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声的价值：张贤亮与镇北堡

( 张贤亮应邀题字 )

入场

1992年的张贤亮已经出入自治区文联大院多年。院子里的文人很多，现在去走访，很多人依然住在那些略显老旧的房子里，记得张贤亮高高大大，喜欢和人打招呼聊天的样子。那时他的名气已经达到了鼎盛，银川的城市生活绝非他的目标。张贤亮对于银川的印象起于50年代。在农场，他以为银川说的是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而不是通常黄河河套引黄灌溉中心富饶美丽的意思。为了送一位同来的北京移民的妻子进城治病，他第一次从京星农牧场前往银川市。他曾经描述银川当时的一条街道三座楼，最高的是三座古建筑，以玉皇阁、鼓楼和南门楼为标志，其他民居“和我进城后住的学校家属宿舍类似。可以看出它不过是乡村的农家小院，只是移进到城墙里面来了而已。上面展示的这些建筑物的外形及其内部格局，几百年来没有变化，也反映出这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几百年来也没有什么改变”。

这片老银川印象有虚有实。被他在2012年最后一次对镇北堡西部影城进行大规模规划修建时，用一砖一瓦展现了出来。细致入微的马鸿逵的府邸、女子大学，以及解放前银川的茶馆、旅馆、戏院、书店等等做过非常认真考证的建筑群。但凡来过的人都会发现，这里与很多仿古做旧街道不同，这是张贤亮眼中的银川，最显眼标准性建筑是银川汽车站。这个汽车站的砖色像极了贾樟柯电影里那种灰暗破旧的车站，门口还停着两辆破得快要散架的小铁皮车。在平反前，被允许半年进城一次的张贤亮就因为赶不上当天的班车回农场，既没有介绍信也没有钱，只能在汽车站过夜。“那时的城市是没有‘夜生活’的。夜幕刚刚降临，每家每户亮起灯吃晚饭，然后立即睡觉。冬季到晚上8点钟，夏季到晚上9时许，银川市市内就悄无声息，只有我一个‘流民’在街头流浪。”

一位文联老作家对本刊记者说，2004年张贤亮卸任宁夏文联作协主席时，已经把工作交给当时的党委书记杨继国长达10年了。这些银川市文联的老人以前和张贤亮非常熟悉，在90年代张贤亮经商之后，只剩下了对他20年里零星一两面开会时的印象。“不知道该描述什么，只能描述张主席的音容笑貌了。”本地文联和作协系统的人都是在此时间点上开始从他的生活中淡出。曾和他关系最好的马知遥对本刊记者说：“非常反对他从商，从1993年以后几乎断绝了往来。”

张贤亮自认为：“我与中国其他作家有个绝然不同的特点，不仅因为文学创作而为所在的城市取得了一定的声誉，还亲身参与了城市建设。在谈这方面之前，应该谈一谈我能参与城市建设的前提。我不是本地人，18岁时才从外地来到银川。银川连我的‘第二故乡’都谈不到，至多是我的‘第三故乡’。如果是在一个本土性很强、比较排外的城市，一个外地人即使再有名，也很难在已经形成固定结构的排他性地方社会圈子中发挥作用。”

( 1992年政协会议期间，张贤亮参加文艺宗教组讨论会，右为演员潘虹 )

这个城市建设，就是指1993年建立的镇北堡西部影城。镇北堡在解放时属于贺兰县，现在归西夏区，随着知名度和地位的提高，本来只有一个林草试验场的荒漠古堡，也成了银川市区的一部分。

初建

( 几名游客乘牛车游览镇北堡西部影城（摄于2011年） )

在《宁夏有个镇北堡》这篇最详尽也流传最广、引用最多的自述中，张贤亮说到了1962年自己从南梁农场来镇北堡买“大青盐”。“远远的走来，突然看到荒漠上耸立的两个古堡的废墟。它就像黄土地里迸发出的两种力量，给人一种苍凉的、雄浑的感觉。”衰而不败，破而不残，只有“二三十个瘦老头在卖和他们一样干瘪的土豆、黄萝卜”。“我这一次赶集，改变了镇北堡的命运，决定了前景，也决定了今天宁夏旅游线路的格局。”他讲述的是一个“梦想变成现实”的东方好莱坞故事。

