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就？讲究？

( 舒可文 )

“还清了债，买了一身衣服，在前程似锦的早上醒来。”——那时候不知有多少人感受到了菲茨杰拉德有过的这种得意和乐观，2003、2004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增长率居全球最高。反应稍微慢点都没法理解，2005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就增长了70%，突然间中国也成了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1992年路易威登在北京半岛酒店开店的时候几乎是悄无声响的，到了2004年阿玛尼来中国的时候，开店仪式和媒体的热情跟踪真好似两大主力胜利会师，从此以后就前程似锦了。

“物质审美分子”这一期封面故事就是在这么一种非常物质感的欢快气氛中出刊的。我记得我没有参加这期封面的讨论，大致知道，讨论的方向是说，在物质享受和消费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不应该被忽视，就是物质的审美。当一些设计师被罗列出来后，从他们的设计意图中能够找到一些可分享的审美途径。

我觉得，其实物质之美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人的关照，或许是因为在生存边缘挣扎的状况下，物质审美显得过于不知死活，所以暂时被压下，可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也依然有人能在单调的灰蓝中发掘出零星的物质审美亮光。我小时候熟悉的一位胖老太太，是个很讲究的满族妇人，我在她家住过好几年。那时候我10多岁，她有50多岁，高音喇叭天天高喊着各种高大上的口号，她的顺口溜诸如“早起三光，晚起三慌”就显得像碎碎念。一个补丁她也要在一堆碎布块里再三地对比衡量，外面都热火朝天了，她只回答我一句：“将就，讲究。”她这究竟是讲究，还是将就呢？她多说过几次后，我对照那个情景大致体会到，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她始终有那么一个自主的狭小地盘不被侵犯。时代大潮中，你可以去热火朝天，还可以有一种胖老太太的方式，建立一个能支持你长久生活的依据，那不仅是生存的力量，也是生存的自尊。

现如今，我们好像不必再像胖老太太那样跟一个补丁较劲了。汽车、丝绸睡衣、红木家具、意大利沙发、法国服饰……不仅提供舒适、好看，在技术支持下还可以有更精细的指标，像奥美给劳斯莱斯轿车做的广告：“在时速60英里时，这辆劳斯莱斯车内最大的噪声，来自它的电子钟。”但是，仅仅有这些技术指标显然不能成为生活的稳定支撑。

亨利米勒的《情欲之网》中除了性，也附带着对物质享受的细致描写，一个烟嘴的精美也能让他不厌其烦地在弹烟灰的时候附身去欣赏它。尽管享乐主义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如果只把这小说里的种种行迹当作享乐的话题，就没法解释他的书当初为什么在美国被禁。

( 舒可文（右）与曾焱在宋庄采访著名艺术家栗宪庭（左）（摄于2008年） )

本刊那期封面故事中提到美国作家亨利米勒，他的书曾经好多年被禁，1962年时已经在美国解禁，成了畅销书，可他在接受采访时候说：“被大众接受对我来说一钱不值。其实这反而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我是由于错误的理由而被接受。”相比起来，封杀他的人可能比他的“粉丝”更解其意，他后来说过：在写作时，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更大的现实。因为他觉得：“我们的文学大都像课本，一切都发生在知识的呆板平面上。99%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包括其他艺术作品——应当毁掉。我要让读我作品的人越来越少；我对群众的生活不感兴趣，对世界上现存政府的意图也不感兴趣。我希望并相信在今后一百年里整个文明世界将会消失。我相信没有‘文明’，人类可以生存得更好，更丰富多彩。”这可能更像是一通气话，但物质享受一直不仅是感官享受，一直也充当着另一种角色。

这么多年，我们在做封面故事时，一直有一种兼顾，不会一条道走到黑，所以在做这个题目时，也需要加上一点另外的角度。我就被指派做这活儿。在阅读中我确实有个印象，在现代进程中对物质生活的肯定和享乐总是一波一波地代表着新的革命力量和精神。历史学家卢卡斯描述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在发现了“我”的精神独立后，也发现了自己的身体。身体就是自己的领土，自己就是自己的领主。过去只有领主可以有椅子坐，那是权力的象征，15世纪，意大利人人都要有自己的椅子。既然每个人都是领主，即使只是自己的领主，也是需要一把椅子的。卢卡斯说这个物质的椅子其实是精神椅子的体现。随后意大利人又开始改造洗澡和睡觉的形式，洗澡作为公共行为的形式停止了，而以前主人、家人、客人都睡在同一个板子上，本来可能没多想，或物质条件所限，这时候也显得变了味儿，变成了“个人的身体完全没有私人的隐蔽性”。16世纪之后，椅子和有腿的床在欧洲风靡，借着这种物质的方式促进着公共生活向私人生活的转变，应和着启蒙的音调。

