澜沧江三日溯源记

司机和车

在荒原上旅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在没有机械力的年代，众多探险家翻越不同的山口，选择不同的渡口，蹚过不同的河段，从不同方向在荒原上留下横七竖八的印迹。如此多各怀梦想和决断力的队伍，却呈现出一个基本相同的画面：崇山峻岭间，由马匹、牦牛或者骆驼组成的长队逶迤前行。每匹牲畜的背上都捆着塞满糌粑、酥油、茶叶、帐篷的驮包，鼻子上串着鱼叉似的棍子，系在前一头的鞍上，如果谁跟不上队伍，它的鼻子就会痛得难受。

牲畜是穿越荒原时最重要的消耗品。它们背负给养，为高海拔上精疲力竭的旅行者代步，风暴来临时，它们的身体可以作为暂时的避风之地。因为过于劳累，被重负磨破的背上生出脓疮，被寒流冻毙在河中……每个旅行队要走出荒原，总会留下不少牲畜的尸体。所以，古时候的统治者规定荒原沿途有部落必须提供“乌拉”，为官方的使团补充旅行途中损耗的马匹和牦牛。这也是为什么法国探险家吕推在玉树丢失两匹马后，会在暴怒下做出愚蠢的决定——冒险去临近村庄偷马，因此触怒藏民，最后丢掉了性命。

而在牛马牲畜的长队前面，总有一个面色黝黑，身着长袍的当地人，决定着队伍前进的方向和行走节奏。他们是向导，是旅行者在荒原中唯一可依靠的同伴。看似千篇一律的草甸和山脉中，隐藏着只有少数当地人才了解的行路规则。比如一条漫长曲折的河道，哪个部分是可以涉水的浅滩；连绵的山脉横在眼前时，哪个山口更适合翻越；荒原从地到天连成一片，走哪个部分才能路过藏人的牧场，可以稍做休息，补充给养。湘西王陈渠珍曾在这方面给后人留下一个惨痛的教训。1911年10月，他带领115人的队伍，从武昌起义后蔓延到西藏的政治乱局中逃离，想穿越通天河上游的高地回到内地。这片流域在玉树草原的西部，地极辽阔，寒而乏草，所以人烟稀少。路上因为喇嘛向导不堪士兵的虐打，中途逃跑，陈渠珍的队伍只能在荒原中胡乱前行。为了能在高处眺望前路，他和部队一直沿高原顶部行走，结果一路都没碰到什么人家，只能靠偶尔打到一点猎物补充食物。实际上，9月以后的三江源已是冬季，当地人多下到河谷避寒。如果有一个向导带着他们沿河谷往下走，就可以路过一些藏人的牧场，不致陷入绝境。最后，陈渠珍的队伍用了200多天才走出荒原，活下来的只剩11人。

而被西方誉为“女英雄”的法国探险家大卫·妮尔能突破层层禁区，创造出遍游藏地的传奇，也离不开身边一直不离不弃的义子庸登喇嘛。荒野行路中的严寒、孤独和危险，侵蚀人体力的同时，也消解人的斗志和勇气。即便像大卫·妮尔这样的奇女子也免不了被它打败。在一个月色凄凉、万籁俱寂的夜里，大卫·妮尔到达了西藏边界的竹卡山口。庸登喇嘛去远处的河里汲水煮茶，很久都没有回来。大卫·妮尔独自一人坐在篝火旁，火光之外的荒野仿佛一个巨大的黑洞，一些忧郁而凄凉的想法主宰了她。她后来书中记录了自己最脆弱的时刻：“我回想起前几次的探险活动，回想起自己忍受过的疲劳、冒险和死亡游荡于我身旁的时期。等待我的未来又将是这一切或者还是更糟……其结果将会如何呢？我是否会获得胜利、到达拉萨并嘲笑那些把西藏封闭起来的人呢？我是否会在途中受阻或永远地遭到挫败呢？是否会葬身一个深渊、死于一名土匪的子弹下，在一棵大树下或一个山洞中如同森林中的野兽一般被夺去生命呢？谁又能知道这一切，我还敢梦想什么呢？”是庸登喇嘛的及时回来驱散了她对前路悲观的想法。当忠实的同伴突然从黑暗的荒野中出现时，妮尔觉得，“他神奇般地被月亮照耀着，这使我想到了许多人，觉得他们完全同其名字的含义一样是一尊山神”。这些前人的经验和教训，都充分说明了，要进入荒原，一群皮实耐劳、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动力的牲畜和一个忠诚得力的向导是必不可少的。即便现代的旅游者有了机械力的帮忙，进入荒原的危险和磨难要大大低于从前，但有一个好司机和一辆好车仍然是最重要的行路法则。

依照这条法则来审视我的澜沧江溯源之行，开局看起来是很不错的。我有一辆丰田4500，这种号称陆地巡洋舰的车，比普通越野车的个头大一号，据说是荒原上行路最神气的装备，单看外表就给人无所不能的安全感。司机是一个满脸胡楂儿、高大壮实、说话粗声粗气的西北汉子，不仅外形跟想象中的荒野非常契合，而且熟知当地的风土人情。从玉树去澜沧江源头所在的杂多县时，每经过一个路标，他都能讲出一个趣闻。汽车穿过巴塘草原进入山区时要经过一个险要的急弯，当地人称之为老虎嘴。司机说，有一个叫阿迦的当地人买了辆新车，过这个山口时，先小心翼翼地按一声喇叭，再下车绕个大弯去看看对面有没有车来，等一切弄妥回到车上准备过山口时，对面的车已经过来了。就这么反反复复，阿迦一上午都没能过得去老虎嘴。进杂多县城要过一个新安装的红绿灯口，司机又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阿迦闯了红灯，被警察抓住，问他为什么闯红灯，他看着高高架在水泥柱上的红绿灯说：红灯在那么高的地方，我怎么能撞上呢？

