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斌回家：念建兰的坚持与荒唐的证据链

( 念斌与姐姐念建兰 )

被深信的“凶手”

房东陈炎娇的家找起来非常容易。从澳前村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南赖村，谁也说不清界限在哪儿，两村人的房子混在一起，一条稍宽平直的马路是这里最热闹的商业街，贯穿了两个村庄，与马路垂直的一个丁字路口边是零散的集市，打鱼上岸的渔民拖着渔网，沿着丁字路的尽头上来，把新鲜的海鲜摊开来卖。陈炎娇家就在商业街上距离丁字路口不远的地方。

陈炎娇家是座三层小楼，外墙和室内重新贴了瓷砖，但好在房屋结构几乎没变。当年念斌和丁云虾分别租用的两间门面房被打通，现在租给人开手机店，是整个村庄里最接近城市的地方，装修风格和北京街边的国产手机店十分相似。手机店的两端分别有一扇木门，连通后面的天井和楼梯，当年警方就是在右侧的木门把手上得出“倾向认定含有氟乙酸盐”的结论，进一步确认了念斌作案凶手的身份。木门背后的天井这些年一直当作厨房和餐厅使用，我们去时，桌边还放着中午吃剩的鱼和青菜。2006年7月27日晚，丁云虾和她的三个孩子、陈炎娇和她的女儿，这些人先后在这里吃了青椒炒鱿鱼、酱油煮杂鱼和稀饭，之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中毒反应，其中丁云虾较大的两个孩子中毒最深，于次日凌晨身亡。

陈炎娇今年60多岁，扎了一个很显年轻的马尾辫。我们站在一层喊了好久她也不应，冒昧地闯进她在二层的房间，她笑嘻嘻地摆摆手，吃力地说：“听不懂。”从对面酒店门口找一个小伙子帮忙翻译，陈炎娇一听是来打听念斌投毒的事，骤然板起了脸。“她说她都忘了，有什么要问的就去找丁云虾。”小伙子翻译给我们。

陈炎娇从案发后没多久就一直保持着这种态度。念斌的姐姐念建兰告诉本刊，她的姑姑和陈炎娇是亲戚，姑姑说曾听陈炎娇提过，当时煮稀饭用的是红塑料桶里的水，而警方认定念斌把鼠药投进了铝水壶中，水后来被用来煮稀饭和捞鱿鱼。念建兰说，陈炎娇最初的这些陈述并没有出现在警方提交的笔录里，她怀疑警方隐藏了证据，就让姑姑去套陈炎娇的话。“我让姑姑带上录音笔，但她年纪大了，不会用，从袖子里掉出来，被陈炎娇大骂。之后再去找过陈炎娇几次，她都说：‘不记得了，去问云虾。’”

( 被愤怒的丁家、俞家砸毁的念斌和父母居住的房子 )

陈炎娇的冷淡代表了村里人对命案的态度。与陈炎娇家隔着一幢房子的电器维修铺老板向本刊回忆道，2006年8月10日，一个穿便装的人站在陈炎娇门外的空地上大声宣布，念斌是致死两个孩子的投毒案凶手。“那人没穿警服，看起来像一个政府工作人员。他还说，开一个食杂店每月也就赚1000多块，为了这么点钱就害竞争对头，真是没出息。”维修铺老板说，这算是尘埃落定，虽然没想到，但村里人当时都相信念斌就是凶手。

案发前，念斌已经在陈炎娇家租房两年，过了一段时间，丁云虾也来了，租了念斌隔壁的一间，两人开的都是食杂店。念斌是家中老幺，按照当地习俗，结婚以后还是和父母住在一起，他的儿子当时已经4岁。妻子魏云每天早晨起来去开店，午饭后念斌再过来替班，一直待到晚上关店为止。与念斌相比，丁云虾家清苦很多。开店前，她刚刚死了丈夫，留下了3个年幼的孩子，最大的10岁，最小的6岁。

( 平潭县开发较晚,交通不便,一街之隔的澳前村和南赖村又是该县距离大陆最远的地方,这里的村民生活非常封闭 )

