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记录“中国好声音”

( 李菁 )

回想2012年的夏天，好像一夜之间，突然在网上见到很多人转发并热议某个电视节目的视频。就在两年前，微信还不像今天这样大行其道，像我这样远离电视很多年的人主要还是通过微博这个“二传手”来感知电视媒体的动态和热点。禁不住好奇心，也打开看了一下。还记得当时被广泛传播的是一身学生打扮的徐海星的演唱视频。她的唱功的确不差，但是当她眨动着大眼睛说要唱歌给天堂的父亲听、热泪盈眶的刘欢像父亲一样拥抱她的片断，则形成了比歌唱本身更大的传播点——我得承认，这一幕把我看得也泪眼蒙眬的。后来又打开了其他几个歌手的比赛视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个来自东北的女孩儿“黄大嗓”，光着脚在台上演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感觉；而性情的评委那英也索性脱鞋上舞台跟她合唱了一首……于是注意到了这个叫“中国好声音”的节目。

虽然“中国好声音”为自己的定位是“大型励志音乐评论节目”，但是在很多人看来，本质上它还是一个选秀节目，不过在技术手段、舞台艺术和包装故事上都有了很多飞跃。而之前我对选秀节目的印象还停留在“超女”和“快男”时代，起初还有些新鲜，可是后来的记忆则被无所不用其极的炒作和“粉丝”们的狂热所充斥，于是自此屏蔽了各电视台五花八门的选秀节目。但这个节目所不同于以往的某些特质，让我在2012年的夏天又被拉回到电视机前。虽然徐海星的故事和对她的包装手段一度备受争议，包括其他选手也或多或少出现一些杂音，但在整体上它还是以不可阻挡之势成为2012年最受瞩目的电视节目。

当“中国好声音”还在热播时，周刊文化部的同事孟静曾做过一篇报道，作为文化版的常规稿件发表。而后来“好声音”的话题更加热烈，直至“巅峰之夜”其受追捧之程度更令人瞠目结舌。于是，它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每周编辑选题会上被讨论的一个话题，很多同事也表示出相当的兴趣。主编朱伟最终决定做一期关于“中国好声音”的“封面故事”。当时讨论的思路是：要绕过节目的一些表面现象甚至价值评判，从其运营模式、商业操作等层面探讨这个节目是如何获得成功的。可能是注意到我之前也时断时续地聊过这个话题，主编问我是否有兴趣来主做这个“封面故事”，而我的确也对节目背后的一些东西怀有深深之好奇，于是就接下了这个选题。

对社会新生文化热点和一些前卫性话题的敏锐关注，可以说是《三联生活周刊》自创刊起便秉持的一贯风格。我还记得进入周刊工作之前，在此方面印象最深的一个“封面故事”就是《每个人都想知道关于性的事》，那期杂志几乎成了我们当时办公室传阅率和阅读率最高的一本。不过我进入周刊后，最初主要做的是“杀人放火”、天灾人祸的社会事件，这一类报道参与的并不多。仔细回想，直到2004年，因为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这些青年作家的出现，苗炜提议做一期关于这一批新生代作家的“封面故事”。

这个“封面故事”主要的人物采访任务是怎么落到我头上的，至今已经记得不那么清楚。只记得当时飞到上海，先采访了对这批新生代作家有重要意义的《萌芽》杂志社（他们的编辑部所在的那幢古意幽幽的老房子，最符合我对一个文化单位的想象）。清瘦的主编赵长天细致地向我介绍了《萌芽》当年为何发起“新概念作文大赛”，而它又是如何在高中生中发掘了一批文学爱好者——印象中，当时韩寒、郭敬明和张悦然这三个人作为此方面成功案例被频频提及，即便彼时这三个人已开始走上各自不同的发展之路。虽然只与赵长天老师打过这一次交道，但他的亲和与耐心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没有想到若干年后会在轰动一时的韩寒“代笔门”事件里见到赵长天的名字，他被裹挟其中身不由己，应对很多诘问。看网上照片，觉得几年不见，他愈发苍老，也更加消瘦。而2013年3月的一天，新闻里再看见“赵长天”这个名字，已是他离世的消息。想起曾经采访他的一些点滴细节，也不免唏嘘感慨。

( 2009年，李菁在北京景山西街一座院子里采访聂荣臻秘书周均伦   )