就像新疆民间故事里的阿凡提与巴依地主，阿迦是三江源地区民间故事的一个主角，他闹的笑话反映着游牧民族与现代交通之间的距离。司机在讲这些故事时，充满了一个现代人的优越感。我也因此对自己的行程颇有信心——有了动力强劲的交通工具，和看起来胸有成竹的司机，我已经获得了荒原上的自由，想去哪里都没有问题。

源头在哪里？

玉树去杂多的路上，一条铁红色的河时断时续地出现在道路右边。这条河叫扎曲，藏语意为“从山岩中流出的河”，河水一路冲刷着山岩中的红色砂石，浓稠得似乎快要凝固。扎曲是公认的澜沧江上游。我们的溯源之路就要沿着这条河，一直深入杂多县的群山中。但正源到底在哪里，到达它要多长时间，我们在去之前听到了至少三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澜沧江的源头在杂多县莫云乡，到乡里之后，找乡民租一匹马，骑马往里走一天，就能到达源头扎南曲。这是距离最短的一条路线，也是外国探险家在进入这个区域时，藏族向导通常愿意带他们去的地方。第二种说法则认为源头在杂多县扎青乡，这条路线一直延伸到荒原的深处，到底有多远，很多当地人也说不清楚，只知道“那里的荒凉，让人感觉意志都没有了。有一年一群科考队的人租了牛马进去，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到源头。回到县城，看到西红柿都流眼泪”。但杂多县的藏族人却坚持澜沧江源头并不是藏在深山，而是在青海通往西藏境内的一条古道旁边，名叫扎西切瓦，现在扎青乡昂那村界内。那是19世纪初，五世达赖从四川康区经青海去拉萨的路上，经过昂那村时，受到了当时驻扎在那里的格吉部落热情接待，保护他安全通过。五世达赖在休息时看见路边的湿地下喷出水源，便钦定这里为澜沧江的源头，因此，藏族人认为这里才是澜沧江河神居住的地方。当地牧民家的牲畜得了病，只需赶着牛羊绕扎西切瓦三圈或者七圈，病自然而然会治愈。

各种相差甚远的说法，既代表着这条河流所包含的丰富内涵，也代表着这片区域水流状况的错综复杂。从探源角度看，澜沧江是三江源地区三条河流中难度最大的。据说扎曲分支点尕纳松多的上游地区，共有400条大小支流，长江黄河都无法与之相比。我国对于长江、黄河的探源从汉唐时代就已经有意识地开始进行，但对澜沧江探源活动的记录仅始于近代。

历史上，这条河流多次挫败了中外探险家想要寻找它源头的努力。20世纪初，法国探险家吕推和李默德到达杂多县扎青乡的扎西拉武寺时，就曾萌生去探源扎曲的想法。李默德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我们能追溯这条河流的尽头，就能解决湄公河（澜沧江在下游的名字）源头问题，从而确定湄公河北边的界线。”但他们到的时候是夏天，扎曲的水深而且急，河岸有许多陡峭的岩石，不规则的山脊和纵横交错的山谷，让探险队既无法渡河也不能沿河岸前行。后来李默德在书中写到他们不得不放弃探源澜沧江的想法：“除非在冬天河水结冰，不然在扎西拉吾寺是没有路能通过扎曲的。”

民国初年，学者周希武作为甘肃勘界大员周务学的随员，几乎走遍了澜沧江和通天河的中下游一带，并以现代测量学的方法绘制了我国第一张玉树地区简图。在他根据这次经历写成的《玉树调查记》中，提到扎曲有南北两个源头，南源为杂那云，北源名杂朵云。两条水东流到扎西拉武寺的西边汇合，汇合地名叫尕拉松多。这是我国首次以汉字记录了澜沧江源头和以下支流的情况。周希武所提到的南源和北源，就是扎曲上游的两大支流：扎阿曲和扎那曲。而现代探源者关于澜沧江源头的分歧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994年9月，英国探险家米歇尔·佩塞尔从玉树出发进杂多县，在当地人引领下，来到扎曲南源——莫云乡的扎那曲，将这里确定为澜沧江的源头。同年，中科院的副研究员周长进也对这个扎曲的分界点进行科考，并在莫云乡碰到了英国同行米歇尔，但他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周长进认为，扎青乡的扎阿曲，在河流长度、流量等各项指标上都超过了扎那曲，从而认定澜沧江的源头应该在北支，源自北边果宗木查山中的一条支流。但这个结论又遭到另一个科学家的质疑。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少创4次徒步澜沧江，他的考察结果认为，澜沧江之源确实在扎曲北支，但不是源自果宗木查，而是与果宗木查遥遥相望的另一座山——吉富山。山中支流谷涌曲长度超过其他所有支流，即便在枯水期仍长流不懈，因此，这里才是澜沧江的正源。

旅行者愿意追随哪一种说法，就代表他选择了什么样的溯源路线。我想走的是最远那一条。我并没有能力从科学角度判断哪条路线通向的是正源或者更接近正源，只是觉得如果想认识一个陌生的地方，走更长的路比更短的路总要好一些，正如一句藏族谚语所说：“走得不够远就达不到目标。”即便多出的距离，很可能就是一座山接着一座山，一片荒滩连着一片荒滩的单调重复。但如果荒原最主要的地貌就是单调，那我就去体会它的单调。

