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保护的理智与情感

( 生活在坦桑尼亚国家公园内的非洲野生牛羚 )

1961年，坦桑尼亚（当时还叫坦噶尼喀）宣布独立，这可急坏了美国人拉塞尔特雷恩（Russell Train），他当然不是替宗主国英国感到惋惜，而是担心英国人撤走后，当地人缺乏管理经验，野生动物要遭殃了。

特雷恩当时是美国联邦税务法庭的一名法官，1956年他和妻子去东非狩猎，被非洲的野生动物迷住了，发誓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保护它们。上世纪50年代末期，非洲独立运动如火如荼，一大批非洲国家相继从欧洲殖民者手中独立出来。特雷恩不是殖民主义者，但他担心缺乏经验的非洲人管理不好像塞伦盖提这样大规模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希望能从英国人手里接管这项工作，并帮助非洲国家培养人才，尽快独立地承担起保护野生动物的重任。

于是，特雷恩于1961年成立了“非洲野生动物领导基金会”（African Wildlife Leadership Foundation），试图为非洲的动物保护事业培养一大批领导者。4年后，特雷恩放弃了法官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基金会的事务中。该基金会也在他的领导下发展壮大，成为非洲动物保护领域首屈一指的非政府组织。

在实际工作中，特雷恩意识到要想真的保护野生动物，一定要首先保护好它们的生存环境。于是特雷恩又介入了环保领域，成为这个领域的先驱者之一。他曾经担任过福特和尼克松两届政府的环保署（EPA）署长一职，还是著名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创始人之一，曾经在1978～1990年间担任WWF主席。

1983年，非洲野生动物领导基金会修改了名字，把“领导”一词去掉，变成了更加简洁的“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African Wildlife Foundation，以下简称AWF）。现任主席帕特里克博金（Patrick Bergin）不久前访问了北京，本刊记者借此机会对博金先生进行了专访。

( 坦桑尼亚草原上的野生大象 )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一个美国人，专业又是社会学，怎么会跑去非洲保护野生动物呢？

博金：我生长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大家庭，父母一共生了9个孩子。我的两个哥哥都去当兵了，我想和他们不一样，于是硕士毕业后报名参加了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作为志愿者去坦桑尼亚支教两年，从此爱上了非洲大陆。项目结束后我回到美国，打算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却收到了来自AWF的一封招募信。我回信说，我既不是动物专家，也不是生态学家，我能做什么呢？对方回答说，只要给动物们留一块地方，它们会自己照顾自己的，它们已经这样生活了几百万年，不需要动物学家们的帮忙就能活得很好。保护野生动物绝不仅仅是科学问题，更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我被这句话感动了，于是我在1990年的时候回到了非洲，加入了AWF，而且一干就是20多年。

( 掌握了斯瓦西里语的帕特里克·博金能和坦桑尼亚当地居民轻松交流 )

三联生活周刊：资料上说你刚开始那几年一直在野生动物保护区工作，负责培训当地员工，请问你是如何赢得当地人的信任的呢？

博金：我在和平队当志愿者的时候自学了斯瓦西里语，也许我有这方面的天赋吧，仅仅花了一年时间就掌握了这门语言。现在我的斯瓦西里语说得几乎和英语一样好，完全没有口音。正因为有了这个本事，我才能和当地人打成一片，和他们成为真正的好朋友。我至今还记得我工作的那个小镇上有位老大爷对我说：“以后千万别叫我看见你住旅馆，或者去餐馆吃饭！只要你来到这个镇子上，就一定要住在我家里，吃我做的饭。”

三联生活周刊：也许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了，中国动物保护组织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人和动物争地盘，非洲有没有这种情况？