大家都同情丁云虾的遭遇，在生活中给她颇多照顾。丁云虾的公公俞兆发最心疼丁云虾母子，平时常送一些吃的到店里。事发当天下午，俞兆发送来一些小鱿鱼，他告诉本刊记者，海滩上人们习惯用鱿鱼做钓鱼的饵料，每次会用一大摊，别人用完后没完全清理干净，他去捡了一些个头比较大的，拿回去给儿媳和孙辈们当晚饭。房东陈炎娇也是寡妇，对丁云虾的遭遇更感同身受，也时常帮着做饭，照顾一下孩子。就连念斌都说对母子四人多有帮忙，他告诉本刊：“她平时也卖水果，天气不好或者晚上收摊时，我也会帮她往回搬。”念斌说，丁家孩子出现中毒反应时，是他出去拦了辆出租车送他们去的医院。

其实疑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直指念斌的。案发当晚在陈炎娇家出现过的还有租客陈玉钦夫妇。与租门面房的丁云虾、念斌不同，陈玉钦租的是二层西南角一间房，平时在这里生活，她和丁云虾租房的时间长度差不多。陈玉钦家里有4包毒鼠强，事发当天下午16点，她从县城的弟弟家回来，在警察盘问时，她甚至一度昏厥。陈玉钦和念斌后来都被带回去协助调查，最后陈玉钦没事，念斌却再没出来。警方的依据是对二人进行了测谎试验，证明念斌说的是假话，陈玉钦说的是真话，之后又宣布在那扇木门把手上，疑似发现了致死孩子的毒药氟乙酸盐的成分，于是念斌的嫌疑激增。最终念斌在8月9日交代了自己的作案过程：因为一个准备来他店里买香烟的客人被丁云虾抢去，念斌怀恨在心，在7月27日凌晨，把几天前买的鼠药配成药水，从丁云虾煤炉上的铝水壶壶嘴中灌了进去。

( 平潭县南赖村村民在俞氏祠堂前谈论念斌投毒案 )

随后，这个偏远的小渔村平静地度过了8年。几天前，这起轰动的投毒案突然峰回路转，以念斌无罪释放画上了句号，这令全村人迷惑：“如果念斌不是真凶，为什么法院会4次判他死刑？”这是澳前村民8年来深信不疑的结论。

念斌的辩护律师之一公孙雪告诉本刊，警方审讯念斌的录像里曾提了一句，“社会舆论倾向于认为是陈玉钦做的，但警方会根据证据办案”。但村民这种片刻的怀疑早已在8年的冲刷中消失殆尽。我在街上转悠时碰巧遇到了陈玉钦，她一脸欢乐地跑过了马路，不知钻进了谁家。陈玉钦也在街上开了间杂食店，离丁字路口更近，陈玉钦的丈夫巫贤龙躺在躺椅上看店，面对记者的怀疑他并不介意，确切地说，他的语气是冷的，和其他村民一样，感觉说的是别人家的事。巫贤龙说，他们和房东陈炎娇相处得很好，妻子陈玉钦和陈炎娇更是亲如姐妹，陈玉钦的毒鼠强就是为陈炎娇买的，陈炎娇家的鸡被邻居家的狗咬死，但对方不认账，陈玉钦就打算拿鼠药毒死邻居的狗。再加上身世可怜的丁云虾，三个女人之间很快建立起了友谊。念斌成为凶手撇清了陈玉钦的嫌疑，三个女人的友谊重新恢复，陈玉钦也像陈炎娇一样，被丁家人和俞家人看作顶顶的好人，甚至也是一同受害于念斌的同胞。

( 俞兆发手捧孙子孙女的遗像站在俞家祠堂门口。他发誓要去北京找一个好律师 )