山顶风暴

出发前的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我们的后备厢里堆了一箱苏打水，一筐五颜六色的蔬菜水果，一大袋刚出锅还冒着热气的牛肉块。那是在杂多县城的肉铺里现挑的两条牛腿，砍成坨坨肉，再请街边餐馆用高压锅煮熟，整个车厢里弥漫着带奶味的浓浓肉香。

在杂多县城，我们加入了一支去澜沧江源头的科考队伍。2011年三江源建立了国家生态保护综合实验区，但整个实验区都缺乏可靠的生物多样性数据。不知道这里动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保护就无从说起。因此从2012年开始，北京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联合政府在三江源地区展开了生物多样性快速调查，今年考察的区域就是澜沧江源附近。科考队有近20辆车，大多为轻型越野车猎豹。庞大的车队中途停在一个山口，从山口望出去，远处的群山笼罩在一层轻薄尘雾中，灰蒙蒙显得很平常。天气不阴不晴，一丝风也没有，再加上身边山道上的车队，人来人往嬉笑寒暄，一点没有想象中“让人失去意志的荒凉”，倒像是一个热闹的乡间集市。

7月份已进入三江源的雨季，几乎每天都会下雨。当我们走在杂多的山间时，常常眼前的道路阳光灿烂，彩虹在不远处拔地而起，升入云端。但远处山顶上却盖着厚厚的黑色云层，下有一道道闪光的云线投射在山顶上，那是阳光透过乌云照射在雨滴上。在这个时节，整片荒原被气流分割成很多个舞台、雨水、乌云、阳光各居一隅，在不同的舞台次第上演。这样有规律的气候变化，不会给旅行者什么压力，山光云影有规律的温和变幻反而让人觉得大自然的丰富。

可如果是雷阵雨，来的方式就截然不同。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在他的书中就记录了穿越青海时遭受这种风暴袭击的经历：“当时正值上午10点左右，我们刚刚翻越一座小山以进入一片面积辽阔的平原，突然间大气中出现了极其安静的气氛。我们发现空气纹丝不动，天空慢慢地被一层微白色的薄云覆盖，但却没有发现形成任何乌云。大风很快从西方吹了起来，骤然间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使我们的牲畜几乎不能再前进。整个自然界万象都似乎陷入了一种快要解体的状态。天空始终没有乌云，而仅仅是一种红棕色。咆哮的大风以漩涡状向前推进，在空中吹起了巨大的风柱，卷起了尘埃、沙砾和植物的残枝烂叶。大风如此狂暴，天空如此震荡，以至于我们在正当午时也无法分别出自己骑的牲畜。我们于是被迫下马，伏在坐骑的旁边，再也不知道自己已到哪里，每时每刻都觉得田地被彻底搅乱，万物的末日到来了。当风势稍微平缓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所有人彼此之间分开得都很远。”这样的风暴是荒原最邪恶的特产，大多发生在接近中午——一天看起来最温暖安全的时候，常常是到山顶——旅行者最人困马乏的地方，给人的身体和心理上造成的威慑力都非常大。所以古伯察还提到一个古时候传说的翻山原则：接近山顶时，不能高声喧哗，以免搅动压在山顶的厚重气流，引发雷阵雨。

来之前在书中看到这段记录时，我把它当作远去的历史——就像这片荒原上曾有的罕见物种金色野牦牛一样，已经从现代人的旅途中消失了。越野车一日千里，厚实的车厢隔绝风雨雷电，很难留给大自然多少折磨旅人的机会。

从那个平静得有些乏味的山口下行不久，车队又开始翻山了。领队的头车没有走盘山的土路，而是从山脚陡直地往山顶上冲。这是典型藏族人的开法，他们还是像骑马那样驾驭现代交通工具。后面汽车跟着狠踩油门，像骄傲的野马，一辆接一辆翘起头往山顶闯。满山都是此起彼伏的马达嘶吼声。我们的车也摇晃着庞大的身躯开上了山脊，不想车到山腰就陷在泥辙里。无论司机怎么掰方向盘踩油门，都只感觉马达有气无力地抖动一阵，车还是不能移动半步。这辆出发前司机骄傲地宣称“全队最好的车”，就这样最先趴在路上。

无奈只好下车，让汽车轻装前进，我们打算步行到山顶和它汇合。不知道是否因为满山嘶吼的汽车马达声，破坏了古伯察所说的山顶的气流。我们下车后发现，刚才在前一个山口还纹丝不动的空气，已经搅动起一场大风。风并不寒冷，但是有股掀翻一切的蛮力，从山顶方向扑过来，我们无法迎风前进一步，甚至抬眼看看汽车到底去了哪儿都不可能。接着冰雹劈头盖脸砸下来，豆大的冰珠子像白色的小钢球，硬邦邦打在身上。我狼狈地捂住头蹲下身，可周围只有刚冒出头的寸草，毫无遮挡之处。眼前一条闪电劈在山脊上，粗大的红色电流划破长空，山上腾起一团火焰。刚刚还雄赳赳的车队也被这场风暴打散，我们被后面的一辆越野车救下，退下山脊，老老实实走上了盘山的土路。

这场亲身经历的风暴就像澜沧江的荒原给我的一个警告。来之前听到过很多忠告：单车一定不能进入河流源头的荒原，至少两辆车才可能应付路上的各种突发危险。我当时不以为然，甚至还抱定如果没有合适的同伴，我就要自己去源头的想法。可在山顶的狂风暴雨中，看到一道红色闪电劈在对面山上，一棵树应声而倒的时候，我立刻放弃了单车溯源这样无知无畏的想法。

