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马尔克斯：通往《百年孤独》的旅程

著名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 摄于1982年）

阿拉卡塔卡：童年与故乡

1952年3月，23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母亲一道去老家变卖外祖父母的宅院。“当时我家住在一个遥远的小镇。那天早上，她来到巴兰基利亚，却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她东询西问，知情人让她到世界书店及周围的咖啡馆找一找。那些都是我每天早晚两次必去之地。我在那儿会我的作家朋友。那个为母亲指路的人提醒她说，‘小声点，他们可是些书虫儿’。12点钟，她蹑手蹑脚地绕过书桌，来到我的身边。她看着我，笑容黠慧。那是她美丽时光的见证。没等我做出反应，她说：‘我是你妈。’”在马尔克斯的自传《活着为了讲述》里，他如此写道，“无须任何说明，我就知道她指的是什么房子。对我们而言，这世上只有一处房屋属于我们：我外祖父母留在阿拉卡塔卡的老屋。”

那次对阿拉卡塔卡的重访，被马尔克斯赋予了宿命的、决定性的意义，成为马尔克斯对于童年和故乡不厌其烦、孜孜不倦回忆的源头，也激发了他继续旅行和寻根的欲望。75岁时，马尔克斯以有些自我戏剧化的方式回忆那次旅行：“从此往后，即便我寿命再长、工作再勤奋，也无法穷尽由此萌生的故事。……那是我作家生涯、甚或一生中做出的最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他就出生在阿拉卡塔卡，8岁离开，之后一直没有回去过。23岁的马尔克斯刚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大学法律系辍学，沉浸在书籍里，吟诵着西班牙黄金世纪的诗歌，逃过了兵役，有了两次淋病经历。他已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了6篇小说，每天大约抽60支劣质香烟，辗转于哥伦比亚加勒比海边的卡塔赫纳和巴兰基利亚，靠《先驱报》微薄的专栏稿酬活得像个“一无所有的国王”。经济的窘迫让他比时尚整整超前了20年：“花衬衫，牛仔裤，长发蓬乱，须如蔓菁，脚下还朝圣般地踢踏着一双凉鞋。”他因此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母亲同去卖房的要求，还碍于面子，提出负担自己的那一份旅费。1967年，《百年孤独》成功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曾问他，书中的主角是童年的哪些人。他回答：“是我外公。”他的外公就是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

那个赋予马尔克斯小说源源不断的灵感，又因他的小说成名笼罩上神秘魔幻气息的童年故乡，究竟什么模样，发生了什么？1890年，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搬到哥伦比亚的小镇巴兰卡斯，开了一家珠宝店，出售自己打造的作品——项链、戒指、手镯、链子，以及他所专长的小金鱼，小金鱼后来成了《百年孤独》里炼金术的灵感来源。千年战争开始后，尼古拉斯加入了自由党乌里韦·乌利贝的军队，在瓜希拉、帕迪拉和马格达莱纳省份打仗，身为司令官，参与了自由党军队占领里欧阿查，并在1920年随乌里韦的军队来到小村阿拉卡塔卡，接着，在西安纳加的战役中遭到空前溃败。尼古拉斯上校回到巴兰卡斯妻儿的身边，却又被迫离开。这件改变马尔克斯家族命运的事发生在1908年，尼古拉斯在镇上参与了一项暴力事件，杀了人。这件事的真相已经湮没在漫长的时间里，英国的传记作家杰拉德·马丁前去考证时，巴兰卡斯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版本，唯一可以确认的是，当时40多岁的少校开枪杀死了一名叫梅达多的年轻人，他是朋友兼军队同行法兰西斯科·罗梅若将军的外甥。那时的少校很风流，有数名非婚生子女，有一种说法，他诱惑了梅达多的母亲梅达达，才有了这场挑衅导致的杀人。马尔克斯曾这样讲述他的外公：“他很年轻的时候不得已杀过人，住在小镇上，似乎一直有人找他麻烦，挑衅他，直到处境变得很困难，他只好给对方一颗子弹。……我外公因而无法忍受小镇上对他存在的威胁，动身起程离开了此处，去了很远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的城镇。我对外公记忆最深的是，他总是对我说：‘你知道死人的重量吗？’”

( 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妻子及一双儿女（摄于1990年） )