已经发现了镇北堡审美价值的张贤亮，1980年彻底平反后就把镇北堡介绍给了电影界。广西电影厂张军钊拍摄根据郭小川原著改编的电影《一个和八个》，一路从陕北找到宁夏文联找到张贤亮，让他协助提供场景，这样就有了镇北堡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而这部电影的摄影师张艺谋，又把《红高粱》的拍摄地选在了镇北堡。

( 书法家、诗人牛尔惠。现为镇北堡西部影城员工 )

这块目前影视城占据的千亩左右的土地，是属于贺兰山镇北堡林草试验场的国有土地。镇北堡在电影界红火后，并没有立刻打上张贤亮的名字。滕文骥、陈凯歌、张艺谋、冯小宁、黄建新等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电影人都曾来到镇北堡取景。

当时的林草试验场场长袁进琳，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对本刊记者回忆起当时在镇北堡看电影拍摄时感受到的震动。镇北堡在电影《红高粱》诞生后，已经开始散发出巨大的魅力。“日本客人专程到镇北堡来，在《红高粱》留下的小房子前流连忘返。用一个小摄像机对着一块黄土拍了半天。”有人甚至去夸张地抚摸那片黄土，“说仿佛能感受到巩俐留下的温度”。这些外来者的表现，让一直身在本地的袁进琳都印象极为深刻。“看了电影《芙蓉镇》以后，我觉得一部文艺作品给一个地方经济带来的是特别大的契机，为什么我们林草场不能走这样的路子呢？”

张贤亮早期唯一一次写文章提到镇北堡初创时的情况，也提到并非是自己原创这个想法。他写道：“镇北堡林草试验场的场长提出了要支持和留住外景地、开发旅游的想法。我先是看了报纸，后来又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新闻。”其中所说的报纸，就是一直担任《光明日报》驻宁夏记者站站长庄电一1992年为《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写的两篇，有意把《红高粱》和镇北堡联系在一起的文章。袁进琳当时正在林草试验场挂职任场长，镇北堡林草场当时实际开发的只有约1000亩，靠果树经济，“要养活场子里300多人”。袁进琳说：“1992年我找到了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的美工师韩云峰，让他为我们设计一个沙盘。然后找宁夏电视台，把这个设想中的沙盘，和已经在这里拍摄过的影片，串在一起做了一个宣传短片，开始在宁夏电视台播放。”袁进琳向银行贷款6万元，实现了最原始的创意。

“当时参与的还有贺兰山宾馆，原来是自治区政府的附属机构，因为镇北堡拍电影接待了很多剧组，那个经理特别愿意参与，还要把宾馆改成‘明星公寓’。后来也扯了很长时间退出了。”庄电一回忆，早期开发是林草场牵头，一段时间以后，“有人就提出，要不把张贤亮拉进来吧”。给袁进琳和张贤亮牵线的是于咏梅，她做过袁进琳的老师，也是张贤亮的律师。张贤亮后来这样回忆：“每次电影拍完后，附近老乡就把布景拆光，土坯木材拿回家去盖羊圈。林草试验场的场长袁进琳同志找到我，想跟我一同把古堡已经发挥的文化作用利用起来，他的目的是以旅游业带动一方经济，我也认为如果设计得当，则可提高宁夏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并让宁夏人参观后，能体会到人家电影导演在如此荒凉破旧的地方，都能化腐朽为神奇，搞出轰动世界的名堂，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张贤亮对他在镇北堡的股权是这样叙述的：“开办影视城时全中国都没有条件打造那种主题公园，我将自己的译本的外汇版税抵押给银行，加上少量集资总共78万元。”袁进琳给出的原始股数据却是这样：“林草场以羊圈、仓库等有形资产入股20万元，林草场再拿出现金入股20万元，张贤亮的个人姓名权、荣誉权算股份20万元，《宁夏日报》10万元，《银川晚报》1万元，于咏梅的律师事务所4万元，张贤亮带来的台商查竞传据说要入股1万美元，但当时没有给出来。”