当地人

科考队的大本营在然曲河边的一块平地上。我们到达的时候，一大排白色帐篷已经搭在河滩地上，大盆为晚饭准备的蔬菜也在河边准备清洗，帐篷厨房里锅碗瓢盆叮当作响，几天的野营生活正在拉开架势。第二天队伍就要分成几个小队，野生动物摄影师去拍照，动植物学家去寻找新的物种，还有一个溯源小分队去源头。从大本营到源头还有至少一天的车程，据说今年雨水大，汽车只能开到离源头十几公里的地方，剩下的路程必须换马匹来驮考察队员和行李工具。而这个季节牧民都出去挖虫草了，附近村子只租到6匹马，也就是说，最多只能有6个人上源头。

刚刚在山顶经历的风暴，让我对现实有了清醒、但非常让人沮丧的认识。我的车是个绣花枕头，四驱是坏的，因为缺乏动力，它引以为傲的大个头反而成了累赘，一遇到爬坡或者地面松软，就会结结实实趴泥地里。这样的车况很难上源头，而科考队的溯源名额又非常紧张，正着急该怎么办，多杰突然窜到跟前问我：“你想上源头的目的是什么？”

多杰是科考队的向导。来的路上就注意到他，开着头车，车盖边绑了面小旗子，一路迎风猎猎抖动。车队半路休息时，他扒拉着车门回望后面人声鼎沸的队伍，脸上露出孩子一样兴奋的笑容。这种神情让我想起了在黄河源头的荒原上，有一头故意等着从我们车前窜过去的调皮野驴。当它守在路边，看着一群陌生的来客越来越近时，身体也呈现出那样跃跃欲试的兴奋。常年生活在荒原上的人和动物，或许都有着相同的孤独和纯真。

多杰是土生土长的杂多人，个子不高但身材壮实，脸庞线条坚毅，纯真里又混杂着像石头一样坚硬的东西，所以大部分时候看起来是个面色严肃的人。他去城里上过大学，毕业后在省城西宁当教师，但因为想念草原上自由自在的生活，最终离开西宁回到杂多。平时在县里工作，但他更喜欢的还是做高山向导，还曾经登上过珠峰。12年前，中科院遥感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少创来这里探源澜沧江时，就是多杰带的路。藏族人喜欢热闹，到营地的第一个晚上，多杰就呼朋唤友到帐篷里饮酒作乐，直到凌晨也不散去。但他自己滴酒不沾，顶多用手指捏一点敬天地，然后用低沉的嗓音说：“我来出一个游戏吧。”后来我们在澜沧江源头的山坡上歇息时，他回忆自己在草原上渡过的童年，颇带感情地说：“藏族人是个很喜欢游戏的民族，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是作弄山羊，把两块石头放在山羊眼皮上，再用石头磨山羊的角，很快山羊就睡着了。我们每天都骑马跑到草原深处，遇上风雪也不怕，让马趴下，躲在马的脖子下就不会有事。”

作为旅行者，我在藏区浮光掠影接触过的藏族人大概分为两种。一种延续着传统生活：赶着牲畜住着帐篷，冬天下到河谷，夏天上到草场，依靠自然的恩赐过着艰苦但踏实的生活，当现代生活方式来到这里时，他们小心翼翼地融入显得有点笨拙。司机在来路上讲的阿迦，大体上就是他们给外来者留下的印象。还有一种则更聪明大胆，他们出去见过世面，了解现代世界的运行规则，通过充当外部世界和神秘藏区之间的桥梁，过上了很不错的生活。他们的行为举止，甚至外表和城市人都没有什么分别。多杰属于另外一种。他看上去仍然是典型的藏族牧民，皮肤黝黑，总是戴顶牛仔帽，好像随时要扬鞭策马。他在大城市受过程度很高的新式教育，但没有磨灭他身为藏族人的骄傲和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只是增加了他对家乡问题的关注和浓烈的责任感。科考队每天晚上都有分享会，队员们会讲讲一天新的考察收获，或者自己研究领域中与这片地区相关的问题，比如荒原的垃圾处理、人兽冲突的解决经验。多杰和其他一些藏族司机——大多是乡里的干部，或者保护站的成员，总是坐在最前排的泥地上，仰着头听得很认真。

当这样一个人听到我去源头的目的是“想真正了解这里”时，他很爽快地说：“好，那我带你进源头，但你要好好写我们这里。”

荒原上的等待

第二天上午，去源头探路的车出发了。或许因为多杰的帮助，我的车也被允许加入其中，虽然它并不是去源头的恰当用车。但著名的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曾说过，想在荒原中到达目的地，有时候莽撞也是必需的：“不相信任何传闻，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果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得万无一失的话，那我们什么时候也到不了青海，到不了罗布泊，甚至现在也到不了柴达木。在我们这样的旅行中，有一点是明确，那就是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也毫不犹豫地往前闯，我们就要这样。”

出发去源头的车一共有三辆。多杰的车带路，殿后的是一辆黄色陆风车，我们的车被护在中间。一开始行路还比较顺利。虽然在爬一座陡坡时，我们的车“不负众望”地陷在半山的泥地里，折腾半天也上不了，最后只能从盘山的远路上绕个大圈才重新跟上大部队。但之后的道路一直畅通，再没有遇到让我们搁浅的山路。沿途的牧民还告诉我们更乐观的消息，源头附近的河水流量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估计我们可以开到离源头只有两三公里的地方——这是大部分人的体力都可以接受的徒步路程，之前所谓6匹马的名额限制也不存在了。我们在车上开始乐观地安排接下来的行程：以现在的速度，估计15点就能到步行点。我们可以立刻徒步到源头，天黑前赶回宿营地，晚上还能围着篝火跳锅庄。

