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保罗，另种巴西

( 圣保罗市鸟瞰图 )

保利斯塔

从里约热内卢坐飞机去圣保罗最快只需要50分钟。一上飞机，里约湿热空气里弥漫的闲散氛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西装、皮鞋和公文包取代了体恤、花短裤和人字拖。机舱里没了从巴黎到里约时的高声谈笑，静悄悄的。

降落前，航线从北至南贯穿圣保罗。舷窗外，城市显现出清晰的层次：先是一片漫无边际密密麻麻的低矮平房，那是市郊的贫民区；而后出现一丛丛的高楼，仿佛稀树草原，那是市中心一带；再往南，更新更高的楼房组成了水泥森林，栖居着新兴的经济中心和富人区。很显然，圣保罗是由公寓和写字楼组成的汪洋大海。

正如两座城市的形态千差万别，卡里奥卡们（Carioca，指里约本地人）和保利斯塔们（Paulista，指圣保罗本地人）似乎永远不能彼此认同。

在里约时，当人们听说我要去圣保罗，反应几乎一致。他们五味杂陈地感叹道：“啊，那儿可大不一样。”在卡里奥卡看来，保利斯塔不懂生活，“只知道工作和赚钱”。他们对人可不够热情：在巴西，即使是陌生人初次见面，大家也会互相亲吻面颊。在里约，人们会亲吻两次，在圣保罗，人们只亲吻一次。保利斯塔喜欢炫耀，“同样是去酒吧，我们穿着便服就去了，而他们则要打扮得金光闪闪”。更重要的是，保利斯塔还骄傲自大：“他们总说我们里约人不干活，仿佛只有他们在为国家做贡献。”

( 2011年4月15日，几名打击乐鼓手在莫西达德桑巴学校为圣保罗第七届“文化急转弯”盛会排练 )

而在圣保罗人看来，里约人的牢骚根本不值一提。“里约人总是说，要是没了里约，巴西什么都不是。”29岁的保利斯塔青年达尼洛·费里奥对我说，“里约是个不错的城市，我是说我很乐意去那儿度度假，但生活还是算了。里约的基础设施太差了。公路都那么狭小，只有两条地铁线路，你觉得他们真的做好准备举办两年后的奥运会了吗？”

保利斯塔确实有骄傲的资本。圣保罗是世界四大都市之一，包括郊区在内的大圣保罗面积达800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2000万。2005年，圣保罗市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024亿美元，已经超过了美国经济实力较弱的22个州的财富总和。如果圣保罗市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经济总量可以进入全球经济50强，超过埃及和科威特，与新西兰和匈牙利的经济总量相当。

( 妇女们在工厂里分拣咖啡豆（摄于1939年） )

建于19世纪末的保利斯塔大街一直是圣保罗的门面。目前大街左右的高楼大厦大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立的，谈不上有多时髦。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巴西最大的金融街，南美的金融中心的身份。

在圣保罗，有超过1500家本国和外国银行。巴西20家最大商业金融机构中的16家、10家最大股票经纪公司中的8家、10家最大保险公司中的5家都将总部设在了圣保罗市。以市值论，圣保罗股票交易所已经名列全球第四。圣保罗有多富有、多繁忙？在保利斯塔大街上走走，随时可能听到直升机的轰鸣。街道两边的许多大楼顶层都设有直升机停机坪。据说，圣保罗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直升机编队之一，其数量仅次于纽约。

( 圣保罗州于1922年在桑托斯建立的咖啡交易所 )

圣保罗的街道上行使着500万辆私家用车、4万多辆公交车、160万辆卡车以及近90万辆摩托车。在它的天空中，每天有大约500架注册直升机和700次航班起降。

达尼洛·费里奥曾在里约工作过两年，在纽约工作过一年。在他看来，正是保利斯塔决定了圣保罗能够成为今天的圣保罗。“在里约，人们总是很热情。他们常常说：‘到我家去吃饭！’可你很快就会发现，他们从不告诉你究竟什么时候请客、他们家的地址是什么。而保利斯塔看似冷漠，实则不会轻易许下承诺。在巴西各地，人们总是喜欢保持一团和气，尽一切努力避免冲突。你送给巴西人一样礼物，即使他心里厌恶到极点，也会表现得欢欣鼓舞。和一个典型的巴西人做生意，如果他不满意你的服务和产品，他不会直接告诉你。他会告诉他的秘书。他的秘书再告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最后终于传到了你秘书耳朵里，这时你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巴西人还喜欢把私人关系放在第一位。与一个巴西人谈生意，在进入正题之前，他势必要先聊上半天的家庭和兴趣爱好。但圣保罗，我们不那么随意，我们遵守规范，坦率直白。换句话说，我们很‘职业’，我们按照世界通行惯例做生意，这就是圣保罗为什么能这么繁荣的原因。”

