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行中寻找人生的坐标

( 2014年3月，结束了封面故事《腾冲》的采访工作后，同事们一起合影。左起：朱路宏、且毅、黄宇、刘敏、李翊、贾冬婷、李伟 )

骄傲的印度

我在《三联生活周刊》写的封面故事不多，卖得最好的是2013年第4期《骄傲的印度》。这个封面故事一共4篇文章，内容包括佛教的历史、印度的国民性、印度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以及印度农业的变迁等等。

这组文章是我2012年底在印度旅行了3个星期的结果，算是一个加长版的“旅游与地理”栏目。这个栏目始自2006年，主编朱伟要求我把注意力放到那些大家平时不怎么关注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中国游客很少去到的地方。不但如此，他还要求我在文章中少写个人观感，多写当地的人文历史，这个要求和我自己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我在此后的8年时间里走遍了五大洲的小国和穷国，写了近百篇游记，其中一部分被收录到三联书店出版的《土摩托看世界》第一集和第二集中。

虽然栏目的名字叫作“旅游与地理”，但旅游的戏份其实很少。执行主编李鸿谷把我的写作风格称为“行走体”，意思是说，行走的过程只是为文章提供了一条主线，方便我叙事而已，真正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现状，以及对中国读者的借鉴意义。

说到和中国做对比，全世界恐怕没有比印度更合适的了。中印两国都属于古老的东方大国，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历史包袱沉重，却都在努力试图搭上现代化的末班车。这两个国家都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十分骄傲，所以两国人民虽然表面上平易近人，但骨子里对外国人并不十分友好，一个异族人要想获得认同感并不容易。

( 袁越 )

我在2007年第一次去印度旅行，因为准备得不够充分，一下飞机立刻就被眼前光怪陆离的景象吓住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到达新德里的头天晚上我一个人背着沉重的背包穿过遍布垃圾的街道，住进一间闷热潮湿蚊虫肆虐的小旅馆。那天晚上我就像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一样，突然怀疑自己永远不可能理解眼前这个复杂的世界，我被这个念头折磨得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好在我挺过来了，顺利地完成了采访。5年之后我第二次踏上印度的土地，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不再对这个国家表面上呈现出来的五颜六色感到不知所措，初来乍到特有的新鲜感让位于冷静的观察。多年的职业训练让我不再像一个“菜鸟”记者那样盲目轻信，而是学会了如何辨别核心信息和无关信息，如何把注意力集中到问题的本质，其结果就是这个广受好评的印度封面故事。

( 袁越在英国（摄于2007年） )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我在多年的采访过程中认识了不少外国同行，并和其中的很多人一直保持联系，他们给我的旅行提供了很大帮助。第二次印度旅行之前，我联系了一位家住新德里的记者朋友，她专门在自己家里办了一个派对，邀请了十几位印度同行参加，希望他们能帮助我更好地了解她的国家。事后证明这场派对非常重要，印度记者们为我提供了很多极为有用的信息，还给我介绍了好几位重要的采访对象和必读书籍。

不过，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两个小细节：第一，我那个朋友住在新德里一个老式的居民区里，低矮的楼房类似中国80年代的火柴盒公寓楼，楼与楼之间的空地十分狭窄，却停满了汽车，里面的根本开不出来。我正要出言讥讽印度人的不讲公德，却见朋友自己也把车停在了另一辆车的后面，然后熟练地用脚把一块砖头踢到车轱辘后面固定好，并摇下车窗，松开手闸。她告诉我，里面的车如果要出来，只要挪开石块，把后面的车推走就行了。小区里所有的车都是这么做的，大家一直相安无事。通过这件小事我意识到，印度这个国家表面上一片混乱，很多地方不可理喻，但其实印度人有自己的解决之道，外人不必替人家操心。

( 袁越在加拿大（摄于2009年） )

