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斯特

( 普鲁斯特 )

1912年秋天，已经出版处女作《欢乐与时日》（Les Plaisirs et Les Jours）的普鲁斯特，将他的一卷手稿送到出版人伽利玛（Gallimard）手中，希望得到其常识。当时，伟大的纪德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有35年，也只比普鲁斯特大了两岁，却已经是个说话掷地有声的大作家，他随手翻到第62页，发现不过是不厌其烦地对一杯椴花茶作无聊的描述。以至于第二年，伟大的纪德即便是在那封堪称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道歉信中，也还是不忍心地道出：“面对如此爱不释手的书，为何我又感到如此痛苦。”

彼时的普鲁斯特已经在巴黎社交圈浸淫良久，他一只脚跨入“容易使人沉溺”的聚会，或许已在期待使“美好时代”的另一只脚跨入“普鲁斯特时代”，而正是在诸如玛德莱娜勒梅尔（Madeleine Lemaire）等人的这些沙龙里，普鲁斯特与大文豪小仲马、法朗士等人是一个圈子的相识，而为《欢乐与时日》作序的后者却也跟都德的遗孀表示过完全看不懂他的第一卷书。

后来普鲁斯特带着手稿来到巴黎第七区，找上了在出版界初出茅庐的青年格拉塞（Grasset），自费出版了《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在斯万那边》。

普鲁斯特借《追忆似水年华》第二部获得龚古尔奖后，《追忆》加入了人们口中那一类书的大军：太著名了以至于并不需要阅读都可以大肆谈论。对我们今日的读者而言，更比一个世纪前的不屑一顾者们有更多的理由，全部七卷的这本大部头，倘若将其视为一个整体——事实上作者本人会更乐见其成，因为他甚至愿意“整部出成单卷，分两栏印，中间不分段落”——很多人宣称读过，更多人宣称无法读完。有人说，除非遇到像翻译过该巨著的周克希教授那样的老人家，否则在谈论它时完全可以信口雌黄，因为反正在这部书上，遇到一个自认为权威以至于需要旁人在谈论时投鼠忌器的概率，大概小于在北京的万里晴空，遇见海市蜃楼。

《在斯万那边》出版10年后，伽利玛出版社又收到了一部小说。曾游历中国的外交官保罗克罗代尔（Paul Claudel）说这是（继《追忆》之后）一部令人发指的小说，而它的作者正是乔伊斯。显然，天才之间也会产生误解。当他与普鲁斯特相遇时，两个人对话仅限于对互相的疾病简单交换了几句意见，而他对《追忆》的评说“完美地反映在明晰流畅的韵文中”，也已是若干年后被追问时之语。

( 现代法国由法国本土与海外领地两大部分构成。科西嘉虽是地中海岛屿，却被视为属于“法国本土”。即便不是作为拿破仑的出生地，科西嘉也一直在法国历史上扮演着独特而不可或缺的角色 )

尽管在此之间，确实也遇到过某种程度上的“知音”，比如让考克多（Jean Cocteau）就认为，普鲁斯特的声音“抑扬顿挫，遵循夜与蜜的法则”，也把他对“追忆”的盲目、狂热以及无法自制看在眼里，考克多是彼时泛文化界里最老少通吃的人物，但是不要忘了，他的众多头衔里，当头的毕竟还是“诗人”。

除此之外，似乎还有孩子。本雅明用圣诞节的长筒袜来解释何为象征物——一个每个孩子都熟知的梦幻世界。他的意思是说，孩子们所理解的世界结构，与普鲁斯特梦境般的国度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某种程度上，这确实在印证最初纪德或许真的“有眼无珠”，他所认为普鲁斯特不过附庸风雅之徒，实际也承认这种编织细枝末节，回忆美好时代，并对其怀有乡愁的狂热回忆，“不只回避现实，还否定现实”。

所以本雅明在他著名的《普鲁斯特的形象》（The Image of Proust）中说，理解普鲁斯特的，肯定也不是法朗士，即便他最终承认其“讨人喜欢，绝顶聪明，有敏锐的观察力”，但事实是，这样一种流动的文字盛宴，以小说的形式纵横三千页，写尽了每一根头发的细节，却实在因为“故事没有要点”而令人无聊至极，并“与令人无法想象的出神连在一起”。

