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他们是社会中坚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经济体制的转换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化，而社会生产关系与经济地位的变化必然形成新的社会分层。中间阶层的兴起，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虽然到目前为止，对这一部分新兴阶层的称谓及定义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这一群体的大致特征是：经济上相对富有、文化上有较高的修养和高质量的生活，对社会主流价值和现存秩序有较强的认同感等等。中间阶层的存在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作为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力量，中间阶层是沟通精英和底层的桥梁和纽带，庞大的中间阶层也具有对社会贫富分化较强调节功能和对社会利益冲突较强的缓冲功能。

任何时代，都有一个阶层在社会中起中坚作用。中世纪是“士”阶层作为引领者，东西方都是如此。只不过在欧洲是“骑士”，在中国是“文士”。一个社会的中坚力量转化为“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其整体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从世界发展的历史来看，从维多利亚时代起，中产阶级的壮大便成为一个国家从新兴走向富裕的标志。他们的消费能力、生活方式，文化品位和政治诉求影响并主导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西方，“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一词，被普遍认为源自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相对于掌握着土地和政权的贵族、依赖替贵族工作为生的农民而言，当时法国已经产生了一个独立于这两个阶级之外，并且足可以挑战贵族政治垄断的“中间阶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一些主要国家逐渐走向稳定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被称为“新中产阶级”、“新中间层”的群体人数，约占社会就业人口的40%左右。在日本，到1975年，“新中间层”已占到劳动人口的34%。在美国，城市中产阶级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在1950年占16.9%，到1970年占18.2%。英国中产阶级1951年占15.3%，到1971年占19.1%。当时的联邦德国1950年占16%，到1970年占16.1%。法国1954年占18%，到1972年占18.7%。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壮大，在西方国家已成为推动现代化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定型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社会结构的主体力量。

其实“中间阶层”并不仅仅是一个财富概念和身份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他们对于社会稳定与发展有着强烈共识，他们的存在不但支撑着经济的长期繁荣和社会的长期稳定，而且对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也产生极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间阶层”又是构成一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中间阶层的不断扩大，中坚力量的逐渐形成，是一个社会前进稳定而坚实的动力。

曾有一家民间机构针对中国社会中坚力量的生存状态做过一个社会性调查，在最终形成的《中国中坚力量生存状态调查报告》，对构成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有这样一番大概的描述：他们有一定的财物和事业基础，处事独立有想法，他们懂得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他们主动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会按照理想规划未来，并为之奋斗。

具体而言，这群人有着相对高的收入与成就感：与社会总体平均水平相比，中坚人群对收入的满意度高出平均值18.7%，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高出8个百分点，对事业的成就感高出14个百分点。中坚人群价值取向不再单纯追求事业成功，显示出更多元化的趋势。他们兴趣广泛，涉及不同领域，希望跨越多重领域，实现个人价值。“跨界”、“平衡生活多方面”成为他们描述理想生活状态的常用词。他们更加重视个人、社会、家庭三者之间关系的平衡。他们向往“一种人生，多重精彩”的跨界人生。他们中的78.8%认为自己“涉猎领域广泛，兴趣爱好众多”，84%的人希望“能在另一个或多个领域里实现个人的价值”，更有89%的人认为“追求丰富多彩，多种体验的人生是一种时尚”。

一个社会没有自己的中坚力量，就如同一个人没有自己的脊梁。鲁迅先生曾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时代在发展，“脊梁”的含义也在变化。他们也许并不是聚光灯下最显赫的人物，但却是中国社会发展最大动力和最坚实基础的医生、律师、工程师、教授……他们是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无论在工作、家庭还是社会，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社会中坚力量。

本组特别报道采访的三位人物，孙立、崔彤哲和朱岩，正是“社会中坚力量”的最佳诠释。他们卓越而低调，脚踏实地做事业，虽然并不在社会大众层面享有很高知名度，却在各自领域里都是佼佼者，并赢得普遍认可和尊重。虽然行业不同，但他们的创业经历和人生故事都体现出共同的特质：敏锐的前瞻性，对进步与领先不懈的追求塑造了卓越的领导力；他们身先士卒地带领团队去奋斗，坚持积极的价值观和品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里秉持正确的价值观，掌控大局，运筹帷幄，以强大的智慧来引领和控制整个团队；他们不墨守成规，而是勇于创新，保持开放心态，尝试新兴事物，不仅使自己站在时代的前沿，也成为引领整个社会不断向上的坚实力量。让我们向这些社会中坚力量致敬。孙立：有态度地工作，有品位地生活

孙立特别佩服几代人就做同一件事的职人，崇尚这种追求极致的精神。而他将来就想做一个最专业的美术指导，完美实现导演想表达的内容，不断追求撼动观众心灵的品位。

成名之作

两次见孙立，他一如既往地是“青年艺术工作者范儿”：白色的亚麻衬衣，牛仔裤，球鞋，态度谦和，话很少，但如果你问到了他的兴趣点上，虽然话说得慢条斯理，但也能侃侃而谈，带着诙谐幽默。

作为目前电影圈年轻一代最知名的新锐美术指导，孙立最早开始崭露头角是在第48届金马奖上，由他担任美术指导的电影《武侠》力压当年热映的《赛德克巴莱》获得最佳美术指导奖，那年他38岁。

去台湾参加颁奖礼之前，为了给孙立办入台证，妻子王玢还特意请了三天假，“因为他没单位，办入台证特别费劲”。因为要走红毯，孙立特意找了个做服装设计的朋友，带着他去星光天地买了套GUCCI的西服。