黑金之城

1870年，里约已经是国际大都市，而圣保罗只有3万人。根据圣保罗研究机构费尔南·布罗代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说法，在过去140年里，这座城市经历了“人类经验中大城市最快的长期增长率”。事实上，今天圣保罗和保利斯塔都是由一种东西创造的，那就是“咖啡”。

1727年，咖啡的种子从法属圭亚那地区被引入巴西。最开始被种植在亚马孙，然后向南蔓延，在1770年左右到达里约和米纳斯吉拉斯。1779年，从里约港出发，咖啡第一次出口到里斯本，大约有1.25吨。到君主政治结束的1889年，咖啡出口已经占巴西全部出口产品的2/3。在那些年里，咖啡销售的价值和整个殖民时代所有出口品的价值相等。

在历史上，圣保罗几乎从没能从殖民经济中分得一杯羹。在圣保罗市中心，有一间白色的被称作“庭院学院”（Patio do Colegio）的教会学校遗址。门外的广场上就是建市纪念碑。1532年，葡萄牙人来到距离圣保罗70公里外的海岛圣文森特，在那里建立桑托斯。只有传教士们愿意向内陆推进，1554年，他们在桑托斯70公里外修建了这个教会学校。但是在定居点建立后的200多年里，圣保罗一直保持着面积一两平方公里、人口1000的规模，城市从未扩张。

与里约这座海滨城市相比，处于内陆的圣保罗更具开拓的动力。在圣保罗伊比拉普埃拉公园里，有一座宏大的先锋旗手纪念碑（Monumento às Bandeiras)：走在最前面的男子骑着高头大马，后面跟着人数众多的随从与奴隶。从17世纪开始，一群自称为“先锋旗手”的圣保罗人开始穿越城市西面的大陆。他们的探索与发现极大地扩展了领土范围，直到今天巴西的疆界。也正是圣保罗人最先深入到米纳斯吉拉斯无人居住的峡谷中，在维利亚斯河里发现了第一批金子。但是金矿的开采并没能给圣保罗带来巨大的繁荣：米纳斯吉拉斯距离里约更近，金矿的出口大多走的是里约港；而金矿的利润几乎都被葡萄牙人拿走了，一度引发了圣保罗人的暴力反抗。传统从这时形成——与里约后来的依附皇权不同，圣保罗更愿意与以皇权为代表的旧体系决裂。

咖啡贸易的兴起给了圣保罗千载难逢的机遇。圣保罗州拥有与里约同样丰富的光照条件，但由于地处800米的高原，它气候却更加温和。它还拥有独特的红紫色土，土层深而且多气孔、富含腐殖质，非常适合咖啡树的茁壮成长。

在“庭院学院”的工作人员奥古斯都告诉我，教士当年选择圣保罗作为定居点，除了考虑到附近有印第安村落外，地理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沿海的群山将圣保罗州分成了两个部分：广阔的内陆和以桑托斯港为代表的狭长沿海。圣保罗正好位于两者的交汇点上。同时，圣保罗也是河流的交汇处，能够连通巴拉那河与拉普拉塔河两条大河。它们的流域覆盖了巴西整个东南部地区。而与桑托斯相比，圣保罗的优势是它有足够的土地容纳城市的发展。

于是，圣保罗成了广大内陆种植园与桑托斯港口之间的枢纽。这成为巴西咖啡生产和出口的主要线路。

19世纪末，圣保罗州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种植园——杜蒙特种植园。在距离圣保罗300英里的内陆：庄园包括数千英亩的土地，其中有超过1.3万英亩的咖啡田和2500英亩的牧场。环这个庄园一圈有40英里，人们为此修建了40多英里的铁轨。庄园供养着5000人，包括23个定居点，规模最大的由70户家庭组成。这里有为工人提供食物的大商店，还有面包店、药店、锯木厂，甚至还有酿酒厂。