为什么当时要引入张贤亮？表面上的原因是他曾经介绍谢晋来拍摄过《牧马人》，深层次原因是庄电一觉得“大家底气不足，都觉得好像有一个文化名人挑大梁会更有成功的希望”。而袁进琳的担忧也很直接。“我那时压力很大，作为一个搞农林牧业的林草场，别人觉得不务正业，另一方面经济困难，向银行贷款说林草场要搞影视是贷不出钱的，没法批，只好以其他名义贷款。”

合力

1992年“文化产业”还不是一个如今这么明确的积极的提法。袁进琳说，当时张贤亮希望把《牧马人》也归于镇北堡时，他也就同意了。今天依然能看到《牧马人》的复原场景，影视城里有三间小屋，也挂着朱时茂和丛珊的剧照。

宁夏在90年代初出了这一个文化产业特例，于是，影视城的创建吸引了几十家海内外媒体的报道。“在西柏林和蒙特利尔，当时都竖起了巨大的广告牌。”袁进琳说，“第一个在柏林拿金熊奖的，第一个在蒙特利尔拿奖的，都是在镇北堡拍的。”

与此同时，张贤亮本人的文学影响力并不逊色于这些获奖影片。很多来镇北堡的人是为了见张贤亮。袁进琳说，“以活宝带动古堡”是自己当时想出的振兴措施。他当时就看准了张贤亮作为宁夏最大的文化资源这一点。“我对他说，宁夏有红白蓝黑四宝，你张贤亮就是一个活宝。不仅活，还是发展的，你就是最现实的一宝。”1993年谢晋开拍张贤亮的《老人与狗》，这一次大放光彩的合作让张贤亮的地位更加牢固。

到1993年2月，当时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启智已经开始搞协调会，把各种条件往一块促成。“张贤亮的作用是我无法取代的。”袁进琳说，“所有建设思路除了‘文革’那块，其他都是原来的创意没有多大变化，包括仓库用泥巴泥起来，里面贴瓷砖搞小体验，弄现代化声光电，包括路和线路怎么规划怎么搭，都是原来做的。”

在90年代张贤亮成立的几个公司中，也只有镇北堡红火经营到了今天。张贤亮分析自己在宁夏镇北堡取得成功的原因，来自宁夏的环境“开放性”。他曾经从唐代到明朝考证到70年代，认为宁夏自古就是从阿拉伯、波斯等地来的移民以半军事半屯牧的形式聚集而来。看到少雨的银川有很多店面以外的廊檐建筑，认为这是“江左遗风”，从东南方来的明代移民建成。再到新中国成立后支边的众多企业、干部的搬迁，都足以说明宁夏文化环境的良好。

这样的说法也没错，难以回避的问题是，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农牧民很多年以后才陆续迁完。袁进琳离开后去农建委做副主任，继续扶持镇北堡。“周边土地和农民的协调，是自治区政府成立专门的班子来全部做完的，连资金投入都来自公共财政。”

在关于影视城产权转换的各种公开报道和自述中，张贤亮都曾经表示，90年代中期国家要求政企分离，本来自己以文联名义占股，文联就按照法律将影视城脱钩了。经过股权逐渐置换，张贤亮成为镇北堡绝对的拥有者。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市场经济分成三个阶段和三种类型的商人：第一个阶段的商人是“骑着摩托提着秤，跟着小平闹革命”的闯荡式的小商小贩，现在这种人中的佼佼者已经成了十万元户、百万元户。第二阶段和第二类商人是凭着价格的双轨制，利用特殊的社会地位从中介性的流通中获取好处的人，这种人即将转化或没落。第三个阶段和第三种商人便是凭着知识和智慧的文化型商人，而未来中国的市场必将是这类商人的天下。显而易见，他自己凭借智慧成了第三类人。

