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涨价”的观察趣味

( 吴琪 )

想象中的链条

2007年8月3日的湘江边，气温接近40摄氏度，太阳烤得天地间白晃晃的，人也被热气熏得睁不开眼。7年后的今天回忆起那天的场景，居然在我头脑中清晰明亮。

这天，湘潭市畜牧水产局总畜牧师吴买生靠在沙发椅上，有些懒洋洋的。临近中午了，按照平时的习惯，他准备简单吃个午饭，然后午睡一会儿。可是我这个不速之客“闯”进了他的办公室，请他给我讲讲，为什么今年猪肉价格涨得这么高。就像早年我们的很多采访一样，不少三线城市和农村的采访对象，从未听说过我们这本杂志。总畜牧师吴买生在当地也是个文化人了，他对于遥远的北京来了一个不知什么杂志社的记者，声称自己关心猪肉价格，感到有些奇怪。这位四十出头的吴先生背对着我，慢吞吞地坐在电脑前，打上“三联生活周刊”几个字，浏览了几分钟。然后他的靠椅缓缓转动了起来，脸庞再次出现在我面前。“你坐吧。”他说。大眼镜框子让人看不太清他的神情。但是对于有记者前来关心底层猪农的生活，或者说关心养猪产业的发展，吴买生温和的笑容显得善意。

这是我又一次“突袭”采访对象。就在几天前，主编朱伟和社会部负责人李鸿谷决定派人做猪肉涨价的报道时，我可是预料不到接下来会有怎样的采访情景。说实话，我根本不知道去哪里调查这个猪肉涨价的事儿。2007年夏天，猪肉价格突然成了热门话题，它一路看涨，每斤居然突破15元了。其实作为一个很少买菜的城市人，我自己对肉价没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农产品价格的新闻，很难发酵成全国性的热点。不过作为一个记者，这个题目倒是激起了我朦胧的好奇心：猪少了，肉价就涨；农民看见肉价高了，养更多的猪，然后猪价就得跌了；待到低价伤害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猪价就又得涨了。中国的农民是如此庞大的群体，不同地区的农业特性也不一样，他们分散而自发的养猪决定，是怎样构成肉价高低起伏的曲线呢？我能不能以一个村庄作为调查群体，通过采访来描摹村民养猪的历史和现状，我会有一点启发式的发现吗？

这个选题也让我立马想到了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我觉得它是一本记者必读的“教科书”，通过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交易等体系，让读者看到了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何在。与费孝通相连的，也是当时我们编辑部多次提到的一个词——田野调查。其实田野调查是个苦差，重大发现不会像文物宝贝一样躺在田地里等着你，我往往是跑到很多新闻现场后，发现它们比我预想得还要荒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田野调查”这四个字在我眼里，又有着一种从未道明的高尚感。好像不经过这些苦役，无法磨炼采访报道的基本功。中国的经济学家或是社会学家，这么多年来能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的，往往是少数几个农口的学者。因为中国农业的独特性很强，不像工业或高科技领域，很大程度上在试图模仿西方。当农业方面的中国学者，用受过训练的西方学术方法来观察中国乡村时，杂乱的土地和贫穷散漫的人们，在观察框架里反而有着各自的趣味。

我又从网上搜到，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到上海青浦农村考察，写下了著名的《青浦农村调查》，其中也谈到公养猪和私养猪的问题。虽然这篇文章对于我要做的猪肉价格调查没有直接借鉴意义，但是中国一贯重视农业经济的传统，使我觉得猪肉涨价并不是个单薄的新闻，它有着深厚的基础，虽然我当时还说不出这个基础是什么。不管怎么说，领到了选题任务，我必须快速定位采访地点，然后展开调查。可是去哪里合适呢？我搜了搜资料，四川和湖南都是养猪大省，可是这个范围也太大了，到底去哪个省的哪个村呢？这时候我的小私心起了点作用，反正这些地方我都是两眼一抹黑，那就找个离我老家武汉近点的地方吧，做完了稿子还可以回家看看爸妈。这样我反而有了方向，目光落到了离武汉不是很远的湖南湘潭。从资料上看，这里是全国五大生猪生产的产业基地，湘潭市下辖5个县市区，其中又以湘潭县和湘乡市的生猪养殖最发达。