从表面看，咖啡种植的兴起，不过是巴西单一农作物经济的又一轮简单循环，只不过主角从糖和烟草变成了咖啡而已。咖啡和糖具有许多相近的经济特征：大种植园、单一农作物、依赖国外市场。咖啡庄园的规模和经营模式也和糖料种植园相似。但相似之中蕴含着改变巴西历史的巨大不同：咖啡的种植和加工都需要更大的投资，这刺激了金融业的发展，并使种植园和国外资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咖啡种植者更支持自由化、乐意用新技术、机器进行试验。大部分咖啡产业兴起时，奴隶贸易已经停止。咖啡种植园广泛地使用领薪雇用人员。相比而言，糖料生产者更为保守，他们和依赖保护关税的帝国政府联系密切，坚决不肯取消奴隶制。

到19世纪80年代，巴西社会的上层发生了分化。从全国来看，传统的大地主与地方、州和国家政治家的友谊或家庭纽带是基本的权力结构。而在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咖啡种植者日益代表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布拉德福德·伯恩斯在《巴西史》中说：“新兴城市中心联合有资本的咖啡种植者，挑战农村新资本主义和垂死的大地产阶级的权力，这是当时巴西斗争的基调。”圣保罗孕育的，并不只是咖啡，还有巴西共和国的诞生。

从咖啡到齿轮

咖啡利益阶层对政治权力的控制成为1894到1930年巴西共和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特征。人们调侃说，共和国在巴西建立了20个州，但实际只有两个：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国家最早的三位文官总统都来自圣保罗。1930年之前，除一位总统来自里约，其他总统均来自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圣保罗通过控制总统大选，开启了经济立法和赞助的大门。共和国政府最重要的经济目标是保证咖啡价格的稳定，由于美国成为咖啡的消费大国，国家的外交中心也从欧洲转移到了北美。

1870年，圣保罗州有7000万棵咖啡树，到1930年，已经达到惊人的1.5亿株。1908年，咖啡已经占巴西总出口的53%。其产量已经占世界总产量的77%。在最佳年份里，圣保罗一州的咖啡总量就能占咖啡收成的65%～70%，为国库上缴30%～40%的税收。

从圣保罗坐大巴到桑托斯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如今，50万人口的桑托斯市是巴西乃至南美最大的海港。这里的港口条件优良。圣文森特岛与大陆之间有一道天然深水通航水道，港内拥有全长13公里的码头，可以停泊当今世界吨位最大的现代化集装箱船舶，同时又可以停靠散货船、滚装船、油轮、液化气船、远洋游船和其他超大型船舶。每年，巴西超过1/4的进口装箱货物，和近1/3的出口集装箱货物都是从桑托斯港进出的。

1922年，为了方便咖啡的出口贸易，圣保罗州在桑托斯建立了咖啡交易所，现在它已经被改成了一个博物馆。桑托斯的长途车站就在老城区里。城里空空荡荡，除了街角的小餐馆里有几个中年男子在看球赛，路上几乎看不到一个人。老城狭窄的石头路两边遍布着新古典主义建筑，还保持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模样。在阴沉沉的天幕下，这座老城显得有些诡异，仿佛笼罩着当年那个桑托斯的游魂，一旦我拐过街角，就会和穿着西装、戴着礼帽的咖啡经纪人撞个满怀。

要找到咖啡博物馆很简单，那是城里唯一有些人气的地方，也是最气派的建筑。博物馆的泰伊斯·菲娜达告诉我，这座交易所的建筑材料都是从欧洲进口的，铺就地板的彩色大理石来自意大利，水泥来自英国。当年，二层天花板装饰的电灯如同繁星，天花板四周的装饰花边都镀着真金。楼里还有巴西最早的两部升降电梯，现在依然在使用。交易所一层就是交易大厅，围着几百把巴伊亚最名贵木材制作的座椅。富有象征性意义的是，1822年，巴西刚刚独立时，整个桑托斯城最宏伟的建筑是一座教堂。1867年，为了建立联结圣保罗市的铁路，人们毫不犹豫地推倒了它。独立100年后，桑托斯出台硬性规定，城里的任何建筑都不得高过咖啡交易所。在咖啡的香气中，商业原则取代了传统的宗法，拉着圣保罗向工业化和现代化一路狂奔。

