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几个片段

( 邹剑宇 )

写了一篇《偶像的黄昏》

2001年6月4日，时任新浪网首席执行官王志东被迫去职。同一时间段，搜狐和网易也深陷业绩泥潭，三大门户的股价在1美元上下浮动，网易甚至面临被摘牌的危险。两个公司的创始人张朝阳和丁磊面对采访时，主要谈到的还是公司聘请的职业经理人作为高层管理者，既没有搞定业务和收入，甚至和创始人到了动手的地步，在股东、董事会层面公开“造反”。新浪网因为股份分散，王志东的股权仅有6%，在同样的行业危局里成为唯一去职的创始人代表。

因为王志东去职和以上背景，我采写了一篇封面报道《偶像的黄昏》，怀疑让万千人宠爱的互联网故事，到底行不行啊？

早期《三联生活周刊》在北京安定门内净土胡同雪花冰箱厂租借办公楼，互联网的故事在里面记录发生，“和互联网一起成长”，我的同学兼同事苗炜这么说。这个说法是1997年我来到周刊的动力之一，这本杂志的编辑原则也是关注社会发展趋势。那一年另外一个同事胡泳的《数字化生存》译著以及在周刊的同名专栏，描绘了未来的生活方式。

对我来说，当记者就是找到发生在身边、更多的互联网事件。“为什么技术是唯一的时髦？”（胡泳语）天使投资真的与其名一样名符其实？即将拥有财富和权力的平民创业者，不会让我们失望吧？

我的封面报道刊登后，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来电人显示是王志东。“剑宇，我是志东。你报道里写的董事会会议的情况，是谁透露的？我要保留下来，作为未来法庭的证据。”我自然无法泄露新闻源，但是依然很震惊志东离开后的反应——账面上看他没有翻盘的可能，心里想着和他一起创业的汪延、陈彤，兄弟见面该说啥？

在一个仅博弈了一年半的互联网公司里，这一回合是否太短？在一个三个月、半年内需要看清楚公司未来的行业里，人的反应是否来得及？成功压力的压榨，是我们期待的果子吗？我们的情绪反应从短时间看来得太快，放长一个时间段又看得太短。

《偶像的黄昏》报道一文与其说是一次沮丧的事件带有怀疑情绪的记录，不如说是对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众多参与者一次善意的自嘲和揶揄，也是一次对勇气的褒奖。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杂志关于互联网的几个细节

主编朱伟那时候在尝试用电脑写作和批改稿件，年过四旬有半，跟他同龄的作家和编辑大多拿着不屑的态度留恋钢笔在稿纸上刷刷书写带来的灵感，以及傲慢和慌张。80年代文学思潮留存的自省和审视，是《三联生活周刊》早期的行文方式，王小波的专栏提供了杂志内外作者/读者的“圣经”读物范本，喜欢“一头特立独行的猪”。朱伟以文学编辑标准要求记者的写作，标榜“好看”。不过大家不担心因为热爱文学而落伍，因为我们有新知识、新生活和互联网。

互联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因特网，就是英文Intetnet的音译。叫哪个名字好呢？那时候国内市场化媒体与新华社、央视等政府媒体有过几轮争锋。市场化媒体倾向于取大众更容易明白的互联网，政府媒体倾向于因特网，因为当时网络的定义不清晰，不如音译来得严谨不犯错。对这个争论选题，朱伟一撇嘴说：“放在读者来信里说说就好。”我说好啊，正好我负责编辑读者来信，有确定的选题放在哪里都是好事。

然后就来了“知本家”这个词。知本家来自“知识英雄”，胡泳曾编辑过一本同名书。中国有知识英雄了，一批和互联网相关的理论界、评论界人士蠢蠢欲动，该给这些英雄们取个啥名字，要不就叫“知本家”？我觉得叫“知本家”也不错，同时也想起来某个投资人。该投资人自然也是老板，有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硕士学位，把《资本论》话语挂在嘴边。因为他是东北人，发音的时候zi和zhi分不清楚，因此经常说“知（资）本论”怎样怎样。关于“大舌头知本家”在选题会上一说，“生活圆桌”编辑苗炜马上截和，这是个生活圆桌的题目呀。

我因为跟踪报道互联网的关系，负责周刊与新媒体的交道。先是应新浪总编辑陈彤的邀请，帮助杂志在新浪网开了一个“三联生活周刊论坛”。关于《三联生活周刊》的定位，公开的说法是要做成像美国《时代》、德国《明镜》那样的周刊，成为一本中国有影响力的杂志。但是论坛里的读者不那么客气了，遇到不喜欢不中意的报道，就鄙视道“还时代，还明镜呢”。不过论坛里其实只有几百个活跃分子，没人在乎谁啰嗦的话。

