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尔多葡萄酒

( 波尔多奥比昂酒庄的酿酒葡萄收获季 )

提起“左岸”和“右岸”，在法国首当其冲会想起两个城市：巴黎和波尔多。至少就巴黎来说，这两个地理名词几乎从一开始就是种文字的策略游戏。自14世纪始，巴黎市内塞纳河的南侧都在文献与街巷语言中被称为“小桥外区”（l'Outre-Petit-Pont）或“大学区”（L'Université），北侧则被称为“大桥外区”（l'Outre-Grand-Pont）或“市区”（La Ville）。1789年，法国大革命带来一场“左右互博”的狂欢，使这段河道硬被拉直去承载“左岸”与“右岸”这两个崭新的地理名词，“左岸”继而被赋予“知识分子的良知、社会责任感、神圣的冲动以及革命的诗意”等象征意味，由此开始了一大家子与“左右”相关词的昌盛繁衍。

时至如今，普遍分配给巴黎左岸的标签是“学者”、“理想化”、“清谈”、“经济观念保守”，右岸则是“权贵”、“物质化”、“求实”、“经济观念前卫”。波尔多的葡萄园承继了巴黎“左岸”与“右岸”的“时髦”名称，至于是否也秉承了它们各自的标签，这是件仁者见仁的事。单从地理上说，波尔多的左岸与右岸显得比巴黎还欠缺说服力，毕竟这里面对的是三条大河：东南边的加隆河（La Garonne）、东北边的多尔多涅河（La Dordogne），以及后来它们向西北方汇集而成的吉隆德河（Gironde）。依据法国习惯，左右两岸以背对河水源头看到河水流向划分。波美侯（Pomerol）与圣埃米利永（Saint-émilion）同属“右岸”，依傍多尔多涅河；而梅多克（Medoc）与格拉夫（Grave）虽然同属“左岸”，但依傍的却分别是吉隆德河与加隆河。

左右岸的划分为波尔多地区的风土演绎提供了最基本的舞台。波尔多左岸产区的地质基本以砾石为主，地势平坦。葡萄品种以赤霞珠为主，辅以品丽珠与小维尔多。酒庄大多规模较大，大部分已经被大型酒业集团、金融保险企业与跨国财团入主，酿酒风格较为守旧、因循传统，强调团队合作，少见个人风格，出产的葡萄酒大多浑厚雄健，精致而尊贵。右岸产区的地质则以黏土较多见，地形起伏多变，以梅乐为主要品种，与品丽珠混酿。右岸酒庄普遍规模较小，在经营上大多延续了传统的家族式氛围，在酿酒风格却经常背离传统，常有个性发挥之举，出产的葡萄酒普遍较左岸甜美、温柔，也通常比左岸更早达到适饮年份。

从历史上看，作为“吉伦特党”（Girondins）顾名思义的发源地，可以想象波尔多人有理由紧随巴黎人之后迫不及待地使用上左岸、右岸的概念。至今在波尔多市中心仍耸立着吉伦特派纪念碑，在波尔多人心目中，他们对这段渊源和对自己的葡萄酒一样自豪。至于波尔多的左岸、右岸在何时演化成眼下这种“标签式”的概念，具体的典籍记载一时难以考证，但左岸梅多克的1855年分级制度肯定在其间起到了重要的煽风点火作用：23年后右岸的圣埃米利永就推出了自己的评级名单，近100年后原本资格最老的格拉夫产区也按捺不住搞出了一套本地区的袖珍评级系统，一时间宛若各码头都搞齐了自己的堂口。

从地理位置上看，格拉夫与梅多克同属左岸，但从历史传统来看，格拉夫未必情愿与梅多克划归同一左岸阵营。如今波尔多是法国乃至欧洲葡萄酒的代名词，但事实上直至中世纪之前欧洲最重要的葡萄酒产区都大环绕在现今法国国土的周边。在那个喝酒口味重甜轻单宁的年代，除北部的阿尔萨斯、勃艮第乃至卢瓦尔河的部分地区之外，现今法国的大部分地区都不被认为适合酿造葡萄酒，只被视作罗马帝国远征时不得已的临时解渴用的葡萄栽种园。如今法国西南部的朗格多克产区（Languedoc）在影响力上与波尔多绝对无法同日而语，但在中世纪前期，来自朗格多克的所谓“高地”（Highland）葡萄酒却被视为在品质上远比它北边的邻居波尔多可靠得多。

