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禾：用写作和纳博科夫下盘棋

( 刘禾和她的新作《六个字母的解法》 )

作者刘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文讲席教授，之所以一改以往的学术理论英文著作的写法，而戏仿侦探小说体进行创作，要从2007年说起。那段时间，刚好她和李陀、北岛、西川都住在纽约，于是经常聚会。几个人先后观看了林肯中心上演的一场轰动欧美的话剧，引发了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且难忘的讨论与思考。

那是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的著名剧作《乌托邦彼岸》，长达9个小时的演出，讲述的是19世纪十二月党人起义以后一批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其中包括了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著名思想家和作家。“奇怪的是，这个戏非常之严肃，舞台上的很多冲突，实际上都是激烈的思想和哲学争论，但是演出场场爆满，甚至一票难求；意味深长的是，观众都看得非常投入。这样严肃的作品，竟然有这么大量的观众，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刘禾回忆，基本就是从那时起，朋友们有了一个经常性的讨论，怎样让真正有思想性的文学复活，什么样的文学才是优秀的文学，才是最具当代性的文学。

讨论的结果之一，是刘禾的这本既像散文，又像小说的《六个字母的解法》，因文体难以界定，有批评家干脆把她的这次文学实验称作“跨文体写作”。故事的主线是寻找一个人：“Nesbit”，这个出现在纳博科夫自传中的人物，在这个奇怪的化名背后，究竟藏了一个什么人物？

在解谜的过程中，书中的叙述者足至法国、英国、瑞士等地方，寻找历史现场，查对证人和资料。随着这个过程所牵扯出的，是以剑桥、牛津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网络：科学界的贝尔纳、李约瑟、沃丁顿、布莱克特、霍尔丹，人文界的普利斯特利、里尔克、奥威尔、徐志摩、萧乾等彼此独立又交错的人生，都在这张巨网中呈现，带领读者完全脱离开传统的现代史阅读经验，进而跟着作者用文学的方式重新思考那段历史时间，在其中获得一些新的答案。

“近来，我越来越觉得，理论解释世界的能力在当前相当有局限，不管是哲学还是社会理论。过去几十年里，我曾努力在学术和理论领域做各种各样的尝试，但后来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写作经常限制我的自由。”刘禾告诉本刊，“这里的问题一个是术语，另一个是做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的时候必须在逻辑上要统一，不能自相矛盾，但社会是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里都充满了矛盾的东西，具体到一个人也会有很多的矛盾和纠结，怎么去面对？文学和艺术，恰恰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文学在今天恰恰是认识世界复杂性的最好方式。”

刘禾说：“我看到近来不少作家在做着各种类似的尝试，也就是说，我做的这件事是沿着其他作家开辟的轨迹行进。我想突破一些界限，文类的界限，学术训练的界限，以达到最大限度的思想方面的自由度。”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选择用这样的写作方式来书写这个作品，而不是以往的学术性的写作？

( 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

刘禾：这部作品其实不是在文学和学术论文之间做选择，而是在英语写作和汉语写作之间做选择。30年前我到美国留学，一直以来几乎都是在用英语写作，这是第一次用母语尝试这样的创作。

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有各种因素影响我。最直接的一个因素是我经常和一些诗人、作家在一起讨论文学的问题，其中有许多人不是体制内的作家，但都是国内一流的作家。我们在一起讨论文学的思想性问题，它是促使我写中文的直接动力，而且是特别重要的动力。

三联生活周刊：讨论的结果就是作品？

刘禾：对，讨论的结果就是这些书，肯定不是学术论文。要拿出作品来，让另外一种文学的声音发出来。我们背离真正的文学精神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要重新创造文学，在这个大众文化的喧嚣之下，作家越来越多地被所谓的新闻、炒作的故事吸引，而失去了对文学的忠诚，甚至失去了诚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重新发明文学。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

刘禾：第一，文学不能偷懒。出发点是要尊重读者的智力，今天很多写作实际上拿读者当小孩子，这在网络写作中表现得比较明显。文学要生存，必须在网络的喧嚣之下开辟自己的独立空间，而不是依靠网络，把新闻素材搜集起来编成一个故事。

我在书里写的很多故事都是在网络上找不到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我是希望这些故事给读者带来大量的信息，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一些精神养料。网络看起来是信息爆炸，但对于人们的思想真正需要的东西，媒体和网络所能提供的是非常有限的。很多读者，实际上被剥夺了思考他们自己的处境和了解历史的机会。我想通过《六个字母的解法》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尤其让年轻人读过这本书以后，会愿意去找更多的书来看，这样他们就不知不觉地对20世纪的人和事有更加深入的把握，而不是被别人牵着走，比方说被奥威尔牵着鼻子走，被徐志摩牵着鼻子走。

总之，文学不能不诚实，文学必须有思想性。当然文学还必须好看，在文字上要有锤炼，尤其是从被人们用脏了的语言中锻造出一种比较干净和亲切的文字。

三联生活周刊：什么样的文学是诚实的？

刘禾：比如在我看来，徐志摩的那种写作似乎就不诚实。他不敢面对自己的处境，他在英国剑桥的时候是很孤独的，肯定也碰到了很多问题，但他全都缄口不言。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徐志摩客观全面地表现剑桥大学，谁也不能客观，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视角。我指的是，他应该清醒地面对自己在国外的境况，发现自己孤独的原因在哪里，而不是用一些煽情的诗文去掩饰，还管它叫“新诗”，误导那么多的中国读者。总之，这种写作就不诚实，因此也说不上有价值。