那一次上海之行，当然还想采访当时最红的韩寒和郭敬明。记得当时《萌芽》的编辑胡玮莳告诉我，韩寒在忙于赛车，一般不接受采访；后来打了很多次韩寒的手机，果然一直关机。郭敬明的电话倒是很顺利地打通了，他很礼貌地表示愿意接受采访，但又冷静地提出自己所在的宝山（当时他还在上海大学读书）距离市内太远，我承诺由我来支付这一段的出租车费。郭敬明后来如约出现在采访地点，其瘦小让我很是意外。我按照他给我的那张出租车票，从钱包里掏出50块钱给他，郭敬明大大方方地收下。当年这个不足50公斤的男孩已经显示出超常精明的商业头脑，他的几部小说很轻易地达到上百万的销量。当年《福布斯》排行榜上他的排名已远超刘震云、杨丽萍这些我们通常以为应更有名的“名人”。

郭敬明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在生活中化妆的男生，这也是那个采访至今令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时至今日，他在采访中所谈的内容我已全然忘掉，只记得他一直小心地选择着字眼，其谨慎和小心翼翼根本不像一个21岁的青年。采访结束，摄影师希望给他拍出那种年轻有活力的感觉。后来在夜深人静、空寂的大街上，郭敬明不断跳起来，做一些动作配合摄影师。我注意到，只有在那一瞬间，他的表情才像个孩子。

这一次采访后的文字，最后形成了与苗炜合作的2004年封面故事中的一篇《少男少女的文字春梦》。这大概是我与这些曾经单纯、涉世不深的文学青年唯一一次人生交集吧。此后便看到郭敬明在商业上如何越来越成功，他的狂热“粉丝”、上海繁华市区的豪宅……10年后，当年那个从宝山赶来接受采访的年轻人已经成为动辄能调动以亿为单位的社会资源的“郭总”和“郭导”；而“慷慨”为他付出租车费的我，还是一个卖文为生的文字工作者，运行在既有轨道上，时常用“做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这样的宏大理想来安抚自己。到了2012年，我要用文字为红遍中国的“中国好声音”再做一份社会记录。

“封面故事”主题确立后，主编告诉我，给我留出两周的时间来完成。联系采访并不难。我先是联系了浙江卫视，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听说《三联生活周刊》要做一个关于“中国好声音”的“封面故事”，立即表示全力配合安排相关人员接受采访。于是我和摄影记者黄宇第二天就飞到杭州。浙江卫视品牌推广部主任许继锋和我碰了面，了解采访意图之后，他帮助我确认需要采访的几位主要人员的名单，并帮我协调好了采访时间。于是接下来几天时间里，我紧锣密鼓地采访了浙江卫视“好声音”团队的几位核心工作人员，而整个团队的年轻和活力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记得第一个采访的人选是浙江卫视副总监王俊，他是负责“中国好声音”整体广告营销的主要人物。王俊为“好声音”招商“起死回生”一般的经历，当时已经成了浙江卫视上下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之前人们并不看好这个节目，7月份要播的节目直到5月底还找不到冠名商，以致制作团队们悲壮宣称要“裸奔”。最终王俊靠着多年人脉关系拉到了“加多宝”，对方以6000万元拿到了冠名权。第一期“中国好声音”亮相后，一切都发生逆转。最终广告和版权销售一共赚到了3个多亿，所以王俊回忆起来既心有余悸，又有诸多兴奋。虽然“巅峰之夜”频频插入的广告后来饱受诟病，但是从一个侧面表明它的身价得到市场认可。而这个热度，即便我在“好声音”第一季结束之后也有深切感受——在办公室里接受采访的王俊，不时被各种电话打断，大多是在咨询与“好声音”有关的商业合作。他有多忙，就知道这个节目有多受资本的追捧。

之后采访了浙江卫视方面参与“好声音”的两员重将——杜昉和陈伟，他们都是在浙江卫视打拼多年的老员工，从普通员工一直做到台里骨干。从理念到具体技术细节以及与灿星公司的合作关系，他们两人很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好声音”作为一个节目的“诞生”过程，整个采访下来，我发现他们视野广阔，思维清晰，既对国际电视产业发展潮流动态了如指掌，也对国产电视业发展有很多深刻思考，属于有理想、有激情，也有能力的一代青年导演。这一部分采访，其实也暗自纠正了我对电视媒体从业人员来源已久的一种偏见。不过今年4月的某一天，突然看到“酷六网CEO离职”新闻中有“杜昉”这个熟悉的名字，才知道这员重将早已离开浙江卫视。

