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树林：随时随地的医生助手

杏树林公司核心管理团队成员：（左至右）产品总监武靖、首席技术官王哲、首席运营官刘辰辉、首席执行官张遇升、人力资源总监李明

病历夹

8月2日周六一早，张遇升带着产品团队来到北京协和医院拜访骨科医生余可谊，征求对产品“病历夹”的改进意见。“80后”张遇升是杏树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是一家专注于移动互联网医疗应用软件开发的公司。

通过“病历夹”，病人在术前、术中、恢复、随访各阶段的信息可以随时录入和调阅，支持照片、录像、语音等形式。余可谊说：“我在手术后很累，但还会回顾总结，像下棋复盘一样。我习惯用语音形式记录下手术的步骤、要点，尤其是一些不方便写进病历的隐性知识，比如哪块组织可能有影响，怎么操作妥当。”

余可谊的“病历夹”有100多个病历，他提了三点建议：一是语音转换成文字记录时设置为可选择，有的记录下声音即可，有的形成文字方便日后检索；一个是病历夹同步时，同样设置选择按钮，如果每次都全部更新，耗时太长；最后是改善病历分享到专业医生微信群时的细节。

“病历夹”支持语音与图像两种文字识别技术。产品总监武靖介绍说，语音录入的准确率达到95%左右。图片内容转换成文字要经过自动识别与人工审核两个步骤，视内容长短在24小时之内或48小时之内完成准确率为100%的呈现过程。“病历夹”用户数量有数万人，每天有上千份病历上传。

这个产品的点子来自张遇升与原协和医院医生、“急诊科女超人”于莺的交流：“在病案室里翻病历，要花费很多时间搜索，得找工作人员从架子上取下来。如果每看一个病人，从接诊开始，到化验单、病历记录，影像学片子，把这些资料统一存在手机上，那自己就有了一个病案室。”

联合创始人刘辰辉回忆说：“我觉得国外已经有类似的产品，而且在手机上输入各项病历信息有些麻烦，一直在犹豫。”在人手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张遇升做了搏一把的决定。“当时我们手里不剩多少钱了，我在想，要做一个有潜力的产品。”张遇升说。于是，由刘辰辉牵头的三人研发小组不停加班，集中突破。“他这个决策属于‘a leap of faith’（信念的飞跃）。最关键的是，他一直督促和鼓励我们，咬牙坚持，最后产品一出来，立竿见影。”这款产品很快吸引来宽带资本数百万美元的投资。

刘辰辉是张遇升的妻子，她说：“我是典型的理工科思维，总会想要做一件事得具备怎样的条件，想清楚再着手。他不是，他是行动比想法还快的人，有时候冲得太快太猛。”在“杏树林”，张遇升像是动力引擎，而刘辰辉则是刹车。

移动端入口

用蓝驰创投的投资人姜志熹的话来评价，张遇升跨界能力出众。2011年10月，杏树林参加了北京创业周末活动，获得第一名。2013年成都财富全球论坛的创业大赛上，杏树林当选最佳创业方案。刘辰辉这样总结被看好的原因：“做对社会大方向有益的事。”

姜志熹回忆说，第一天初识，第二天张遇升带团队成员过来面谈，第三天就签合同了。“几十万美元的投资，我们约在北京北土城的一家新疆小面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还有一滴油溅在纸页上。”这是杏树林获得的第一轮投资。

张遇升与刘辰辉均是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博士生。张遇升曾在哈佛医学院交换学习，后在3年时间内拿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两个硕士学位：公共卫生与工商管理。刘辰辉则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师从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卫生经济学家萧庆伦（William Hsiao）。

得益于深厚的专业背景，他们选择了以医生为用户的创业蓝本。张遇升的解释是：“第一是我们熟悉医生的需求；第二是这个领域门槛高，竞争小；第三是商业模式成立。如果从医院的角度切入产品，太难。所以选择个体的医生，他们是医疗链条中的核心资源。”

从2011年创业至今，杏树林开发了三款产品：“医学文献”、“医口袋”、“病历夹”。产品灵感基于访谈与问卷调查。“医学文献”荟萃了近50个专科，全球最顶尖的110多本医学杂志，为医生提供前沿的中英双语文献服务。“医口袋”涵盖临床指南、药典、检验手册、医学量表、计算工具等内容，方便医生随时随地查阅。“病历夹”则致力于帮助医生在紧张的临床工作中，用智能手机快速地记录、管理和查找病历资料，为医术交流与教学科研建立一个安全存储的云空间。