永远不要在到达目的地前就开始庆祝——即便只差一步之遥，这是我在这趟旅程中学到的规则。接下来的一切，一件也没有按照我们的想象发生。越往前走，水路越多，河流横七竖八纵横在荒原上，汽车需要不停地蹚过大大小小的河流。其他两辆车在探路时都先后陷到河里，费了好长时间才把车湿漉漉地拉上了岸。为了安全起见，这两辆车决定一起去探路，以便相互救援。我们的车因为“先天不足”，就在原地等候。

探路车在满是砾石的河滩地上，摇摇晃晃消失在远方，草原瞬间就陷入了沉静。我们的车孤独地呆在一片河滩地上。面前这条湍急的河流，是果宗木查和吉富山的两条支流的交汇点，藏族人称此地为“野永松多”，意即“左右交汇处”。来到这里标志着我们已经到了源头最核心的区域。河滩地的另一边是一个草坡，坡顶后面是一片看不到边的草原。密实的云层低低压在草原上空，风在天地低矮的空间里窜来窜去。它是这里隐形的主人，总是忙着驱赶云群，带来阴晴雨雪，天光变幻。但这会儿又什么也不干，就在天空与草原间狭窄的缝隙里奔跑碰撞，发出呼啦呼啦和噼噼啪啪的声音。往坡下看，我们的车就像一块静止的绿色石头，和荒原的沉默融为一体。

等待是难熬的，尤其在空无一物的荒原上等待。3个多小时过去了，一直到18点多，探路的车还没有回来。逐渐暗淡下来的荒野，增加了一丝凄凉和不安。一位同行的女士忍不住抱怨是我们这辆车拖了后腿：“按常规，我们都是走到哪里就歇在哪里。按常规，从来不会去探路，这次肯定是因为考虑你们这辆车。”我们的司机也不甘示弱地回击：“按常规，现在都该吃完晚饭，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了。”

是的，荒原中的旅行没有常规。城市人为了打破日常生活的周而复始而出发旅行，但又在旅行中陷入另一种常规：在平坦的道路上一日千里，在风景优美的地方拍照，坐在桌子旁吃饭，在铺着白床单的床上睡觉。只有这河流的源头，离所有常规都很远。如果说这里也有常规，那就是猝不及防的危险、层出不穷的陷车，还有不知道尽头的等待。

冬窝子中的雨夜

等了近4个小时后，探路的两辆车终于回来了，带回了一堆被子——那是从附近唯一一户牧民家借的夜宿装备，还带回来一个好消息，前面的水量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汽车估计能开到距离源头仅1公里多的地方。不过今天晚上，我们得在冬窝子过一夜。

冬窝子是牧民们在河谷修建的冬天住所。9月以后，山上的草场逐渐被雪湮没，他们就下到河谷的冬窝子，等待寒冬过去。夏天高山草场牧草生发，他们又赶着牛羊到山顶放牧，冬窝子就敞着门空置着。因为长时间没人住，简陋的家具上都积满了灰尘，屋子里有股潮湿的霉味。但荒野上的生活虽然艰难，建立起来也很简单。掸去铁皮灶台上的厚厚灰尘，扶起歪斜的烟囱，刨掉火塘里沉积的灰烬，从屋外牛粪墙上扒几块干牛粪点燃，十几分钟前还像废墟一样破旧沉寂的冬窝子，就散发出温暖的生气。里屋窗台下，借着夕阳的微光，传来白菜下油锅的刺啦声。烧茶的水壶在铁皮灶台上，呼啦呼啦冒热气。大家围坐在烟雾缭绕的灶台边，喝着热茶说着路上的闲话，荒原上的夜晚就这么开始了。

吃过晚饭后，天已经全黑了。夜空阴云密布，看不到星星，只有月亮在云层后露出模糊的轮廓。整个草原笼罩在蒙蒙的雾气中。据说这是草原初夏时特有的气候。7月初，当天气略微晴朗时，便会从地上冒出大量热蒸汽，先飘向山头和河谷两岸，然后便凝结成厚厚的一层。当聚集的乌云足以蒙住大半天空时，南风骤起，暴雨倾盆而下。其后，天空又恢复晴朗，地面的蒸汽再度上升。大气的这种反复变化要持续半个多月，在此期间，大地像处在沸腾中一样，动物都不喜欢动弹，人会觉得四肢有一种无法形容的不适，藏族人称这种天气为“地气季节”。等这段时间结束后，山谷中的草就如同看得见一般地长大，附近的山脉和丘陵像被魔棒点过似的迅速披上鲜花和绿装，牲畜身上的冬毛像破衣片一样大块大块脱落，这是它们皮毛再生和为寒冬储存大量脂肪的季节。为了刺激它们的胃口，牧人每天会喂它们相当多的一份盐，以便帮助它们在夜间反刍白天吞到胃中的大量草料。

荒原深处的夏天一般来得晚一些。巴彦喀拉山脚下的草场上这时候已经过了“地气季节”，呈现出繁花似锦、绿草如茵的面貌，澜沧江源头的草地才刚刚转青，正处在大地沸腾的时候。半夜听到草原上开始下雨，一会儿冬窝子里也噼噼啪啪滴起水来。这里夏天和冬天气候差异很大，夏季多雨，冬季多风。藏民的冬窝子主要是防风——从这点上，我们住的这所房子非常合格。虽然第二天在屋外草坪上扎营的人控诉晚上雷电交加，狂风大作，帐篷被吹得东倒西歪，他们不得不用两只手撑住几乎坍塌的篷顶才勉强过了一夜，但我在屋里却没有感觉到一丝风。可屋子的防雨性能极差。雨水从各个角落长驱直入，形成粗大有力的水流，其中一股不偏不倚打在我睡觉的角落，浸透了睡袋上的被子，再浸进睡袋里。我感觉一股湿冷的寒意慢慢从脚边升起，把脚蜷起来，湿意就随着脚边一点点往上爬。雨越下越大，伴着雷鸣闪电。当闪电的亮光划破浓黑时，能看到屋子里像水帘洞一样，挂着粗细不一的雨柱。床头哗啦哗啦的流水声持续了一整夜，我像缩在茧里的虫子，弓着身子蜷在湿透的睡袋中，等待天亮。