然后就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和记者几乎都去了新浪开博客。写博客不难啊，还有收获。每次我写完稿子，在周刊刚出版的那一天，就把文章贴到博客上。多的时候，在新浪、搜狐等网站我有四五个博客专栏，部分网站还给稿费，特别是某些突发事件给网站的专稿稿费会更好一点。

生化惊栗和发行量

2001年对于《三联生活周刊》来说，是改为周刊以后里程碑的一年，因为“911”事件。

“911”当晚（北京时间），应该是周二刚开完选题会，一周的奔忙从那时开始。我在朝阳公园郡王府参加某公司的新闻发布会，事件传来了，现场有人震惊也有人欢呼。我有点蒙，本能觉得应该干点啥。不过周刊第一期关于“911”的专刊是由社会部和国际部的同事负责，我倒是空闲下来，夜以继日地在家在单位看电视上网，看同事楼上楼下写稿设计制版。

闲日子直到美国发现炭疽病毒攻击。朱伟让我来负责“911”的《生化惊栗》报道，因为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完整的生化战演习的介绍资料。

我的工作，是从网上梳理完成生化攻击、炭疽武器和演习的资料。为了省事，我把拷贝下来觉得重要的信息部分都加粗，供其他同事参考。因为这一加粗，我从此患上了密集恐惧症，因为看到了一些炭疽病受害者的病理照片，被脏东西吓着了。我把那批资料发给了同事吴鑫。不知道他是否也被惊栗，他把稿子交给我的时候，我说了一句“有图片的版本不要给我”。

另一个受苦的同事是刘建强，也是我的大学同学，到周刊不久。因为原来找到的资料都是英文，而整个杂志社只有他学俄文，没辙只好请他到网上找找俄文的资料，老刘一苦嘴，“俄文早忘掉了”。

巨大的新闻事件，就是在这样亢奋的状态下报道出来的。周刊前后做了5期封面报道，发行部同事后来说，因为“911”，周刊的单期发行量一下超过10万册，而且数量再也没有少过10万，已经相当于一个畅销时尚杂志的月刊发行量。

发行量上去，周刊的影响力和广告收入同步增长。朱伟许诺给大家的周刊的未来在逐步实现：每人都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已实现，我当时用的是新版的索尼VAIO；车——2001年，我老婆学了驾驶本，租了一辆奥拓车，每天上下班接送我；房子——2002年我和几个同事一起买了房，房价4500元/平方米，几年下来的积蓄刚刚够交首付。

2001年，车市逐步起来，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李三对车有权威的分析，强烈推荐刚刚上市的宝来车，“最好是带涡轮增压的手挡1.8T”。几年后，我也学了驾照，有机会开一辆宝来车从沈阳回北京，一路狂飙超车，6个小时到北京，下车腰都直不起来，心说：“三哥我终于开过宝来了。”

西望中关村

转过年来，在北三环安贞大厦的第三个年头的2002年，杂志社把顶层的另外一半也租了下来，参加选题会的记者有30多位，会议室有点拥挤。我有了自己独立的一间办公室，也有了独立的窗户。窗户西向，天气好的时候能看见西山，看见中关村的几个大厦楼顶。

在这间办公室里，约李学凌给周刊写了两期稿子，一篇是关于“牛顿电脑”、苹果公司早年的Pad产品，另一篇是关于金山软件公司。因为这篇文章，金山公司的雷军特地约了作者和编辑去公司当面沟通，讲述他的运营理念和逻辑。

事实上李学凌在当记者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旁观者的思维。2001年我第一次采访完陈天桥回来，和李学凌兴奋地聊起“发现了一个新出炉的中国首富”，没想到他回过来的一句话是：“赶紧的，把《传奇》游戏的点卡北京代理权拿过来。”

现在写以上文字，是已经结束了在《三联生活周刊》供职的身份，想找到变化前后的一些脉络。

从1997到2007年，我守着互联网旁观，也看到雷军、李学凌等人从业、创业的前后经历，互联网始终是一个未解的心结。2005年我曾应邀去创刊一本影视行业杂志，离开一年后回到周刊。2007年最终离开纸媒体决心去网站，为此专程去咨询陈彤，老陈说：“好啊。虽然有点晚，也还不算太晚。”

10年《三联生活周刊》经历，互联网催人年轻。但愿过去不荒废，今后不慌张。

（文 /   邹剑宇） 几个片段2001王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