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转折点”

( 方向明 )

发掘“生活方式”

中国的1995年，表面上波澜不惊，实际却潜流汹涌。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刚刚立足，正在酝酿一个决定性举措——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

6年后的2001年，当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人们才意识到，这是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完整构建的完成标志。而在1995年下半年，从中央决策层透露出来拟加入WTO的一些信息时，人们并没有察觉到这一战略举措将巨大地改变中国人的生活。

在1995年11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上宣布，中国将大幅降低30%以上的关税。这一信息给了世界一个震惊，我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当我把这一重大选题与新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沟通时，得到了他高度的认同。但同时，他给出一个令我瞠目结舌的报道角度：能否把报道重点放在如何影响中国人未来的生活方式上。朱伟的建议不仅与我原本预想的报道角度大相径庭，且“生活方式”这一概念在当时既超前又陌生。我顿时为这篇报道感到惶然与茫然。

情景再现一下，1995年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是：全国职工人均年收入突破5000元，月均400元出头；居于全国榜首的上海职工人均年收入为7405元，月均620元。彩电刚刚在全国普及，中国彩电大王长虹的年产量达到300万台；电脑远未飞入家庭，联想集团当年的电脑产量刚达20万台。至于“私家车”与“商品房”的概念在当时的中国尚未出生……生活品质？生活主张？生活方式？广大的中国人民当时有心思关注这些吗？刚刚解决温饱尚不富裕的中国人何来奢谈“生活方式”？

( 2012年，方向明在长江商学院做《我们进步聚变中国》演讲 )

然而，朱伟固执己见，他希望我“左右开弓”，既写中国高层的这一战略举措将如何影响中国的产业和企业，又要写即将如何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朱伟把我逼进了死角。不过，当我真正开始带着“双重视角”深入调查采访时，我才发现朱伟的想法是对的。

当时我为这篇报道找到了一个看似冷僻实则恰当的切入点——“你戴什么表？”这一灵感来自我对当时位于北京王府井的亨得利表店的采访。当时在这家中国最高档的表店里，国产品牌所占营业面积尚能与国际品牌平分秋色，而且国产手表的柜台显得更加红火。远不是20年后的今天，在亨得利表店里几乎找不到国产手表的踪迹。

就在我采访的当天上午发生了一场偶遇：一个贵妇打扮的女士带着两个体格健壮的小伙子，径直奔到二楼的贵宾室。把两个沉甸甸的亮马河大厦的洗衣袋撂在桌上，从表店经理手中接过一块价值63万元的劳力士手表，当即从腕上解下一块价值10万元的劳力士手表，换上这块镶有14颗天然钻石的金表。我上前试图采访这位女士，当她得知我是记者时，却像做了贼似的快速离开了表店。

巧遇亨得利表店的这一幕深深触动了我，表店段经理告诉我，如果进一步调低关税，国产表势必要被打垮，款式老不说，返修率还高。段经理此言与我原先的报道意图不谋而合：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将对中国民族工业构成巨大冲击。然而，段经理又告诉了我另一层含义：从亨得利的销售状况分析，进口表的销量虽不如国产表，但销售金额已经占到销售总额的60%。中国确实已经存在一个先富阶层，他们已经把手表当成一种身份标志物。

我转身采访了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队得知，在1995年，中国的“百万富翁”已过百万，甚至出现了“亿万富翁”。我由此想起那位女士，虽然买了昂贵手表标榜身份，却并不想通过媒体向大众炫耀。这些人远不似当日的暴发户或今日的土豪，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圈子，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或特定的物品形成他们的身份与价值认同。

《你戴什么表》后来成为1996年《三联生活周刊》1月刊的封面文章。当我在18年后重新翻阅这篇报道时，仍然值得回味今日已被验证的近20年前的三大预见：中国人的生活将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并与世界融为一体；加入WTO必然使中国企业死去活来，脱胎换骨，只有在全球化的市场上才能造就世界级企业；面对即将来到的巨大冲击，中国产业只有大失才能大得，只有大赌才能大赢。

发现“中国人梦想”

半年过去后，我在《三联生活周刊》7月刊的另一篇封面文章《住房还是梦》，同样被多家媒体转载。

时至1996年，中国的住房改革已推进10年，似乎已走进死胡同。以前中国房改的思路是通过“小步提租”，将房租提到“买房比租房划算”，使人们有动力购买“现住公房”或新建住房。然而，冷酷的现实是，当时北京中心城区新建商品房价格为5000元/平方米，全国大中城市平均房价为2000元/平方米，中国人实在买不起。而国家的“安居工程”通过财政补贴和减免税费，平均售价在1000元/平方米，一套五六十平米的二居室总价不过五六万元，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却不愿花这笔“冤枉钱”去买房，因为租住“公房”的月租金每平方米才一两元，这是今天难以想象的畸形“租售比价”。

触动我写这篇报道的缘起是一位留美归来的朋友，她拎着20万元现金，在北京跑了半年却没有买到一套可心的住宅。当时偌大的北京竟然没有一家售房信息中心，也没有一家中介机构做住房交易的服务。她后来看上了一套售价30万元的房子，对方却告知只能一次付清全款，因为没有“分期付款”的概念。而当时北京所有的银行又都没有开办住房贷款业务。

