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

2000年，福柯遗作的最后一卷《权力》被翻译成英文，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萨义德在《纽约时报》上评论说：“米歇尔福柯1984年死于艾滋病，享年57岁，他当时是欧洲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其他地方也特别知名。他在突尼斯、华沙等地当过哲学教授，于1970年获得了法兰西学院的一个席位——这是法国最受青睐、最精英的教职。他在《事物的秩序》、《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性史》等著作中，就思想体系史、犯罪、规训和监禁等问题提出了迷人的、高度原创的观点，还为历史、哲学和文学评论引入了话语、述说、知识型、考古学、谱系学等术语，这些术语中的每一个都充满其模仿者和弟子没几个能彻底理解的复杂性和矛盾。”

美国学者海登怀特说：“福柯的话语似乎是无拘无束地展开，好像没有尽头。到目前为止，他一共出版了9本书。面对这些福柯所谓的述说的汪洋大海，即使对福柯充满仰慕之心的读者，也不免望而生畏。”戏剧家海纳米勒则感觉福柯的作品令人着迷，他说：“福柯能让我们眼前凝固的、呆板的现实展现出它的多姿多态，进而引领出它的千头万绪。”

1982年，福柯在《主体和权力》一文中说：“我研究的总的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但主体跟权力有着密切关系，权力施展时，个人变成主体，权力是主体性的条件之一。福柯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他为何要研究权力、权力是如何施展的。他说：“我深深地卷入到权力问题中，我很快就发现，人这一主体在被置入生产关系和表意关系的同时，他也会同样置入非常复杂的权力关系中。”

福柯对权力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研究，但也是出于对现实的关切。他写道：“一个作家曾在一个著名的法国报纸上表达了他的惊讶：今天为何如此多的人提出了权力概念？这个主题如此重要吗？如果不和其他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它能被单独讨论吗？这个作家的惊讶令我错愕。这个问题在20世纪第一次被提出来，对这个说法我表示怀疑。对我们来说，无论如何，权力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我们经验的一部分。”

福柯说：“理性化和过度的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理性化就是医学、精神病学等学科的产生，它们强化了权力。福柯阐述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没有知识，权力就不可能实施，知识也不可能不带来权力。”这句话强调，知识并非客观的、不动感情的，它是权力斗争的一部分。它也让人们注意到，人们在生产知识时，也在要求获得权力。在《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规训与惩罚》这几部书中，福柯指出，人们企图改变与疯人打交道的方式以及改变刑罚的实施，这种以人道主义名义施行的改革最终却走向了它的反面。在这些考古式的著作中，福柯举出证据说，所谓的人道科学并没有实现它的承诺，相反它却使处罚、监督和控制的形式越来越精细。事物、动物和人类被整理、归类，然后依等级排序。监狱、医院、教化院已发展成为完善权力技术的实验室。存在着“求真意志”，因为各种社会实践，如经济和惩罚，希望通过援引真实话语为自己辩护。

福柯认为，权力关系渗透进了整个社会的各种关系中，所以权力的实施和斗争是很平凡、很日常的行为。权力一般被理解为强者在弱者身上实现其意志的能力，强迫他们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权力一般还被理解为一种所有物，它被掌权者占有，而无权的人想努力把它夺过去。福柯批评这种观点，他在《性史》中说，权力是一种施为，它更像是一种策略而不是一种所有物。应该把权力看作一个动词而非名词，是做事而不是可以被拥有的东西。“权力是一种在流通的东西，或者一种只以链条的方式运行的东西。它是通过网状组织实施的。”说权力是一个链条或一张网，就是说它是一个扩散至全社会的关系体系，而不只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权力不是自某一个邪恶的主体发出的，不是政府、统治阶级或其他社会群体的权力，而是源自整个权力关系网络。

福柯写道：“权力的施展是一种行为引导和可能性的操纵。从根本上说，权力不是两个对手的对峙或交锋，而是治理问题。治理一词应当在16世纪曾有过的非常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治理并不只涉及政治结构或国家的管理，它也表明个体或集体的行为可能被引导的方式——孩子的治理，灵魂的治理，共同体的治理，家庭的治理和病人的治理。治理是去组织他人的行为可能性，权力的特有关系因此就不是在斗争或暴力方面去寻找，而是在既非战争也非法律的行为模式，即独一无二的治理模式中去寻找。”

福柯也讨论了对权力的反抗。既然权力关系如此普遍，人还是自由的吗？还有反抗权力的可能吗？萨义德在《旅行中的理论》一文中对福柯关于反抗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福柯的权力这一用语的含义迂回幅度过大，消除了摆在它面前的所有障碍（如对它的种种抵抗、它所促成的各种颠倒等）。福柯相信，正义观念本身，实际上是被发明出来的，并使之在不同社会里运作的一种反对某一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工具。福柯并不愿意认真地对待他自己反抗权力的观念。假如权力进行压迫、支配和操控，那么抵抗权力的一切事物，就都不是在道德上与权力不相上下的，就都不是一种中性的武器。”

福柯认为，反抗权力还是有可能的，权力总是包含着斗争。“权力关系只有在主体自由时才有可能，哪怕在权力关系彻底失衡的时候。说一个人永远都不是在权力之外的，并不等于他是被困住的。”处于权力关系中不等于被统治。在权力关系中，也总会有反抗，自由原则是很顽强的。反抗、维护自由不是要消灭权力，而是去获取法治、管理技术、道德、自我的实践，使我们能够在控制最小的情况下玩权力游戏。对权力的抵抗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现实中的权力是开放的，权力关系总是破碎的、相互竞争的，它们沿着不同的线在不同的地方运行。

德国哲学家斯洛特戴克在《哲学气质》中说：“早期的福柯会被人误以为是一位心理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中后期的福柯会被误以为是一位社会历史学家和性学家。虽然福柯埋头研究人文学科的档案和各种学科的实践，但他仍是一位卓越的哲学家。福柯不只是认识论学者和考古学家，还是政治家和伦理学家，重新思考了一切哲学的核心：自由理论，事件解放个人。” 福柯治理理论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