咖啡交易大厅的顶上有两幅精美的彩色玻璃画，一幅是甘蔗、大米和咖啡等农作物，代表帝国时代，另一幅是桑托斯港、轮船和齿轮，象征共和国时代的财富来源是工业。

近百年的咖啡经济为圣保罗的工业化创造了一切条件。它已经有了一个完备的出口港。1875年以后，铁路在巴西迅速扩张，绝大部分线路集中在东南地区，其特征就是将遍布内陆的种植园与圣保罗和港口连接。圣保罗城里到处是金融机构，随时准备向利润丰厚的新领域注入资金。19世纪初，为了方便圣保罗的咖啡贸易，王室在圣保罗建立了第一所法学院，也就是今天圣保罗法学院的前身。此外，在废除奴隶制后，为了保证种植园的劳动力供给，巴西从欧洲大量移民。这些移民往往都是技术工人出身，他们一旦离开种植园，就是巴西本土稀缺的高素质劳动力。

追逐利润的咖啡种植园主们开始向实业家转变。20世纪后，咖啡种植已经不再是第一和唯一选择。它始终面临着劳动力缺乏、土地价格上涨、价格下滑和极端气候等问题的制约。再加上“一战”的影响，实际上，从1897到1922年期间，只有1910到1914年，1919到1920年是咖啡生意的好年份。相应的，1907到1910年期间，圣保罗的年工业增长率达到8.5%，远远高于巴西全国3.5%的水平。1943年，圣保罗的工业产品就占到国家的54%。其雇用工人人数就占全国工人总数的41%。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互补过程导致的变化威胁了寡头政治和精英政治，1930年，酝酿了旧共和国的圣保罗以一场新革命推翻了它。

圣保罗的魅力

上世纪50年代以后，咖啡经济已经失去了魅力。泰伊斯·菲娜达告诉我，由于现代化通讯方式的广泛使用，咖啡经纪人聚集在交易所大厅里讨价还价的老办法过时了。1957年，交易中心转移到圣保罗市。咖啡交易所被流浪汉和毒贩们占据，桑托斯的老城一度成一座鬼城。

今天，巴西依然生产着世界一半以上的咖啡。但圣保罗人的生活早已不再围着它转。当他们在遍布全城的2万多家咖啡店里啜饮时，讨论的是另一种新发现的黑金——石油。

种植园主的独栋别墅曾经遍布保利斯塔大街。现在只留下了孤零零的一座。不远处就是建筑大师奥斯卡·尼迈耶1956年设计建立的高档商场“联合国家广场”（Conjunto Nacional）。在老城区，我还能看到30层的艾迪费希奥·马蒂内利大楼。1929年时，它是纽约以外全世界最高的建筑。农产品船运大亨吉塞佩·马蒂内利当年把自己的家设在大楼顶层。他是意大利托斯卡纳人，在1895年的咖啡潮中移民圣保罗。1929年咖啡价格暴跌，他就不得不搬离了大楼。

1928年建立的市政市场今天依然在使用。它已经成为圣保罗旅游的必到景点。游客们和保利斯塔们一道在这儿购买水果、奶酪、香料、坚果和干质鱼货。逛累了就尝尝这里的代表性特色食物——夹着厚达8厘米的千层火腿片的巨大三明治。这座2.2万平方米的市场豪华得如同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火车站。门拱上有巨幅的彩色玻璃画，其中一幅描绘的正是咖啡种植园。1932年，巴西的农业寡头集团组成制宪派发起了一场不成功的革命，反对总统瓦加斯。革命的大本营就设在这个市场里。

咖啡杯里孕育了这个城市的灵魂。今天，保利斯塔人总是夸口说，圣保罗的意大利后裔多于意大利以外的任何城市，日本后裔多于日本本土以外的任何城市，叙利亚－黎巴嫩后裔多于中东以外的任何城市。从1880到1930年，共有400万来自欧洲和日本等地的贫困工农业人口从桑托斯港登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圣保罗市出发奔赴内陆各大种植园。

1901年，圣保罗修建了路易斯火车站。这栋有着高高钟楼的巨大建筑是在苏格兰格拉斯哥设计建造完成，然后拆成零件运往圣保罗的。现在这里仍然用于短途客运。我站在火车站的回廊里，看着下层宽大月台上的人流。100年前，移民们漂洋过海 ，一路艰辛，卫生条件恶劣。当他们从被称作死亡港的桑托斯到达豪华的路易斯火车站时，是否会充满九死一生的庆幸呢？

