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黄河源去

( 玉树曲麻莱县麻多乡，黄河源头所在。尽管这里自然环境恶劣，但仍有藏民安于此地，简单平和地生活着 )

关于河源的想象力

黄河源位于青海东北部的果洛藏区。从西宁出发前往三江源地区，黄河是第一条可以追溯源头的河流。自古以来，对河流源头的探寻是探险家们开疆辟土的重要内容。每条大河的源头，都是探险界的一座圣杯。我在旅途中遇到一位对河流有极大热情的探险家——他每年花大量时间在青藏高原，横断山脉等人烟罕至的地方观测河流，黄色越野车的后备箱里堆满了锅碗瓢盆、炉灶给养，车顶上还绑着漂流的皮艇。河滩地多是砾石，车行其中难免摇摆，远看像一艘荒野之舟，摇晃在宛如波浪起伏的群山间。我希望了解他如此痴迷于拜访河流的源头，仅仅出自探险家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还是别有深意。他给了我一个非常理所当然的回答：“人类要和河流发生关系，就必须了解河流的源头在哪里。”

要是以这个答案看，黄河绝对值得追寻源头。这条北方第一大河，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荒原上破土而出，百转千回。先由西向东流入四川、甘肃两省交界处，再折向西流入青海省，又北上而后东流入海，全长约5464公里，与75.2443万平方公里流域上的中国人毗邻而居。历史上，它在中下游有过多次让人猝不及防的改道，冲垮良田，湮没城市。尤其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黄河决漫堤后堵口迟迟不能合拢，成为让统治者束手无策的大麻烦。后来乾隆专赋河源诗一首，痛陈这条河流的福祉与灾难：“唯岳曰有五，唯渎曰有四。四渎河居一，宏功赞天地。金堤护九曲，迩年每有事。瓠子计已竭，灵源致虔祭。因遣侍卫往，穷源命必至。”

当乾隆皇帝苦于无法在现实中应付这条脾气乖张善变的河流，他只能求诸一些精神上的解决之道。黄河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河流？它在下游表现出的暴烈的生命力，是否能通过了解上游而得到抑制？因此乾隆皇帝派大学士阿桂之子，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到青海河源告祭河神，并要求他将河源的地理情况“据安定南针，绘图具说呈览”。

在乾隆皇帝派人去黄河源头一探究竟之前，历朝都有对黄河源头探索的记载，代表着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山川河流的认识水平。其中最有想象力的当属西汉张骞。张骞出使西域，不仅完成了与西域各国联系的政治任务，还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他遍查西域各主要河流，并对河流的走向和联系进行了合理想象。《河源志》中记载：“汉使张骞持节，道西域，度玉门，见二水交流，发葱岭，趋于阗，汇盐泽，伏流千里，至积石而再出。”积石就是阿尼玛卿山——在隋唐之前，阿尼玛卿被认为是黄河的发源地。而张骞在此基础上做了个大胆的推论。他通西域时路过罗布泊，发现不管塔里木河的水如何丰枯，注入罗布泊后其水位都没有大的变化，于是他认定罗布泊之所以丰枯不盈缩，是因为河水流入罗布泊后，藏入地下，形成一条1000多公里的暗流，最后在阿尼玛卿附近溢出，因此黄河真正的源头在塔里木河上游。这就是史书中盛行良久的黄河“重源说”。即便后来到隋唐时期，古人对黄河源的认识已经从阿尼玛卿山推进到了星宿海，但一个通行的观点仍然是星宿海与蒲昌海（罗布泊）是相通的——黄河源于西域，伏流于蒲昌海，东南潜行沙碛千五百。

( 青海省阿尼玛卿山主峰——玛卿岗日（摄于1986年） )

阿弥达到青海后，不仅按传统在星宿海祭祀了河源，还对星宿海以西300里处的三条河流进行了实地勘查，按照指南针绘就了新的黄河源图，呈给乾隆皇帝。在这张图上，古人对黄河源的探寻已经从星宿海区域推进到了一条河流——“阿勒坦郭勒”。在蒙古语中，阿勒坦即黄金，郭勒即河。阿弥达的考察确定此河为黄河上源，回环300余里穿入星宿海，从这里一路往西南，流至贵德。这个结果已经很接近今天对黄河源的认识。阿勒坦郭勒被认为可能是如今星宿海上源的南部支流卡日曲，在现代科考史上，它是黄河源头的有力竞争者，并曾在1978年青海省主办的源头考察中荣膺黄河正源。