于是在8月3日的上午，我敲开了湘潭市畜牧水产局总畜牧师吴买生的门。我外出调查采访时，一般不主动与当地主管部门联系，因为不希望受到牵制和束缚。但是对于养猪这样专业的事情，与行业专家聊聊一定会有收获，总畜牧师是个不错的选择。我们的报道并没有好恶情绪，而是抱着一种强烈的求知欲，希望了解基层情况。我还有一个模糊的想法，社会学家注重基层调查，而经济学家会从全球主要经济体工业增长率的变化等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所以我希望在对养猪户做了一定了解后，将社会学与经济学的方法结合起来，把肉价波动、农民的经济预期、家庭的经济选择与更宏观的经济链条衔接起来。这样既能引入故事性的描述和调查，又能有一定理论上的深度，我希望自己能讲清楚猪肉价格牵扯起的一条独特的链条。

新闻教育与实战

在学校里读新闻专业时，我们会被教导：如果你要得到好新闻，哪怕是采访对象把你从门里赶出来，你也要试着从窗外爬进去。这种完全来自西方的职业精神，有时候会在我脑子里生成一个滑稽的图画：采访对象如何用力抵着门，门缝里是我快要被挤扁的脸。

不过在我十几年的采访经历中，并没有真的上演这样的场面。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人面对新闻采访的诉求时，比西方人更容易拒绝。我想一方面可能是中国人对于要“出头露面”的事情，总是比较谨慎。另一方面，我们记者作为新闻事件的外来者，采访和写作都是超越事件利益的。可采访对象就生活在事件盘根错节的关系中，他们基于自己的职务、和其他人的关系或是一些民俗乡情，总是有“避嫌”的想法。中国人更在意别人的意见，所以他们某种程度上也不愿意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我所做的，也只能是站在采访对象的立场上理解他的态度，然后试图让他知道我想做一篇什么样的稿子，这稿子并不像他设想的那样，只是简单的褒扬或谴责。我向他们展示《三联生活周刊》的稿件有着很大的丰富性，希望他们为这种丰富性提供价值。

绝大多数新闻事件，都不会只有一两个消息来源。在受过训练的记者眼里，并不是采访对象说出来的话才是信息，也不是职务高的人掌握着有价值的信息。像猪肉涨价这样的调查，底层养猪的农民、村庄里的干部、乡镇或市里畜牧系统的人，都可以是消息来源。这也是我虽然两眼一抹黑，但心里并非完全没底的原因。那些天天跟猪打交道的人，将向我揭开一个我非常陌生的世界。我之前采访其他事情的经验，将帮助我在这个陌生世界里，一点点找到所需要的素材。所以每做一篇报道，虽然我不知道我推开眼前这扇门，对方会是什么样的态度，但是我知道，我们杂志社记者们惯有的谦逊态度，一般不会激怒采访对象。而我因为想写一篇好稿子而上蹿下跳时，内心虽然焦虑，但也总给自己鼓劲：我又不是要求采访对象给我任何私利，所以脸皮厚点，也没有关系。

猪肉涨价这样的新闻，比起某地发生重大灾难等事件轻松得多，它不会引起官员们的反感和警惕。一些养猪大市或养猪大乡，很可能还希望有记者来调查，反映一下基层的呼声。

我到了湘潭后，发现事情确实比较顺利。8月3日那天中午，吴买生问明我的来意后，习惯性嚼着槟榔，靠在沙发上聊了起来。他没有任何官腔，既像在和我谈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你说怪不怪？去年夏天也是这么热的时候，农民的猪一片片死去，猪肉送人都不敢要。”他说道，他和同事们四处求人，让农民把病死猪捞上来按科学方法填埋，处理一只还得付给农民20块钱辛苦费。“那时候猪价最贱，受损的农民哭天喊地。谁能料到，一年后的今天，猪肉如此紧俏，我们要跟在农民屁股后边转，求他们赶紧多养猪呢。”眼下湘潭市要求机关的工作人员下农村，劝村民们多养猪。村民养猪的意愿，似乎成为人们能不能吃到低价猪肉的原因。