念建兰的坚持与荒唐的证据链

念斌寄出的每张明信片都被念建兰细心保存起来。一年过去，她就用黑色的长尾夹把当年的明信片夹起来，中间有几张可能是中了奖，剪掉了右边一条，整体上变得长短不齐，整理起来需要花点工夫。念斌很少在字的结尾留下日期，念建兰就尽量按邮戳时间来排序，最后写一张年份和明信片数量的字条，夹在最外面。

( 与念斌家同样破败的俞家房屋 )

念斌写得也十分用心。虽然只读到小学五年级，但字迹很工整，他从邮编的下面开始写，有时写到右下角地址的下面还不算完，最后还要拐到地址旁边的缝隙里再写几个字。虽然想说的话很多，但纸面上却始终疏密均匀，好像提前用铅笔打过了格子。信里念斌总在惦记家人，充满了感激和愧疚，有时是直接说给妻子魏云的，爱她，又为她独自抚养孩子而难受，有时写给姐姐念建兰，觉得此生无以回报，并催她尽快找一个如意郎君。“除了这些信，包括张燕生律师和看守所出来的念斌的朋友都说，这些年念斌没变消极，他们说他的眼睛还是亮的，觉得有希望，我听了都觉得很难得。”念建兰对本刊记者说。

念斌在看守所待了8年，宣判、上诉、驳回、复核，其中判过4次死刑，但律师会见时给念斌的信息始终是：有进展，发现了有利证据。虽然缓慢，但案件在司法程序里始终没有停滞，这让念斌获得了生的希望。这种希望首先靠的是姐姐念建兰咬牙坚持的努力。

( 平潭县位于福建省东部,是大陆离台湾岛最近的地方,90 年代念斌曾与村里人偷渡到台湾打工 )

一审判念斌死刑那天，是念建兰做完阑尾炎手术的第二天，她回忆：“身体疼痛，心里绝望又痛苦。当时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那简直是我人生中最悲痛的时刻。”念建兰骨子里有种男孩子的硬朗，她只比念斌大两岁，是念斌最小的姐姐，也是家里最出息的孩子，读了福州大学，毕业后在福州一家化工企业做财务工作。“相比之下，家里其他人的能力都太弱了”，于是她责无旁贷地扛起了为弟弟申冤的重任。

福州中院一审的判决书中写道：丁云虾的铝壶内的水、高压锅残留物、铁锅残留物均检出氟乙酸盐成分。“我反复读‘丁云虾的铝壶内的水’这句话，说不出来的奇怪，如果在壶里投毒，壶本身不也应该检测出氟乙酸盐吗？为什么判决书里没有提到？我去问一审给念斌代理的本地律师，他还骂我傻，‘警察都没提，你还主动问，不是找死吗？’”念建兰还是觉得不对，一审后，她开始在网络上寻找外地的律师。“念斌第一次见律师时，竟然有两个警察站在后面录像，警察之前警告过念斌，必须承认犯罪，不然还会被打，所以念斌才会在律师面前说是自己做的。这么不合法的行为本地律师都不敢反抗，那只能去北京找了。”念建兰在网上看到张燕生律师的新闻报道，觉得“她代理过类似案子，很负责，再加上她也是女人，我相信她会更加同情我”。

( 念斌被释放后,南赖村一些村民自发为俞家捐款聘请律师 )

与此同时，念建兰开始用最朴素的办法帮弟弟洗冤。首先是搜集鼠药，拿到实验室去化验，看看究竟哪种鼠药含有氟乙酸盐。“鼠药里用得最多是毒鼠强，氟乙酸盐很不常见，有时我冒充自己是研究机构的，向一些公司打听有毒化学品的情况，也托外地朋友帮忙打听，只有一个上海的朋友说在一个化工厂里找到了，但因为是剧毒，所以没办法寄过来。如果不是张律师接手了这个案子，我会真的去上海找这种毒药回来。”