成就

1992年，庄电一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局电话，说在银川市地标建筑鼓楼前面正在搭建一块巨大的电子广告屏幕。明代鼓楼位于银川城市中心，是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关部门不仅划定了保护范围，还拟订了一些保护措施，规定在保护范围内不得随意动工，四周不得兴建高层建筑。“我当时赶到现场制止，但是工人说这要找老板去说。”老板就是张贤亮。很多年过去，庄电一还记得自己当时很气愤，但依然没有指名，只是报道“某广告公司”。他也没想到，这块牌子居然是有“准生证”的，第二天8米高的广告牌一下子就竖立起来，把5米的鼓楼正门挡了个严实。广告牌揭幕时请来了斯琴高娃等国内电影明星助阵，自治区和银川市都反对，还能“合法”，引起很多人猜测张贤亮的背景，至今无解。

“宁夏自治区、银川市为了这块牌子挨了整整五年的骂，说不知道政府收了多少钱。”袁进琳回忆起来也很无奈。而庄电一说，这里自建成之初就不断有人上书要求拆除，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还为此写了议案、提案，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拆除鼓楼西侧广告牌的议案》，自治区文化厅也下发了《关于拆除银川鼓楼西侧广告屏的通知》。文化厅还专门为此召开了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协调会。“但就是竖立了五年”，直到1997年6月28日才一夜拆除。

但张贤亮依然扛住了代表宁夏文化的大旗。2004年第16届金鸡百花奖在张贤亮的运作下落户银川，地点就在镇北堡他花500万元建造的布达拉宫式的“百花堂”。当地媒体这样描写“宁夏没人能与张贤亮竞争。从申办伊始，张贤亮就为银川市上下奔走，他利用与影视界良好的私人关系，托熟人向电影协会‘吹风’，还利用自己在文联的关系找北京有‘头脸’的人物帮银川说话。申办成功后，他又投资500万元为电影节建造了中国电影论坛会址，这在前12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是从来没有过的。”

“张贤亮作为名人，给宁夏带来的名人效应太大了。”袁进琳说。张贤亮给宁夏带来的是全国乃至世界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在金鸡百花节上，他开场第一句话就是：“在这里办金鸡百花电影节比其他地方办电影节都更重要！”他说，“和无锡、嘉兴、明年举办电影节的三亚比起来，金鸡对于银川的作用不可同日而语，这对银川是个里程碑，给银川带来的是聚宝盆！”

作为宁夏的名片，张贤亮把自己的名人效应用到了极致。金鸡还只是百花堂成立的第一场盛事。所有在镇北堡拍摄过的明星都被他用作了宣传片，在电影节上现场直播。百花堂摆放“彰显张贤亮艺术生命和心路历程的各种著作以及重现他从1957至1979年不平凡生活场景组合而成的橱窗”。影视城从来不与外界有任何经济上的合作，在房地产浪潮起步时候，已经把土地租用权签到2043年的张贤亮也毫不在意，土地租用成本是45元一年一亩。他真心投入了心血在一砖一瓦上，每一条介绍词都是他自己引经据典细细写的。在“五一”或“十一”游人最多的时候，张贤亮享受的是站在城墙角上远远地看看人。一些地方作家的回忆中，都有张贤亮曾经大方地给他们各种费用的记录，对于他来说，从商的获利已经显而易见。

张贤亮的行事作风不可能没有反对意见。但在宁夏当地，这似乎从来没有成为问题，反倒因为他敢说敢干逐渐迎合了时代的脉搏。张贤亮从不忌惮于挖掘自己身上的影响力。“我是一个出卖智慧和学识的资本家。”他认为，经营影视城，产权问题要先解决，“必须在个体”。他说在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及外省区对宁夏的宣传上，他一个人上电视的镜头比整个宁夏都多。这样的符号性的解读，使他面对质问从没胆怯过，他说：“文化产业不是集体成果。”

庄电一发现，外来者到宁夏来无一不想见张贤亮，对张贤亮的解读又无一不是符号化的仰视。“如果说中国文人能安于贫寒的占大多数，那张贤亮这样安于富贵的，可能还真是少数吧！”张贤亮的驾照是65岁考的，经过公安局长特批，此后拥有了多辆豪车，第一辆车是宝马C系。张贤亮是真开车，他每次上北京开会都自己一个人一直开到北京。“觉得眼睛、手脚都活了，听着唱片，变成了一个小伙子。”镇北堡的工作人员中至今大学毕业生在10%以上，绝大多数是小学到高中文化的农民。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主席是把开车当运动，经常自己在堡子里面开，很少出去，出去就是开会。”