这些产品已经在医生中建立口碑。“对于一个好医生来说，除了对待病人的人文关怀，一方面你要善于归纳、总结你的病历，另外一方面你要不断去学习新知识。”于莺认为，这些产品满足了医生学习、检索、录入的实际需求。

目前，这三款产品的下载装机量接近百万。如果将每天点开产品至少一次的称为活跃用户。杏树林的活跃用户占到了中国医生数量的十分之一。“就像阿里巴巴是电商的入口，交易的入口一样，我们希望杏树林成为医生工作的入口，自己的病历，在这里管理，自己的研究资料，从这里积累。”张遇升说。

为什么是张遇升

张遇升有两位精神导师，一位是从美国留学回到协和的著名公共卫生学者黄建始，一位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教授厄尔·斯坦伯格（Earl Steinberg）。前者让张遇升的视野从临床医学转向公共卫生，后者让张遇升对商业产生了兴趣。

一次医学英语课后，张遇升在食堂遇到黄建始。“我看他旁边没人，就问他，我可以坐这吗？”黄建始推荐了《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本书。当晚一口气读完之后，张遇升十分兴奋。“里面讲到关注圈和影响圈。关注圈的事很难改变，应该把精力放在影响圈。”第二天张遇升就去找黄建始，说这本书太棒了，把自己没想明白的事情讲透了。

熟悉之后，黄建始聊到国内医学生公共卫生教育薄弱。张遇升主动应承下来，组织了名为“超级课程”的社团，翻译国外公共卫生课程。之后，“超级课程”的接力棒交到了师妹刘辰辉的手上，他俩因此结识。

医学相关知识在范围上大得惊人，要打入这一知识体系必须付出卓绝努力。一般现实是，对医学生来说，这种特殊学习历程影响深远，容易形成线性思维方式。然而张遇升是个例外。他读大学时就思路活跃，整理各个专科最新信息，例如新技术、新药等，给医生制作彩信手机报。

张遇升是一位“非典型”医学生，他解释说自己和其他医学生的差异就在于那顿与黄建始教授的午饭。“人生轨迹可能是由很微小的选择造就，比如两根筷子，一开始只有很小的角度差，放到后面来看，距离越来越远。”

因为成功申请上未来全球公共卫生领袖项目，张遇升获得了全额奖学金，他来到排名全美第一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就读。这一奖学金在当时那一届近300名学生当中，只有15个名额。在美国，张遇升进入医疗大数据公司Resolution Help实习，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厄尔·斯坦伯格日后成为张遇升的榜样。

斯坦伯格原来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一年刊发好多论文，但他发现文章都进了图书馆，对这个社会没什么价值，于是斯坦伯格在40岁后开始创业。他十分勤奋，每天最早一个来办公室，最后一个走。斯坦伯格性格直率，从来不会不懂装懂，总是问直白又细节的问题。如今他已经创办了两家公司并成功出售，现在开始第三段创业。斯坦伯格很有钱，但十分节省，十几年来一直开一辆老的本田车。他没有特别的爱好，就是享受做高质量的、创新性的工作。他的车里一直放着文件，可以随时翻阅。

实习期间，张遇升给各个部门领导发邮件，约他们吃午饭，了解每位领导的经历和部门职能，最终所有的部门领导都和他共进午餐。因为与同事合作创新了一个算法，张遇升得到了老板斯坦伯格的青睐。他毕业后的工作，就来自斯坦伯格的邀请，彼时斯坦伯格负责著名医疗保险集团Wellpoint的医疗技术战略评估部。

张遇升说，自己为人处事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愿意和人沟通，喜欢听别人的故事，这一点受爱社交的妈妈影响；第二是有很强的好奇心，第一次见某样事物就问很多问题，爱读书，不会浅尝辄止，这一点受工程师父亲的影响。“对于一个好奇的人来说，这个世界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

毕业后，张遇升成为全班、包括美国同学在内第一个找到工作的人。在Wellpoint公司任职期间，他注意到新兴的移动医疗领域。“比如Epocrates是第一家上市的移动医疗公司，它为医生提供手机上的临床信息参考。iTriage是为病人提供分诊的服务。比如你说你哪儿疼，它告诉你应该去医院哪个科室，或者在家观察，或者去买一些非处方药。”回国之前，张遇升下定决心，进军移动医疗。