今天的汽车是不是也有当初意大利椅子的意义？也许，但亨利福特制造的第一辆T型车带来的社会变化可能更深刻，所以彼得德鲁克才会认为，这个革命对社会基础带来的变革和影响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不管是共产主义、新的民主主义或者其他什么“主义”的运动都是本次革命剧烈震荡的从属性反应。对技术寄予的所有指望终究还是对好生活的希望。可什么是好生活呢？

流水线使大批量生产和低价出售成为开发市场的动力，市场的发展又使我们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它们不再是生存所需，甚至也超出了自主的精神寓意，我们变成了无名无姓却喧嚣的消费者，尽管发达的市场会促进一些识别购买群体的方法，你还是作为某类消费者立身于世。在所谓的消费社会里，表面上看好像人人平等，其实技术、创意才是硬道理。按意大利设计师埃托索托萨斯的说法：设计就是建立一场象征生活完美的乌托邦的隐喻方式。反映在设计领域，就有了“美的创造和工业化的生产”之间如何统一的问题及讨论，这也是格罗皮乌斯要筹建一所能把艺术和工艺综合为一体的学校的理由。在格罗皮乌斯看来，艺术家和工匠之间不应该有本质的不同，把以往互不相干的若干学科和手段结合在一起，就能创造出一个综合的整体的艺术作品。——“在艺术家、工业家和技术专家之间建立一种伙伴关系，根据时代的精神把他们组织起来，他们最终有可能取代一切旧有的劳动要素。”这个“实验室”遗留了很多遗产，其中之一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物质审美方式和现代化的诗意。

后工业时代的生产者好像都知道了这一点，他们都在生产和销售的过程中会给货品加入精神的附加值。法国社会学家马克第亚尼描述过这个变化：当初艺术家、设计师们就是因为意识到了资产阶级机械的生活太晦暗了，才要在产品的功能性中开发出给人的美好感受，或造就一种特殊的知觉态度，帮助人们取得一种审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风格，因而物质生产具有了文化生产的功能。为了强烈地经验这个现实世界，每个人都要对一组参照物中的美学价值做出认同，越来越多地在产品中追求一种无目的性的、不可预料和无法准确测定的抒情价值，以及种种能引起诗意反应的物品。

马克第亚尼的这个描述，似乎表明当年物质生活作为对宗教强权的反抗，审美生活作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抗。启蒙主义精英渴望实现的理想，在后现代的消费社会中似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且与时俱进地展露着社会生活的诉求。2002年Diesel为其产品打出的广告，主题是“青年人的抗议”，平面广告上是随意拍摄下来的街头青年，诉求是“种多点花”、“世界需要更多的情书”、“请信任数字‘13’”之类。

这跟“68学生抗议”有什么不一样吗？有！1968年的口号是学生自己喊出的，这是Diesel替他们打出的宣言；还有，“68学生”没有以此挣到半毛钱。

本雅明讲机械复制时代的时候，提到光晕的丧失。这个光晕究竟怎么解，我不确定，但它肯定是某种质地，机械复制时代的生活丢掉了那种质地。但，没有光晕，我们有速度——汽车、飞机，可以去更多更远的地方。没有光晕，我们去开发瞬间——普鲁斯特训练你从蛋糕刚刚触及腭部时找到一种微妙的快感，由此，人生的短暂也变得缥缈，你不再感到平庸、次要、生命短促了。没有光晕，但总会有“新面貌”——如迪奥、爱马仕那样的大品牌像种庄稼一样，到时节就生产出新衣服、新围巾，从土耳其后宫风格到艺术家的前卫风格，取之不尽。没有光晕，但有兴致——像保罗艾伦那样坦然表示：“我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错的，但我的心气仍然高昂。”

说出大天，这一切还都得有现代技术或现代市场的支撑，哪怕是Diesel那种窟窿上的意识形态，也必须有一个做旧的烦琐过程：手工打洞，磨砂机磨边，手工反复漂洗，以及他的广告方式。