到了台湾，会场内外，劈头盖脸四处都是《赛德克巴莱》的宣传，孙立也给这气势镇住了，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拿奖。开奖的时候，妻子王玢正跟家人在北京吃火锅，突然就发现自己的微博“炸”了，朋友们纷纷留言祝贺。王玢给孙立发了个短信：“获奖了？”孙立回了五个字：“拿了，厉害吧？！”

多年前刚入道的时候孙立也曾幻想过各种拿奖的场面，在家洗澡的时候，兴之所至，还在家里的浴室以洗发水瓶当作麦克风慷慨激昂地佯作发表获奖感言，将家人朋友通通感谢了一番。真正梦想成真的那一刻，他反而没话了。王玢说，她知道，孙立心里其实特开心，只是不愿表现出来。

至今，《武侠》依然是一部让孙立夫妻俩提起来都记忆犹新的代表性作品。孙立是在拍完成龙的《大兵小将》后被陈可辛看中的，拍《武侠》之前，孙立看过剧本，“有点像日本电影《黄昏的清兵卫》，想象着有那么一个高手，藏在村子里，到最后一秒钟才出手，特别隐忍的感觉”。

孙立认为，美术指导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文字转化为视觉，并且保证能真正实施。看完剧本后，美术指导要跟导演开会，了解主场景基调，影片色彩以及所要呈现的年代。几乎没花什么时间，孙立和陈可辛就在影片基调上达到了高度的默契：要的是那种自然而然的、怀旧的、熟透了的电影语言。

但是两人也有过争执。陈可辛很不认可搭景。他认为大陆式（也包括近年很多港台电影）搭景是把一个很假的东西生硬地强加给观众，而只有真实自然的东西才能与观众相融。而孙立则坚持，他绝对会搭出陈可辛想要的最适合的景。

留给孙立选景布景的时间很短，三个月后影片就要开拍，孙立每天只睡4个小时，带着手下的四五个人争分夺秒地选景、搭景。“不追求黄土高坡大漠孤烟直那种感觉，要的是湿润的自然风光，绿色的味道。也就是不要传统武侠，要广告片的感觉。”为去哪选景、选什么样视觉的景，孙立反复斟酌，“传统的中国元素无非是庙宇、四合院、竹林、村子，如果还是这些元素，很难从一堆武侠片中跳出来。”

最早设计的时候，奚仲文拿出意大利歌剧片，布景是意大利小广场，演员一边唱一边聚到小广场，牛羊站在石头或者草的屋顶上，看起来很灵动，往人心里去。意大利的乡村概念给了孙立启发。“意大利村落的结构和中国是相反的。不讲究对称，高高低低，或集中或分散，自然形成聚落。”按照这个想法，孙立选对了地貌——云南腾冲。“就在去热海的半路上，小土路往上一拐，发现这地方不错。”

孙立和制片，助手每天都往那个小村子跑，拍照片、琢磨，终于大半个月后，觉得“基础不错”，但是“质感不好，房子需要重新包装一下”。最终电影显现出来的结果，和现实也不完全一样。“水边是一个地方，家在银杏村，是另一个地方，如此组合成村的概念。因为选对了地方，植被、云、雾也正合适，所以视觉效果很好。”

等到陈可辛看景时，还没看到最后一个场景，他已经十分满意。

“《武侠》算出彩的，每一个段落都比较新颖，质感和自然衔接得比较好。”孙立很看重这个奖项，“这是大陆人第一次在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上拿到美术指导奖项，之前，张叔平、奚仲文、叶锦添把持着美术监制，视觉风格，人物走向，拿奖的都是他们。”这是采访中孙立说过最高调的一句话。

有态度地工作

北京孩子孙立从小喜欢画画，说到当年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而不是中央美院，他自嘲说：“美院的专业性太强，全国那么多人考就选十几个。看电影学院简章介绍，说能去很多地方，采景，做与视觉有关的东西，我就心动了。”

毕业的时候，孙立班上有三分之一的同学进了电影圈，剩下的去了电视或者做视觉的杂志。看着同学们拍电视剧拍广告或者当小白领忙着挣钱，孙立并不着急，虽然他也拍广告，但是他不接一般的行活。所谓的行活，就是不需要动脑、不需要设计、三五天就能完工的简单活。他只接类似IBM这样，筹备很长时间、有国外新鲜创意、需要设计含量的大单，即使大单和行活一个价钱。因为活少，孙立有很多空闲时间，他不爱闲聊，只爱看书、看碟。王玢说，“观影量巨大”。

那个时候，王玢还只是孙立的女朋友，在某时尚杂志当美编。“那时我就觉得他挺有野心，有人生目标。虽然他貌不惊人，不善言辞，不属于人群中第一眼就能吸引你的人。”

孙立的这些年都在执著地准备着，水到渠成地抓住了人生的第一个机会。

那是孙周要拍《漂亮妈妈》，剧组的美术师是曾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过的老师傅，他需要一个助手。孙立的老师一看，班里几乎所有同学都找工作了，就孙立没有，便推荐了他。

刚去剧组的时候，孙立也挨过导演的骂，自尊心很强的他特别难过。到影片拍摄后期有几场戏补拍的时候，全是孙立帮忙选的景。“我那时年轻，凭着一股热情，每天都出门去很多地方转悠采素材，跑多了，自然有想法。如果偏南城，是不是会更显质感？北京那时私搭乱建比较多，要想以假乱真，需要去到实地，可是去实地又怕现场观众太多控制不了，为了操作方便很多时候就需要搭景。”最后，孙立帮剧组选了很多底层工人生活的区域，又搭了一大片北京落后的城区街道、房屋，包括设计人物造型时还要考虑朴素的质感从哪来……

