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雾霾

( 1953 年，伦敦警察在雾霾天帮助行人辨别方向 )

伦敦“雾都”的称号其来有自，英格兰南部自古以来水汽昭彰，起码从罗马时代起英国就以雾气闻名。英国首都伦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算得上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大城市，众多居民在伦敦阴冷的冬天里如何取暖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对伦敦雾霾现象有过多年研究的香港城市大学能源与环境专家、大气环境教授皮特·布林布尔科姆（Peter Brimblecombe）发现，为了过冬，从中世纪开始伦敦城里就堆满了通过海运而来的煤山，伦敦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煤炉密度，可以想见伦敦城的空气长久以来都饱受煤烟污染，就连居住在伦敦城中心的英国王室也从很早开始就饱受空气污染的困扰。

从15世纪开始，伦敦的天空就经常被煤烟熏黑，至少从那时起，伦敦人就已经在不停地抱怨城中的天气，而这种空气状况对人的健康是否有影响，也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这种状况延续了几百年，直到19世纪初，混杂着烟尘的大雾作为伦敦城的特色之一而享誉世界，被戏称为“London Particular”（伦敦特色）。

空气污染对于人的健康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污染严重的时期伦敦市民的死亡率总是会显著上升。1873年12月7日至13日的一场大雾，使得当时伦敦居民的死亡率上升了40%，此后伦敦城中的严重空气污染现象越来越频繁：1880年1月，1882年2月，1891年12月，1892年12月和1948年11月，伦敦城的浓雾都曾经使当月市民的死亡率较之平时有明显的上升。而在伦敦城中受到空气污染影响最严重的，又当属居民聚集、工厂林立并且地势较低的贫民聚集的东区。

早在1952年的伦敦雾霾灾难之前，英国人就认识到了空气中的烟雾对人的影响，而且早就把燃煤和空气污染联系起来。在13世纪就曾经有皇家公告禁止居民燃烧海煤。在1661年，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曾经向查理二世提交了一篇论文，论述伦敦城中的空气污染将缩短伦敦居民的寿命。但是伦敦市民为了度过漫长而湿冷的冬天，除了用煤炉烧煤在家里取暖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煤烟也只能排放到空中。

鉴于伦敦城内被污染越来越严重的空气，在1819、1843和1845年，英国政府都曾经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伦敦空气污染情况。通过调查，英国官方虽然很早就了解了空气污染会危害人们的健康，但是一直没有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有的调查结论建议禁止居民燃烧黑烟煤，有的调查报告则建议限制工厂中产生蒸汽的熔炉，这些提议在当时的伦敦城都无法有效地被执行，因此人们对于伦敦城的空气质量普遍感到悲观，认为这种情况永无改善的一天。

( 香港城市大学能源与环境专家、大气环境教授皮特·布林布尔科姆 )

而当它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伦敦城中的雾霾传统也为作家提供了灵感。英国作家玛格瑞·爱琳汉姆（Margery Allingham）在1952年就以浓雾中的伦敦为背景，创作了犯罪小说《浓烟中的老虎》（Tiger in the Smoke），这部小说还在1956年被拍成电影。在1952年还有另一部英国电影《雾中的女士》（Lady in the Fog），同样是通过伦敦的浓雾背景来营造神秘氛围。

在整个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的空气质量持续恶化，空气中的污染物急剧增加。到了1905年，德沃博士（Dr.H.A.Des Voeux）把“烟”（smoke）和“雾”（fog）结合在一起，首次使用了“smog”一词，描述在当时英国特有的，充满污染物的油烟味道的雾气，英国首都自此开始以smog而闻名，获得了“雾都”（the smoke）的声誉。在20世纪初，英国对于工业发展的限制与家庭用煤量的减少终于使得这种充满smog的天气逐渐减少。尽管如此，情况仍然不容乐观，原因就在于伦敦人燃烧烟煤取暖的习惯无法真正改变。虽然伦敦工厂的烟囱里排出很多污染物，但是据统计，伦敦城里的70万个私人住宅的烟囱中排出的黑烟占到污染物总量的95%，这个景象已经成为英国的传统之一。

伦敦城的空气污染情况终于在1952年12月到达了顶峰——几个特殊的天气因素叠加在一起，终于造就了一次持续了几天的罕见的天气现象，而这种天气与伦敦的煤烟结合在一起，最终演变成为一次惨剧。这场惨剧向全世界再一次清晰地证明了空气质量与居民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在这次非常严重的雾霾天气中，持续了几天的混杂着有毒物质的空气使得上万伦敦人失去了生命。