第二天早上风停雨住。我们从湿漉漉的睡袋里钻出来，跨过屋子里大大小小的水坑，像草原上安于生活的一家人，先从冬窝子旁边被大雨淋湿的牛粪墙中，掏出几块没有完全湿透的牛粪，拂去灶台上的积水，点燃半干半湿的燃料，等到屋里再次烟雾缭绕，暖意渐生，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大自然昨晚狠狠地捉弄了我们，又迅速把自己作恶的痕迹消除掉。随着太阳升起，草原上的湿气逐渐散去。碧空如洗，洁白的流云飘荡其中，丝毫看不出夜间雷电交加的恐怖荒原的影子。

我们各自拎着睡袋、被子晾晒到草地上。一会儿东边的阴云在风的推动下缓缓移过来，大家就从容地收起被子睡袋，退回冬窝子里，围坐在灶台边等这片雨云过去。一阵细雨后，几根烟的工夫，阳光又把地面的水汽蒸干，我们再把五颜六色的被子东一块西一块铺在地上。此时，西边的山顶阳光灿烂，映照蓝天白云，东边的平原上，新一拨阴云正在集结成形，我们坐在阴晴交界的中间地段，看着河水闪着碎碎金光从眼前流过，会觉得昨晚的遭遇实在不值一提。

人兽冲突

我们过夜的这个地方叫战斗村，是澜沧江源头的所在地。虽然名义上是个村子，但大部分地方渺无人烟。整个扎青乡四个村，占地6000多平方公里，一户牧民最近的邻居，可能都在几百公里之外。除了家里的牛羊，和他们发生关系最多的就是荒原上的动物。这既是荒原生活的独特有趣之处，但也不乏让人苦恼的地方。我们昨晚借宿的冬窝子，虽然整个夏天无人居住，但却一直敞着房门，就是为了防止藏棕熊来房里找食物时，因为进不去而发怒把门窗拍烂。

人兽冲突是来三江源后听到最多的问题。野驴群会齐聚牧民的草场，把他们储存起来用于家畜过冬的草料吃个精光。夏天发情的野牦牛会跑到家牦牛群中去追赶母牛，让牧民无法把母牛从山上赶到一起挤奶。草原上几乎每家牧民都有过被野兽叼走牛羊的经历。原来这种事情大多发生在冬季，大雪封山，野兽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就把捕猎目标瞄准了牧民围栏中的牲畜。但现在，夏天也常常有饥饿的野兽闯入人类的生活。我们在囊谦的时候，就听到林业局长俄吉抱怨，最近又有雪豹冲进牧民的院子咬死牛羊。

所有这些动物中，熊最让人不知如何是好。这个在三江源荒原区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动物，却没有和它处于同一等级的雪豹那样的王者之风。它性格暴躁，不仅袭击家畜，闯入人的住宅找寻食物，近年来还传出攻击人致死的事情。如果在草原上碰到一头熊，到底怎样应对比较安全？我听到有关熊的各种传闻都没有提供一个可靠的办法。如果逃跑，会激发它追逐的兴趣。如果站着不动，又很有可能被它用类似“犀牛望月”的招式，反手一掌拍在脸上。如果先下手为强，熊硬厚的皮毛对枪击有较强的耐受力，不得要害的攻击只能惹怒它，激发它的破坏力。这让它成为三江源牧民既畏惧又痛恨的动物。这些年来，在国家禁猎政策和宗教力量的感召下，藏族人对大部分动物都比较尊崇，不会轻易伤害，但和熊的对抗却似乎顺理成章。

可翻看从前的探险家们对这种动物的记载，却和今天牧民们的讲述有很大差异。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藏熊性情懦弱，只有带着幼崽的雌熊有时候才袭击猎人，雄熊即使被打伤也一逃了之，而且它们对其他食草动物也不凶猛。我们有时可以看到一些野驴在藏熊的近旁悠然自得地吃草的情景。藏熊的主要食物是鼠兔，经常挖洞捕食，此外，它们也喜欢吃各种草根，如春天的菖兰、夏天的荨麻，至于鱼，只要能捕到也吃，藏熊不主动袭击大型动物，除非其他动物病得快要死或者已经死去。有时它们到了藏民的驻地，即使见到羊也不去伤害。”是什么让普尔热瓦尔斯基笔下温良的谦谦君子熊，变成现在牧民口中贪吃、暴戾、不讲道理的“破坏之王”呢？