对于2007年猪肉紧缺的行情，吴买生告诉我，2006年三四月份猪肉价格跌到谷底时候，他就隐隐担心，亏损的农民会大量杀母猪。“种田得有田地在，养猪得有母猪在，淘汰母猪说明行业开始不正常了。”而头年8月一场疫病，让原本低迷的养猪业雪上加霜。从表面上看，疫病流行很大程度上被看作天灾，连续两年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流行，导致生猪存栏数下降，成为猪肉涨价的一个直观原因。但是我感觉问题不会这么简单，这些供给方面的扰动可能是一次性的，对价格趋势的影响更多属于随机的扰动项。

吴买生也同意我的想法，他随口说道：“快到吃饭时间了。要不我叫几个熟人来，大家一起说说这个问题？”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一对一的采访虽然很重要，而采访对象把我带入熟人之间，这种熟人氛围中的闲聊，会让大家更放松。吴买生叫来了湘潭市畜牧站站长周炯光，还有另外几个同事。大家闲聊着告诉我，按照过去20多年猪肉市场的规律，几乎每4年猪价就有一个高峰与低谷的轮回。“农户养猪基本上赚两年亏一年。”今年猪价开始一路向上狂飙，多数养殖户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对去年低价的一个补偿”。

可是猪肉价格的变动是怎样传递的？在持续上扬的价格体系中，谁在推动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呢？这些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我让吴买生给我推荐一个湘潭的村庄，让我可以了解养殖户的状况，他提到青竹村，“去找那里的书记卢国良吧，他了解情况”。

神奇的村支书

卢国良接到我的电话后，刚开始不太愿意，他一再强调村里正抗旱，非常忙。我坚持说要去看看，他让我雇个摩托车进村，因为公路没通进村子里。卢国良近50岁，头顶有些秃，虽然卷起裤腿在组织村民抗旱，但并不完全像个庄稼汉。2002年起卢国良发起成立了生猪产业发展协会后，青竹村将原本小规模散养的农户集中起来，统一购销、统一引种、统一防疫、统一饲料，成为当地有名的“青竹模式”。等卢国良得空坐下来和我聊天，我就发现这个村支书的不简单。

在见到他之前，我走访了村里的几户人家，有的只养着四五头猪，有的养着上百头猪，差别很大；有人家说养猪收入不错，有人说总在赔本，看上去似乎毫无规律。而当我提出来去猪圈看看时，每家人都非常坚决地拒绝了。农民们此时表现的原则性让人有些吃惊，他们对外来细菌的防范也从一个侧面流露了疫病带来的恐慌。“就连自己家的人，也是要消毒后换衣服换鞋子，才能进去的呢！”

当我把看到的情景和疑惑告诉卢国良，他向我介绍说，2004年全村412户里边有378户养猪，经过接下来两年行情波动，如今只有228户养猪。有意思的发现是，3年时间里被淘汰的150户，养猪规模全部在8～50头，规模最小的2～8头的养殖户存活了下来，50头以上的越来越壮大。规模效应在青竹村不知不觉显现出来。

“为什么养猪8～50头的人家，会被淘汰呢？”我感到很奇怪。卢国良分析说：养2～8头猪的小户人家，并不需要专门的劳动力来喂猪，成本小；对于50头以上的养殖户而言，规模效应为他们节省了成本。养50头猪在卢国良这样有16年养殖经验的人看来，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因为养50头或200头猪，所需都只是一个劳动力，也就是说，所花费劳动力成本是一样的。这两年农村劳动力的价格上涨非常显著，2004年一个农民工一天的价格为25元，2007年涨到60元一天。卢国良算了这样一笔账，养200头猪的人家，一年能出栏400头猪（猪的出栏周期为五六个月），如果每头猪给劳动力30元的工钱，那么这个劳动力一年能挣到1.2万元。可是对于养50头猪的人，一年出栏100头，劳动力只能赚到3000元。那么养猪的帮工显然愿意去给200头的大户打工，而不愿意让自己的劳动力闲置。当养猪规模达不到200头的时候，一个劳动力显得过剩，没有充分利用它的价值。