但在1782年，当阿弥达将阿勒坦郭勒绘进新的黄河源区地图时，既标志着古人对河源的认识有突破性的推进，也标志着古人对这条河流从何而来的认识到此为止了。展开河源区的地图，会看到长长短短、密密麻麻的曲线，代表着源区如蛛网密布的河流。越进入上游，越是河滩遍地，支流纵横，每一条曲线都连接着深不见底的高山峡谷。要想从中分辨出哪一条才是黄河的第一股水流，如果不掌握准确测量河流长度、流速、流量的现代科考工具，是难以更进一步的。黄河的探源由好奇心和想象力主宰的冷兵器时代，转入由万能表、GPS、流速仪等工具主宰的现代科考时代。

( 居住在玛可河林场周边的牧民 )

历代探险者、科学家在荒原上对一条河流持续、艰苦的英雄式追寻，最终都是通向平民时代的一块块奠基石。当未知的世界被一个人认识的时候，最终要被所有人认识。2014年7月，我们从西宁出发，踏上了溯源黄河的路。

第一道分界岭：拉脊山

( 黄河源头第一人家。一辆手推车也成了孩子们爱不释手的玩具 )

从西宁到贵德路上能看到很多油菜花田。这种在南方平原上昭告春天到来的花朵，在黄土高原的盛夏才开放。路边的土坡上，高低错落着一片片新鲜纯净的金黄，为灰黄的山景平添不少生气。满心欢喜沿着田埂边往菜花地的深处走，突然脚下就出现了一块断崖，高近百米。很多灰色的小鸟，像蝙蝠一样攀附在陡直的崖壁上，如果不是偶有扭动身子，或者发出轻微的鸣叫，初来乍到的人很难发现它们。山崖下是被河流雨水冲刷多年形成的宽大河谷，河道已经收缩成谷底中心窄窄的一条细流，当地人在河滩地上稀稀落落修起了平顶院落，院子和院子相隔甚远，都静悄悄的。既无水鸣，也无人声，和顶上油菜花田散发的热烈气息相比，山崖上下好像是两个世界。

这是黄河上游流域在黄土高原的典型地貌。所有的河流，包括小溪，在冲积土上冲击出无数极深的沟堑或险峡，甚至有很多沟是在夏季大雨时偶然形成的。这类峡堑的两壁几乎总是垂直的，形成了各种奇形怪状、约百米高的悬崖。黄河也从这些土质松软的峡堑中流过，它对黄土高原的冲击更为有力，有的地方峡堑陡峭的两壁高出河面约好几百米。数千个这样的深涧把黄土高原切成一段一段。对古代的行路者来说，在这样的峡谷中上上下下要吃不少的苦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曾经描述过在黄土高原上行路时要面临的危险：“当你走在非常平坦的、青草遍地的高原上，突然就在你的脚下出现了一条可怕的深涧，涧底通常是流水的小河，河边长满了阔叶树，两侧峭壁的慢坡上往往覆盖着茂密的灌木丛，由西蕃人（藏族人）开辟的小路通入涧中。但是您能想象得出吗，这小路在三四俄里长的距离内，就有1500英尺的落差，同时两侧黏土的崖壁经常有坍塌的危险，而驮着东西的骡子就顺着这小路走上走下将是怎样的情景啊！”

( 青海省玛多县原来成片的草场施行分场到户后修起了连绵的铁丝网。图为牧民在解救被铁网困住的一只羊 )

现代人已经不必再面临这样的危险。从西宁往南，一路都是平坦流畅的柏油路。乘客坐在丰田4500车的厚实铁皮里，只是感觉道路逐渐变高，曾让普尔瓦热斯基心惊的悬崖峭壁，如今只是盘山公路两边遥遥耸立的风景，在车窗外一掠而过，不会对旅行者造成任何心理压力。但新的交通工具和新式道路不能改变当地人对这片土地的传统记忆。生长在这里的藏族人，仍然喜欢行走在那些崎岖不平的山峦上，体会荒野中特有的颠簸顿挫的节奏。我们在路上看到几位青年僧人，像骑高头大马一样，将摩托车轰鸣着冲上公路两边陡直的高坡。汽车在盘山公路上转了好几个弯，还能看到他们在崖壁上的身影。我们隔着几条峡堑的距离，从车窗中探头向他们挥手，他们也站在群山万壑起伏的曲线中挥手还礼。红色袈裟的身影映在碧绿连绵的草甸上，更衬出峡谷的幽暗。