尼古拉斯并不富有，总是徒劳地等待着政府应允给参加“千日战争”的退役老兵的抚恤金。但与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除了期盼抚恤金，没有任何谋生手段的悲剧上校不同，尼古拉斯上校是当地显赫一时的人物，小地方的大人物。他拥有一座大型木造房子、内铺水泥地板，比起大多数镇民所居住的简陋房舍，阿拉卡塔卡的居民公认这是豪宅。大宅院里住满了人——外公外婆、姑姑阿姨、临时工、仆从、印第安人，但也充满着鬼魅。马尔克斯人生的前10年时光都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而是和外公尼古拉斯上校及外婆一起住在这里。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我最永恒而生动的记忆并不是关于人，而是阿拉卡塔卡的房子，至今仍然令我魂牵梦系。我每天都带着这种感觉醒来，不论是真实还是想象，我梦到自己在那栋老旧的大宅院里，并不是我回到那里，而是……而是我就在那里，没有特定的时空，没有特别的理由，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即使现在在我的梦里，主导我整个童年那种夜晚的不祥之感仍然持续地存在。这是一种无法控制的感觉，每天从傍晚就开始，一直到睡梦中仍然纠缠着我，直到我从门缝里看到曙光的到来。”在马尔克斯的一生中，这座童年的宅院占据了他的心灵。他不断重新发现、重新刻画、重新掌握这段记忆的企图，成为他作家养成的一大部分。不到20岁时，他就已经在写一本冗长的小说《家》，描述这座老旧的大宅院；这座宅院最后出现在他1950年的第一个中篇小说《枯枝败叶》中，完整但带着某种程度的幻想成分。只有在1967年的《百年孤独》中，他才完整、详尽、具体地呈现了占据了他心灵的宅院，令他害怕的童年永恒地在马孔多的魔法世界里成形。

事实上，被加西亚·马尔克斯文学化了的大宅院，与现实有一些出入。传记作家实地考证，那并不是一栋大房子，而是三栋分开、木头加砖块建造的房子，几座附属小屋，以及后方的一大片土地。加西亚出生时，这三座建筑物已经有了美式的水泥地板、铁窗、防蚊纱窗、红色镀锌斜屋顶，不过有些附属小屋仍然保留着比较传统的哥伦比亚式的棕榈叶屋顶，房子外则有杏仁树为入口遮荫。等到马尔克斯有最早记忆时，进大门后，左侧已经有两栋建筑物，第一间是上校的办公室，连接着一间小小的会客室、美丽的小阳台，花园里有茉莉花树，以及许多美丽的玫瑰花、茉莉花、甘松、天竺葵、百合，总是飞满了黄色的蝴蝶，更远处是三个房间的套房。加西亚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的10年间，先睡在婴儿床上，睡不下后，他就睡在吊床上，分别或同时由妹妹马格丽妲、姑婆法兰希斯卡·西莫多希雅和表姐莎拉·马尔克斯陪伴。圣人供奉日夜以棕榈油灯照明，每一位都守护着家族中特定的人。“守护外公、孙子、房子、没有人生病等等。”法兰希斯卡姑婆一生中许多时间跪在这里祷告。最后一个房间是“行李间”，放着许多古老的物品、从瓜希拉移民时带来的家族信物。房子左侧走到对面是六个房间，前面的露台上罗列着花盆。还有一个上校的银匠工作室，直到去世前，他都在此不断练习此工艺。巨大的餐厅位于房子正中央，餐桌可以容纳10个人，也有几张摇椅，有需要的时候供餐前餐后喝酒用。最后还有一个大厨房，有烘焙师傅的烤箱，就像餐厅一样的开放式。外婆和阿姨们做面包、蛋糕、各式甜点让客人享用，也让家里的印第安人拿到街上贩卖，补贴家庭收入。这座巨大房舍的财富和野心似乎夸耀着阿拉卡塔卡的快速成长，芒果树的后方蔓延开来，仿佛融入乡间，连接成一片半野生空间。

( 马尔克斯在家乡阿拉卡塔卡的故居现已成为博物馆供游客参观 )

马尔克斯记忆里，宅院是着了魔的。隔壁的建筑被孩子们认为是“死人之屋”，镇上居民中也流传着血腥故事，一个委内瑞拉人在里面上吊自杀，死后继续住在那里，可以清楚地听到他在里面咳嗽、吹口哨。马尔克斯最早的记忆开始定型时，阿拉卡塔卡是个充满戏剧性与暴力的前哨城镇，几乎每个男人都随身带着开山刀，也少不了枪支。他最早的记忆之一是在外面露台玩耍时，一名女子路经大宅院，以布包着丈夫的头，斩首的躯体则拖在身后。白天是生动、多样、永远在改变中的世界，时而暴力，时而充满神奇，夜间则总是充满恐怖。马尔克斯的外婆会讲很多神话和鬼怪故事。马尔克斯回忆说：“我的外婆才是大宅院真正的主人，不只是她，还有那些她永远与之沟通的神秘力量，决定那天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她会诠释自己的梦境，根据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来安排家里的事务，就好像罗马帝国由鸟来主宰一样，由雷声和大气所传达的信息解释气候的改变、情绪的改变。他们虽然应该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其实我们被看不见的神祇操纵着。”她的外婆总是戴孝或半戴孝，总是濒临歇斯底里的边缘。“她非常紧张，看得到很多东西，会在晚上告诉我。她谈到死人的灵魂时会说：‘他们总是在外面吹口哨，我常常听到。’每个角落都有死人和回忆，晚上6点之后，根本不能在里面走动。他们会让我坐在一个角落里，我停留在那里，就像《枯枝败叶》里的男孩一样。”难怪，那个男孩会在浴缸里、厨房的火炉边看到死人，有一次，他甚至在自己的窗户上看到恶魔。这个童年神奇、诡异又奇幻的世界，通过故事和大宅的场所精灵，在马尔克斯的体内繁衍生息，与那些延绵不断的神话、典故和传说一起，成了他建造魔幻文学世界的化学元素：阴魂走开以前就应该让小孩睡觉；孩子们躺着的时候如果门前有出殡的行列经过，应该叫他们坐起来；别让黑蝴蝶飞入家中，飞进来就意味着家里要死人；若是飞来了金龟子，家里要来客人；如果嗅到硫磺味，就是附近有妖怪。