圣保罗有一条充满和风的日本街，不过近年来由于中国和韩国移民越来越多，这条街已经改名为东方街了。我在保利斯塔大街附近的小街区转悠，会突然遇上许多意大利小餐厅，估计那曾经是意大利移民的聚居区。我也曾路过一栋有着伊斯兰风格的小楼，那是叙利亚移民协会。透过敞开的大门看到，墙上还挂着阿萨德总统的照片。今天的保利斯塔人以国际化的美食之都自居。这座城市有号称最好的寿司店，有超过6000家比萨店，每天卖出大约100万张。保利斯塔人的俚语里有这样一句话：“以比萨告终。”大约等于中文里的“额手相庆”。

刚从里约到达圣保罗时，我觉得这座水泥构成的灰色城市索然无味。它看上去一本正经，像穿着保守、不拘言笑的办公室职员，但那只是因为我尚未看到它的本色罢了。它就像我在圣保罗的房东：白天是西装笔挺的职场精英，晚上就是穿着时髦的夜场青年。

我在圣保罗遇到了一场盛事。圣保罗每年有一场“文化急转弯”（Virada Cultural）盛会，为观众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文化演出，内容包括音乐、舞蹈、烹饪、戏剧、艺术展、历史展等。十分特别的是，恰如其名，这场盛会就在遍布中心城区各个街区的数个会场举行。

夜里22点多，房东马里奥带着我去凑热闹。整个市中心都像是嗑了药，到处可以看到10层高的大楼，墙壁上从上到下都是涂鸦。街上挤满了雀跃的时髦年轻人。空气中弥漫着啤酒、大麻和荷尔蒙的疯狂味道。鸣着笛的警车在街道上穿梭，到处是荷枪实弹的警察。在一个教堂门口的小广场，一群人突然向我们狂奔过来。我正在发蒙，只听马里奥斯文地说：“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跑。”说罢立刻被他拽着跑出了十几米远。我们始终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马里奥经验十足地说：“反正，遇到这种情况，跑就对了。”我们走了好几个街区，围观了数场音乐会：摇滚、轻音乐、民谣、流行古典……凌晨3点，气氛依然爆棚。

达尼洛·费里奥说得对：“有些人觉得圣保罗是个无聊的城市，但那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即使是在严肃的保利斯塔大街上，你也能发现绚丽的色彩。原本普普通通的公用电话亭被绘制了风格各异的图案。圣保罗市内的100多个公用电话亭都被艺术家和涂鸦爱好者改造，变成了城市一景。

在保利斯塔大街的中段，波·巴尔迪最著名的建筑——圣保罗艺术博物馆卓尔不群。一块混凝土和玻璃制成的支板在空中架起一对巨大的红色拱廊，房盒子一样的博物馆就悬在半空中。我去的时候，里面正在展出印象派绘画，一举囊括了凡·高、德加、透纳、雷诺阿、塞尚和莫奈的作品。

在圣保罗的水泥森林中，有70多座博物馆与文化艺术机构。1951年建立的圣保罗艺术双年展与威尼斯双年展、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并称为世界三大艺术展，在三大展览中资历排行第二，仅次于威尼斯。每年，与艺术相关的产业是一笔29亿雷亚尔的巨大生意。巴西当代建筑界泰斗奥斯卡·尼迈耶在伊比拉普埃拉公园为双年展设计了礼堂。白色的礼堂外观简约，一片波浪形、漆成深红色的金属，像一条燃烧的舌头向外吐出，遮蔽着主要入口。礼堂内部，门厅的墙壁上和天花板上旋绕着一片气势宏伟的雕塑，由日裔巴西艺术家大竹富江创作。事实上，对于现代建筑的爱好者来说，整个圣保罗就是一座博物馆。

圣保罗大学哲学系教授玛利亚·阿鲁达告诉我，圣保罗丰富的艺术形态和庞大的艺术产业，是移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直接产物。一方面，圣保罗有丰富多彩的移民文化，和开放多元的社会，为艺术创造提供了源泉，移民们是圣保罗建筑艺术、视觉艺术和电影艺术创造的主力军；另一方面，从20世纪初开始，许多外国移民逐渐成为有经济实力的实业阶层，出生在巴西的新一代甚至进入社会阶级的最高层，他们对文化更加敏感，注重在文化艺术领域发出声音，成为艺术产业的重要资助者。今天蜚声世界的圣保罗艺术双年展就是意大利裔实业家马塔拉佐建立的。 圣保罗咖啡巴西文化桑托斯巴西巴西历史另种咖啡制作巴西总统里约巴西移民移民欧洲移民巴西里约奥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