去黄河源的路上，翻山是一个有些乏味的经历。沿途山峰数不胜数，祁连山脉、昆仑山脉像繁殖力惊人的藤蔓植物一样，生出一长串枝丫，伸进青海腹地。经常是翻上一个山口，看到的仍然是与前一个山口一模一样的地貌：锯齿状的山脉横在前方，路边山坡又高又陡，羊群像挂在坡上，从容专注地啃食草皮。但在翻过有一座山岭后，眼前的景色明显有了变化：山脉的起伏更均匀，最远处的山峰笼罩在一片深蓝色的雾气中。这是山的颜色，而非黄土。峡谷底部出现茂密的沙棘和其他灌木，兀鹰在高处盘旋，偶尔还可以看见金雕。

( 扎陵湖景观。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区最著名的地标 )

这座山叫拉脊岭，是祁连山脉延伸到青海境内的分支，也是去黄河源路上的第一道分界岭，将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隔开。翻过这座海拔3520米的山顶，再往前几十公里，山势逐渐降低，旅行者将进入青藏高原上第一个如绿洲一般美丽的小城贵德。

绿洲

( 鄂陵湖 )

1908年秋天，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翻过拉脊岭后不久，看到的世界是这样的：“我们发现沿黄河右岸向西南偏西方向，延伸着一片接连不断的金黄色的杨树林，杨树下掩映着当地居民的灰黄的泥土房舍。灌渠旁种着许多杨树，偶尔也可以见到泡泡刺、河柳和沙棘，林间还夹杂着小灌木丛，在路边的菜园旁则不时可以见到丁香和野蔷薇。在清澈而且流速快的一些小溪旁，随处可见一排排运行良好的磨坊。”这片风景怡人的谷地就是贵德，是科兹洛夫在寒冬到来前希望赶到的绿洲。

贵德海拔只有2268米，是从西宁出发后进入的第一个黄河谷地。单从探险和科考的角度，这里并不算多有价值。据科兹洛夫的考察记录，谷地平原带的动物十分稀少，仅有狼、狐狸、野兔、山地啼兔和家鼠。鸟的数量倒相对较多，明澈蔚蓝的天空中翱翔着骄傲的兀鹰、秃鹫，偶尔会有隼从绿洲的边缘上箭一般疾飞而过，沙漠花鸡栖息在绿洲边上灰黄色的山冈上，渡鸦、黑乌鸦、寒鸦、喜鹊还有红嘴山鸦，彼此用颇为悦耳的声音响亮地应答着。树林中小山雀和粉红翅的花鸡觅食时，在树梢顶部发出簌簌的声音。但和三江源腹地人迹罕至的地区相比，这些都不是能让见多识广的探险家兴奋的新鲜物种。可这是科兹洛夫选定的冬天的居留之地，是他在长途跋涉后和新的长途跋涉前，急切希望到达的“期待已久的绿洲”。

( 黄河源头的石碑，代表我们这个时代对黄河源头的认识水平 )

在翻看众多探险家对三江源地区的记录时，最头痛的就是不同年代的探险家对所经之地不统一的称呼。三江源很多部分都位于藏、蒙、回、汉的交界区，不同地方的人按自己的语言对它命名，再加上探险家们非常随性的发挥，同一个地方常常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这让他们在荒野中开辟的各具个性的道路难以被后人确认，只能被模糊成大同小异的旅途印象：来到一片寸草不生的地方，遇到可怕的风雪，严寒刺骨，充满敌意的当地人拒绝给予帮助，但一个难得的晴天或者翻过山后一片丰美的草场又绝处逢生，接着又走入寸草不生的地方，遇到可怕的风雪……只有一些重要的驿站才有约定俗成的统一叫法。贵德是和结空多（玉树）、打箭炉（康定）、那曲一样，难得有确切而且统一名称的地标。去往黄河源头的果洛藏区，省城西宁和甘肃拉卜楞寺的道路都在这里交汇。科兹洛夫看到，这座只有近一万居民的县城，因为是蕃汉互市的主要据点，呈现出了难得的熙熙攘攘景象。唐古特商队在贵德排成长长的一队，几乎从不间断。渡口附近挤满了人，商贩在其中往来穿梭，出售梨和其他一些物品。当羊皮筏子还是黄河摆渡最常用的工具时，贵德渡口已经拥有了更为大型的专业摆渡工具——平底大船。因为贵德河段的水流速度很快，大船离岸后，常常顺水往下漂一段，但船工会努力地划动巨桨对抗水流的力量，将船拨到正确的方向。有时候船靠岸时会被水流冲过渡口，岸边的旅客则将船逆水拉回渡口。船一靠岸，马、骡子和人争先恐后从船里跑出，码头上一片欢快的喊叫声、尖叫声和笑骂声。