念斌的案子在张燕生介入后终于有了起色，警方办案的粗糙和荒唐开始一点点地被揭穿。比如提取水样的问题，从中可以挑出太多毛病。当时担任张燕生助手的公孙雪律师告诉本刊，警方声称从铝壶里取水送去检测，但取证拍的照片中壶是空的，对取水的过程没有任何记录。证物的检测是在福州市公安局的实验室里完成的，出庭的检验员称，他收到的水和壶是分开的，水装在一个矿泉水瓶里，同样没法证明水的来源。而且取水的时间也很成问题，现场勘查汇总报告的落款是8月4日，水质检测结果上标注的时间是8月9日凌晨，但警方一开始称取水时间是8月9日，被律师质疑后统一口径，改成了8月8日，并称现场勘查汇总的时间可能写错了。但问题又出来了，念斌在8月9日晚23点被带到现场指认犯罪经过，按照警察的说法，当时证物应该都被提走化验了，但指认录像里包括铝壶、高压锅在内的重要证物都还在厨房里。

类似这样的证据并没有改变法院的判决。福建高院将此案发回重审后，福州中院重新一审，仍判死刑，上诉到高院，二审仍是死刑。2010年10月，最高法院死刑复核，将此案发回重审，在没有新证据出现的情况下，福州中院又再次做出了死刑的判决。这时已经是2011年的11月，连续被判4次死刑的念斌终日如履薄冰。“如果判了有期徒刑，至少在里面是有盼头的。像我这样，最怕的就是早上六七点大门被打开，因为执行死刑都是在清早，里面又只有我一个死刑，如果那扇门打开了，就是我要被带走枪决了。”

念建兰同样陷入了最低潮。“那段时间我不想给念斌写信了，不知该对他说些什么。后来一个看守所的朋友出来跟我说，念斌在里面一直盼着我的信，我才又鼓起勇气，继续写信告诉他我们都不会放弃。”念建兰也在找其他的途径，她在网上认识了同样为弟弟申冤的福清人吴华英。吴华英的弟弟吴昌龙被认定为福清纪委爆炸案的二号嫌犯，一审被判死缓，此后吴华英开始尝试各种求助的办法。在福建省委省政府门口拉横幅，拦过25次高层领导的车，又不断去北京上访，还学会了“翻墙”、上推特，把弟弟的冤案通过网络散播出去。一位念建兰和吴华英共同的朋友告诉本刊，与吴华英相比，念建兰自尊心强，敏感又刚烈。“念建兰本身是个内向的人，一开始不愿意跟不熟悉的人说念斌的事，也是和相同经历的人接触多了，才慢慢打开心扉，也意识到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才有助于事情的解决。吴华英能忍，如果有人在微博上骂吴昌龙，吴华英从来不会把愤怒表现出来。但念建兰就受不了，如果有人骂念斌，她会忍不住去反驳。但她比吴华英的处境要难得多，吴华英至少还有家，就算是被拘留几天，回家还有父母来安慰她，经济上也有在日本的妹妹来支持。但念建兰家只能靠她一个人，父母相继去世了，她也没结婚，后来工作也丢了，经济上很困难。”

念建兰佩服吴华英，和她在一起变得开朗了好多。“我也去举牌申冤过，一开始真是拉不下脸来，从来没想过自己也会去做这样的事。后来还和吴华英去景区发传单，不然信息只是在我们这个有相同经历的圈子里转来转去，在那儿能让更多人知道，而且在新的环境里，维稳的人一下子也来不及应对。”念建兰最近几年的照片一直是笑的模样。“我朋友的儿子以前说，建兰阿姨是‘拉板车’的，一开始听不懂，后来才明白他是说我像楼下拉板车的那么邋遢。我觉得不能这样，在逆境中没人把你当人看，你要把自己当人看，首先从外表上就要重视，我也跟相同经历的朋友说，申冤的时候不能哭，第一次还行，第二次、第三次别人就会厌烦，要笑，只有自己阳光了积极了，别人才会喜欢你，愿意帮助你。”