在哥伦比亚作家达索·萨尔迪瓦尔的考证里，《百年孤独》与阿拉卡塔卡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联系：实际生活中的乌里韦·乌里贝将军是小说中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形象上的渊源；那个吃土的女孩吕蓓卡，其原型就是与他一起住在宅院里的妹妹马戈特，她在8岁前一直有着偷吃烂泥的习惯；上校拉着他的手去香蕉公司特派员办事处观看冰块的细节，成了《百年孤独》脍炙人口的开头。1928年因罢工而导致的大屠杀的细节，也出现在《百年孤独》中：在西安纳加，科特斯·巴尔加斯对群众喊话，要求解散，不然就会开枪。群众中一个人大叫出一句被永远记录在《百年孤独》中的不朽还嘴之言：“我们再送你一分钟！”“开火！”巴尔加斯大叫，三挺机关枪里的两挺以及两三百支来复枪的枪声在广场上回响，许多人倒在地上。据说，士兵用刺刀杀死了那些受伤的人。1929年，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观察家报》说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美国驻波哥大代表在公开信里写道，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1955年，联合水果公司的副董事长对研究人员说的也是超过1000人。但马尔克斯发明了3000人这个数字，这个数据仍在被激烈地争论着。这场屠杀将沉浸在自己心灵世界里的阿拉卡塔卡与更加深广的拉美和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1910年，当马尔克斯上校带着家人搬到此处时，只有几百人分散在乡间河畔的阿拉卡塔卡已经有了铁路，从圣玛尔塔经由西安纳加、阿拉卡塔卡通到风达西翁，香蕉园在铁路两旁，延伸将近60英里远，成为高速发展中的繁华城镇。

马尔克斯故居一景

混合着传统与现代的阿拉卡塔卡魔幻生长，若隐若现的决定性力量却是1899年成立的、办公室设在波士顿、运送港口在新奥尔良的联合水果公司，已经拥有中美洲和牙买加许多土地的美国实业家小凯斯在圣玛尔塔附近购买了大量土地。联合水果公司经营铁路，几乎垄断所有土地、灌溉系统、输出海港，横跨大沼泽，也几乎垄断电报系统、水泥制造、肉类和其他食物，还有电话与冰块，间接控制了当地警方、政治人物和媒体。来自世界各地、哥伦比亚两地区的移民（包括瓜希拉半岛和玻利瓦尔地区）来到这儿，在香蕉园工作，或是做小生意，工匠、商人、船夫、妓女、洗衣女工、音乐家、酒保都出现了，当时许多在纽约和伦敦找得到的东西，也开始出现在这里。马尔克斯的外公就是移民到这里来做报税员的。而这场屠杀，则以暴力方式结束了阿拉卡塔卡的黄金时代，联合水果公司与其员工的关系破灭，大萧条开始吞噬整个地区。大屠杀发生时，马尔克斯还是个婴儿，他是在游历了欧洲与拉美其他国家后，重新回来审视故乡的这一事件的。而阿拉卡塔卡漫长的衰落期，正好是马尔克斯的童年和他的外公生命的最后岁月。

正如达索·萨尔迪瓦尔在其所著的马尔克斯传记《追根溯源》一书中所表达的，马尔克斯念念不忘的阿拉卡塔卡就是他的隐秘中心和不断追溯的根源，他后来的每一次离开或远行，都是为了不断的回归，赋予阿拉卡塔卡更丰富的视角和含义。那座幽灵出没的宅院里的童年，是贯穿马尔克斯一生及其创作的记忆之核。也正因如此，他的文字才是一部“有关人类保存或毁坏自己的渊源和命运，以及梦想和愿望的历史”。

1959年，马尔克斯被聘为古巴的“拉丁美洲通讯社”驻波哥大记者。图为他在波哥大办公室里撰写新闻稿

远行

马尔克斯对于围绕着他的既琐碎又激动人心，既令人恐惧又充满诗意的现实生活的内在奥秘，并不是一开始就心知肚明，或者说，要彻底看清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了解它对于自己写作和生存的意义，他必须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角。正如他去了波哥大，有助于看清他的故乡阿拉卡塔卡，去了墨西哥有助了解他的祖国哥伦比亚一样，欧洲的游历终于使他有机会重新审视整个拉丁美洲。在达索·萨尔迪瓦尔看来，假如我们把马尔克斯念念不忘的阿拉卡塔卡视为一个隐秘的中心，每一次离开或远游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不断的“回归”。

( 来自拉丁美洲的工人们在做缝纫活（摄于1970年） )