在那个新人辈出的年代，孙周马上就记住了勤奋而又有品位的年轻人孙立。到孙周拍第二部电影《周渔的火车》时，孙立已经是主美了。

在孙立的感觉中，《周渔的火车》不是靠讲故事发展剧情，而是以戏剧冲突为主，需要一种情绪和味道，“有点诗意，有点漂”。他之前看过类似非戏剧张力的电影，知道那个风格，跟孙周的聊天也印证了他的判断。接下来，就是取景，跑了很多地方。“拍这个的难处是磨合，要跟很久，每天跟团队一起跑，看片子、看景、聊，一边摸一边拍，拍完还补拍，折腾了9个多月，这时候就需要坚持。”影片中的火车是完全真实的，那条线路也确实存在，“那是一片沉降区，一到夏天赶上雨季，三四个月不开火车。然后我们调了个火车过来，十几公里，来回跑。”

孙立说，1999到2002年时，没有所谓“大片”的概念，自然也无所谓“美术指导”，中国电影行业的分工没那么明确，他承担的实际就是过去电影制片厂所称的“美工”的责任，“什么都得干。冯小刚以前就是美工出身，说美工老干体力活，时间长了就不爱动脑子”。直到2002年《英雄》的出现，然后有了《无极》，开始注重视觉感受。最直观的改变，“拍《秋菊打官司》时，一个道具师，一个美工，够了。到拍《1942》，光道具组就有60人”。

随着电影产业化发展，专业分工明确，美术指导也就成了一个涵盖道具、布景、灯光、摄影、角色及服装设计甚至电脑特技多方面的综合艺术大师。“从电影的视觉构思到可实施性，再到每一个细节，比如人物造型、咖啡馆的调子、杯子选哪一款，包括以演员为支撑的表演，一切都是服务于电影的。这些因素影响到故事是否准确表达、人物塑造是否到位，所以作为一个美术指导，心思一定要缜密、细腻。”

“有的设计是花了心思的。电影电视剧常用的元素就不要用了，否则视觉疲劳。就好比以前有这么个现象，跑到电影院打算看电影，撩开帘子看了几分钟，有的电影就能吸引人看下去，有的不能。这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元素是惯用的，不新鲜，观众不会有好奇心。”孙立说，拍《武侠》时有个过场戏，地点是集市。按通常的想法，集市无非是摆一堆坛坛罐罐，一拍就完。“可是这样观众跳不出来，我就想，集市也可以是牛马交易的地方，拉上一群牛马，气氛和感觉就有了。”怎么能把概念的东西具体化、视觉化，又能帮助到表演，这是孙立干了三四部戏才逐渐摸索到的，而分寸的把握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要漂亮，但过了也不好”。

真正好的剧组其实也聚集了一帮爱动脑子的影视精英。“大家聊天时会交流，哪个片子拍得高级、哪个一般。剧组里所有人都可称为师傅，最后段位接近的会多合作。”

孙立的好朋友至今都记得在孙立家看到他为电影《无极》画的“雪国”的场景图，“很有想象力，很震撼”。但是孙立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无极》最终演职人员表里，因为要大制作，也就意味着导演、演员以及美术、摄像都得大牌，那时还寂寂无名的孙立在中途被换下，接替他的是香港叶锦添的团队。但是陈凯歌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都极为肯定孙立，“他将成为国内年轻一代有力量的美术指导”。紧接着是冯小刚的《非诚勿扰I》，在北海道待了一个半月。这些年，孙立和国内几乎所有知名导演都合作过。

孙立身上有一些特质，会让他特别容易就在同行中凸显出来。“他永远在寻求突破。《非诚勿扰》选择在北海道取景有各种客观因素，即使如此，常规景点大众路线他一个都没用。那个教堂、那些美景，都是他跑了很多地方找的。《无极》里的天池，因为这部电影才成为景点。”王玢说，与老一辈循规蹈矩、导演要什么就给什么的美术指导相比，孙立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态度，也有自己的坚持。“他跟陈可辛拍《中国合伙人》的时候，陈可辛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看演员和剧本的题材，经费又有限，不可能做一些复杂的场景。但对于孙立来说，观众最终被感动，直接原因可能是演员的某一场戏。其实间接因素很多，比如场景，那些都是观众看不到却有助于演员表演的。他的第一考虑是完美呈现，是艺术水准，他会和导演掰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给出第二、第三方案，寻求一个与导演、摄影以及制片之间的平衡点，但是根子上的东西他绝不会妥协。”

品位，言有尽而意无穷

王玢说，孙立一直在往前走，停不下来。“他看大量的旅游杂志，浏览国外网站里好的室内室外建筑，能飞到的地方都要先去看一下。观片量太大，有时一个人看完了觉得太牛，一激动就跟我说：‘现在给你放一片子，《犀牛的季节》，电影语言用得太好了！’”

孙立很少看日韩题材影片，偏爱俄罗斯的片子，爱看故事性强的剧情片或者文艺片。或许是深受电影学院传统扎实的教育理念影响，孙立认为好的电影语言是含蓄的、有些晦涩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就好比拍战争片，要体现战争的残酷，不应该是一堆轰炸、鲜血杀戮。高级的处理表现，比如说清冷的磨砂玻璃背面，是轰炸机模糊的身影，正面是贵族在瑟瑟发抖。”孙立还记得早期看过田壮壮拍的一部老文艺片《蓝风筝》，塑造了“文革”期间一家人的命运，其中有一个场景，要表现冬天，这个北京的“反革命”家庭物质上的贫乏。电影语言是这样的：“一个空荡荡的房间，一家人围着一个炉子发愁，无话。除了这个炉子，镜头里没有任何老北京的物件。”孙立说，每一个镜头都是加工、塑造过的，目的就是帮助观众入戏。