第二，印度人开派对不像中国这样喜欢聚在一起听一个人说，而是更像欧美人，大家分成一个个小圈子，各谈各的。派对刚开始时他们都在用印地语交谈，但当主人把我介绍给大家后所有人立即改用英语，甚至他们互相之间的对话也都用英语，好像这些人脑子里有一个语言开关，一下子切换到了另一个频道。类似的情景大概只有少数欧洲国家才能遇到，中国即使是高端人群也还远做不到这一点。这件事说明印度的知识分子已经相当西化了，记者们经过多年的自由竞争，业务水平也比较高。可与此同时，印度的穷人数量之多，生存状况之惨烈却是举世罕见的，这个国家的两极分化程度之严重早已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这两个小细节让我意识到，一定不能用中国人习惯的思维方式去想印度这个国家，必须打破常规，从印度的文化传统上找原因。比如，由于相信轮回的印度教的盛行，以及种姓制度等原因，印度人对待肉体痛苦，甚至对待死亡的态度都和其他民族很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大街上到处都是自残的乞讨者，但老百姓却视而不见的原因。再比如，印度人衡量幸福的标准也和中国人不一样，很多印度人理解的幸福不是家里有多少钱，而是死后能不能投个好胎，所以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始终快不起来，无论你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或者经济政策都没用。

再比如，每一个到过印度的人都会对印度街道上的脏乱差印象深刻，以为印度人一定很邋遢，不讲卫生。但我有机会去过不少印度朋友家里拜访，无论屋外如何脏乱差，进了屋子立刻就不同了，仿佛一扇门隔开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朋友解释说，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印度的种姓制度。不同种姓印度人之间的鸿沟就像两个不同的民族那样深。在旧社会，不同种姓的人分别住在不同的地方，彼此相安无事，如今他们被迫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保留了旧时的习惯，于是公共场所就遭了秧。可以说除了一些涉外机构，以及一些较为特殊的场合外，印度绝大部分公共场所都特别脏，因为谁也不愿替别的种姓打扫卫生。

有意思的是，这个看似非常落后的种姓制度却成了印度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印度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商人种姓，经商是他们多年以来形成的传统，一旦有了机会，这些人就会大放异彩。另外，种姓制度虽然妨碍了印度公司之间的人才流动，却对家族企业的兴旺奠定了基础。如今国际上很有名的印度公司大都是家族企业，其骨干成员都属于同一个种姓，种姓制度使得企业的内部管理变得非常高效，保证了所有成员的绝对忠诚，这些都是源自西方的现代企业所不具备的优点。

不过，印度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国家实行的民主制度。我曾经认为民主制度不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而且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印度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给了我当头一棒。在考察了印度的工农业发展状况，以及询问了不少印度媒体人和学者之后，我发现我以前对于民主制度的理解存在偏颇。印度之所以实行民主制度，和印度的历史有着密切关系。这个国家历史上很少统一，印度教也没有绝对权威，再加上种姓制度，使得印度人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各自的小圈子里，习惯了社团式的生活，反而不喜欢接受强人统治。换句话说，印度的国民性和民主制度有着相通的地方，所以民主制度才会在印度实行得那么顺利。印度之所以被誉为发展中国家实行民主的典范，也就毫不奇怪了。但是，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的同时，却在经济上效仿苏联，实行计划经济，这才是印度经济这么多年来一直发展迟缓的根本原因。印度的种姓制度虽然有助于印度私企在全球的扩张，但是基于种姓制度的印度式民主却导致了大量腐败，以及无穷无尽的扯皮现象，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没什么好处了。

中国的历史和印度正相反，很早就统一为一个国家，其间虽有分裂，但往往很快便再次统一，所以中国人的国民性和印度有很大的不同，这才是这两个国家后来走上相反道路的根本原因。有意思的是，因为中印两国在其他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不少中国人都把印度当成了中国的竞争对手，对印度的现状冷嘲热讽，称印度人为“阿三”，我觉得这些充满歧视的态度都是对印度这个国家不够了解造成的。我以前也曾对印度很不屑，但通过两次在印度的旅行，我越来越尊重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与此同时也越来越为中国感到骄傲。

土耳其是一面镜子

我出生于60年代，成长于80年代，和那个年代的很多大学生一样，曾经对中国文化相当不屑，认为欧美国家一切都好，中国一无是处。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就去美国留学，并且在美国一住就是13年。不过美国比较特殊，它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再加上中国人因为专业素质过硬，在理工科领域很是吃得开，所以我很少感觉自己是个外国人，没有受到过歧视，对于种族的差异也不是很敏感。