博金：非洲当然也有，而且很多地方矛盾也很激烈。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非洲村子里做项目，结果那个村的村民对我说：我们只是农民，保护动物是你们的责任，我们才不会帮你们呢。我后来才意识到，不是所有的非洲人都喜欢野生动物，因为双方是有利益冲突的。大象会偷农民的玉米和甘蔗，一些大型食肉野兽还会伤人，所以非洲的大型野生动物没办法和人类共享一块土地，必须建立专门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将它们隔离起来，这是唯一的办法。南非的克鲁格国家公园就做得很好，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看上去面积很大，但其实周围有一圈护栏围着，野生动物是逃不出去的，当然人也不能随便进去。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动物保护组织面临的第二个难题就是如何避免保护区的碎片化，他们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建立生态走廊，试图把保护区连成片。非洲的动物保护区面积很大，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了吧？

博金：你说错了，非洲面临同样的问题，原因在于非洲的野生动物体形较大，迁徙的路线也特别长，对于保护区完整性的要求是很高的。听说中国正在帮助非洲建设高铁，希望能把整个非洲都用铁路联系起来，这件事本身当然非常好，对于非洲的经济发展将会有很大好处，但我对于目前的线路规划有些担心。据说有一条规划中的铁路线将穿越塞伦盖提大草原，这将切断迁徙路线，给野生动物们带来致命打击，太可怕了。动物是不需要铁路和公路的，人才需要，所以铁路和公路都应该绕过动物保护区，从人类聚居区穿过。这样做虽然绕了远，提高了造价，但实际使用效果会更好，是双赢的。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的青藏高原也建了铁路，用的是高架桥，让野生动物从下面穿过。

博金：我不能同意这个做法。先不说高架桥对于体形巨大的非洲野生动物来说是否行得通，这么做将从根本上改变塞伦盖提大草原的自然风光。游客之所以喜欢去非洲旅游，就因为在非洲能看到原汁原味的自然风貌，如果视线里出现一条铁路，那就太煞风景了。

归根结底，我们认为建立专门的野生动物保护区，把人和动物从空间上完全隔离开才是最好的办法。这个方法相当古老，美国黄石公园是第一个，但多年的事实证明还是这个方法最可靠。一旦让人进入了动物的领地，很多事情就控制不了了。比如中非和西非地区人口压力大，食物不够吃，打猎的现象十分普遍，野味的非法交易特别猖獗，间接导致了各种传染病流行，埃博拉病毒就是从一种野生蝙蝠传染给人的。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人吃野味也许有迷信的因素在里面，但对于很多非洲穷人而言，这很可能是他们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从情感上讲很难禁止的吧？

博金：这确实是个大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动员国际社会都来帮助非洲农民，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只有这样才能在尽可能少占用土地的情况下生产出足够多的粮食，满足非洲人民的需要。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组织的名字里原来还有个“领导”，1983年把这个词去掉了，这是为什么呢？

博金：一个原因是为了让名称更加简洁，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AWF原来的宗旨是为非洲培养人才，这个宗旨虽然没变，但因为非洲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能力建设不再是动物保护最重要的因素了，反盗猎变成了我们工作的重点。比如说，我们曾经帮助过一些国家抓捕盗猎犯，这已经和“领导”没有关系了。事实上，这也反映了AWF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实用主义。我们不排斥任何工作模式，只要能够更好地保护非洲的野生动物，怎么着都行。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认为仅仅依靠反盗猎是保护不了野生动物的，应该适当放宽野生动物贸易限制，借助市场经济的手段来激励非洲人民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你怎么看待这套理论？

博金：我不同意，因为事实证明这套理论是行不通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非洲的盗猎现象曾经非常严重，主要原因是欧美和中东市场对象牙首饰和犀牛角（制作刀鞘）的需求量很大。在这20年里，非洲野生大象的数量从120万锐减到60万，犀牛的数量也大幅度减少。1989年联合国通过了反盗猎协议，全面禁止了野生动物贸易，把这扇门彻底关死了，事实证明效果非常好，在随后的十几年里虽然仍有小规模的盗猎现象发生（主要是当地人为了吃野味），大规模盗猎活动基本停止了。