这些创造者提供的审美价值与市场上流通时的意义，可能存在着极大的差距。他们是市场英雄，但在资本主义市场逻辑中的产品必定成为另一种东西，尤其是形成品牌忠诚度后。马克第亚尼发现，使用者越是努力在产品中寻找诗意，他从自己身上和产品上提炼的东西就越多，这样的使用者同时也是实验品。

所以一直倡导人类幸福的哲人们没有对这种方式的物质审美流露出欣慰。詹姆逊对这种通过商品形式生产的文化产品极为不屑，他认为这不过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扩张在文化领域的体现”，“现实的优先地位被颠倒了，文化调和了所有的一切，甚至政治和意识形态也被文化的表现模式所支解”。

我知道，我来写这个题目其实不合适，因为我基本是前现代家庭主妇的趣味。我和这个时代有代沟。对物质“产品”（而不是物质本身）的知识化、精神化推崇，以物质审美的方式找到各种“最”，从最宜居，细分到各种最独特的，把物质分出等级，把生活分成阶段，甚至帮你设计出“一步到位”这样的过日子策略，这让我心存警惕。所以在写这期封面故事时，我一直觉得有些迟疑，这种迟疑可能完全是因为我对此类生活的无知，所以我就只好拉大旗壮胆儿，搜罗出历代对这类事情的辩论说法。

广告、利润、价格，当然是经济运行的指标，但当它成为趣味的动力依据时，趣味就可能有使人群相互隔绝的效力。第亚尼描述的另一个现象是，古典的人，不管他是基督徒或希腊英雄，他们传达的都是一种共同的美感，都表达“我们性”。而现在，英国社会学教授费瑟斯通描述说，这些群体总是以审美的形式呈现日常生活，并使生活具有某种特殊的风格。消费资本主义的活力在于它将物质消费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意义的美学消费，人们消费的不再是物，而是物所代表的符号意义，物品与人类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于是，消费成为认识世界的方式，消费可以代表个体获得某种文化公民的资格。

但一个社会总有贫富差距，可疑的是，消费能力的强弱成了文化资格的重要指标。一百年前时尚商业社会刚刚兴起的时候，德国哲学家齐美尔就分析了它的社会功能：时尚有着既使社会各界和谐共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因为政治的民主并没有消除社会等级，高等级的人有区别于低等级的趣味的经济基础，他们的消费选择时刻被仅次一等的阶层注视着和学习着，以此区别于更大的人群。当一种时尚成为流行物时，高等级的人又会转向新的趣味，时尚就这样在区分开等级的同时，又在商业推广中为模仿者制造着区别于他人的幸福幻觉。让我很抵触。可我也得认。

“将就、讲究”也可以放在这种地方使用，如果不把这种物质审美与抵抗理性思辨对感性生活的贬低这个历史相联系，可能就不太讲究。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间分离的明确意识源自西方哲人，就像伊壁鸠鲁学派的快乐，包括精神上的，也包括肉体上的，精神的快乐是可以被我们所支配的，所以是积极的快乐，肉体的快乐大部分是强加于我们的，所以是消极的。虽然如此，他还是支持消极的快乐却拥有优先的地位。跨越千年，物质审美是不是在试图弥合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间的分离？

我们今天的物质生活已经西化了，这种生活方式好像比中国传统的方式更适合我们了。但是他们曾经历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吗？在文化方式和精神方式上，我们是否也经历了那一套生活方式的演变，以及伴随这个演变过程的思辨？实际上，之所以中国传统的住居方式、饮食方式、服饰趣味开始被重新向往，可能与这些物质生活方式中寄予的文化历史有关，它不仅能唤起文化记忆，也使我们在物质消费中找到一些精神结构的依靠。

重要的是现代社会带入了不可逆转的技术和市场元素，问题变得扑朔迷离。无论在哪一种生活方式中，有自尊的人都不愿意仅仅作为一个被动的消费者。更何况，在伴随着现代生产方式的环境污染严重、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面前，无论怎样的物质审美，野蛮、被动、慌张的感觉都不是物质产品的精致化、技术化所能化解的了。但是作为物质产品的使用者，与产品建立一种自觉的文化关系，算是这期杂志要做的一个努力吧。

所以，审物质之美，说到底还是居精神之安。 消费文化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