同是这部无聊到令人惧怕的书，一个世纪以来承受无数人的膜拜。普鲁斯特是今天法国大学里被研究最多的作家，有四分之一的博士论文与他千丝万缕阡陌相连。当一个人写下Proust时，轻轻一带加上三个拐弯，就成了Proustien这个意为“普鲁斯特迷”的词，区区三个字母，背后往往是几十年的时间痴迷。

这些研究者中，最权威的学者让－伊夫塔蒂耶（Jean-Yves Tadié）教授，从27岁开始，研究了40多年，恐怕是普迷中妈妈姆齐（Mamamouchi）式的存在。27岁那年他的姑妈去世那天，他在他祖母的沙发上，发现他丢失多年的儿时的毛绒玩具熊，也好像普鲁斯特偶然吃到泡在茶中的玛德琳娜（Madeleine）蛋糕时的记忆重现一样，他发现了《在斯万那边》，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但像他这类陷入普鲁斯特迷恋的机缘巧合毕竟只是个案——似乎上天都注定他要成为普鲁斯特的子民。但有趣的是，日本人却对普鲁斯特抱有极大的兴趣，他们的狂热几有甚嚣尘上之势。他们在上世纪最后十年成立普鲁斯特研究社，如今已有近百位有影响的研究者，换句话说则是，普鲁斯特的子民，他们甚至出版了一本长达600页的普鲁斯特书信手稿目录，以至于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常常被翻阅、早已泛黄的参考册，也被称为“日本参考表格”。

当法兰西公学院的另一著名研究者安托万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教授在80年代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也在不久后催生出一大批普鲁斯特迷，这种由点及面的扩散方式是惊人的。人们口中开始念叨类似于“普鲁斯特主义”或者“普鲁斯特风格”一类的词语，但子民们对有些句子仅仅因为冗长、不知所云而草率被戴上该标签而不满，他们一面认为这多半不过附庸风雅之举，一面又认真总结起来，一个句子，总要带点拉丁文风，长则长矣却一定组织完整，还带有诗意的画面感，同时，还要有些喜剧元素和知识性内容。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习惯小说叙述者于故事的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普鲁斯特却充当着一个观察者的角色，而这个观察者并非流离于故事世界之外，而是在当中有着定位极为准确的一席之地。法兰西学院试图从物理学角度，跨领域地理解这种小说创新——就如爱因斯坦相对论所描述的那样，完全客观的观察者只是个圈套，因为观察者与被观察者是相关的联系体，这种全方位观察、感知的系统却被另一种生活常态代替，而它竟然是睡梦。

于是世界一直说，普鲁斯特就是意识流，是非意愿记忆。当然是，《追忆》“时时刻刻在试图给一个人生整体灌注最彻底的意识”，但不要忘了，他揭示相貌、穿着、举止，他描述城堡内部的装饰、线条、壁画，其中与他所经历的沙龙岁月中的相像性不言而喻。他的身后，一大波汹涌而五花八门的继承者蜂拥而至。

普鲁斯特几乎无处不在，“像一场波及面太广的战争”，或者从另一个更好理解的角度去说，则是经济学理论中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为诸多文学领域的研究者提供理论支持。现代主义者在做文学批评时使用起普鲁斯特来毫不犹豫，精神分析论者的著作中普鲁斯特也可占一席之地，对解构主义的支持者们而言，更是“一大块厚实可用的黄油”，再仔细翻翻，性别甚而犹太人研究，也不放过普鲁斯特，他就像某些来自韩国的男神一样无孔不入。只不过，人们对普鲁斯特的迷恋已经持续超过了半个世纪，又上帝般给予每个有需求的子民以安慰。而这种安慰，来自精神上的体验也好，来自实物性的手稿展览也罢，莫若一种信仰者的特惠，好比手持贵宾卡的会员们，总能得到有异于普通人的高人一等感。 普鲁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