除了交通上的重要性，贵德还是清末难得保持稳定的地方。清政府管不了在荒原上肆意抢劫的游牧民族，但在贵德建立了比较有秩序的统治。当地人不像荒漠深处的土著，对外来者有那么强的敌意，农耕也让这里显得安定。贵德最有名的作物是梨树，差不多家家户户都种有梨树，结的香水梨非常好，成熟后随手一捏，就能分成两瓣。早在20世纪起始，贵德梨就远销到了兰州府邸，据说在那里价钱卖得非常高。

科兹洛夫在这里待了三个月，不仅在此补充了丰富的物资，还通过往来的客商获取深入荒原的道路信息。闲暇时则到绿洲南面的高地上，欣赏贵德花园里秋日将近时的金黄树叶和邻近被黄河切割开的山脉。与黄河源头变幻不定的荒原相比，这里安居乐业的恬静气质，让探险家们愿意把抢先发现未知的雄心暂时放下来，在这里稍作休息。

现在的贵德已经不再具有和荒野那么强烈的对比。旅行者在去黄河源的沿途很容易随时补充给养，而无须待在这片谷地等待寒冬过去。因此贵德城里非常安静，黄河边也不见100多年前人马喧嚣的热闹场面。或许因为上游修建了好几个大型水电站，碧绿的黄河水像一汪净湖，几乎看不到流动。但河谷农耕带的安定气氛仍然留在空气里，处处皆是乡村生活的宁静。七月的阳光晒暖了空气，孩子们在暖阳下玩耍，女人在村泉边的石头上搓洗衣服，清水和柔荫使路边的院落看起来和谐悦目。粗木框和墙壁围起的整洁小院落中，有着平顶方地、手雕窗台和窗框的土屋，在阳光下呈现一片温暖的土黄色。这里的安静让人联想起这座小城与三江源广袤荒原之间的联系，但又不觉得凄凉。

( 黄河源头的泉眼，黄河就由此流成汹涌的大河 )

我们到的时候正是傍晚，院子里的矮炉飘出阵阵炊烟。植物长藤上开着黄花，葡萄绿荫浓密，梨树上悬垂着冷静的大蜘蛛，与净蓝的天空相映成趣。即便现在不是梨花开放的季节，可空气中那种因为寂静而保持的清冷，还像残留着梨花的清香，让人想起春天梨花开放时，这个黄河谷地中一片雪白的美景。

第二道分界岭：阿尼玛卿山

离开贵德后，就要进入真正的荒原了。虽然在现代交通工具和路网条件下，即便进入黄河源区的不毛之地，也不再有多么浓烈的探险意味。但当看到阿尼玛卿山时，身处现代文明之外的荒凉感仍油然而生。

阿尼玛卿古时又名积石山，是自西宁往黄河源区以来第二条重要的分界岭。这条东西长超过200公里的山脉，延续着昆仑山的走势，横插在青藏高原南部。山北是海南藏族自治州，山南则是果洛藏族自治州——黄河源的所在地。当古人还没有能力进入雪山以南的广袤荒原时，阿尼玛卿山就被认为是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源头。在元史的《河源附录》中，开篇就写道：“河源古无所见，《禹贡》导河，止自积石。”这个结论在河源认知史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即便后来对黄河源的认知边界已经推进到了星宿海以上，阿尼玛卿仍然被官方奉为黄河名义上的源头。当1782年，乾隆皇帝派遣阿弥达去河源祭祀以止洪灾时，曾就此事询问章嘉国师。章嘉建议应该连阿尼玛卿的山神一起祭拜。他说：“黄河主源发源于玛沁雪山，如果隆重祭祀玛沁蚌拉山神，或许有益。”国师说的玛沁雪山就是阿尼玛卿的另一个名字。于是阿弥达一行来到星宿海东边后，集体朝向阿尼玛卿雪山方向，煨桑、敬香、念诵经文、望祭山神。

