔下，不管是马缨花，还是黄香久，都是饱满生动、有生命活力的。不管他带有多么鲜明的欲望的色彩，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中，张贤亮对女性形象的书写确实是超越了此前所有的作品。”

当然，张贤亮小说本身也存在局限性。“他是有可批评的地方，但是这个批评不能剥离开那个历史情境。一方面，他的作品抓住了历史，书写出知识分子要站起来，要有勇气去反抗自己的命运的意志，这个很真实；另一方面，他没有把施加历史迫害的那只手清晰地勾勒出来，但这似乎已经超出了张贤亮的能力。”陈晓明说。

脱节

张贤亮的小说中有种“伤痕之美”的特质，这将他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区分开来，并使他的作品更加独特，也更有影响力。对于“伤痕美”，张贤亮也曾公开谈过，他写过一篇文章叫《从库图佐夫的断臂谈起》，讨论托尔斯泰作品《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库图佐夫的断臂，他认为它表达了生活的沧桑和不幸，但这种沧桑和不幸的经历，都成为生命强大的一种证明，他在此基础上确认作品和人物的意义，所以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璘们，也因为伤痛和伤痕，构成生命的一种证明，他在作品中要写出这种证明，而不是施加伤痕的那种历史。正如陈晓明所言：“苦难退隐到幕后，叙述进入到一个动人的情爱故事中。”“知识分子的受难史被写成了崇高史，抹去了主体的苦难伤痕，也抹去了历史的非理性和荒诞性，在他笔下，主体在任何给定的磨难中，都能感受到爱与美，主体并没有因为蒙受苦难而异化，而是在特殊的情境中，痛苦最终造就了他。”

但是，到80年代中期后，时代发生了变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所疏离。“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讨论逐渐使文学中的人性描写突显出来，但张贤亮依然没有脱离他惯常的叙事逻辑，还在试图从‘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苦难史中挖掘伤痕的美感。他依靠时代的一种背景来确认和放大作品的意义，但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陈晓明说，“因此，基本上在80年代，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后，张贤亮的作品就开始与这个时代脱节了。”

此后，张贤亮选择转向改革文学，他塑造了某种改革的英雄和开拓者家族，但是这类作品基本上写得很“假大空”。再到后来，“八五新潮”出现，张贤亮的大部分作品也被时代抛在身后。“我问过很多学生，他们表示《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还是能读下去的，《土牢情话》和《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也很经读，但是其他作品就很难说了。”陈晓明说。

至于张贤亮自认为小说的文学价值被低估，不同人自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夏志清读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认为“张贤亮是80年代中国大陆最杰出的作家，其才华不仅远非同时代中评价甚高的阿城等人能比，甚至可以与张爱玲、沈从文等量齐观，其水准应在老舍、茅盾这样的小说家之上”。而陈晓明则评价说：“就我们研究的80年代上半期的文学而言，他获得的荣誉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挺恰当的。”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叶开的《张贤亮：心灵贫乏时代的先觉者》，感谢实习生黄紫袆的帮助） 文学小说作品八十年代资本论争议脱节收获马缨花陈晓明张守仁张贤亮突破绿化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