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对话的新与旧

在今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的诸多成果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第一次有了一份时间表。按照会后的情况说明，“双方正努力减小分歧，力争于2014年底前就协定文本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并承诺在2015年早期以各自的负面清单出价为基础启动负面清单谈判”。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始于2008年，至今已经举行了13轮谈判，由于中美双方分歧较大，在过去的6年时间里谈判进展并不理想，本轮对话首次对此给出一份时间表，可以算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作为当前全球第一和第二的两大经济体，中美之间的投资渠道并不通畅，目前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额不足200亿美元，在美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占比不到1%，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约为700亿美元，但是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占比也仅有3%，这样的投资规模，和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身份显然并不匹配。

新任美国驻华大使鲍卡斯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起过推动作用，他在今年6月份来华上任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中就表示，推动中美间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将是他在任期内的首要任务。形成中美投资壁垒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包括美国对中国企业的不信任，习惯对于来美投资的中国企业贴上政治标签，中海油、华为等公司都曾先后成为牺牲品，而中国方面的投资准入门槛和较高关税等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美国投资。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双方都意识到打破投资壁垒对于双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于当年首次启动了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在经过十多轮谈判之后，终于在本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实现突破，力争在2014年底前就协定文本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并承诺在2015年早期以各自的负面清单出价为基础启动负面清单谈判。

对于美国而言，实现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主要障碍在于国内的政治压力，需要抛开对中国企业背景的担忧，将以国家安全为由的投资审查降至最小范围，除此之外，美国经济的其他领域可能也会以双边投资协定作为筹码向中方施压，比如美国的贸易高管就表示，与中国的双边投资条约进展取决于中国对高科技产品征收关税的情况，如果双方未能打破高科技产品贸易自由化僵局，那么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和其他全球谈判可能处于危险之中。

而对中方而言，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是一次投资体制的巨大改革，中国将从正面清单管理模式转变至负面清单管理，对于市场准入的行政管制将降至最低程度，对于中国现有的投资管理模式将是一次巨大挑战，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上海自贸区也不过才刚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尽管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困难重重，但是一旦最终能够达成这一里程碑式的谈判，不仅将对中美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对于今后的全球投资也将就此树立一个典范。

除了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之外，中美之间的《信息技术协定》（ITA）扩围谈判是此次中美对话的另外一大重点，不过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相比，《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进展似乎并不顺利。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会后说明对此的表述是：“中美双方就《信息技术协定》扩围开展了建设性的讨论。双方将在未来几周内继续进行讨论，为恢复诸边谈判创造条件。”

1997年生效的《信息技术协定》是世贸组织的多边协定，其成员代表了全球97%的信息技术产品出口额，旨在分阶段将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削减至零。扩围谈判是指更新1997年前的产品清单，将免税的信息技术产品范围进一步扩大。根据美国商会的推算，如果ITA扩围谈判成功，将每年为全球GDP增长贡献约1900亿美元。中国在加入WTO时承诺加入该协定，自2012年9月以来开始参与ITA扩围谈判。不过，2013年11月21日，美国以个别产业的少数几项产品未能得到满足为由突然宣布中止了ITA扩围谈判，迄今仍陷僵局之中。

按照ITA扩围的游戏规则，谈判各方需要提出一份各自的信息技术产品的免税清单，同时还要提交一份免除例外清单，将少数需要保护的特殊行业排除在免税清单之外。目前中美双方的分歧就在免除例外清单上，中国希望将60种新产品类别，比如医疗设备、下一代硅芯片从ITA中排除，但是美国认为中国的免除例外清单过长，尽管中国的清单几经压缩，但是仍然无法达到美国的要求，由此造成了美国在去年11月突然中止谈判。在美方中止谈判之后，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发表声明表示：“美方的要价远远超出中方产业的承受能力，是谈判至今未能达成协议的根本原因。中方知道，美方迫于其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产业的压力，不愿做出任何让步，但美方无视处于弱势的中方企业的诉求，无视两国企业竞争力的巨大差异，这是中方无法接受的。”在双方谈判中止了8个多月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再次提供了一次重启谈判的平台，中美双方就《信息技术协定》扩围开展了建设性的讨论，并约定将在未来几周内继续进行讨论，为恢复诸边谈判创造条件。

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中美对话的永恒主题，这一次也不例外。会后声明表示：“双方承诺落实G20有关承诺，加快推进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增强汇率灵活性以反映经济基本面，避免汇率的持续失调和货币竞争性贬值。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设定的改革议程，中国将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在条件允许时减少外汇干预，增强汇率灵活性。为增强数据透明度，中方正在就加入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相关技术准备工作。”

尽管人民币汇率是历次中美对话的焦点，但是这一次和以往又面临不同的背景。今年以来，人民币一改此前的单边升值趋势，突然在短时间内连续大幅贬值，年内最高贬值幅度超过3%，被美方称之为“前所未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会如何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无疑又成为重中之重。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中美对话虽然依然关注人民币汇率，但是双方交锋的程度似乎并没有预想中激烈，至少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相比，这一次人民币汇率没有成为焦点。

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召开前一个月，人民币汇率已经不再持续贬值，多少缓解了美国对于人民币走势的不满情绪，其次是中方做出了“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在条件允许时减少外汇干预”等承诺，更重要的因素可能还在于，美国已经意识到，在今年人民币的贬值走势中，中国央行固然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但是更大的力量还在于市场的自然选择，由于中国上半年经济数据表现不佳，市场对于中国经济的悲观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人民币的贬值。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对人民币汇率施压，显然并不合时宜。

今年11月，第22届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北京召开，这也是自2001年上海APEC之后，中国再次担任APEC会议的东道国，预计在刚刚结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以及《信息技术协定》扩围等等话题，在今年的APEC会议上会获得实质性进展。 中美对话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