1952年12月5日，伦敦城的空气虽然冷峻，但仍然新鲜。在此前的几周时间里天气异常寒冷，伦敦人为了取暖过冬，不得不在家里燃烧了大量的煤，浓厚的煤烟从家家户户的烟囱里散发到空中，此时空气尚且潮湿，略有微风。在这一天，伦敦城里的雾还不算浓厚，只是空气开始发干，开始混杂着烟味，但是在入夜之后，雾变得愈发厚重，能见度下降到只有几米。到了12月6日清晨，远离伦敦城中心的希思罗机场的能见度也降到了10米以下，公路、铁路和空中交通都只能停滞，甚至在伦敦市中心King's Cross车站附近的Sadler's Well剧院都因为室内的空气条件太差使观众无法忍受而只能停演。

12月7日可能是雾霾最严重的一天，整个伦敦地区都被浓雾所笼罩，到了12月8日，一点清风吹走了一些地区的浓雾，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地区情况似乎稍有好转，但是在地势较低的伦敦东区情况依然严重。到了夜间，浓雾重新笼罩了全城，这种举世罕见的极端雾霾天气情况从12月5日到10日，总共持续了5天，直到一场北风把这些污染物吹走。在这几天里，因为雾霾的原因，不仅交通中断，人们在户外甚至看不到自己伸出的手，因而无法出行。在平时伦敦大雾的天气里，借着雾气的掩护，犯罪率一般都会增高，但是在伦敦城被雾霾完全笼罩的这几天里，伦敦的犯罪率却下降到几乎为零。

此前一年，1951年12月，在伦敦城中12个地点的空气检测显示，每立方米空气中的烟尘含量在0.12到0.44毫克之间，而在1952年12月4日的空气检测质量显示，因为风几乎停止，在伦敦城中心的伦敦郡会堂（County Hall）附近的烟尘含量从每立方米0.49毫克上升到了2.46毫克，到了12月7日和8日，这个数字持续上升到每立方米4.46毫克。而空气中二氧化硫的含量在12月4日为每立方米0.41毫克，到了12月5日则上升到每立方米2.15毫克，到12月7日和8日又上升到每立方米3.83毫克。这个浓度是伦敦市政府自1932年开始检测空气质量以来测得的最大值。直到12月9日的北风清洁了伦敦城中的空气之后，才使烟尘浓度和二氧化硫浓度分别降到每立方米1.12毫克和1.35毫克。

这种能见度极低的雾霾天气状况在英国寒冷的冬天里本来并不少见，一般来说地面的空气温度相对于高空总会稍微高一些，但是在冬天夜里，地面温度可能会发生骤降，反而可能冷却接近地面部分的空气，造成空气的温度反转（Temperature Inversion）。在这种情况下，空气中的水蒸气与小颗粒就会相互结合形成雾气。在通常条件下，早上日出之后阳光会加热地面，使温度反转的状况消失，从而驱散雾气，但是在1952年12月的伦敦雾霾天气中，这种情况显然没有发生，因为地表附近的颗粒物浓度太高，使得阳光都无法穿透雾霾到达地面，到了白天空气仍然寒冷且凝滞，天气情况只能持续恶劣，以至于伦敦城里的汽车被扔在路上，原定在中午的音乐会因为可见度太低而被取消，“就连大英博物馆的书架间都弥漫着烟雾”。

此时伦敦居民的煤炉中燃烧产生的数千吨煤灰、焦油和二氧化硫仍然通过一根根烟囱排放到空气中，再加上工厂里排出的烟雾，与浓雾相混合，使这不祥的浓雾产生出一种黄黑色，其中还有数百吨的二氧化硫转化为硫酸，然后，其中的一大部分又被伦敦人吸进肺里。

因为伦敦城雾霾的历史悠久，居民习以为常，即使是在1952年12月间的这次持续了几天的罕见雾霾天气也没有在伦敦市民中间产生过大的恐慌——它产生的影响也是随后才被人们意识到，并且迫使人们直面空气污染造成的严重后果。很多伦敦人因此患上肺炎、支气管炎、肺结核和心脏衰竭，而过了一段时间伦敦人才发现，城里棺材脱销，花店的鲜花也断货，在这段极端天气期间的死亡率是平时死亡率的3到4倍。伦敦官方发布的因为这次极端天气状况死亡的人数是4000人，原因是在这次雾霾之后的两个星期内，伦敦城的死亡率又回复到了正常水平，但问题在于随后城里的死亡率又出现了一个高峰——这可能是因为在12月里随后到来的圣诞节耽误了此前人们登记死亡状况，这次高峰又为伦敦增添了8000名死者。因此目前人们普遍相信，在1952年底，伦敦城的极端雾霾天气状况总共造成了超过1.2万名市民的死亡，因此患病的人不计其数，并且增加了伦敦居民在未来患上癌症的可能性。这次天气现象死亡的人数已经与城中1854年的霍乱流行和1918年流感的死亡人数相当。