在他看来，现阶段后期美术造型环节最缺乏的就是配合。“每一部分场景做得都很真，可就是做不到三维，模型、绘画、场景的完美结合。”孙立说，有一个专门给宫崎骏动画画背景的日本美术师，他将多年来手绘的东西做了个展，吸引了东京几百万人观看。他特别佩服日本人这种几代人一辈子就做同一件事、做到极致的精神。而他将来就想做一个最专业的美术指导，完美实现导演想表达的内容，不断追求撼动观众心灵的品位。

虽然置身于一个浮华虚荣的圈子里，但是孙立固守自己低调有趣味的生活方式。他对穿不讲究，衣服都是妻子买的，也不在乎是不是一线大牌。仅有的两套昂贵点的西服，除了参加金马奖颁奖穿的GUCCI，就是为了在亚洲电影节当评委时置办的阿玛尼。说起采访时穿的白色亚麻衬衣，王玢乐不可支：“两次穿的都是同一件吧？稍微正式点的场合他就穿那个，剩下的都是T恤了。”

说到吃，孙立判定一盘好菜的首要标准是外观是否漂亮，味道过得去就行！他还特别钟爱逛北京的三元里菜市场，因为这里花花绿绿的蔬菜水果摆得都很美，工作一整天，漫步在这样熙熙攘攘的真正生活中，缓缓地，心里就舒坦了，往往灵感就那么在一堆瓜果梨桃前跳了出来。孙立深深地爱着一切美的东西，胖胖是他家养了十几年的狗，虽然是串儿，但很漂亮。“什么样子？白色的，像秋田犬！”孙立有时候把胖胖叫到卫生间去照镜子，让它自我欣赏，每每都让妻子王玢发现老公可爱童真的一面。

说到车，作为一个追求完美有些挑剔的人，孙立开奔驰，喜欢奔驰。“安全性能特别好，结合了商务与运动的特质，显得更稳重、成熟，既符合我的品位，也兼具了工作性质。我把车当作伙伴，其实也是用车表达自己。”孙立觉得奔驰有一种稳重、灵动的美，当你注视车身上流畅的线条，就会想去触摸，然后想去驾驭，观赏线条穿过隧道、树林、河边、夜色下的街道时折射的颜色和表现的形状。奔驰适合热爱创作的人——也许它能在转瞬之间让你发现心中未来的图案。

（记者   /   李翊)朱岩：利成于益

朱岩在斯坦福读MBA时有一门课讲的是权力的管理，课讲到一半时，老师给所有人布置了一个作业：想象一下你是一个死期将至的人，要给自己写一个悼文发在《纽约时报》上，回顾自己的一生。朱岩在文章中这么说：“在我人生前半段的路很清晰，走到中间，我更希望成为一个导师，引领别人实现人生价值。”

化腐朽为神奇

上午10点，一辆白色的环卫卡车准时驶进了北京金六环资源循环处理站的大院。北京嘉博文生物技术公司的员工王师傅每天的工作就是把车内从昌平附近大学、政府机关以及餐饮机构收集的餐厨垃圾——俗称“泔水”，做些特殊处理。

处理站空旷的厂房内升降装置将垃圾桶送入投料口，泔水被倒进处理设备，一个高约4米的发酵罐中，再加入特制的复合微生物菌和一定比例的调整材料，在80摄氏度的高温中，泔水开始自动搅拌。

6～8小时后，发酵罐里倒出了一堆堆像土壤一样的褐色粉末，至此一车“泔水”变身成了水分低于10%，具有新陈代谢活力、安全卫生的固体再生资源——可以被制作成有机饲料或高能微生物菌剂。

“这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全球著名风投高盛曾经这样赞誉。在风投公司看来，这一微生物发酵技术，不仅解决了城市的餐厨垃圾污染问题，还可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2009年，在国内最早从事清洁技术投资的风投机构——青云创投为这家公司注入近亿元人民币，成为北京嘉博文的第一大股东（高盛为第二大股东）。这一年，当其他风投开始关注清洁技术并尝试进入这一新兴领域，青云创投已经进入清洁技术的第三个投资阶段，朱岩当时是公司的投资总监。现在，他是公司合伙人之一。

把激情投入最感兴趣的领域

青云创投在一栋陈设典雅、颇具东方禅意风格的三层小楼里办公，这里给人的第一感觉不太像金融公司，反而像个艺术区，幽静而轻松。在二楼见到朱岩时，是早上9点半，他比约定时间早到半小时，正精神抖擞地在会议室用笔记本电脑处理工作琐事。

朱岩很有个人魅力，总是那么神采奕奕，笑容可掬。倾听的时候，他会眼神专注地看着对方，回答问题时他能迅速抓住重点，适时抛出有意思的细节，在需要时展开。他的整体气质是儒雅、绅士、睿智的。或许这跟他良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有关。

朱岩是北京人，父母都是大学生，他自小在航天部大院长大，初中就读于北京12中，高中进入四中理科实验班，打篮球、游泳，玩了三年还是理科竞赛的常胜将军，保送北大，居然还可以挑系。他最后选择了物理系，因为觉得“自然界的规律都可以用简单的数学公式总结”。在北大物理系，他是第一个出去拉赞助支持学生活动的人，他是北大舞蹈团成员，跳民族舞，参加过为香港回归在天安门举办的庆祝活动，还曾为“同一首歌”伴舞。甚至，他在丰富的社会活动之余抽空修了个经济学的双学位。

以至于四中的同学在毕业20年后的同学聚会中聊起朱岩，大家的共同感受是：“人生每一步都在规划中，想好了就去实现。”朱岩则觉得自己“把激情投入到最擅长、最感兴趣的领域里”。