1997年，以南非为首的几个非洲国家倡议开个小口子，允许他们销售少量象牙，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自然死亡的大象，他们也保证说这笔钱将全部用于改善穷人的生活水平。这个倡议的动因看上去无懈可击，道德上似乎也说得过去，但其结果就是重新点燃了这个沉寂已久的市场，刺激了很多人的消费欲望。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方案能够分辨哪些象牙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这就给了非法交易一个洗白的机会。其结果就是，已经停止了近10年的大规模盗猎活动又重新开始了，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据统计，在过去的3年里，非洲大陆每年损失3000～5000头大象，另外每天还会损失3头犀牛，绝大部分象牙和犀牛角都被偷运到了亚洲。

三联生活周刊：可是，博茨瓦纳确实出现了大象过剩的情况，一些保护区的植被都被大象破坏光了。

博金：这恰恰说明盗猎的情况太严重了。大象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如果它们感到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就会向安全地带集中。博茨瓦纳一些保护区周边地区的盗猎活动非常猖獗，于是大象便都集中到了保护区的中心区，所以才会显得密度太大。其实，博茨瓦纳政府对于这里面的因果关系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大象密度最大，但博茨瓦纳政府反盗猎的决心也最坚决的原因。他们明白，如果开了这个口子，盗猎行为一定会更加猖獗，卖合法象牙挣到的钱全部投入到反盗猎行动中都还不够。

三联生活周刊：话虽如此，可现在野生动物贸易又已经被全面禁止了，可是盗猎活动依然猖獗，是否说明这个严厉的策略不成功呢？

博金：还不能这么说，反盗猎禁令刚刚开始执行，市场需要时间来消化它。这就像是一艘大船，要让它完全停下来需要时间。第一波盗猎行为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在欧美国家做了很多宣传，如今终于看到了效果，今天大部分欧美人已经不会以佩戴象牙饰品为荣了，也没人胆敢穿着虎皮上街。目前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到了亚洲，希望亚洲的年轻一代能够改变观念，不再以消费野生动物制品为荣，而是以此为耻。

三联生活周刊：你从2002年开始担任AWF的首席执行官，请问这12年来你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博金：AWF原来是一家在非洲工作的美国非政府组织，我想把它变成一个非洲的非政府组织。因此我把总部从美国搬到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目前有85%的员工都是来自非洲大陆的黑人。另外，我还改变了募捐的模式。过去AWF雇用了一大批职业募捐者，现在这个工作则由清一色的一线员工担任，他们都是从基层摸爬滚打上来的，其中有不少人都曾经是和平队的志愿者，这批人对于非洲更有感情，让他们去负责募捐更有说服力。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你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结婚，几乎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非洲动物保护事业上，请问你的动力来自哪里？

博金：一个原因是因为非洲是公认的人类故乡，尤其是非洲东部这块地方，是现代人类的发源地，所以我对这里一直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另一个原因是我太喜欢非洲了，简直离不开。记得我刚开始在非洲工作的时候有时还会想家，但不久后情况就反转了。记得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我不能来非洲工作了，我被这个梦吓醒了，出了一身冷汗。后来我意识到这和语言有很大关系，因为我会说流利的斯瓦西里语，我在说这门语言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像换了一个人，连性格都发生了改变。现在如果你不让我说斯瓦西里语了，我觉得我会得精神分裂症，因为我的脑子已经被分成了两半，一半美国，一半非洲。

今年奥巴马成立了一个部门应对盗猎行为，为此还成立了一个由12人组成的白宫顾问团，我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今年有一半时间在非洲，另一半时间在全世界各地跑，感觉身上的责任更重了。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环保人士都是靠情感在支撑着他们，但这项工作也需要理智，请问你是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的？

博金：确实，一些环保主义者特别有激情，但我觉得这种激情不能过分，有时会影响工作。比如，我见到不少在非洲工作的动保人士一看到动物受伤害就会痛哭流涕，这些人往往非常激进，喜欢批评政府，经常用激烈的言辞指责非洲官员贪污腐败。但这不是我们的做法。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必须和非洲政府合作，如果你总在批评他们，他们一生气把你赶走，或者拒绝跟你合作，那还怎么开展工作呢？

总之，我觉得一个人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环保主义者，激情当然很重要，但激情必须和智慧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达到目的，实现自己的理想。 野生动物大象野生动物保护组织非洲大陆动物情感保护理智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