英国政府对于1952年的雾霾事件的应对起初很不积极，政府一开始试图把大多数死亡的原因归于流行性感冒而拒绝承认雾霾对于人的健康造成的影响，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政府财政状况堪忧，甜品仍然限量供应，肉产品也一直紧缺，在当时马肉还被当作主要的肉产品在市场上销售。如果此时需要改善空气质量，就需要让市民改为燃烧相对更为昂贵的无烟煤，这就需要对市民家庭进行补贴，这对政府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英国政府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最终决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由休·比弗爵士（Sir Hugh Beaver）任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在成立4个月之后发布了一份中期报告，在一年之后又发布了一份最终报告，报告承认了伦敦烟雾中的焦油和二氧化硫成分对人体有害。这份报告也最终在1956年催生了英国的《空气净化法案》以及在对这份法案的修改和补充基础上制定的1968年英国《空气净化法案》，这成为限制市民排放煤炉中的烟尘以及工业废气的最重要的法案。在1956年的《空气净化法案》中首次规定了伦敦的“控烟地区”，在控烟地区内，只能燃烧被允许的几种无烟燃料，这大大降低了伦敦城的空气污染状况，同时要求政府为当地住户提供资金来使用更清洁的能源，比如天然气、油、无烟煤或是电；而1968年的《空气净化法案》则要求工厂使用更高的烟囱，把煤燃烧产生的废物排放到更高的空中，减轻对城里空气质量的影响。

《空气净化法案》出台之后，伦敦在20世纪60年代仍然饱受雾霾的困扰，在1962年的一次严重雾霾天气中，伦敦城中的死亡率又比往年升高了75%，但是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伦敦城的空气质量开始逐渐改善。现在伦敦居民已经普遍开始使用天然气取暖，在伦敦城内的污染性工厂与河边的发电厂也都已经关闭。在灾难性的1952年过去60多年之后，伦敦的空气质量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雾都”的称号已经名不副实，困扰了伦敦人几百年的smog基本上消失。在20世纪60年代初，因为雾气因素，伦敦城内的平均日照要比周边的乡村地区少30%，而现在日照程度城乡已经相差无几了。尽管如此，伦敦的空气污染情况仍然严重，现在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变为机动车尾气排放，污染物的颗粒变得更小，成分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氮、臭氧、苯和乙醛，这些污染物更不容易被发现，但是会刺激人的眼睛和呼吸道，并且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据统计，目前在伦敦每年有大约4300人的死亡与空气污染有关。空气污染，仍然是现代大城市的不解之症。

本刊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对伦敦空气污染有多年研究，且目前在香港城市大学工作的能源与环境专家、大气环境教授皮特·布林布尔科姆（Peter Brimblecombe）。

三联生活周刊：1952年12月的“伦敦雾事件”是英国政府对于空气污染问题态度的转折点吗？在今天我们如何从科学和历史的角度看待那次伦敦雾霾事件？

布林布尔科姆：1952年的伦敦雾霾事件对于（政府针对空气污染的）立法发展来讲是一个转折点，但是此前社会已经有了改变，居民不再燃烧烟煤，这是进步的主要动力。我认为立法对于改变人们的态度至关重要，当然关于环保的立法也影响了人们的自由……人们不能再燃烧他们习惯的燃料。这次雾霾事件在科学方面仍然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到底多少人（因为雾霾事件）丧生，还有空气中的雾霾和二氧化硫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人们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才认识到空气质量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

布林布尔科姆：实际上早在1880年人们就意识到了伦敦雾霾会导致居民死亡〔对于雾霾与居民死亡之间的关系最早在1662年就由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观察到了〕，真正需要时间的是政治手段和监管行动。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空气污染是大城市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代价吗？

布林布尔科姆：可能并不一定吧，只是这需要强力的政治手段，当然城市的污染状况总会比乡村更严重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伦敦的空气污染物已经改变了，污染颗粒更小，更不容易被察觉。我发现目前在伦敦每年仍然有大约4300人因为空气污染死亡，面对这种现状我们又能做什么努力？

布林布尔科姆：伦敦城现在确实还存在污染并且会致人死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很多人忽然之间丧生，而是他们生命的长度被缩短，这尤其会影响那些健康状况不佳的人，这与1952年的伦敦雾霾事件已经完全不同了。通过减少空气中直径2.5微米以下的颗粒数量，如今伦敦城中的空气质量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善。

三联生活周刊：北京是如今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空气污染物的成分很复杂：有焦油颗粒、二氧化硫、发动机排放物等等，从伦敦的经验出发，你对北京治理空气污染有什么建议？

布林布尔科姆：北京的情况（与伦敦）很不同，但是对我来说与伦敦类似的地方在于，治理空气污染可能都需要通过政治手段来面对问题，并不仅限于环保立法，同时也要监督这些法律的实施情况。 伦敦空气污染雾霾治理伦敦雾霾事件环境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