刚到美国时，朱岩也有过挣扎和纠结。“首先是语言。出国前，我的英语成绩算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到美国先去的弗吉尼亚州，这里的人说话带着浓厚的南方口音，我完全听不懂。曾经的交流优势瞬间变为劣势。此外，在美国读了一学期物理学博士课程后，我发现这不是我的兴趣和优势。要想成为行业专家，需要在某一个领域深入钻研，要耐得住寂寞。实验室就几个人，唯一与外界的交流机会是偶尔出去开个会。而对我来说，与人沟通交流是我更感兴趣的。”朱岩决定换一个环境，正赶上第一波互联网热，他加入美国的Group Serve工作，“做的是类似Facebook的社交网，不同在于以话题为核心”。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他进入AT&T实验室（前贝尔实验室），带领软件架构师和工程师团队开发核心企业软件系统。

在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工作经历让朱岩看清了自己的喜好和职业去向。“大公司更追求稳定性，开发软件的流程慢，小的创业型公司更灵活，机遇和风险并存。相比较而言，去小的创业型公司让我更兴奋，我觉得是在改变一个行业。”

在追求自我实现时回报社会

在职业的规划和学业上，朱岩比一般人表现出了远见卓识。2003年，朱岩成功申请到斯坦福的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在申请函里提到自己的职业理想，朱岩是这么写的：“进入投资界，帮更多人实现其创业理想。”这个时候，金融在中国方兴未艾，这个时候，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谈论的中心。在斯坦福，朱岩除了一如既往地关注技术创新，还接受了公共事业教育对自己社会责任感的强化。

韦恩·西尔比（Wayne Silby）是Group Serve公司的创投人之一，他对中国很感兴趣，和在美的华人社区和社团有联系，朱岩第一次认识他就是在一个北大同学的聚会上。但是他真正给西尔比留下深刻印象则是去Group Serve应聘时。“公司想招一个程序员，面试时必须懂JAVA语言，我们当时没学过。开车去公司面试要3个小时，我让朋友帮我开车，我就在车上看书自学，到公司时，已经能够应付考试了。”朱岩说，西尔比知道这件事后，认为他很厉害，两人就此相识。而朱岩在短短的时间里，从刚进公司时的开发软件测试员到离开时成为研发经理，也足以让西尔比认可他的能力。在朱岩看来，西尔比更像他的人生导师。“他经常引导我思考，像我这样一个一直都在接受最好的教育资源的人，如何在追求自我实现时回报社会。”

朱岩在斯坦福读MBA时有一门课讲的是权力的管理，课讲到一半时，老师给所有人布置了一个作业：想象一下你是一个死期将至的人，要给自己写一个悼文发在《纽约时报》上，回顾自己的一生。作业必须在课业结束前一周上交。朱岩在文章中这么说：“在我人生前半段的路很清晰，走到中间，我更希望成为一个导师，引领别人实现其人生价值。”毕业的时候，朱岩进入全球GPS导航软件公司——导世通，负责管理中国的销售和商业拓展团队。

“斯坦福处在美国创新的中心硅谷，在我就读期间，创业是学校里讨论最多的话题，但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中国，为中国的飞速发展所惊叹，我觉得应该回国看看。”两年后，一直在寻找机会的朱岩遇到了青云创投。

三重底线

2005年的时候，因为工作，朱岩经常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跑。“有一个明显的对比，飞机在美国起飞时，外面蓝天白云，阳光灿烂，一到中国，还没降落，就能闻到北京特有的味道，天永远是灰蒙蒙的。”也是在此时，作为青云创投一、二期基金的投资人之一，西尔比向青云创投推荐了朱岩，巧合的是，这正契合了朱岩的兴趣点。“一、与解决社会问题相关；二、面对一个巨大的市场，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高技术公司；三、有创新的机会。”此外，青云还是一个拥有良好海外背景，中外结合得益的团队。朱岩在青云创投一待就是6年，从投资总监做到中国环境基金的合伙人，管理基金的投资工作。

朱岩讲起了青云的故事。

2001年，毕业于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留学美国并成为硅谷TMT投资老手的叶东回国创办青云创投，聚焦在“冷门”的清洁技术。这时期，投资领域的概念尚在形成之中，国内对清洁技术也没有完整理解。因此，青云最初几年的投资项目，基本是投环保的三大样，废水、废弃、固废处理。

“2001到2005年，对青云来说其实是个黑暗时期，不断摸索，组建团队、了解行业、做项目，建立行业投资经验，是最难的阶段。2005年底，无锡尚德在纽交所上市，中国政府将节能减排作为强制性的目标，依照国家政策，叶东清晰看到了青云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方向——新能源。”朱岩说，“国家政策引导是投资的重要风向标。以太阳能、风能为代表掀开了新能源的大幕，或许现在市场不够好，但只是一个行业，不可否认新能源仍是未来的投资热点。”

从2006年开始，青云先后投资了同属太阳能、归属产业链不同环节的江西赛维和南京中电光伏，前者是多晶硅太阳能硅片制造商，后者是太阳能电池研发和制造企业。后来，这两家企业分别在纽交所、纳斯达克上市，为青云带来数倍回报，也吸引了众多同行们加入。坐了几年“冷板凳”的青云，逐渐感受到了清洁技术的热度。

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召开，让低碳经济的概念传遍全世界。“哥本哈根会议是一个分水岭，以硅为核心的IT产业，将转到以碳为核心的低碳环保产业上来。”2010年，中国也把“发展低碳经济，促进中国经济转型”作为重要国策。政策的指向使得青云进入了第三个投资阶段，主打低碳、绿色企业。这一时期，青云投资了从事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的嘉博文，国内最具规模的机、电、液一体化压制成型装备企业福建海源等，它们的标签无疑都是环保牌。

2010年，青云把1000万美元投给了一个种菜人张同贵，这个上过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菜农”是多利农庄的创始人。他为多利农庄的定位是，不与菜农竞争、不走规模化生产，迎合高端消费者的需求，提倡安全、自然的吃菜观。