张贤亮在镇北堡的称呼一直是“主席”。传说每天出门遛弯都有人给他扽裤腿。“张贤亮就是一个国王式的人物。这么多人聚到这里，特别是在节假日，几万人蜂拥而至，每天吃喝拉撒玩，加上有表演的、有卖艺的、有开店的、有开车的、有采购的、有扫地的、有保安的、有导游的、有搞宣传的、有办外交的……不得了，还有无数纠纷、冲突和突发事件等着他，外加税收、卫生、安检、交通、财务等等督查，全都随时随地找上门来。张贤亮往那儿一站，指挥若定，但他小事不管，大事也不管；他就是一个牌位，一个象征，一块吸铁石，有他在一切都乱不了套。早有专职人员坐镇指挥，有他的大儿子替他当第一线的总经理，出面处理，对应排解，整座机器运转自如。他的名声在外，无数人要来见他，包括各种级别的官员，他一概拒绝，愣是不见，一心筹划未来，把全部心思用在出点子上。什么叫精神支柱，张贤亮在大西北，就是一例。他就是一个聪明人，大脑发达，胆大心细，终于碰上了好时代，成功了，发达了，发财了，成了一位划时代的人物——大作家兼大儒商，名扬天下。”舒乙的说法显得太文人气了。

张贤亮曾经在参加北大管理学论坛的时候发表过长篇幅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演讲。他创立的“评议制度”每月一次开大会，所有人都把自己的意见写了塞进他的密码评议箱。镇北堡地下铺了7000多米的管网，实现了地上看不见一个电线杆的想法。厕所也早就实行了“五星级”管理，洁净敞亮。张贤亮在不断尝试文化包装。影视城里曾经卖过两毫升一个小瓶子的黄河水，10元钱一瓶，被张贤亮说成“世界上最贵的黄河水”，为游客阐释“母亲河的乳汁”。跟随他20多年的助理马红英对本刊记者说，在镇北堡，每个人都可以平等提出自己的想法，除了他谁也看不到。这个会每个月开一次，这个看起来最基本也最牢靠的镇北堡式的管理方法，至今不改。对于他，傲气和精明是完全不矛盾的。牛尔惠亲眼见过正在练字的张贤亮接到一位部长来访的电话但婉拒了会面，但也有一整面领导来参观的照片墙，来体现人情练达世事洞明。

2009年镇北堡西部影城被评为五A级景区，门票也渐渐涨到100元。镇北堡西部影城有形资产超过2亿元。不过这个数字并不准确，仅算算那些张贤亮多年来收集的古董家具在标牌上的同类藏品拍卖会参照价格就远超这个数字了。从商后张贤亮住进了镇北堡里，一半时间在都督府，也就是英国电影美工师为《归途》设计的庭院里写字。再后来则有了外表土砖色的小楼，就在牛魔王府外，与员工宿舍相邻。这个两层楼的四合院，从选址、图纸到松木质地的空调外挂机罩子，都是他自己设计的。里面是他收藏的巨大的红木条案，镶嵌白玉的柜子、雕刻祥云和龙纹的椅子。因为喜欢“消失的和即将消失的东西”。

2005年芦花镇更名为镇北堡镇，下辖10个行政村和宁夏镇北部林草试验场，以及华西居委会。而从2004年始，张贤亮已经给影视城扭转了方向，从“出卖荒凉”到“古代北方小镇”转变，影视城虽然员工只有300人左右，却养活了这个曾经最荒芜的地方。“间接效益大于直接效益，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是袁进琳一直以来的想法，他觉得这张名片还会一直有用。

“在银川受伤，在银川痊愈。”很多年前张贤亮曾经在纪录片《一个人和一座城》中这样感叹。现在，张贤亮之子张公辅已经接班，这个四川美院毕业的“80后”的梦想不再是“出卖荒凉”，没有任何父辈时代烙印的他，更喜欢迪士尼的模式，他曾与父亲讨论：“文化不应该让人流泪，而是应该欢乐。”■ 银川牧马人袁进琳张贤亮镇北堡影视城红高粱宁夏旅游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