阿尼玛卿是迄今少有还能在7月保持山顶大面积积雪的山峰。在280平方公里的主峰区，就有18座5000米以上的雪峰拔地而起。其中主峰玛卿岗日由三座海拔分别为6282、6254、6127米的峰尖组成，远看三座雪峰几乎呈一字形排列，构成了青南高地上雄伟的山景。根据2007年的测量，阿尼玛卿群山一共有126平方公里冰川，其中东北坡的哈龙冰川长度达7.7公里，面积24平方公里，是黄河流域上最长最大的冰川。整个雪山的冰川约占黄河源区冰川的90%，而黄河源区水量占到黄河的40%以上。从这个角度看，古人将阿尼玛卿雪山奉为黄河源头也不无道理。

我们经过阿尼玛卿雪山时恰逢小雨，虽然是七月盛夏，雪山近旁仍然寒气逼人。没有太大起伏的山顶上是沉沉阴云，雪雾弥漫其间。风刮个不停，将雪雾和雨水搅在一起，山路因此泥泞不堪。沿途看不到人家，除了山口的帐篷客栈可以歇歇脚外，就是一望无际冰冷的荒芜。

那些以勇气在史上留名的探险家，进入这里可都是件大张旗鼓的事情。阿尼玛卿山南的果洛游牧族区域，以气候恶劣善变、物产贫瘠著称，果洛藏族则被传说成一帮以抢劫为主业的残忍土匪。1926年4月，当美籍奥地利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准备来阿尼玛卿山考察植物时，他储备了足够整个旅行队使用7个月的供给来增加安全感。其中有2000斤面粉、盐、烤面包用的小苏打、动物食用的各类豆子，因为他听说“那里唯一能买到的是长了毛的黄油、酸奶和羊肉”。他还带了很多匹丝绸、棉布和针线，以便和藏民做物物交换，希望能以此获得当地人的善意，让他平安通过。最终这趟行程并没有遇到洛克想象中的危险，但也没有找到他期待的物种——阿尼玛卿山脚下的荒芜同样超过了这位植物学家的想象。洛克沮丧地将这趟花费不少却收获甚微的考察报告给美国的雇主——哈佛大学植物学家萨金特教授。年逾古稀的萨金特回信说：“你可千万别忘了，在某处找到自己想要的树种固然重要，可是发现那里不长自己想找的植物也同样重要。由此看来，你的阿尼玛卿之行还算是成功的。”

萨金特的话充满哲思——荒芜并非一无所有，荒芜中可能包含着心有所求的人还没意识到的丰富事物。我们在路上遇到很多围着阿尼玛卿转山的人，他们衣着简单，甚至单薄破烂。男人穿着松垮的解放胶鞋，女人则穿着中高跟的单皮鞋，有的空着两手，有的背一个捆得像大粽子的背包。他们的身体在寒冷、泥泞和荒芜前，既没有畏缩，也没有紧绷，大多以一种很舒缓，甚至有点懒散的步态行走在雪雾弥漫的山路上，就像走在自家附近的集镇街道上。一辆破烂的桑塔纳在陷在上坡的泥地里，他们就嬉笑着一拥而上帮忙推车，然后再恢复从容的步态继续走路。在接近山口时，转山者会爬上路边的一座小山。小山表面覆盖着大大小小的石块，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玛尼堆。爬上山顶，再越过眼前颜色暗淡、毫无生命征兆的碎石滩，突然就看到一大片冰川，从雪雾弥漫的山口倾泻而出，像一匹厚重的雪毯挂在山体上。这片巨大的雪白破开了周围的荒芜和沉闷，冰川的另一头就连着阿尼玛卿的顶峰。

我们和转山的人一起，站在冰川对面的山坡上，期待一个荒原中的惊喜——忽然一阵大风刮走雪雾，或者一束阳光破空而来。这是荒原中的长途跋涉者才可能有幸得到的奖励——突然不知缘由的云开雾散，就像舞台上拉开厚重的幕布，巍峨浩大的雪山主峰庄严地露出片刻真容。