1997年，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最早提出了“三重底线”的概念，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分为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青云创投第一个将它运用到了中国的投资领域，并将“Doing Well by Doing Good”（利成于益）作为投资理念，看财务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简称“做三好学生”。

2005年，青云创投首次引入SRI（社会责任投资）的理念，用“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人”身份甄选项目。朱岩说，青云建立的SRI其实每年都要投入大笔成本，因为每个项目每年要审核检查，花费不少。“有的企业财务好看，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不达标，我们一样投否定票。社会效益更多是从环境效益表现出来，你能看到指标性的东西。比如食品企业是否使用了违规的染色剂、添加剂，上游排放是否达标，是否要从高污染行业获取原料等，都是考量企业可取与否的标准。”

能源和环境是朱岩目前关注的主要领域，目前他主要投资的几个项目就和电动汽车及其核心零部件相关。在他看来，汽车的环保节能不应该以牺牲生活品质为代价，只有更智慧地管理，更漂亮地做工业设计，兼顾品质和环保节能概念，这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2008年，已将生活工作重心放到国内的朱岩需要买车，他的要求是：安全，有品质，家用和商务兼顾，同时还得节能环保。最终，他选择了奔驰E级。“这车性能好，加速时动力足但不突兀，很有驾驶乐趣，在满足他所有基本需求的同时，节能效果不错。”朱岩说，下一步再选车就会买混合动力车型、插电型混合动力或纯电动的车了。

朱岩坦诚，他不是个安于现状的人，永远在追求更卓越的人生。“让自己在聪明人中变得特别，更努力，更有执行力并秉承正确的价值观。”在他看来，努力成为这样人，才能成为中国社会的推动力，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记者    /  李翊）

崔彤哲：用高技术领引未来

2004年，1800万美元。这是崔彤哲凭技术赚到的第一桶金。他没有被财富淹没，也没有进入炙手可热的资本市场，而是选择在2008年重新组建团队再次创业，运筹帷幄，在变化中洞悉良机。“把海纳医信做成一个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民族品牌”和“合理调配国内医疗健康资源，改变国人看病习惯”是支撑崔彤哲始终激情燃烧的梦想。对技术进步与行业领先的不懈追求，成就了他卓越的领导力。

控制力

白的墙，灰色的格子间，招贴板上是用五颜六色的圆形磁铁片牢牢摁住的各种团队出游，拓展照片是整个空间唯一的装饰，普遍年轻而充满朝气的面容，轻松而人性化的管理氛围，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大小小的高科技、互联网企业中，海纳医信（北京）软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纳医信”）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

然而，这却是一家创业不到4年已经成为走在PACS（医学影像存储传输管理系统）及远程诊断会诊系统技术前沿的知名企业。这里会聚了数位毕业于清华、北大和留美学习工作多年的医学影像领域的专家和著名高校的软件编程高手。将这样一批高智商人才凝聚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而奋斗的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崔彤哲，一个不走寻常路的高智商理科男。

作为引领公司发展的创始人及CEO，崔彤哲很忙。在约定的40分钟采访时间里，他就像背书一样，概括性地逐一回答了采访提纲上列出的6个问题，态度很真诚，语言直率。时间一

到，穿着T恤短裤的他背着深蓝色的双肩包匆匆赶往下一个工作地点，就像清华大学里任何一个行色匆匆的理工男。

但是在熟悉他的朋友眼里，崔彤哲是一个热爱生活、注重能力更甚于学历的人。“在清华读书时，他是班长，不光学习好，还喜欢运动，是国家二级运动员，足球踢得好，排球打得好，还是乒乓球校队成员。在美国留学时学会了打网球，现在是国内业余网球高手。”崔彤哲二次创业的合伙人之一陈国桢说。

人的远见，往往是面对跌宕起伏的道路不断地发现自我并顺应内心的选择。崔彤哲本科毕业时被保研，而他选择了出国留学。在美国读博士期间，崔彤哲发现自己所在的实验室有一个专门用于检测的环节涉及很多手工工序，于是他编了一个程序使之全部自动化，并将这个程序挂到了网上，因此小有名气。1999年，崔彤哲决定辍学加入当时在硅谷刚刚成立而日后逐渐成为业界顶级PACS公司的Stentor。他作为第一名研发工程师加入Stentor创业团队，从无到有，全程参与开发了Stentor三代PACS产品iSite。凭借在美国市场的出色表现，iSite产品于2003、2004连续两年被评为KLAS排名PACS类产品第一名，并于2005年被飞利浦以2.8亿美元并购。

回忆起这段经历，崔彤哲十分淡定，人的远见，往往是面对跌宕起伏的道路去顺应内心的选择——喜欢做产品开发多过学术钻研，而且美国的社会价值取向并不重视学历，除非与个人职业规划相关。“我要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放弃短期的学位是可以接受的。”

最初的创业想法并非来自崔彤哲，而是胡晖，一位来自美国犹他大学物理系的博士，曾在GE医疗总部任资深科学家十余年，为GE开发了多个旗舰产品，并获得三十余项专利。想在PACS领域研发创业的胡晖找了一圈人，最后找到了华人圈一致认可的技术高手崔彤哲，而胡晖在GE的前同事、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博士孙毅则成为三个合伙人中唯一的女性。

2002年，崔彤哲与好友胡晖、孙毅凭借着GE工作多年的积累，怀揣着世界领先技术，于6月入驻北京上地信息产业基地的中关村国际孵化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国际孵化园），创建了一家叫Hinnovation（海纳维盛）的远程医疗技术公司，科技园区管委会根据有关政策资助了海纳维盛10万元。崔彤哲作为CTO，全面负责公司的产品研发工作。