想买房的人，在北京买不到或买不起称心如意的住房；政府“安居工程”提供的廉价住房，人们却宁租不买。更为关键的是，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中，尚无“私有住宅”这一意识，更没有把房子当成投资品。大家都在眼巴巴地指望着政府能够分给自己一套“福利公房”。

而在当时的国务院住房改革办公室，却在争论一个在今天看来有点黑色幽默的话题：到2000年，中国人达到“小康生活”的居住标准，应该定在人均居住面积8平方米，还是9平方米。

中国人的住房梦何时能圆，关键在于房改政策如何破题：巨大的需求天然存在，北京人均住房面积不足7平方米，而调查显示，当时北京人的住房梦是达到“人均14平方米”，翻一番。巨大的鸿沟也是客观存在，以当时的职工收入与当时的商品房价格，中国人少则攒钱50年，多则积蓄上百年，才能买得起一套两居室。

住房矛盾焦点已到一个临界点，中国人积蓄半个世纪的住房梦已到一个爆发点。要么政府房改按部就班压抑人们的住房梦，直至火山爆发；要么政府开闸放水，让住房消费大潮奔涌而出。

就在这样一个临界状态的转折点上，《三联生话周刊》的封面文章喊出了一个中国梦——让中国人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私房”！并且，预见了未来5年住房消费将成为中国的第三次消费浪潮。更具建设性的是，向政府的住房改革方向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思路：将新建住房与原有住房全部推向市场，实行住宅商品化，辅之于银行按揭和住房公积金，提升个人购房能力。此报道一出，立刻引起国务院房改办的高度关注。一年后，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出笼，中国人终于可以“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

当我再次遇到国务院住房改革办公室的张其光处长时，他对我说：“你们去年的那篇报道，对我们很有冲击，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想问题。”

发觉“自我和无我”

1996年《三联生活周刊》活了下来，并且站立起来。别无它途，更无绝技，靠的就是一篇篇令人耳目一新的力作。

在1996年之前，这本周刊命运多舛，三起三落，数次创刊，数次停刊。时至1995年末，三联书店再次启动周刊的复刊。我和新任主编朱伟搭帮，开始了新一轮前途未卜的“创刊”。

在1995年停刊半年后，朱伟走马上任，坚持要出1995年的最后一期作为“复刊启动第一期”，而不是选择1996年新年伊始翻开历史新一页。时间仓促，已经没有办法去采写稿件了。当时我手上有一篇1万多字的报道，是我自费调查了将近两年的“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本来有家香港媒体要以5元/字的价格买断这篇报道，但为了帮助《三联生活周刊》再次启动，我还是把这篇稿子以稿费100元/千字给了周刊，自贬身价50倍。

转眼1996年，当时的采编团队真是千疮百孔，朱伟是一边找人、一边找稿子、一边去要钱。我记忆尤为深刻的细节是，那时候的周刊办公室里，采编人员举止都是蹑手蹑脚，说话轻声细语。但周刊并不平静，因为随时都会爆发朱伟的大声咆哮。他既是“逼稿暴君”，又是“审稿魔头”，他要按时出刊，还要高品质出品。他的风格把一支残缺不全的团队逼疯了，也把一本几度夭折的周刊逼活了。

1996年是复刊后最艰难的一年。在这一年中，采编人员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大家长期处于超负荷、超能力状态，做了很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化不可能为可能。大家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但在价值理念上却没有发生任何激烈冲突，在稿件质量判断标准上都很一致。在这草莽草创时期，朱伟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硬逼，与时任副总编辑潘振平的“和而不同”的平衡，都是决定性因素。

很难想象1996年，我和几位同事的力作是在何等窘境下诞生的。当时的办公场所是在净土胡同的一个破产倒闭小工厂的车间里，大家看到的是，朱伟对这个地方的描述有着更多的文人情怀，而选择这里的根本原因是“缺钱”。《三联生活周刊》的整个创业过程都充斥着“拮据”二字。这个办公地没有暖气，好像一直也没有人有精力关注这件事情。我的办公室四面透风，冬天在屋里穿着军大衣，写稿时手冻僵了就用茶水杯子焐一焐。夏天也没空调，空调的最终解决是我给格力做了一次宣传策划换回来的。

从1997到1998年这种境况未能实质改变。与这本杂志当时的口号“一本杂志与他倡导的生活”格格不入，有着天壤之别。当年充满了小资情怀的《三联生活周刊》能够挺下来，靠的不是资本，而是梦想、信念和精神。

从1996到2000年《三联生活周刊》在难以想象的低成本状态下成长起来。大家几年工资没涨，稿费很廉价还拖欠，几乎没有出差费用。1997年我的“研究失败”系列，做了很有影响力的有关史玉柱的报道，只给我报销了单程机票，住宿费和回程机票都不能报销。

正如跟随我多年的弟子皮昊这样评价我，我的传媒生涯分为三条脉络：为了成为一名调查性记者，我在当时最为新锐的报纸《中国青年报》吃了很多苦头，但这份报纸也助我走上成名之路。而在中央电视台参与策划和创办一些重要栏目的经历，也吃了很多苦头，但最终成就了我的成事之路。唯独于《三联生活周刊》，我的名义身份自始至终是一个兼职者，本来这是一个可进可退的职业设计，结果却将我人生创作的高峰期，一股脑儿地奉献给了这本苦苦挣扎的杂志，让我学会了不求名利的“成仙之路”。

（文 / 方向明） 朱伟转折点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