果洛人

从阿尼玛卿再往南，就将进入果洛藏区的腹地——黄河在这片区域完成了从源头细水到一条大河上游的转变。按照阿弥达的考察，黄河以阿勒坦郭勒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的东麓，从发源地向西北流淌150公里，与几条小河汇流后，又流经方圆150公里的广阔平原湿地，形成了小湖泊星罗密布的星宿海。星宿海的泉水再流向东北50公里，注入扎陵湖。从扎陵湖流出后，继续向东南二三十公里注入鄂陵湖。从鄂陵湖流出的水，被青海的藏族人称其为玛曲河，这就是黄河的上游。

在去黄河源的路上，两湖区是最负盛名的地标，甚至在民间记忆上，扎陵湖和鄂陵湖被作为黄河源的代名词。两湖之间一座海拔4610米的山峰上还竖有一座牛头碑，碑上有汉藏文书写的描金大字：黄河源。这里是唐蕃古道最精彩的一段，文成公主与藏王松赞干布结亲时，送亲与迎娶的队伍就驻扎在玛多的“柏海”（即扎陵湖、鄂陵湖）边。西宁和拉萨之间最近的一条商道也曾经经过这里，但后来因为有果洛部族从四川迁来此地，常常袭击抢劫过往路商，这条路被慢慢抛弃了。19世纪末，当法国探险家吕推和李默德从那曲出发，想从这条荒原上的捷径快速到达西宁时，已经找不到认得这条路的向导——因为被抛弃太久，有关道路的记忆都消失了，只有果洛人的传说一直留在这里。

在诸多有关黄河源的探险记录里，果洛人和风雪、严寒，身体难以承受的高海拔，还有食物短缺一起，被探险家们并列为进入荒原的最大危险之一。据历史文献记载，果洛又名俄洛，原来大部分驻牧川边大小金川上游，以其恃远不驯，屡烦官兵诛讨，后来逃入青海，栖息在黄河岸左右。这个倔强难驯的部族，既不承认满清政权，也不臣服于拉萨的西藏地方政府。它的内部又分为多个部落，由世袭的领主统治，在黄河源一带以山脉或者河流为界，各自为政。阿尼玛卿山以南，巴颜喀拉山以北，黄河源往东，都是果洛人的牧地。但这片草地气候恶劣，物产贫瘠，他们除了放牧和与平原地带的农耕部落做些物物交易外，最常用的谋生之道是抢劫。

在探险家的记录中，果洛人并不以抢劫为恶，反而认为这是要求生存权的一种合理行为。关于果洛人抢劫有这样的记载：“俄洛（果洛的别称）地方每年要开一次会，称为俄洛办甲，意思就是俄洛劫匪年会。不论男女老幼，届时俱集。开会之后，四出抢掠。抢得财物，平均分摊，连小孩亦有一份，藉以培养小孩要抢劫的勇气。”

内地客商害怕进入这个区域，一旦落入果洛劫匪手中，免不了财物尽失，还有性命之忧。原来从西宁出发前往拉萨，最直接商道就是沿着扎陵湖和鄂陵湖，穿过黄河源头的荒原，再翻越巴颜喀拉山。但在19世纪末，这条路已经被抛弃。商队为了绕开巴彦喀拉山脚下的果洛族，纷纷改走一条更安全也更远的路。这条路要向北绕一个大圈进入蒙古境内，在扬子江的第七个浅滩渡河，再穿过那里对外来者不甚友好，但却不至于有致命危险的村庄。这条商道耗时甚久，对旅行者是另一种折磨。1894年，李默德和吕推在玉树附近搜集去西宁的路径信息时，找到一个月前刚从西宁经这条远道来玉树的人，他在这趟长途跋涉中严重冻伤，“脚上有大片霜冻导致的坏疽，创口的腐烂程度让人惊骇，像一团摇摇欲坠的可怕的破布”。但人们宁可忍受长途道路的折磨，也不愿意走可能遭遇果洛部族的近道。

在藏区，果洛人也不受欢迎。他们曾一度被禁止进入拉萨，如果在拉萨朝拜的香客中发现有果洛人，当地人会把他们抓起来，让他们骑上麦秆做的马示众。果洛人因此只能困在黄河源头的荒原上，与严酷的自然环境为敌，与农耕的邻居为敌，与所有能在荒原中靠近他们的人为敌。这样的命运真应了歌德的话：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为了生存而放弃生存。