1943年，马尔克斯前往首都波哥大考学。对他的家庭而言，这是极大的冒险，波哥大的旅程是昂贵的投资，小男孩的入学考试多半可能会失败，是很大的冒险。他的母亲修改了父亲的黑色旧西装，全家人前往登船甲板送行。他们沿着莫哈纳河和圣豪尔斯河下行大马格达莱纳到马甘格市。马尔克斯在那里和父亲说再见，坐上江轮往南到萨卡尔港。在他的记忆中，这趟旅程仿佛浮动的节日一般，和其他年轻人一起唱着波丽露、瓦耶那多自娱，那“行驶的木造明轮船，在这赤道支流弥漫栀子花的香味和腐朽的蝾螈中留下钢琴圆舞曲的琴声”。当他从萨卡尔港登上火车，爬上安第斯山脉，终于来到首都波哥大时，他的世界第一次豁然开阔，然而对于一个第一次独身在外的男孩而言，漂浮着煤灰的波哥大和学校所在地锡帕基拉更多的是让他感到暗淡和压抑。学校为他了解哥伦比亚和拉丁美洲历史打下了基础，他还涉猎了从希腊和罗马文学到近代的西班牙和哥伦比亚文学。正是在波哥大的街上，一位朋友介绍他认识了一位远亲贡萨罗·冈萨雷斯，后者正在《观察家报》工作。冈萨雷斯对马尔克斯有鲜活的印象：“很旧很干净的鞋子，一只踩在人行道上，另一只踩在波哥大十六街的第七大道柏油路上，态度谨慎，几乎有点悲伤，非常孤独，不为人知。他开始沟通，表现出一种有节制的唠叨，后来听说那是他的‘好人表演’，一两分钟后他就开始谈到书……”每个假期，他都从锡帕基拉的学校，从波哥大的大学，从卡塔赫纳和巴兰基亚的工作，回到父母所在的偏远河边小镇苏克雷。在苏克雷和许多附近的城镇里，他遇见笔下许多最知名角色的原型，包括“纯真的埃伦蒂拉”的同名角色，《霍乱时期的爱情》中他称为玛丽亚·阿雷罕德莉娜·塞万提斯的妓女。也是在苏克雷的一次假期中，他有了另一次热烈的性经验，是和一位年轻的黑人女性，他称为“尼格罗曼塔”（灵媒之意），《百年孤独》里也有位性感的黑人女性叫这个名字，她的丈夫是警察。

20岁的马尔克斯进入首都波哥大大学法学系读书。他逃很多课，喜欢在咖啡馆谈论文学，从海明威、福克纳、赫尔曼·黑塞、托马斯·曼、卡夫卡，谈论现代作家乔伊斯、普鲁斯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也谈到一些俄国作家。有时候，他会参加朋友安排的即兴的周六晚舞会，马尔克斯开始穿得花哨，以弥补他的贫穷，“穿过拥挤的桌子以及黑帽子，以他闪闪发光的米色热带西装使人们惊艳”。从他的大学生活一开始，他便发展着自己的文学使命，长而混乱的头发、颜色刺眼的长裤、诡异的格纹衬衫，都使他如鱼得水，无意识地反叛着自己的每一个尴尬动作。正是在波哥大，他开始清楚自己失去了童年，并且失去了家园——加勒比海海岸，海洋与阳光之地。他作诗道：“是我们初恋的大海/在秋日的眼中……/一日我想望大海/——童年的大海—为时已晚。”在鬼魅的都会，他寻找到类似卡夫卡的东西，并为他的故事提出了新的美洲起源——在一个家谱概念中寻找历史族谱，他写道：“他觉得自己好像是棵25岁的树……也许后来他会觉得有一点点怀念，怀念不是作为正规的、解剖学上的尸体，而是想象的、抽象的尸体，只存在于他亲戚模糊的记忆中……”也是在某一次假期，他留在波哥大的廉价旅社里，写下一篇故事《死亡的彼岸》：“在他之后到来，夜晚和他一起沉浸于母亲子宫的流质之中，他和他一起攀爬祖先家谱的支系；和他一起属于四对曾祖父母的血液之中，他来自许久之前，盘古开天之际，以自己的重量，以神秘的存在维系着整个宇宙的平衡……”《百年孤独》对于族谱的着迷，以及对于平行宇宙、时空、灵魂、生死、变形等的探索，在这时便已出现端倪。也是在波哥大，他认识了美丽的梅塞德斯·巴尔查，并在心里认定，要娶她为妻。

马尔克斯的妻子梅赛德斯·巴尔查 （1958年）

马尔克斯“大三”时，哥伦比亚政局动荡，他辍学了，成为一名记者，开始在巴兰基亚新闻界工作，为《先锋报》写稿。就在他渐渐习惯新生活时，一天，他的母亲从苏克雷搭船来找他，得知家人又缺钱了，母亲开始办理出售父亲老家的手续。于是马尔克斯随母亲坐上汽艇，穿越西安纳加大沼泽，又从西安纳加搭乘与许多年前一样的黄色城镇火车回到阿拉卡塔卡。这趟回乡旅程，似乎每一条街都带领着时光倒流，引领他回到自己出生的房子里。许多年后，马尔克斯说，那一趟旅程中，“真正发生在我身上的是，我了解到童年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文学价值，而我现在才开始觉察到这一点。从写《枯枝败叶》那一刻开始，我了解到自己想成为作家，没有人能阻止我”。