格拉夫的葡萄酒业就诞生于高地葡萄酒大行其道的时候，而与它“并肩奋斗”的倒是“右岸”的圣埃米利永、波美侯，此外还有加隆河与多尔多涅河之间的两个如今经常被人们忽略的波尔多产区：两海之间产区（Entre-Deux-Mers）和布蕾产区（Blaye）。波尔多历史最悠久的产区的沉积遗迹可以从现今的AOC产区划分中看出：拥有干白或甜白葡萄酒产区命名的往往正是波尔多的“化石级”产区。

公园13世纪的波尔多与其说是一片幽静的葡萄园，不如说是一处嘈杂的港口与交易场。这里有英法百年战争带来的变幻莫测的需求，也有荷兰和威尼斯的商人言传身教的精明世故，这些都使波尔多的葡萄酒业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格外入世的味道。很快格拉夫便顺应市场、首创出一种被英格兰买家们称为“claret”的葡萄酒，作为当年波尔多最重要的葡萄酒产品，“claret”出口英格兰300多年，最终以“波尔多红”的名称留存葡萄酒史册。

据考证，“波尔多红”其实更接近今天的桃红葡萄酒。17世纪初，今天概念里那种色泽更深的波尔多红葡萄酒才会以“Pontac”的名字问世。“Pontac”（庞泰克）是格拉夫的侯伯王酒庄（Chateau Haut-Brion）所有者的家族姓氏。1649年，阿诺德三世（Arnaud III de Pontac）成为酒庄的新主人，正是由他开创了以“Pontac”命名的“新式波尔多葡萄酒”，也开创了将家族姓氏加在酒标上的做法，而这一做法将在300年后梅多克的拉菲古堡重现。

庞泰克家族的兴旺堪称波尔多新贵崛起的一个优秀励志范例：不到一个世纪之间，这个出身工匠的家族从葡萄酒、布匹的进出口商进而跻身波尔多市政厅，权力达到巅峰时曾位居波尔多市长。构成波尔多新贵阶层的还有律师、各路军界代表以及随时根据战事风向改换自己国籍的爱尔兰－英格兰商人。除以往的常规贸易往来之外，这些新贵阶层还努力与荷兰人合作，以排水的方式将吉隆德河口左岸的沼泽地与湿地改造成葡萄田。正是在这片后来被称为上梅多克的地方，诞生了第一个股权划分明晰、与当地政界团体关系紧密的“现代”波尔多酒庄：玛歌酒庄。

经营者身份的变化还在其次，真正对波尔多葡萄酒业发展产生根本影响的是围海造田这种手法暗藏的“人定胜天”暗示。总体来说，左岸的梅多克是幸运的，它成名于“旧世界”与“新世界”这两个更标签式的概念出现之前。如今说梅多克属于新世界不会有人相信，但在右岸或老左岸酒庄看来，当年的梅多克在所谓“追求规模”上的所作所为与今天人们加诸许多“新世界”产区的“罪名”并没多少不同。18世纪20年代暴发了著名的“种植风暴”（Fureur de Planter）。这场政府与葡萄种植者间关于是否应当限制开垦新葡萄园的论争或许某种程度代表了“人定胜天”的负面效应，所幸结果还算不错：在造田的过程中，梅多克的开拓者们第一次从实践层面了解甚或创造了自己葡萄园所处地域的土壤乃至微气候，而不必像右岸或老左岸酒庄那样如同缅甸赌玉一样揣摩自己祖产的风水。到18世纪末，梅多克大酒庄的所有者已经对整个产区各片土地的土质优劣、排水条件了如指掌。这种知识逐渐为他们赢得了业内的普遍尊重，最终被认可为法国式葡萄园风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左岸为法国式葡萄园风土留下的另一笔财富是1855年分级制度。这份名单堪称波尔多葡萄酒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商业操作与文化包装：当年它为新世界的新顾客提供了一种带有新时代特色的信息简约处理方式，现在它又依托着拉菲、拉图、侯伯王等酒庄的岁月沉积成为一份对新老顾客都具有魔力的怀旧经典。然而，真正为波尔多风土提供“质感”的还是普遍存在于右岸产区的那种“大音无声”式的雍容，恰如中国古书画鉴定：查核题材、笔法、印鉴之外，纸张用得对不对才是关键中的关键。无论左岸还是右岸，归根结底不是背诵几份名单那么简单。 左岸葡萄酒葡萄酒分级制度波尔多葡萄酒标签葡萄酒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