作为采访“压轴”出场的，是浙江卫视节目总监夏陈安。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的夏陈安和著名电视纪录片制作人陈晓卿是同学。他从浙江卫视下面一个频道调上来之后，给浙江卫视带来很大变化。是他为“The Voice”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好声音”，也是他在一片反对声中，力主“好声音”上马。作为浙江卫视总监的夏陈安有双重身份：其一是一家商业电视台的负责人；其二则是浙江广电系统的一名干部，是“体制内”的人，所以“好声音”节目于他，商业风险之外更有仕途前程之风险。“好声音”成功后，夏陈安一直沉浸在可以理解的兴奋甚至亢奋之中。而我后来采访的“好声音”制作方——灿星公司老总田明也钦佩夏陈安的魄力之举。夏陈安的双重角色，其实也凸显了中国部分媒体从业人员的尴尬而微妙的身份之困，这是我对他采访之后生发的一大感慨，虽然与封面主题不太相关，但是这个感慨萦绕于心久而未散，至今甚至困惑更深。

许继锋主任显然不愿放弃这样一个宣传浙江卫视品牌的大好机会，又联系好了因“巅峰之夜”而一下子成为热点人物的年轻主持人伊一的采访。没有化妆的伊一来到我面前时，我由衷感觉这就是一个邻家小姑娘，她和前任朱丹有点类似，都是从底层一步步起来的，说起自己的经历和承受的压力，小姑娘好几次抹了眼泪。她对于《三联生活周刊》能将她作为采访对象表示很欣喜和看重，这让我的职业虚荣心得到些许满足。在摄影记者黄宇的要求下，她还爬上了很高的电视转播车拍了一张青春活力的照片，可是后来等我行文时，发现她这一部分的采访内容与文章的整体相关性不大，考虑再三，最终还是舍弃了她这一部分。想起来一直觉得对不起这个非常努力的小姑娘。

“中国好声音”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浙江卫视与制作方灿星公司采用一种新的“制播分离”模式。所以要想有一个完整的报道，离不开对灿星的采访。联系在上海的灿星公司时，对方也很热情地表示欢迎《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彼时“好声音”第一季刚刚结束，灿星那几天正集中在某宾馆开庆功兼总结大会。我向灿星的宣传方说明我们的发稿时间，希望对方能尽力支持。几番沟通下来，对方表示希望我们能住在他们召开会议的同一宾馆里，这样他们可以视会议进展情况，随时安排采访。

于是，我和黄宇未来得及品味初秋的西湖之美，便匆匆告别杭州，赶第二天一早的火车到了上海，住进了他们开会的那家四星级宾馆——还记得这家宾馆的房费超出了我们的报销标准，我们后来在报销单上特地注明原因才能通过财务核算。

灿星方面和我对接的年轻姑娘，戴着大大的无框眼镜，穿着略显夸张的衣服，典型的在娱乐产业工作的年轻人的风格，无论介绍自己还是同事，都用的英文名字，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叫什么。她满脸歉意地告诉我们时间确认不了，让我和黄宇先回房间等，随时等待消息。

于是就开始等，哪儿也不敢去。小姑娘来短信，先是说估计下午2点可以结束；过了一会儿，又说还要推迟，可能要下午4点；快到4点，又说会议还在开，没有结束的迹象，你们还要继续等……从中午一直等到下午、又等到天黑，小姑娘一直不停地回复我们：抱歉，会还没有开完，没有时间……原以为下午就会结束采访，晚上还约了上海朋友一起晚餐，这时候也只好告知对方无法赴约，只能死守在此。大概等到晚上七八点钟，我和黄宇饿得受不了，又不敢走远，就在楼下的一家小馆子一边草草吃点晚饭，一边又心绪不安地等着电话铃响起。可还是没有。只能回到房间，继续等，其间又不断地骚扰灿星公司的外宣小姑娘，可是等到的只有对方一次又一次地致歉，说：“会还没有开完，再等一会儿。”看得出她在尽量努力帮助我们把采访安排好，但是她能达到的能力有限，所以能做的就是一遍遍打电话安抚我们等待，再一遍遍地打电话询问领导们的会议究竟何时能结束。小姑娘也委实不容易，我只好按捺住已经有些烦躁的心，横下心来继续等。