后来，他加入《观察家报》，来到波哥大，月薪是他在巴兰基亚收入的很多倍。在波哥大，他与一些日后重量级的作家建立联系，发展了友谊，其中包括《观察家报》的社长基耶尔莫·卡诺、爱德华·博尔达和博尔达的表弟贡萨罗·冈萨雷斯。在波哥大，马尔克斯写了一系列带有他个人文学风格的新闻报道，包括描写皇室权力与孤独、神话和现实的《克莉奥佩特拉》，从文学性和人文主义出发的电影评论，呈现人类命运注定活在由时间主宰的未知力量中的泥石流灾难报道，以及对海军军官海洋生活长达56个小时的专访《船难水手的故事》。很快，作为《观察家报》的记者，他被派赴欧洲，报道“二战”在欧洲结束10周年在日内瓦的元首峰会。

他来到了欧洲。这趟旅程成为他伪装在记者任务背后的一次短暂的自我放逐，他开始了一段较为漫长的游欧旅程。他在巴黎、巴塞罗那、罗马四处漂泊，一方面作为记者写报道，另一方面继续自己的文学写作。在罗马，他在实验电影中心上了一段时间电影导演课程，然后前往巴黎。圣诞节前一个下雨的夜晚，他的火车在一个午夜之后进站。他坐上出租车，第一个印象是一名妓女站在靠近火车站的街角、橘色雨伞下。出租车本来应该载他到“精益饭店”下车，却到了拉斯培尔大道上的法国文化协会青年旅舍下榻。马尔克斯在巴黎待了近两年。他所下榻的阁楼听得到索邦的钟声，他坐在此处写信给他相识不久的未婚妻梅赛德斯·巴尔查，她的照片就挂在阁楼里，一头长长的飘逸直发。他开始写小说《恶时辰》。这小说仿佛顽固地拒绝有所进展，他也开始失去控制。他沉浸在自己所重现的哥伦比亚最沮丧的时期，小说里所描写的小镇几乎就是苏克雷，地形上的细节非常精确，读者几乎可以自己画一张当地地图，所有的注意力着重在河流、木板走道、大广场，以及周遭的房子。苏克雷成为后来许多短暂、令人不安的小说背景：《恶时辰》、《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全都直接表达着暴力充斥的命运，在他笔下那不再着迷的世界里漫无目的地挥舞着双手。随着时序由冬日进入春季，马尔克斯越来越躲在自己的世界里，更少见到巴黎。他通常在便宜的学生餐厅吃饭，如“卡普拉德咖啡座”和“雅典古卫城”餐厅。

在巴黎，他认识了26岁的西班牙演员塔奇雅。他们一起散步聊天，慢慢地熟稔起来。塔奇雅回忆道：“渐渐地，我开始喜欢上加夫列尔。……几星期后，我们开始稳定下来，我想是4月的时候。一开始，加夫列尔有足够的钱请女生喝饮料、一杯热巧克力，或是看电影。后来他的报社关门了，他什么也没有了。”马尔克斯认识塔奇雅三个星期后，波哥大的《独立报》就关门大吉，这一次关闭了将近一年。报社没有寄来欠他的钱，而是寄来一张回哥伦比亚的单程机票。机票送到的时候，马尔克斯咽下一口水，深呼吸，然后把机票拿去换钱，很可能是为了塔奇雅而留下。多年后，英国传记作家拉杰德·马丁问马尔克斯关于塔奇雅的往事，马尔克斯“深呼吸一口，仿佛看着棺材慢慢打开”。他把这段往事视为他的秘密生活，并暗示道：“如果存在什么地方，会是在他的书里。”