经营公司并不比研发产品更容易，崔彤哲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当时公司规模小，由于缺乏资金，产品研发很难。在清华紫光担任软件开发工程师的陈国桢就是在此时认识崔彤哲的。“海纳维盛想招几个工程师，面试过我。那时崔彤哲人还在美国，我们在电话里聊了一个多小时，技术上交流很多。我还去过上地，当时的办公条件非常简陋，90平方米的房间，只有两三张桌子。”陈国真说，因为觉得时机不够成熟，他没有选择在那时加入。

北工大计算机专业毕业的王辉是当时加入海纳维盛的四个本土工程师之一，此前，他已经在一家研究所工作了8年。他对崔彤哲的第一感受机会也是电话面试。“不是严格的面试，就是纯聊技术，那时我主要喜欢软件研发，医疗对我比较陌生。崔彤哲人很随和，我管他叫老崔，或者称呼他的英文名Tony（托尼），公司规模不断扩大，我们对他的称呼始终没有变。”王辉印象最深的是上班第二天，崔彤哲布置工作，讲代码。“体现了老崔软件设计理念上的东西，新颖、高效，国内少见。技术上让人十分佩服。”王辉说，那时他住在较远的万寿路，所以不加班，而崔彤哲和另一个住在上地附近的工程师经常加班到深夜，干得很辛苦。也是在这种不懈努力下，崔彤哲最终研发出了“网络化三维实时医学图像诊断及后处理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将病人器官以三维立体彩色图像的形式传输给处于不同地域的医生供诊断使用。崔彤哲等人曾多方寻找投资机构合作，包括风投，但均遭拒绝，理由是其产品过于超前，市场前景不明朗。海纳维盛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困难，主要研发人员10个月没领到工资，管理团队就更不用说。正在其濒临死亡之际，是国外的战略投资者令其起死回生，而投资人本身也由此获得了丰富的投资回报。

2004年2月18日，海纳维盛被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VITAL（威泰尔）以18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在这之前，威泰尔公司在2003年底开始，业绩出现下滑趋势。并购海纳维盛之后，业绩实现了连续12个月的高速增长，企业市值从2亿美元左右在12个月内攀升到5.8亿美元。

在很多人看来，海纳维盛以高价卖出，体现出了其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同时也实现了崔彤哲及其合伙人的人生价值，这是许多人所认可的成功，也是许多创业者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然而，崔彤哲的梦想却不仅限于此。

梦想，远见，再创业

海纳维盛被并购后，崔彤哲出任Vital全球研发总监，负责整合海纳维盛和Vital Images公司的产品线，并于2004～2008年帮助其在美国发布了三代新产品。2008年崔彤哲离开Vital前发布的最后一代产品Vitrea Enterprise Suite被美国放射学权威网站Aunt Minnie评为2009年度最佳放射新软件（Best New Radiology Software）。

在Vital工作的4年里，不甘心的崔彤哲一直在寻找二次创业的机会。陈国桢说，他和崔彤哲都爱跑步，压力大的时候，两人经常一起跑步，同时交流最新的行业技术发展。“他是东北人，没事时会跟大伙锻炼、喝啤酒，然后唱歌，最爱唱的就是汪峰的《在路上》。”

基于多年国际化的技术开发和实践，崔彤哲对全球的PACS（医学影像信息系统）技术发展有着深刻的思考，面对当今中国PACS市场的现状，他看到了更远的市场景象：“目前，PACS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和市场表现，在美国也曾经经历过。现在的市场很‘热’，但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了杂乱无序的状况。在医改的大潮下，各省市、地区，以及医疗机构都在纷纷上马大小不一的PACS项目，价格也从几万到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元不等。用户应用这些软件后，感受肯定会有很大的区别，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第二次选择。这就是一个行业的洗牌过程，技术领先的企业会在大浪淘沙中走到最后。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在技术上保持领先者的水平，在行业的整合、洗牌中取得最终的胜利。”

也就是在这种市场现状下，崔彤哲看到了公司优势与行业发展趋势的融合点——这是难得的市场机遇。2008年，心怀梦想的崔彤哲、胡晖、孙毅三人于清华科技园共同成立了海纳医信（北京）软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崔彤哲说：“机遇是留给做好准备的人的，在看准这样一个市场机遇后，我们就开始了PACS系统的研发。”

在崔彤哲看来，海纳医信能否成功，将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扎实的技术、先进的理念，以及对医疗影像行业深刻的理解和思考。要想和GE这样在世界高端医学影像系统行业占据垄断地位的欧美大型企业竞争，三人将技术创新作为公司的根基。

对进步与领先的不懈追求塑造了崔彤哲的卓越领导力。公司研发团队的医学影像科学家周永新博士说，崔彤哲是一个有资深技术背景的非纯粹技术男。“技术领域之外，他对产品，市场有更广阔的想法和应对挑战的追求。从性格上说，他为人热情、随和、有感染力、不刻板，善于与人沟通。”周永新说，崔彤哲在Vital担任全球研发总监时，虽然中美存在时差以及文化差异，但是他成为其间最好的沟通桥梁，默默地把来自美国的开发压力承接下来，以动力而非压力的方式分配给下属。在周永新心目中，崔彤哲是个很正直、眼光长远的人，他的合伙人以及团队都秉承了同样的价值观，包括跟他合作的客户也都是真正懂技术、愿意做事情的医疗专家，“这样大家才会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

很快，公司就发布了完全自主研发及具有知识产权的最新科技创新成果——基于HTML5标准的移动医疗影像信息管理系统（HINA Mobile Image Viewer）——国内首个突破了系统平台限制、可以在任意移动终端的HTML5浏览器上调阅原始海量医学影像数据的软件系统，在国内外都属于领先市场的产品。这套系统一方面可以让医务人员在任何范围内（尤其是在查房和手术过程中）随时随地调阅医疗影像。另一方面，在不久的将来，居民看病将不用携带病历、CT等资料，看病就医更加便利。