医生的需求

疾病并不是100%都能被攻克的，医学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它处在社会与经济双重背景之下。医学的发展始终在大部分人的健康与小部分人的牺牲之间寻求平衡。例如疫苗接种，这会使大部分人受益，却也有小部分人产生不良反应。

国内的医疗制度导致医生超负荷工作，将这种先天缺点放大。“医患关系这个难题，你在盒子里面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值得一试的方法是‘think out of the box’，跳出漩涡，打破陈规，站在更高的视野来看问题。”张遇升说，这种思维模式是黄建始老师教给他的。

医生是整个医疗体制的运转轴心，如何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降低压力，如何增进他们的救治水平，这对改善医患关系和整个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早在张遇升刚开始临床实习时，他就发现医院外好多人排队。“医生没跟患者说两句话，患者就出来了，为什么，一是病人多，二是他在记病历。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发现医生花80%的时间搜集数据，记录数据，花10%的时间来做决策，最后10%的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如果减少写病历的时间，医生做决策的时间就能延长，提升服务质量。”

表面看，医生在病历上花费时间和精力不可避免。根据美国医学会（AMA）的统计，医生职业生涯中大约五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写病历中度过的，开始实习训练的医生花在上面的时间更是高达30%。

然而，信息技术改变了这一传统格局。到美国学习后，张遇升被其工作方式震撼。“美国医生使用Uptodate数据库，碰到问题都可以去查。他们不写病历，做出诊断后只需说出来，由设备记录并识别，由专业人士校对，主治医生最后确认就行了。”

在中国，医生群体内部差异很大。产品总监武靖将其分为五个级别：医学生、初级医生、中级医生、副高级医生、高级医生。因为“医学文献”有中英双语，所以分别覆盖这座金字塔的两端。“医口袋”的用户主要是前三种级别。学习医学就像学习一门语言，有大量的专有名词和技术词汇，在初级阶段需要反复查阅，加强记忆。

“病历夹”主要由拥有处方权的医生使用。诊断是一个病人编码、医生解码的过程，有的病人不善于描述，而有的则想象力丰富。医生通过病人的抱怨，来寻找病灶。病历持之以恒的积累对拓宽临床思维，提高病因分析能力很重要。在协和流传着张孝骞教授随身携带小笔记本，强调“每一个病历，都是一个研究课题”的故事。

这座金字塔的顶端在一线城市，北京协和医院的骨科医生余可谊是其中代表，他的需求主要来自临床与研究。“我的主要方向是微创手术和脊柱畸形。‘病历夹’支持分类储存，这样便于我区分普通门诊和特殊病例这两类。骨科病人的特点在于步态和形体，以前我常用手机拍。例如这个躯干往一侧偏的病例，就很宝贵。这需要定期传至电脑，再给每个病人建立文件夹，很麻烦。而且过一段时间手机空间就满了，到底哪张照片是哪个病人的，有时分不清楚。‘病历夹’建立了病人信息与症状之间一对一的关联。”

而在金字塔的底端，对于乡村医生的需求，刘辰辉做过调研，她的博士论文就以海南农村为例。此外，萧庆伦教授在宁夏做农村医疗体制改革的项目时，刘辰辉担任项目主管。“我们发现，农村医生没有建立正确的看病流程和诊断标准，于是开展基层卫生人员的教育很重要。我在盐池和海原这两个县，坐着摩托车，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地跑。”

这期间，刘辰辉有两个发现：第一是村医数量非常之大，他们希望能在专业能力上提高。但是缺乏有效的培训方式。第二是在这些地区，可能什么设施都没有，但一定会有手机通讯营业厅。这让刘辰辉感到，“医口袋”这样的行医指南对这里的医生和病人而言，是实实在在的帮助。

目前杏树林的商业模式有二，一是与医药企业开展数据与营销合作，一是有版权内容直接向医生收费。对于未来，张遇升认为，移动医疗的最大价值蕴含在大数据之中。“现在是一位医生为你来服务，比如听诊器，插在与你面对面的医生耳朵里，将来听诊器的信息直接传到云端，通过大数据来分析病情，并做出决策支持。” 杏树林杏林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