她对上访也有清醒的认识。“也曾经只带一个小包去天安门踩点，原来安检那么严格，背着材料是不可能进去的。后来还去过最高法院，在门口看见一个人光着上身，背上刺了一个‘冤’字，是在为儿申冤，觉得好可怜，但是这么做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上访往往都是因为一个很小的事情，有的是和村民有矛盾，有的是因为一块小小的宅基地，结果持续二三十年在告，到后面就全都是恨了，这么做代价太大。上访时间长了人就容易偏激，和访民在一起，情绪就会相互传染，我让自己尽量不受这种情绪影响，有空了就去图书馆找励志的书看，给自己鼓劲。”

念建兰说，几年来，她一直十分谨慎，怕被相关部门抓住把柄。“如果我上了维稳的名单，以后可能连北京都去不了了，那还怎么见张律师？别人至少是个死缓，还能等，我如果被抓去劳教，去筛沙子，念斌可能就没命了，等我劳教出来，可能拿到的就是他的骨灰。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马家楼在哪里呢！而且我从来不接触外媒，一旦你有这种嫌疑，国安部门也会盯上你，那就更麻烦。”

几年来，常有人在她家楼下监视她的行踪，但是从来拿不出理由禁锢她的自由。“我不理他们，骑电动车出去买菜，来来回回几趟，让他们放松警惕。接电话时知道有人监听，就跟朋友约好，故意说是去打牌，然后拿一个垃圾袋，里面装着电脑和几件衣服，趁着他们吃饭交班的时候出门，结果他们都不知道我其实要去香港。我不敢直接去机场坐飞机，就坐汽车到了江西，绕了十几个小时才到深圳过关。”

念建兰这次去香港是为了拜访几位将对案情产生重要影响的毒物专家。经过福建省高院和检察院的努力，在之前的审理中被警方隐藏的证据被一点点拿了出来，这其中最有价值的是153张质谱图。质谱是从国外引进的一种先进检测技术，可以通过碎片离子元素的组成进行定量分析，换句话说，就是可以对化验物进行质谱分析，得出是否含有某种毒素的结论。公孙雪说，这些证据拿给公安部的专家看，已经认为存在很大的漏洞，他们建议律师去美国、英国或者香港特区找更权威的专家来分析。“一开始找了卖给福州公安局设备的美国公司，结果对方也在找他们，我们就转向了香港，在网上搜到香港政府化验室可以做。”念建兰是第一个联系上香港专家的人，她用Skype拨通网站上的办公电话，结果直接找到了专家本人，联系好之后，再用另一款不太常见的聊天软件与张燕生律师商量一起赴港的时间，以免被监听。

香港之行，她们获得了满意的结果。专家几乎推翻了之前全部的结论，这听上去着实令人惊骇。公孙雪说，警方从153张质谱图中给出了7个结论，其中一个是关于陈玉钦家里一包鼠药中是否含有毒鼠强的检测，警方没给出完整的检测报告，无法判断结果的可信度，而且即使可信，但现场明明有4包鼠药，警察却只检测了其中一包，漏洞明显。另外6个结论分别来自死者生物检材、高压锅、铁锅、铝水壶、门把手和卖给念斌鼠药的人家里的制鼠药设备。在死者生物检材部分，专家发现，其中一位死者的心血和呕吐物使用的是同一张图，而且未发现其中含有氟乙酸盐，尿液中虽然检出了氟乙酸盐，但竟然和标准对照图一模一样，这至少不能排除仪器受到污染的可能性。此外，其他的5个结论中所包含的质谱图里，检测的数据和结论全都对不上号，被专家们全部推翻。在这些结论之外，被认定为毒源的鱿鱼当时还剩半盘，警方之前始终说报告丢失，在这一次的153张质谱图里终于找到了鱿鱼的检测，居然没发现氟乙酸盐。公孙雪说：“我们也觉得不可思议，但福建警方问题真的多得离谱。毒物检测是一个太专业的领域，没拿到质谱图之前，我们谁都看不懂，只能听公安的结论。现在经过权威专家的分析，才知道福建的检测部门根本不具备检测氟乙酸盐的能力。至于当初为什么认定死者是氟乙酸盐中毒，现场明明有毒鼠强存在，但警方并没有对证据进行毒鼠强的检测，这些问题至今没人能说清。”