遇见塔奇雅不久，马尔克斯的写作成为痛苦的经验，《恶时辰》无止境地被延迟，最终被搁置一旁。也是在这时候，书中的一位配角开始渐渐发展出自主的故事内容，最后要求自己独立的文学环境。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顽固的老上校、逃离马孔多的难民，在“千日战争”中服役，事件发生的50年后，这个男人还在等待着政府积欠他的抚恤金。这就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这个令人着迷又绝望的故事在1956年5月或6月初开始成形，正值马尔克斯的这段恋情被贫穷煎熬时。他欠付的房租开始不断积累，不久后，他和塔奇雅开始连吃饭都成问题。卖机票的钱用完后，他收集空瓶子和旧报纸，在附近的店家换取几分钱。他说，自己有时候从肉店“借”一根骨头让塔奇雅熬汤。他写信向哥伦比亚的朋友求助，满怀希望地等待，时间一周又一周过去。也是在写作《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这段时间里，塔奇雅怀孕、堕胎，离开马尔克斯，去了马德里。等信的上校直到小说结束时，仍在顽固抵抗，绝不卖掉被杀害的独子留下的斗鸡。他体弱多病的妻子问：“我们要吃什么？”“上校花了七十五年——他七十五年的生命，一分钟一分钟的——来到这一刻。他感觉纯净、清明、无敌。那一刻他回答：‘屎。’”马尔克斯本人曾说，这本小说有多重灵感——巴兰基亚市场带着沉默的焦虑等待一艘船的男子模样，外公等待抚恤金的回忆，“暴力事件”期间哥伦比亚的政治局势，狄西嘉的《风烛泪》和萨瓦提尼的剧本等。但拉杰德·马丁的考证发现，马尔克斯从来没有承认，最直接的灵感来源是，他与塔奇雅当时所经历的戏剧人生。没有塔奇雅买食物、讨价还价、煮便宜的餐点，马尔克斯只能勉强度日，就像老上校在小说第一页刮他的咖啡壶一样。他的弟弟古斯塔沃回忆：“在巴兰基亚喝酒的时候，小贾布告诉过我一个秘密，‘《百年孤独》出版之后，每个人都是我的朋友，但没有人知道我付出什么代价才走到那里。没有人知道我已经沦落到在巴黎吃垃圾堆里的食物’。‘有一次，我去一个朋友的派对，派对结束后，女主人请我帮她把垃圾拿到街上去，我饿到当场就从里面捡东西来吃。’”马尔克斯后来宣告：“我也知道等待信件、饥饿、行乞的滋味。……上校体内有一点点的我，一模一样。”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马尔克斯与海明威在巴黎圣米歇尔大道有了那次日后被人津津乐道的历史性的邂逅。海明威当时正与妻子朝着卢森堡公园走去，穿着旧牛仔裤、伐木工人衬衫，戴着棒球帽。马尔克斯羞赧得不敢靠近，从马路的另一头大叫：“大师！”海明威举起手，以稍微带着点稚气的声音大叫回应：“朋友，保重！”

巴黎之后，马尔克斯去了柏林、布拉格、波兰、基辅和莫斯科。他写了《铁幕后的九十天》一系列文章，有先见之明地指出了苏维埃体制的弱点。然后，他来到英国，在南肯辛顿的一家小旅社撑了将近6个星期，一点不懂英文，“以为英国人在街上自言自语，后来才知道他们在说’抱歉’”。1957年，马尔克斯结束了欧洲的流浪生活。40多年后他回忆说，那段时间“我只是聆听自己的情绪，我的内心世界；我有这种经验，也建立了一个个人的世界”，“大部分的拉美人在欧洲接受文化的洗礼，我却完全没有”。

这一年，他收到来自加拉加斯的电报，比利尼欧·门多萨的老板提供给他一张机票前往委内瑞拉首都，到《时代》杂志与门多萨一起工作。不久，他与梅赛德斯结婚。他写了关于匈牙利前总理纳吉死刑的报道，也是在这时候，菲尔德·卡斯特罗进入到他的视野里。他曾在加拉加斯访问过卡斯特罗的妹妹艾玛，《我的哥哥菲德尔》发表在《时代》杂志上。他提到的卡斯特罗最喜欢的食物意大利面，当他发现卡斯特罗曾经参与“波哥大暴动”后，对这位年轻的古巴人史诗般的冒险产生了浓厚兴趣。1959年1月，马尔克斯正在整理他《委内瑞拉影像》杂志办公室的办公桌，一位古巴革命分子出现，问他是否有兴趣当即乘飞机前往古巴观察巴蒂斯塔罪犯的审判。当他抵达哈瓦那时，卡斯特罗刚成为总理三天，古巴沉浸在新革命的兴奋、迷惑和波折中。他来到总统府，这里一片混乱——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外国记者都混在一起，凯米罗·西安富耶格斯和切·格瓦拉在说话，卡斯特罗搭乘直升机过来，向建筑物前聚集的百万民众解释“真相行动”的宗旨意义。4月，就在卡斯特罗访问华盛顿受到美国政府刻意冷落后不久，一位墨西哥人来到波哥大，带着一行李箱钞票。他提议门多萨应该负责设立波哥大的“拉丁美洲通讯社”，门多萨接受了，同时表示马尔克斯在委内瑞拉，热心支持革命，只等着对方提出邀请。几天后，加拿大皇家银行通知门多萨有1万美元汇到他名下，他打电话给马尔克斯，要他搭乘下一班飞机前往波哥大。马尔克斯由此融入到整个拉丁美洲的命运中。没多久，他们在波哥大七号公路的办公室就成为哥伦比亚左派的聚会处，其中的员工包括马尔克斯的妻弟爱德华。世界各地的革新主义者都以最热烈的注意力锁定古巴的发展，拉美年轻人开始把“古巴实战经验”应用在自己的国家，在拉美各处成立游击队。门多萨和马尔克斯也常在办公室附近的街上安排支持古巴的集会。也是在这时候，马尔克斯开始以洲际主义的视角来审视哥伦比亚政治，并对“全国阵线”的专制集团现实感到失望，甚至愤怒。他的《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是他离开哥伦比亚三年，在欧洲、委内瑞拉和古巴游历与生活后的产物。这些不同的体验接连影响到他对哥伦比亚的感受，他积累了很多挫折感，并藐视和愤怒一个国家竟能无止境地耗弱自己的子民。《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讲的是一位老哥伦比亚女族长的生与死，哥伦比亚所有的政治人物和显贵，甚至来自国外的贵客如教皇等，都来参加她的葬礼。故事中暗示而没有明说的是，格兰德大妈一生都在蛮荒之地度过，她的财富来自无耻地剥削劳动农民阶层，她自己丑陋、粗俗，在每一方面都荒唐可笑，然而，在她未命名的国度里，却没人注意到这些明显的事实。我们从中读到的是，马孔多的历史时间由于格兰德大妈及其家人在经济、政治、精神上的独裁统治而凝固了，只剩下一个不可思议的缺乏历史依据的时间。