一个简单的解释就是历史和现实的共同作用。荒原表面的辽阔和安静，掩盖了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无数血腥杀戮，但动物对危险的记忆却会代代相传。早期每逢有外来者踏入这个区域，藏棕熊都会作为荒原地区的代表物种遭到捕杀。对藏族人来说，熊皮也曾一度是尊贵身份的证明和冬季御寒的珍品。就在我们晾晒在冬窝子外面草地上的被子中，还夹杂着一张藏棕熊皮的褥子——这是多年前一位活佛赠送当地藏民的，厚厚的棕黑相间的皮毛，在阳光下闪着金光，让旁边的马毛枕头黯然失色。从这张熊皮褥子，或许可以窥见人类对藏熊索取的历史。从20世纪50年代，一条从格尔木直通拉萨的青藏公路修通，沿线牧民逐步向荒野深处挺进。三江源地区的放牧区域从原来的2000多米逐渐上升到现在的4000多米，进入了那些二三十年前仍为野生动物统治的区域。人类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规划荒原，修建围栏划分草场，毒杀鼠兔以免它们和牲畜抢夺牧草。但这些人类活动都在阻断野生兽类的食物来源，造成野生兽类食物链断裂。要知道，看起来最不起眼的小鼠兔，实际上是藏熊最主要的食物。

到科考大本营的第一天晚上，世界著名的野生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在帐篷中讲了世界上其他地方解决人兽冲突的经验。归根结底，就是要想办法让同时生活在一片领地的人和动物，都能活下来——既不能剥夺动物的生存权，也不能要求当地人无限度的牺牲。但对三江源的荒原来说，找到这样一举两得的办法可能更困难。夏勒博士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在藏北高原的这些日子告诉我，这里的生命是多么脆弱，这种边缘状态的平衡是多么不稳定。一场暴风雪可以使一户牧民变成赤贫，可以使野生动物种群数量锐减到惊人的程度，需要很多年来恢复。此地要开展的任何项目都必须考虑到牧民，只有他们的合作和参与才能确保野生动物的未来。”

源头的生活

在澜沧江源头附近的牧民家庭，无疑就处在这片荒原摇摇欲坠的平衡中。他们最能体会荒原生活的艰难与富足，孤独和宁静。我们第三天晚上的扎营点就在离源头只有几公里的一座山顶上，那里孤零零住着离源头最近的一户牧民。隔着一条河和一大片坑坑洼洼的草场的另一个山顶上，住着他们最近的一户邻居。暮色中，邻居的白色帐篷像一个没有存在感的小圆点。

因为很少有人来到这里，生活在荒原深处的人们以一种奇怪的时间刻度来标记往事。1918年英国领事台克满来到澜沧江上游流域时，在扎曲渡口向当地人打听过往情况。当地人告诉他，“最近”有一大队俄国人从东北方向来过这里，他们武装精良，配有最好的马和牦牛，还在往南处与藏族人交火。实际上，当地人口中的“最近”是10年前，那队俄国人是探险家科兹洛夫的队伍。他们从贵德一路南下，想从这里找到一条通向昌都的进藏之路。

这户离源头最近的人家，看到我们队伍中的多杰和刘少创，估计也有“去年今日此门中”的亲切感。12年前，多杰和刘少创来吉富山探源时，就到过这户牧民家。当时的家里成员是一对年轻的父母带着3个孩子。12年后，这家人仍然在这片山顶上，四野无人，尽是起伏的群山和缠绕的溪流，吉富山在层层山峦之外露出白色的雪顶。但12年时间，这个家庭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父亲因病去世了，家里孩子增加到8个。今年是藏历马年，据说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生肖年，母亲带着家中最大和最小的两个孩子去阿里冈仁波钦转山，剩下的几个孩子就留在家里看守牛羊。半面山坡都是他家的牛羊，如果按照现在牛羊的市价，他们家的资产大约有几百万元。看起来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可是这些孩子们，仍然过着最简单的生活。他们都没有上学，每天早上把牛羊赶上山坡，晚上再甩着投石器把走远的牛羊聚拢回来。虽然没有父母在身边，他们仍然从容地守护着这个荒原深处的家。只要帐篷里铁皮灶台上的炉火没有熄灭，随时能舀出热茶，这里的生活就能继续下去。

在这户只有孩子的牧民家，是我们到达源头前的最后一夜。夜深了，帐篷外的荒原照样又是风雨欲来前的冷清寂静。雨季的浓浓雾气漂浮在空气中，月亮在浓厚的乌云层边露出些许轮廓，稀薄的月光下，一只看家的藏獒挺直脊梁坐在帐篷边的山坡上，像剪影一样一动不动远眺着黑糊糊的河流对岸。但帐篷里热气腾腾，所有能落座的地方都挤满了人。很久没有这么热闹的队伍来这里，孩子们也表现得很高兴，他们慷慨地拿出家里的牛肉血肠，在灶台上煮出一大锅。多杰将血肠摁在地板上，用小刀切开分给大家。肠里的肉没有什么特别的调料，肠衣也很厚，但因为肉新鲜实在，所以非常耐嚼好吃。大家挤在帐篷里所有能落座的地方说着闲话，藏族队员为了祈祷明天平安上源头，念起了莲花生大师的经文，祈祷的声调时而高亢庄严，时而蓦然间变为低沉的喃喃自语。这种颇有庄严感的鼻音，与火苗在灶台里霍霍跳动的声音，肉肠煨在沸水里咕噜咕噜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帐篷里弥漫着浓稠的热闹劲。

最后到达的江源看起来很平常，它一脉相承了来路上的瘦瘠山线，灰色砾石和石缝中的低矮植物，呈现出荒原上再平常不过的辽阔和荒凉。但接近它的最后几公里却称得上惊心动魄。第二天早上出发前，多杰对我们司机说：“这个地方没有路，你不要怕，只管踩油门使劲冲，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最后的路程几乎全是水路，刚冲上一片河滩，面前又横着一条水流。汽车在一片又一片巨大的水花中前进。我坐在副驾上，紧盯着水中稍纵即逝的前车车痕，恐惧着车会突然陷入河流的哪条深缝中，紧张得胃都痛起来。司机一边握紧方向盘急速左推右挡，一边狠狠地说：“这次是要到水的姥姥家去啊。”