从卖给念斌鼠药的人那里拿来的制鼠药设备没有检出氟乙酸盐，这排除了毒物来源的疑点；死者生物检材的质谱图鉴定，说明中毒的原因并非是氟乙酸盐；厨房里的炊具、水壶里的水、吃剩的鱿鱼都没有检出氟乙酸盐，这进一步否定了投毒的方式，还剩最后一个口供的问题，警方当庭播放了念斌在预审中承认作案的录像，最后也被律师找到了重新剪辑的问题。公孙雪说：“一开始我们只是发现有几个断点，还无法完全确定。直到念建兰帮我们把平潭话翻译成普通话，并且在画面上准确的时间点配上字幕，我们才终于发现问题，念斌还没有交代作案方式，警察已经问他拿几瓶水倒在壶里。于是在庭上逼问警察，最后他们只能承认中间停了一个多小时，警察的这个王牌证据也就不足信了。”

回不去的家

重获自由的念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如释重负。家人一直向他隐瞒父亲在他出事后8个月就过世的消息，直到第4次判死刑时，念建兰终于忍不住在庭上喊，法院不公，让他们家破人亡，念斌这才知道父亲早已离世。念斌出事后，他的母亲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几个子女轮流接回家照顾，于今年初去世，念斌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他想回家在父母坟前磕个头，如今这个小小的愿望实现起来很有点困难。

念斌的家人说，2006年8月10日警方宣布念斌是杀人凶手当天，丁云虾的本族和婆家俞氏一大群人，砸掉了念斌和父母居住的房子，这房子之后就一直空着，保持着被毁坏的模样。念艳是念斌二哥的孩子，是念家为数不多还在村里生活的人，念艳的爸爸早年患病去世，念艳的妈妈还住在澳前村，念艳则嫁到了附近的另一个村。念艳说，这些年他们一直忍受着丁、俞两家肆意释放的怒火。“有时去买菜遇上丁云虾的公公在摆摊卖鱼，他会不停地低声骂人，不能完全听清楚，但知道就是在说我们，逼着人赶紧离开。”这种仇恨在每次开庭时会真正地爆发出来，念艳说，每次听到念建兰告诉他们要开庭了，大家都坐立不安，“虽然一开庭就有希望，但想到开庭时丁、俞两家会在庭外打我们，还是觉得很恐惧”。

念斌无罪释放后，南赖村的俞氏祠堂成了村民议事的据点，丁云虾公公俞兆发的堂弟正在一扇小门里接过村民的捐款，并在小本上做上记录。俞兆发站在一旁看着，他已经快70岁了，脸上始终阴云密布，两颊甚至形成了垂直的皱纹，他比周围的人都黑而且瘦，年轻时一直出海打鱼，现在老了也无法休息，仍要在近海养鱼贴补家用。

丁云虾是俞兆发的大儿媳，两个孙子死亡时距离他失去大儿子只有一年时间。大儿子当时在一家船运公司当大副没多久，“他是考取了大副证的，找到这么好一份工作可不容易”。俞兆发最终在天津港口领回了遇海难而死的儿子的骨灰。俞兆发说，当时他家的老房子正好被地下暗河冲坏了地基，俞兆发索性把房子推倒准备重盖，结果这时候孙子又出事后，盖房的钱全用在这事上，所以他和老伴至今仍是居无定所的人。

俞兆发实在想不明白，为啥念斌投毒这种板上钉钉的事最后会被推翻？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念建兰实在太可怕了，她有一个很有钱的朋友给她帮忙。“也不知道她花了多少钱，能请来一个律师团帮她弟弟辩护。”余兆发想，正是因为这些律师巧舌如簧，颠倒黑白，让杀人犯念斌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后来参与念斌案的律师的确很多，除了张燕生和公孙雪，念建兰还请来了上海律师斯伟江。斯伟江告诉本刊记者，念建兰是和吴华英一起找到他的，他认为吴昌龙的案子已经停滞了很多年，律师能够发挥的空间不大，但念斌的案子有很多证据上的问题，他很感兴趣，就决定接了。另外参与此案的张磊、李肖霖等律师都是张燕生的朋友，都觉得这案子证据实在离谱，自愿加入进来。公孙雪说，念建兰后来拿不出钱来，这个案子就从代理变成了法律援助，“斯律师去福州的机票都是自己掏钱买，张律师也是挑折扣最低的机票，有时到福州已经是半夜两三点了。”