离开哥伦比亚长达四年后，他在审视故土时与过去最大的差异在于，他的声音已经有了作者的权威，他在更宽广的世界中的体验赋予他身为作者的藐视和轻蔑。游历使他获得一个重新审视哥伦比亚和拉丁美洲的地理上的视角，与此同时，与异域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相遇，则帮助他进一步确定了自身的特性。正如杰拉德·马丁评价：“叙事者所描绘的哥伦比亚无法改变，但审视它的视野知道，改变是可能的。这样的故事只有可能在1959年完成，当马尔克斯经历过马克思称之为‘辩证’的经验之后，给他隐约出现的魔幻现实一种野性、嘲讽、狂欢节似的政治意涵。”从那时起，马尔克斯宣称：“我的‘写实’阶段已经结束。”

重新发现拉丁美洲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古巴的事业高峰，是他的同事、阿根廷作家兼记者马塞蒂·华许破解了中央情报局的加密情报，内容是后来所知“猪湾入侵事件”的准备工作。在那段情况紧急的日子里，马尔克斯的文学创作被置于第二或第三的位置。他也曾说起，他失望于文学难以成为这个时代人的表达方式，他当时偏爱的是电影。但在那些惊天动地的日子里，他最大的消遣之一是能够谈论文学，尤其是与记者朋友鲁道夫·沃什在几乎秘密的谈话中探讨小说的结构。他不仅谈过，而且利用休息时间，在疗养大厦2002号套房里一如既往地一点一点地读书。那些天里，他也几乎秘密地拜访了著名的广播小说作家菲力克斯·凯涅特。在哈瓦那火热的几个月里，他唯一感到扫兴和失望的，是看到一些宗派分子，逐步掌握了领导权。从古巴在美国侵略驱使下开始投入苏联母亲的怀抱那一刻起，这已经是公开的篡夺了。不久，马尔克斯继马塞蒂和门多萨后，辞去了通讯社的职务。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的亲密私人关系曾备受争议。但正如萨尔迪瓦尔所评论的：“与许多同代人同行相反，他从不说任何反对共产党人的话。……之所以毫无保留地支持古巴革命，是因为他认为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那样的领导人终于为古巴和拉丁美洲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莫斯科的刻板模式的道路。”

1961年6月，一家人来到墨西哥电影里时常出现的尘土飞扬的拉雷多市时，已经乘坐长途汽车走了整整两个星期，走在约克纳帕塔法县虚构与真实的领地上，通过阅读福克纳的小说，马尔克斯对这片领地及其居民了如指掌，这次旅途也使他5年后在《百年孤独》里，得以描写朋友阿尔瓦罗·赛佩达·萨穆迪奥坐火车进行的有去无还的旅行。多年后，他回忆说，他携妻子孩子于一个霞光灿烂的傍晚（同一天海明威自杀），到达墨西哥城火车中心站，那个霞光灿烂的傍晚，一如他随身携带的容纳思念之情的硕大行囊里那帧加拉加斯绚丽晚霞的永恒景象。这时在车站迎接他们的，是诗人兼小说家阿尔瓦罗·穆蒂斯。伴随着纯洁的友谊和口袋里剩下的20美元，马尔克斯在墨西哥开始了一段生活。

马尔克斯起初怎么也找不到工作。他没有钱，没有工作，还有妻小要抚养。政治上他已经脱离了拉美政治的首拨革命浪潮；文学上，他失去了自己的风格，他已经和古巴故事的灵感来源分道扬镳。他必须接受新的、异常复杂和强而有力的文化世界。在穆蒂斯的推荐下，他阅读了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作品《佩德罗·巴拉莫》和《燃烧的平原》。之前他对他一无所知。那时的马尔克斯，对拉丁美洲大陆文学还知之甚少。此时，以“文学爆炸”闻名的拉丁美洲小说及新浪潮已经开始，但他还不认识任何一位即将成为同事、朋友或对手的巴西、古巴、秘鲁作家，也不清楚他们作为先锋的诸多作品。他真正熟悉的只有阿根廷的博尔赫斯，但博尔赫斯是最不“拉美化”的。20世纪20年代，寻求身份认同的文学过程是在墨西哥发起的，1940年注入了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西班牙难民，对马尔克斯来说，墨西哥是位好老师。这段时期的《失落时光之海》首次介绍了经济帝国主义，叙述赫伯特先生这位“美国佬”以世俗福音教士的身份来到一个差不多被遗弃的小镇，他宣布自己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多得没有足够空间摆放，心胸都开阔到连胸襟也放不下了，所以要游遍世界，解决人类问题。但他最后榨干了本已贫穷的小镇，让自己更富有，继续他的旅程。这位赫伯特先生与后来在《百年孤独》中把橡胶公司带到马孔多的赫伯特完全是同一个角色。《失落时光之海》介绍了美国帝国主义，这是拉丁美洲的产物。如今，马尔克斯必须对他所执迷的对象赋予新的定义——他的外公、他的母亲、他的父亲、哥伦比亚，他需要以拉美的观点重新看待他们。幸运的是，他很快认识了墨西哥的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这是一次重要的相遇。富恩特斯与他发展出亲密的关系，并带他进入了广阔的拉美文学戏剧界。