崔彤哲认为，远程医疗是一片新的商业蓝海。“未来的中国乡镇卫生院的医疗影像诊断服务将由县级医院提供。也就是说，乡镇卫生院在国家政策的倾斜下会逐步完善医院硬件建设，但是在面临医疗服务人员匮乏的问题上又没有快速解决的良策。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远程诊断的方式，可以快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崔彤哲说，“这个机遇的发现，是源于微软和卫生部合作的一个关于农村医疗信息化合作备忘录的国家级试点项目，它是市县乡村信息化及远程诊断会诊平台建设的典型案例，我有幸作为信息化专家顾问的身份受邀参与该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我发现，远程诊断及会诊将成为今后我国区域医疗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所以新公司成立初始，就毫不犹豫地开始了远程诊断会诊平台相关技术的研发和积累，产品推出后，顺利承担了这个国家级试点项目中组建市县乡三级远程医疗平台部分的技术支撑工作。”

北京安贞医院成为海纳医信PACS存储系统的第一个客户。作为国内顶级的心血管专科医院之一，北京安贞医院对PACS系统的选择非常谨慎，曾经进行过两次PACS招标，但是最后由于没有找到一个令医院满意的系统而决定暂缓。2009年7月，由于医院320排CT的上线，产生的数据量激增，院方不得不考虑上线一套高性能PACS系统，以缓解大数据量存储的压力。经过多方调研论证，决定选用海纳医信的HINA MIIS作为其PACS存储系统。安贞医院影像中心张兆琪主任对HINA MIIS评价道：“海纳医信系统的高效率、安全性、低成本、易用性、兼容性等指标均使其在国内外同类产品中处于领先地位。”

产品开发的远见和技术的领先让企业屡获良机。2009年底，全军医学专科中心影像远程服务网正式上线。该服务网定位于整合全军专家资源，支援千家县级医院，为基层医院的疑难病症提供远程诊断和会诊服务。崔彤哲回忆说：“当时客户主动打电话说要来我们公司看看产品，结果当天看完后，第二天又带来几个专家，再次对系统进行了观摩，而且当场就决定选用我们的系统，让我和同事都很意外。”该远程服务网自2009年底上线至今，已成功连接120家下游市县级医院，为众多的基层患者进行远程诊断会诊服务，并提供相关治疗方案，缓解了基层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使得全军的专家资源有效服务于地方。在玉树赈灾中，全军医学专科中心影像远程服务网当晚紧急启用，通过3G网络，一个多小时内，北京的专家们就为灾区上百名伤员提供了远程诊断及治疗意见！

2010年6月，海纳医信的全院级PACS、RIS系统正式上线首钢医院。“当时为了获得医院的认可，我们甚至许诺，上线所需要的所有硬件设备我们可以垫款购买，如果上线达不到医院的要求，我们硬件都送给首钢医院！”正是崔彤哲拥有的这种壮士断腕的气概和信心，打动了首钢医院，最终选择了他。

首期的几个案例坚定了崔彤哲在技术上不断突破的信心和方向。“也许未来几年中国会出现PACS更新换代的一个高潮，在这次高潮过后，市场也会逐步趋于理性，中国PACS市场将会有全新的格局出现。”崔彤哲深有感触地谈到未来，“作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们有责任为中国的医改做更多的事情。技术优势是我们在发展中一直引以为豪的，如何更好地将我们几个核心创始人多年来在国外积累的先进经验、掌握的技术运用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当中去，为更多的中国老百姓服务，是公司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2014年4月，海纳医信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共同合作开发基于肿瘤领域的医学影像分割算法的智能应用。“使用先进的影像分割算法对肺部病灶进行分析检测可以促进更早期和更准确的病灶诊断，及更有效的治疗规划及治疗效果跟踪。”美国顶级医学影像专家、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放射科主任劳伦斯·施瓦茨（Lawrence Schwartz）博士说道，“现代影像学诊断对定量化医学影像分析的需求日益增长，在临床放射学教授赵滨生博士带领的计算图像分析实验室，我们依托新的技术所研发的算法，将可满足快速精准诊断肿瘤的需求。哥伦比亚大学很高兴与海纳医信建立合作关系，将这一研究成果带给更多的用户。”崔彤哲认为，在开发出引领世界的肿瘤领域的医学影像应用的同时，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合作也是提升公司品牌形象非常重要的一步。“公司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合作开创了中国医学影像自主研发型公司与美国知名医学院开发合作的先河。这样的合作为这个领域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在全世界树立品牌提供了保障。”

在工作中强调掌控大局，运筹帷幄，引领团队的崔彤哲在生活中是一个注重品质却十分低调的人。谈起汽车，崔彤哲对奔驰情有独钟。“日常上下班开的机会并不多”，但每到周末或者假期，他和夫人会开着跑车去郊区徒步，又或者去和朋友打打网球，顺便兜兜风。“奔驰来自机械制造行业发达的德国，历史悠久，操控性和舒适度极佳，开起来很舒心。当时决定买一辆奔驰就是因为试驾的时候，被它的操控性所折服。它设计得如此精致，性能卓著的同时，外观上让你眼前一亮。当驾驶的时候，你就只想着如何开车，其他的事情似乎都不重要了。”

不过，在休闲享受和与责任之间，崔彤哲看重的是后者。人生很长，释放能量，引领团队把企业做成一个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民族品牌，成为世界级的中国医学影像及远程医疗领军企业，这才是崔彤哲真正想要演绎的精彩人生。

（记者  /    李翊) 医学影像孙立医院系统pacspacs系统海纳医信行业朱岩工作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