俞兆发不愿听这些，听多了他甚至会发脾气。“我们是受害者，而且相信政府，所以就没想过要请律师。但现在全村人都愤怒了，你以为他们来捐款是为死去的两个孩子吗？如果是的话几年前他们就捐了。他们为什么现在捐钱？那是帮我凑钱去请律师，去北京，找一个比张燕生更好的律师。”

俞兆发的信任感只存在于小小的平潭县范围之内。“当时警察很负责，天天来问我的小孙子，当时他只有6岁，连县长都说，不要问了，别把小孩脑子问坏，结果警察还是来问了40多次。现在记者都报道念斌无罪时，只有我们当地派出所所长发了条微博，说受害者家属也很惨。几家媒体看到这条微博后这才开始来找我们采访。原来的案子判得多好，但我们倒霉地赶上了司法改革，我们是法律的牺牲品啊，让他们钻了空子！”俞家和丁家也的确是村里极为强势的一方。念斌被判无罪后，俞家拿出念斌第一次会见律师时的录像在超市门前播放，录像里念斌承认了罪行，很多村民看了怒不可遏，越发同情俞家和丁家的遭遇。村民和受害者家属一起半真半假地传播着念斌曾经的恶行，比如一个姓胡的年轻人被人拿刀捅死，凶手的刀是从念斌家拿的，没有念斌就不会发生命案。一个骑摩托的人在念斌岳母家门前按喇叭，吓得念斌的孩子摔倒在地，念斌为此讹了对方4万元，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恶霸。但说到这些事件中具体的人，村民往往会说，“那个人搬走了，出去打工了，现在找不到了”。没有一件传闻可以真正落实。

平潭县是福建省的第一大岛，全国第五大岛，是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澳前又是前沿中的前沿，距离台北只有68海里。90年代时，村里流行偷渡到台湾打工，念斌、俞兆发、陈玉钦的丈夫巫贤龙全都去过，不过他们往往没有太好的结局，被抓后又要关押又要罚款，得不偿失。很快台湾经济就不景气了，偷渡台湾的风气也就过去了。平潭县开发得很晚，去年才成立了综合实验区，政府投资建了一大片免税市场，但来做生意的台湾人寥寥无几。从大陆修过来的跨海大桥才通车两年，之前只能靠轮渡通行，这大大限制了村民的视野和走出去的机会，他们大多不会上网，也不太明白外面的世界是如何运转的。“这个社会靠什么，还不是靠关系和钱？”这种有点意气的说法不免把外面想象得过于简单了。

而那个失去一双儿女的可怜母亲丁云虾在哪里呢？念斌无罪释放后，她就和母亲、婆婆一起住进了福建省高院。她不接电话，不接受采访，只想着用这种方式让法院改判。我们冒充访民走进法院，看到丁云虾等人所在的房间被拦了起来，外面有一个法警和一个工作人员看守，法院为他们提供了行军床，我们去时，她们三人正躺在床上裹紧棉被睡午觉。

念建兰说，一次开庭前她站在法院的院子里看丁云虾等人挥舞着拳头想冲上来打她。“我当时觉得她非常可悲。我们都是最平凡的小人物，之所以被卷进来，都因为公安办案粗率。丁云虾不去找公安继续侦查，其实是帮着凶手逃脱法律制裁啊！”熟悉本案的一位当地律师也说：“受害人家属被警方误导了8年，之前判死刑立即执行，现在一下子又无罪释放，你让他们怎么能接受！” 念斌法律建兰坚持回家证据张燕生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