他在几家杂志社找到了工作，还在广告和公关业谋过职，也从事特约电影剧本的写作。他逐渐融入了拉美的“文学大爆炸”和墨西哥的文化环境中。左翼出版公司“年代”（Era）买下了第二版《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马尔克斯于是开始进入名人社交圈，穿梭于身着黑色皮夹克、戴着深色眼睛的墨西哥城时髦作家、画家、电影明星、歌手和记者中。他的两个孩子上的是私立英语学校，他们有一辆车子，开始物色更大的房子。1965年的一天，马尔克斯开着他那辆欧宝小轿车，行驶在从墨西城到阿卡普尔科的路上。这是沿着一条条似乎没有尽头的“炎热、凄凉的辅路”所进行的旅行。他决定在带家人到阿卡普尔科度一个短暂的假期。前往阿卡普尔科的路是墨西哥最曲折、最具考验性的道路。那天他还没开多远，“不知从何而来”，小说的第一个句子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在这个句子后，虽然看不见，但很明白的是整部小说，仿佛从天庭直接聆听书写而来，强而有力，如魔法般无可抗拒。这个句子的秘密配方是它的语调：“许多年后，当他面对行刑队……”马尔克斯于是仿佛受到催眠一般，把车停在路边，转头，朝墨西哥城方向开去，回到首都的家后，“一如往昔地坐在打字机前，18个月都没有起身”。从1965年7月到1966年8月，其中包括好几次中断，但他总是说自己花了1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百年孤独》。“开头，我记得非常清楚，费尽千辛万苦完成第一个句子后，我害怕地问自己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实上，直到帆船在丛林间被寻获时，我都还不知道这本书接下来的走向。然而就在那个情节转折后，整个过程又变得目眩神迷，我也开始乐在其中。”那部遥远、漫长的、从青年时代就开始撰写的长篇小说，突然在墨西哥的旅途上，全部展现在他面前。而从他一下笔起，读者便知道，这是一部关于拉丁美洲历史的小说，而不仅是关于哥伦比亚的小说。

在他写到大约第10页，第一代的何塞·阿卡迪欧·布恩迪亚在热带丛林里找到帆船后，他才理解这段魔幻旅程不会这么快结束。行笔至此，他总算能松口气。这样的情形在第一个星期特别明显，当时他还处在假期的心态中。他逐渐放下过去5年的包袱，预计用打字机写完800页的稿纸，最后则减少为400页。在这400页的稿纸里，他诉说了布恩迪亚家族四代的故事，这个家族在19世纪来到哥伦比亚一个名为马孔多的地方，以困惑、顽固、执迷、黑色幽默经历了哥伦比亚百年的历史。这个家族从宛若婴孩的纯真，经历男女成长的各种阶段，以及随之而来的堕落。那个曾经一天只写一段文章的人，如今每天写好几页。那个曾经颠三倒四、不管故事顺序结构的男人，如今如同上帝塑造地球成型般按部就班、一章接着一章地写下去。那个每次写作都被故事转折、角色走向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如今戏耍自己的生命经历，并把整个家族的历史与拉美的历史合二为一，融入到博尔赫斯、胡安·鲁尔福、阿斯图里亚斯、本迪尔的拉美文学源流中去，并与《圣经》、《一千零一夜》、《拉伯雷》、欧洲骑士故事、伍尔夫、福克纳、海明威等世界文学发生了交汇。他一直希望写出阿拉卡塔卡的家族传奇，但他把阿拉卡塔卡改名为马孔多。然而，这已不仅是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的家族，如《枯枝败叶》里沉浸于怀旧中、渴望名留青史，如今则以蔑视的讽刺态度视之。这也不再是20岁时写下《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而是透过一种奇妙的方式，由他心中的小男孩执笔，由20岁的马尔克斯怀旧的心情回顾小男孩的体验。而与小男孩手牵手的不是马尔克斯上校，而是年仅40岁，历尽沧桑，游历了欧洲与拉美，以更深广的眼光审视童年的马尔克斯。在神话、鬼魂、孤独以及对往事的眷恋之中苟且偷安的阿拉卡塔卡，一直犹如一头野兽蛰伏在马尔克斯的心中，它苏醒过来，被赋予拉美和世界人所欣赏的广阔的灵性。

（参考书目：［英］杰拉德·马丁：《马尔克斯的一生》，时代出版社2011年版；［哥伦比亚］达索·萨尔迪瓦尔：《追根溯源：马尔克斯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拉美国家百年孤独恶时辰枯枝败叶观察家报波哥大哥伦比亚文学历史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塔奇加西亚外国小说旅程马尔克斯欧洲历史通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