他们赖以为生的抢劫也并非轻易的恃强凌弱。大多敢于进入果洛部族居住荒原的人，都怀抱着某种坚定的信念，经受住了荒野风暴和严寒的考验，这些强悍的外来者很难束手留下买路钱。两强相遇，免不了一番恶战。普尔热瓦尔斯基是在近代较早进入黄河源头，并留下书面记录的俄国探险家。他用了很大篇幅讲述他和同伴沿着扎陵湖和鄂陵湖考察的几天里，每天都在与尾随的果洛人交战。据他的记载，果洛人抢劫时颇有阵势：“马蹄在潮湿的黏土地上奔跑，声音很沉闷。骑手们的长矛并排举起，像一排栅栏，矛尖闪着寒光。他们肩膀上的被风和脑后的披肩长发向后随风飘摆着。像黑压压的一片乌云向我们猛扑过来，马和骑手剪影的形象渐渐变得实实在在，越来越看得真切。”

而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团队握着可以排射的别丹式步枪，既威吓因为害怕想逃跑的向导，又随时准备迎接数十倍果洛人的夜袭。“每天睡觉前，我们都把装有收集到的标本的大大小小箱子，所有放着日常用品和备用粮食的行囊以及骆驼鞍子摆放成一个方阵，所有的骆驼都拴在这个临时修筑的防御工事旁，用它们笨重的身体来巩固我们的工事。当果洛人出现时，我们就隐蔽在方阵的中央。我们的武器包括上了刺刀的猎枪，一堆堆子弹，和10把手枪。为了弹不虚发，我们量出子弹射程到各个方向的最佳距离，并用石头堆做上记号。”两队人马就这样在扎陵湖和鄂陵湖边且打且走。每次交战，果洛人都要在自己还不了解，也无法对抗的欧洲优势武器前，留下几具族人的尸体。

直到1914年，民国学者周希武调查玉树时，还专门考察了果洛劫匪问题。一位果洛首领向他诉苦，说族人每年运一些牛羊、酥油、羊毛等牧区特产，前往西宁等地贸易，沿途总被别的部落欺负，到了贸易地，又被买家盘剥，不给他们和其他藏族部落同等待遇，恳请政府发给他们一张护照，以免在贸易中再遭受不公。但要想获得公权的保护，就要承认公权的统治。果洛人既没有臣服的传统，仅靠放牧所得微薄，也根本负担不起归顺政府后，要缴纳的重税和负担的乌拉（官员途经此地的徭役）。1920年，青海军阀马步芳想要收服果洛，也遭到当地人抵抗。在此后的20多年里，马步芳的军队对果洛部族进行了残酷镇压和掠夺。一次激战就发生在两湖区附近。果洛人兵败被俘，被押解着经过扎陵湖时，俘虏们突然跳入湖中，被士兵乱枪射杀在湖里。

之所以就果洛人的历史写这么多，是因为若不了解这些历史，就很难理解黄河源头那片看似无声无息的荒原。如今去黄河源的路上，已经听不到果洛人充满暴力和无奈的荒原悲歌了。7月的草地上繁花点点，河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碎光，像“黄金之河”流过草甸。但这片草原却是被历史践踏的，被以武力侵占过的地方，它的美丽中有悲伤，平静中有炽烈，荒芜中有某种矛盾又悲哀的命运。

站在黄河源的高处

2014年7月4日清晨，我们从玛多县城出发，踏上溯源黄河的最后一段路。太阳还没出来，浓雾连着天地，汽车像开天辟地一样破开混沌，驶向荒原深处。直到10点多，浓雾慢慢散去，青草的叶片上还留着点点白霜，反射着阳光，草原上金光闪闪。