源头就在一条说不上名字的山谷缝隙里。山谷一侧石壁直立，朱红色的山体像被从山顶泼下一盆墨，山崖的上部都是大块墨色，另一边则是一座坡度稍微缓和，但体积巍然的分界岭，翻过去就是长江源头所在的治多。一大片被砾石灰掩盖的冰川，从山顶一直覆盖到山脚，贴近冰层融水不舍昼夜地在地表下汩汩流动，直到土层薄弱的一处山脚，就冲出地面，成了澜沧江的第一股水流。我们花费了几天时间，经历山顶雷暴、荒原雨夜、无数次的陷车，最终追寻到的是大自然一个平常的偶然。但这个平常中包含着前往未知世界的意义——我以自己的眼睛看到了那眼涌泉，以自己的鼻子和嘴巴吸入了那里弥漫着雪雾的空气，以自己的双腿站在那里满是灰色碎砾石的山谷，以自己的手触摸到那里表面满是扎手冰碴的冰川，以穿越荒原所经历的恐慌和醒悟，换取了对澜沧江源头的平常的感触。那些早年进入荒原的探险家

记者      付晓英

古伯察

Evariste Régis Huc

古伯察是比较早进入过三江源地区的外国传教士。生于法国海边小城勒阿弗尔的古伯察，是一名虔诚的传教士，1844年8月，古伯察与他的同伴秦噶哔（J.Gabet）从位于现在辽宁西北角建平县的黑水出发，经内蒙古、宁夏、甘肃，于1845年初到达青海。1845年11月15日，他从青海湖南经格尔木及玉树的曲麻莱和治多，再经唐古拉山口，最终在1846年初到达拉萨，逗留两个月后，被驻藏大臣琦善查获并上奏清廷，很快被遣送出藏，在清军的押解下回到澳门。

古伯察在澳门整理了两年来的资料，撰写了回忆录，并命名为《鞑靼和西藏游记》，描述了他从西湾子到拉萨、再从拉萨到四川成都的一段经历，成为西方汉学界的一部经典，被译为多个语种反复再版。2006年，此书中文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普尔热瓦尔斯基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普尔热瓦尔斯基出生于白俄罗斯一个贵族家庭，曾在波兰华沙军事学院教授地理。从1870年开始，受军方和皇家地理学会资助，作为俄军总参谋部军官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先后四次到中国的内蒙古、青海、新疆、西藏等地探险考察，有很多开拓性的发现，比如新疆的普氏野马，可可西里高原上的普氏原羚。他对罗布泊的研究引发了后世的大讨论。

他的四次中亚探险，每次行程都与三江源地区有交集，足迹遍布黄河源与长江源一带的荒原，但他一直没能进入梦想中的拉萨。

科兹洛夫

Пё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

科兹洛夫也是沙俄帝国在对外扩张中成名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他曾加入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第四次中亚考察队，1907年，他在内蒙古阿拉善盟的额济纳河下游、接近居延海的地方发现了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发掘出文物3000余件，赢得了“一位世界性的地理学家”和“出色的旅行组织者”的声誉。

科兹洛夫的考察队曾深入黄河腹地的贵德，在安多藏区的冬季穿行，穿越积石山后进入甘肃南部草原的夏河拉卜楞寺。和前辈普尔热瓦尔斯基一样，他曾试图在三江源内找到一条从昌都进藏的道路，因为受到藏人的阻击而未成功。

李默德与吕推

Fernand Grenard & Dutreuil de Rhins

李默德和吕推（左图）是19世纪末法国的旅行探险家。1893年6月下旬，李默德与吕推从新疆于阗县城南下入藏，同年冬天在藏北被挡回，第二年2月被迫进入现在的玉树州地界。吕推在称多拉布寺附近的囤不大（今玉树县仲达乡）被杀，但是李默德带回了惊人的地质学和考古学标本，以及照片、地图等资料，在巴黎出版了三大卷本《高地亚洲一次科学考察记》，内附地图——《西藏全图·附西藏印度通道图》，是李默德据亲历及参考他人成果编绘而成，当时较为全面的有经纬度的全藏地图仅此一份。

台克满

Eric Teichman

台克满又名赵锡孟，是英国外交官，曾经在剑桥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1907年被指派到英国驻中国北京的使馆任译员。1919到1935年，他在英国政府资助下作广泛的穿越中亚长途旅行。

台克满1922年在剑桥大学出版了《一位领事官员在西藏东部的旅行》一书，详述了他经由三江源地区入藏的路线。

约瑟夫·洛克

Joseph Charles Francis Rock

约瑟夫·洛克是美国著名的植物学家和探险家。从1922到1949年，他曾先后六次到中国探险考察，在美国《国家地理》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照片，将多种植物样本带回西方。

洛克曾三次在岷山和阿尼玛卿山之间的河谷地带拍摄资源照片，测绘地形地图，搜集实物标本及文物资料。他业余的测量方法曾出现严重失误，测出阿尼玛卿雪山高29661英尺，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地理学家确定阿尼玛卿雪山海拔仅6282米（20730英尺），这一误差才得以纠正。

大卫·妮尔

Alexandra David·Neel

大卫·妮尔是法国探险家，她曾五次深入西藏和周边地区。她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西藏的巫术和奥义》、《贵族—土匪地区》三部作品，记录了她从1912至1923年在青藏高原及其毗邻地区的旅行记和科学考察成果，被称为入藏旅行的三部曲。其中，《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已被译成中文版，2002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