不知道是打了第几十个催促电话时，大概到了晚上9点半左右，电话那头终于传来小姑娘如释重负的声音：“会议刚刚结束，你们可以过来采访田总和金导了！”我吐了一口长气，喊上已经快睡着的黄宇一起奔到楼下。灿星的小姑娘又一脸歉意地说，因为时间太晚了，田总和金导的采访时间限定在半小时。

到了会议室门口，灿星公司的会刚刚散掉，迎面走出来各种装扮新奇另类的潮男潮女，我感慨引领娱乐产业前沿的灿星，的确朝气蓬勃。灿星一号人物田明从一群年轻的面孔中走来，皮肤白皙，穿着讲究。他跟我们握手、问候，又表示了下歉意，周到而热情，看到他努力掩饰却掩饰不掉的一脸倦容，之前漫长等待的怨气也烟消云散。

采访前，已从浙江卫视那边听到不少人提及这位精明能干而有眼光的合作者。而田明也显得很有绅士风度，有问必答，对商业谈判，即便不方便透露细节，也尽量客气而礼貌地回应，也没有回避对一些负面评价的回应。采访时间很快超过了半个多小时，他还是很耐心地回答着，尽管他的疲劳已显而易见。

等到采访完田明的时候，再约金磊，已是深夜11点。金磊环顾下四周，最后在空旷的会场一角坐下，开聊。金磊的疲惫怎么也掩饰不住，记得他为自己的哈欠道了好几次歉。这种表情再传递给我，让我一边问问题，一边产生了内疚感。其时，场地中间不停有人往来收拾杂物，打扫卫生的阿姨也穿梭其中……不知是这无法安静的场面，还是金磊的疲惫面孔，被采访折磨了一天的我，也感觉自己一股气在慢慢泄了下去。把提纲上的问题草草问完之后，我也没有力气再穷追不舍下去，便结束了采访。整个“好声音”的采访当中，这个采访是状态最差的，以至于我后来都羞于再听这个采访录音。

当时主编对“封面故事”整体布局的想法是：除了我写“好声音”的商业操作模式这一部分外，王恺再写一篇“好声音”几个明星学员的采访。可是当时的情况是，几个月前还默默无闻的学员，现在身价已有直追二线明星之势，想采访谁都很难。因为演出经纪这一块是交给灿星来做的，所以灿星的小姑娘又经受来自王恺的另一轮采访压榨。最后几经周折，在他们来北京参加一个商业演出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王恺采访了李代沫、平安、金志文和吴莫愁。这4个人对突然而至的名声好像还有些茫然，我记得王恺采访完还有些苦恼地告诉我：这4个孩子都是一问一答，没有说出什么特别放“彩”的话。好在王恺经验老到，用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串起了一篇文章，读起来倒也有意思。不过最初的青涩后来很快被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上熟练而老到的摆姿势所取代。其后，吴莫愁、李代沫、平安、吉克隽逸这些“好声音”捧红的明星，在各类广告中看到他们的概率越来越高，而今年李代沫因吸毒被抓，引起的新闻关注度，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好声音”推出来的明星受关注之程度。

采访结束后，几位主要采访对象整理出来的采访录音就超过6万字，再结合各种资料，大概有10万字之多。最后花了几天时间写了1万多字的主文，把“好声音”作为综艺节目产业化的成功样本，做了详尽的分析报道。只记得主编对我的导语不是很满意，他亲自操刀，重新写了一篇。于是最终有了2012年第44期的封面故事《“中国好声音”如何唱响？——一个娱乐节目的样本分析》。杂志出来后，也有很多争议之声，这其实也在意料中。争论首先是封面选的吴莫愁的照片，那张封面照片令人印象深刻：灰色的背景下，是烈焰红唇的吴莫愁，风格诡异。读者的态度两极分化：一种认为她“酷”，一种认为她“丑”。其实这张照片正应和了吴莫愁变幻多端、难以把握的音乐风格和人格个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三联生活周刊》关注“中国好声音”这样的节目是一种堕落——这种声音并不陌生，早在周刊做“超女”的时候就不绝于耳。好在这种声音并不主流。而两年后的今天，“中国好声音”依然火热的现实，更证明了周刊当年做这一选题的意义和价值。而我们也在瞬间万变、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国社会进程中继续寻找那些对社会文化生活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人物和事件，继续扮演着我们作为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色，想想，这也是有意思、也有意义的一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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