黄河源头的这片草地叫约古宗列盆地。约古宗列，藏语意为炒青稞的浅锅，这个名称确实非常形象。盆地呈椭圆形，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约60公里，四周低岭环绕，盆地内藏着去黄河源路上最精彩的部分。既有起伏连绵的丘陵，又有帚状溪流切割的微型峡谷，数不清的沼泽和滩地，还有比别处更容易看到的野生动物。三江源的无人区一度被称赞为野生动物的天堂。19世纪末，当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来到藏北荒原时，眼前的景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我们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首先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大野兽极多，不怎么怕人，或者根本不怕人。小藏羚羊像皮球似的来来去去跳跑着，一群群的野驴向旁边闪开一点，又全部转过身来，让我们从身边过去，有时甚至跟在骆驼后面走一会儿。吃饱了的野牦牛躺着，即便是旅行队走过它们身边，离它们有四分之一俄里，它们也不想爬起来。我们仿佛进入了原始时代的乐园，在那里人和动物都不知道什么是罪恶。”

但这个王国的和平环境很快被打破了。从普尔热瓦尔斯基这些搜集标本的探险家开始，到上世纪90年代为了皮毛暴利的偷猎者，怀着各种目的和野心的人来到这里，都会以野生动物的尸体作为一种证明。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由于动物根本不知道躲避，打猎就显得没有什么意思。不到三小时工夫，打死了15只野兽，4只沃伦果羚羊，3头野驴和8只岩羊。这8只岩羊是由我打中的，只用了几分钟而且根本没挪动地方。”到上世纪90年代，谋取皮毛暴利的偷猎者又纷至沓来，在三江源与甘南交界的地方，甚至曾建起了世界上都知名的动物皮毛交易黑市。

动物们也开始用自己的野性来还击人类的杀戮。尤其是荒原上的猛兽，一度具有不可理喻的攻击性。我们的司机告诉我们，草原上最危险的动物是独行的公牛，个头巨大，皮毛坚实，而且脾气暴躁，会攻击它看到的任何外来物。这种在现代人看来无理由的暴戾，或许就是它们曾在一片平和中突然被人类攻击的回报。

现在经过多年禁猎，野生动物开始恢复一点原始的纯真劲儿。虽然一些稀有物种已经很难恢复，但沿路还是能看到很多自由奔跑的动物，最常见的是野驴。这是一种身体像马，头却像驴的动物，头部畸长，和身体不成比例，跑起来有头重脚轻的笨重感。但它们性格调皮外向。黄羊、藏羚羊，甚至小鼠兔还是对人类有很强的戒心。一旦汽车靠近，就迅速弹开，跑出一段距离后，再驻足观察。唯有野驴喜欢玩一种勇敢者的游戏，昂首挺胸守在路边，等我们的车即将通过时，突然仰头奋蹄，从车前横穿过去。

黄河源头在约古宗列盆地的西北角一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地方。几面缓坡的夹角处，围起了绿色的铁网，网里正汩汩往外冒水的，就是玛曲曲果的第一只泉眼。1999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青海水利厅在这眼泉水20米外的东边，竖起了“黄河源”石碑，代表着这个时代我们对黄河源头的认识水平。

俯身低看，泉眼有水汩汩流出。流水与从西山坡上流淌下的一股泉水汇合后，形成一个Y字形溪流，晶莹亮澈，沿着我们的来路蜿蜒流去，最后在盆地东北的茫尕峡谷中冲出，流进星宿海，淌进扎陵湖、鄂陵湖。从鄂陵湖流出后，一开始向南，在阿尼玛卿山下受阻后，又沿着山脚南麓向东流去。流过350公里并与几十条小河汇合后，再急弯折向西北，继而又掉头往东北，在西宁附近进入汉族地区。这时，它已经从源头流了2300多公里，才冠以黄河的名字。

泉眼南侧的山坡上有一座堆着石头，拉着经幡的大玛尼堆。插着五彩宝箭的祭台，从山底一直延伸到山顶，与山顶的玛尼石堆和经幡相连。当地居民每年带着贡品，来到这里供奉掌管黄河源头的神。从高坡上望出去，远处是巴彦喀拉山——黄河源头的第三条分界岭。翻过这座山，就离开安多，进入康巴了。山坡向下延伸至一片平原，平原周围和缓的山脉层层叠叠，和碧绿连天的草甸，星星点点的水泊，铺陈出一幅极具诱惑力的远景。我站在高坡上，试图像那些多年前没有机械力的帮助，倚靠对自己体力、勇气和智慧的消耗，不辞万死来到这里的探险家，站在似乎从未有人打破过的寂静中，看着似乎从未被碰触过的荒原远方，想象山脉的后面会有什么。

一定有着什么！ 河源阿尼玛西宁源去星宿海黄河黄河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