我说的诚实涉及的方面很多，如作家本人的道德修养，对读者是否真正尊重，敢不敢正视自己的内心等等。我在书里引了纳博科夫写波兰卡的一段，那个贫困家庭的女儿；也引述了韩少功写农民盐早，这些都是诚实的写作。我不想对这种写作给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会在一个人的作品中自然流露出来，有时是一目了然。

三联生活周刊：文学的形式上呢？

刘禾：要突破文体的限制，比如韩少功、张承志，他们就一直在做突破的努力，他们在打破文体界限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文学写作，他们创造的不单单是文学的风格，还是文学的高度，没有哪个固定的文体能阻碍他们思想的飞翔，这些作家似乎是在一种非常自由的状态下写作的。

我也在努力做着同样的事。我们为什么要读文学？并不仅仅因为有一个好故事，我们才读它，更不是为了在小说里找到自己的镜像而得到满足，像所谓私小说、个人的小忧愁。我们这个世界那么广阔，历史那么厚重丰富，就要看文学怎么样来捕捉，我这里不想用“表达”这个词，而是“捕捉”：捕捉时间，捕捉经历——可以是个人经历、一批人的经历、一个民族的经历，也可以是情感，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还有人与人沟通的种种艰难等等。

此外，我觉得我们必须思考历史，比方说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死的人比任何一个世纪都多，难道不应该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出现那么大规模的战争和屠杀？为什么在两战期间出现了那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在思考革命的问题。我动手解这个“Nesbit”码，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想弄明白在两战期间，知识者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还有，为什么那么多的知识分子投入革命。

三联生活周刊：在对整个20世纪的思考中，你格外强调了1919年。

刘禾：对，我们在中国一说到1919年，马上就想到“五四运动”。“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世界上许多人的命运都被它改写了。我们在研究“五四”的时候，总是看不到世界的总体景观，我希望讲这个故事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展望中国以外的世界的眼光。1919年很重要，我们经常说“五四运动”的发生是由于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丧权辱国，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德国作为战败国，在《凡尔赛条约》的安排上遇到了什么问题，后来才演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诱因。再比如，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创造了至今麻烦不断的国家，其中包括伊拉克。更不用说，俄国革命成功后不到两年，不但纳博科夫一家人走向了流亡，而且整个世界的未来图景都被它彻底地改变了……

我在这本书的开头提到1919年，后来又不断地叩问这个年代，1919年的剑桥大学，1919年的巴黎……1919年经常出现，似乎成了一个时间的坐标。我希望读者从这一系列的意外的联系之中，找到一把打开当今世界之谜的钥匙。

再一个是知识分子的问题，20世纪前半叶的知识分子的命运特别关键，很多社会运动、思想发展以及社会变革都跟知识分子有关，我写了一大批这样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能帮助读者了解20世纪。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选择纳博科夫作为线索？

刘禾：我一直对纳博科夫有浓厚的兴趣，不过你可以看出，我其实不是他的“粉丝”。我对他是有保留的，但是我非常尊重他，在某种意义上，我的作品也是在向他致敬。纳博科夫无疑是个天才作家，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讲故事的时候有点像是在与读者下棋，跟读者较劲。事实上，他本人除了研究蝴蝶以外，也很喜欢下象棋，年轻的时候设计了很多棋谱。重要的是，纳博科夫从来不会轻视读者，他对读者的智力、学养和文学积累都有足够的估计。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此作为他的读者，我也写一本书，尝试着和他下一回棋。

第二个就是纳博科夫的历史处境。他和俄国革命的关系，他去英国剑桥读书的时候跟周围同学之间的关系，我都感兴趣。我当然可以另选一个人，这完全是可能的，但俄国贵族出身的纳博科夫是一个非常好的进入20世纪的切入点。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人们对思想的讨论经常纠缠在左翼右翼的政治上，但是纳博科夫没法进入这个简单的模式。他的思想，他的命运，比所有这一切都复杂得多，比如他跟剑桥大学的左翼学生没办法融合，同时也和右翼学生拉开距离。纳博科夫说：他对俄国革命和列宁深恶痛绝，但原因绝不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剥夺了他家的财产。总之，这个人特立独行，一边思考自己的历史处境，一边又拒绝扮演受害者的角色。

纳博科夫毫不掩饰地说，《1984》和《动物庄园》的作者奥威尔的写作很低劣。至于奥威尔这个人是左翼还是右翼，纳博科夫从来都不感兴趣，那么他为什么批评奥威尔呢？因为奥威尔只会编排新闻故事，把概念拿来进行图解，写出很糟糕的文学，我觉得纳博科夫的这种判断是恰如其分的。

我既然决定和他“下棋”，那么就必须全盘考虑，比如棋盘上的棋子如何布局才能出奇制胜，这算是我在《六个字母的解法》的创作中追求的艺术效果，至于其余，我想还是留出足够的空间，让读者做出判断。 写作读书文学作家夫下刘禾纳博科盘棋奥威尔纳博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