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幕后英雄

作者:薛巍

联合国译员、调音师、麻醉医师有什么共同之处吗?大卫·茨威格说,有,他们的工作都很辛苦,外人并不了解,但他们仍感到很满足。大卫·茨威格本人就做过幕后工作,他曾经在康纳仕出版集团杂志担任事实核查员,每篇文章他都要花几个小时去纠正其中的错误。他的工作干得越好,他消失得越彻底,但他仍然感到很满足。

为什么现在还会有人甘于做幕后英雄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大卫·茨威格探访了许多这样的人,他说他获得了若干不同寻常的、首度和独家的采访机会:跟着“电台司令”乐队的吉他技师皮特·普朗克一起走进音乐会的后台,通过特别严格的安检之后跟结构工程师丹尼斯·潘一起登上在建的上海大厦的塔吊,跟联合国译员茱莉亚·阿雷一起出席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闭门会议。他还采访了摄影指导罗伯特·埃尔维特、指路标识设计师吉姆·哈丁。“有些看不见的世界并非戒备森严,但也一样迷人,因为我们以前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工作决定了我们的世界,决定了我们看到、听到、闻到、摸到、体验到什么。”

大卫·茨威格说,“看不见的人”有三个特征,首先是他们工作时不求名利,不求别人的赞同和关注,他们从自己的工作本身就能获得纯粹的满足。其次,他们的职业需要长期的训练,获得了很高的技能,其职位对于他们所在的单位非常重要。他们本可以去干别的,但他们选择了从事一种看不见的职业。他们是看不见的人,但都是业内的精英,并非泛泛之辈。他们干活时要非常细致,比如香水师大卫·阿佩尔,他开发过多种畅销香水,他真的是一位艺术家,他要无中生有,想办法表现非常抽象的概念。如果一个客户说,他想要一款香水闻起来像云,他要弄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懂得科学和化学,香水有上千种成分,每种成分的量有时要精确到百分之一乃至千分之一克,所以要细致地记录每一种组合。最后,他们高度负责。

大卫·茨威格引用了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论述,来支撑他的观点。比如,经济学家凡伯伦在《有闲阶级论》中说:“拥有工匠本能或手艺的人、有好奇心的人是经济和科学进步的原动力。”

吉姆·哈丁被称为“引路人”,他是一位图示设计师,他的工作是想出一些线索,帮助人们在机场等布局复杂的地方通行,像亚特兰大机场,每天有25万名旅客通过它的200多个进出口。他的任务是使通行过程尽可能地合理化。所以他要许多时间考虑灯光、颜色和标识,包括使用什么字体(赫维提卡字体从远处看最醒目)。他向大卫·茨威格解释说,颜色的变化,比如安检区的黄色跟它前面的金属灰形成对比,能让旅客在潜意识中知道他们走到了不同的区域,告诉他们接下来该去哪儿。

“电台司令”的首席技师皮特·克莱门特的工作是确保乐队的鼓、吉他、扩音器等能够正常工作。如果他干得好,没人会注意到他做了什么。他还为乐队主唱汤姆·约克服务,约克每场演出会使用12把吉他,克莱门特要在演出开始前把吉他调好,演出进行中也需要再次调试。约克在演唱中间换吉他时,克莱门特要做好准备,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关掉他接过来的吉他的无线电,以免它发出反馈噪音。你可能忍不住希望这些幕后英雄马失前蹄一次,比如一位联合国译员犯的错引发了一场小小的危机,但因为大卫·茨威格写的人都是完美主义者,所以没出过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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