2006年起我为“旅游与地理”的写作而开始环球旅行，迄今为止一共去了60多个国家，包括不少非洲和中南美洲的小国，每到一处都会不自觉地留意当地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并为中国人顽强的生存能力感到吃惊。记得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的一个原始人部落里居然遇到了几个从福建偷渡过去开杂货店的中国人，虽然他们一个个都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甚至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但我还是像见到亲人一般迫不及待地和他们交谈。我还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乱糟糟的大街上发现了一家中餐馆，并且接受了餐馆主人的邀请，和中国援非工程师、来非洲淘金的小老板、大使馆官员和中国农村来的卖春女各色人等一起吃了顿丰盛的中式晚餐。这些人背景差异极大，在国内几乎没有可能聚在一起吃饭，除非他们是亲戚。但在异国他乡，只要会说中国话，就很有可能成为朋友，在同一个饭桌上赞美中国菜的伟大。

随着我去过的国家越来越多，旅行范围越来越广，我对全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差别也越来越敏感。其中，西欧和北美毫无疑问是“先进国家”，它们最早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底蕴深厚。虽然它们中有一部分正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当我深入这些国家的腹地，和最最普通的老百姓深度交往后就会深深体会到“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个道理。

除此之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绝大部分国家都可以归为“后发国家”。它们大都被“先进国家”殖民过，或者被打败过，如今都在励精图治，希望尽早跨入先进国家的行列。可惜到目前为止，后发国家中只有日本可以算是完成了任务，其余的都仍然在苦苦探索，希望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这个道理也许说出来大家都懂，可我却是在旅行了很多年后，才终于切身体会到了其中的分量。从此之后我便在旅行中有意识地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观察其他“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走过的弯路，希望能给中国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或者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事实上，我认为这就是《三联生活周刊》一直在做的事情。

但是，因为我在这方面的训练不足，能力有限，此前写的很多文章都属于零敲碎打，直到2011年我去了趟土耳其，并完成了我的第一个独立操作的“旅游与地理”封面故事后，才算真正摸到了门路。这个封面故事发表于2012年第35期，标题叫《行走土耳其》，副标题是“东方国家的西方基因”。我想通过这组文章，探讨一个“后发国家”的自强之路。

如果说印度是最近这50年来中国最好的参照系，土耳其就是最近这100年来中国最好的参照国。100年前，世界上最古老的两个帝国分别是大清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但两个帝国都行将就木，代替它们的是来自欧洲大陆的“西方国家”。在他们眼里，大清和奥斯曼都属于落后的东方世界，一个是近东的“欧洲病夫”，一个是远东的“东亚病夫”，两个国家都是被殖民对象，等待被欧洲列强瓜分。

2012年一家土耳其地方报纸邀请我去采访，我向主编朱伟申请将访问日期延长到3周，在这个国家走了大半圈，收获极大。因为有当地媒体的帮助，我沿途都有地陪，这就让我得以深入到这个国家的内部，看到了比一般游客多得多的风景。在我眼里，土耳其是一个相当现代化的国家，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回国后我又花了将近两个月时间阅读了好几本关于奥斯曼帝国的书籍，并采访了国内研究奥斯曼帝国的专家学者，力争准确地还原那段历史。因为距离欧洲较近的缘故，奥斯曼帝国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并开始了自救运动。但他们一开始行动并不坚决，曾经试图维护帝国的统治，后来又想保留伊斯兰教的荣耀，都未能如愿。最终出了个军事强人凯末尔，认识到帝国早已病入膏肓，只有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才能走出困境。他废除了帝国体制和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取消伊斯兰历法，甚至废除了奥斯曼帝国的文字，代之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只保留了突厥人的文化传统。最终奥斯曼帝国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但这个国家的人民如凤凰涅槃一般从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建立了土耳其这样一个现代化国家。

国民党一直想学土耳其，蒋介石曾经自比凯末尔，但他没有学到后者的精髓，注定无法成功。胡适也非常推崇凯末尔，他认为中华民族要想重新站起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一定不能有太多的顾虑。胡适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真金不怕火，这是我们祖宗的一句名言。真有价值的东西是毁不掉的。我个人绝不愁东方遗产与东方文明的失坠，我所焦虑的是我们东方民族刚刚开始同世界人类的最新文化接触，就害怕他的诱惑，就赶快退缩回到抱残守阙或自夸自大的老路上去。”

这段话至今读来仍然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效果。胡适生活在一个没有互联网和喷气式飞机的年代，居然能有这样的远见卓识，真的令人打心眼里佩服。

我今天想做的，就是通过环球旅行，找到中华民族在地球上的坐标，尽快让这个国家走向富强。与此同时，我也希望在旅行中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不要虚度此生。

人生旅行坐标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