卢国良和村干部2004年开始统计这些数字，是想了解养猪的利益和村民外出务工的状况。而他有着超越一般人的观察能力，能够看出农民在做家庭选择时的经济账——对于养猪村庄来说，农民留下养猪还是外出打工，有个机会成本在那儿。在卢国良看来，这个机会成本的衡量标准是农民的打工收入。从2005年开始，劳动力价格上扬对于掌握熟练技术的农民工而言，增幅特别显著。虽然那时候学术界开始讨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何时到来，但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微观层面上感受到具体的变化。卢国良做的工作，刚好印证了劳动力价格上涨带来的变化。这个结论在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是在变化刚刚发生不久时，还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趋势，以及它将带来的深刻影响。卢国良对全村人打工、养猪或是半工半农的数字如数家珍，数字背后隐藏的问题，他也做了探索。我第一天拉着卢国良聊了很久，回到宾馆后越想越觉得他的观察很有价值，第二天又进村拉着他继续聊。

卢国良注意到，2004年猪肉行情的高峰时期，青竹村外出打工人数最少，只有不到200人，仅为平时的一半。在养猪容易挣钱的年头，多数人选择回家干活而不去城市，只有30岁以下彻底希望抛弃农村的打工者才不会回家。但是接下来劳动力价格涨幅明显，农民抛荒的现象越来越多。农民群体又分为三类：30岁以下不愿意继续留在农村，他们在城里一年收入在1万～1.5万元，平均每年寄给家里5000～8000元；村子里50岁以上的劳力，占到外出总劳力的10%。他们全职打工，并不兼顾农活，每年收入在1万～1.5万元；30～50岁的农民多数在家附近打工，兼顾农活，打工收入1万～1.1万元，家里农业也有收入。农民抛荒的背后，是每个家庭明晰的经济选择。

卢国良对问题的研究能力，已经使他有了名声。2006年夏天，中组部、农业部组织专家在北戴河开暑期休假座谈会时，特意邀请了开创“青竹养猪模式”的卢国良参加。在我采访后的第二年春节，卢国良应邀赴中南海参加温家宝总理就《政府工作报告》（讨论稿）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座谈会，并做了半小时发言。他这个高中毕业生也算大半个专家了。

在写稿时，当我把卢国良总结的规律和农民个人故事结合时，就有了一个特别好的观察框架。吴买生和他同事们的观察，又提供了养猪的专业知识和感性认识。我也注意到经济学家高善文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高善文看来，猪肉涨价并不是一轮涨价的启动因素，反而是经济制造部门和服务部门的价格变化，决定了粮食和猪肉等农产品的价格走势。这种传播渠道包括饲料、化肥在内的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变化引发种粮和养猪成本变动，影响了粮食和猪肉的价格。农户在观察到价格变动后，形成了通货膨胀预期，这导致农户存粮（以及存栏生猪）意愿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影响了粮食和猪肉价格。这样我从农民个人愿望、村庄的务农人口变化到农产品价格上涨等，有了可以层层推进的问题。其中卢国良对基层村庄的观察，我觉得最有价值。

我记得当我揣着采访材料回家时，就像一个捧着一堆拼图碎片的人，怀着谨慎而惊喜的心情，又怕自己的思维能力不够强，拼不出一张好的图景。好在这是一个两周时间做的选题，在当时已算奢侈，我用了四五天的时间，写作和思考都比较从容。我记得我是一天夜里写完稿件的，发给主编后就关机睡觉了。第二天一大早打开手机，发现主编发给我一条短信：“文章有突破，谢谢。”主编对稿子一向严苛，看稿子有种六亲不认的狠劲，这时终于让我松了一口气，感受到他和蔼的一面。不过下一篇稿子又是一个新的挑战，主编没有永远的笑脸，我们写文章也很难每次都有突破。像卢国良这样的采访对象，是我记者从业路上碰到的“老师”之一。几年后的春节我给他打了一个问候电话，感觉有种老友重逢般的快乐。他让我看到了基层干部的智慧，也感受到了农业研究的乐趣。

（文 / 文      吴琪） 观察经济趣味涨价猪肉三农农村农民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