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结：23位元勋报到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23位科技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这23位元勋的名字是：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时光荏苒，今天，当我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时，健在的“两弹一星”元勋只有王希季、孙家栋两位了。

回想当年，他们相遇时，是怎样一段风云际会的佳话？

“从头摸起”

时间回到1958年。

那一年国庆节后，不少人发现，北京北郊一大片高粱地突然变了样。一群穿着工作服的年轻人在这里砍高粱秆、挑土、平地、修路、抹灰、砌墙，热火朝天地忙碌着。

有个身影格外显眼——他身材高大，动作却笨手笨脚，比如抬砖时，他不是把扁担放在肩膀上抬，而是用手举着扁担抬，因为扁担压得肩膀疼，他就用双手抓着扁担往上撑，但这样其实更费力。

此人便是邓稼先。两个月前，他从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今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原子能所）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第九研究所（1964年因机构调整改称第九研究设计院，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九所）工作。九所的定位是一个准备接收、研究原子弹教学模型和相关图纸资料，调集、培训技术人员的机构，邓稼先的任务就是从苏联专家那里学知识。

研制原子弹是一项重大国防工程，从一开始就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1955年1月，面对西方大国的核威胁、核讹诈，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中央还批准成立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专委），成员包括7名副总理、7名部长级领导干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公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中央专委具有高度权威，能发挥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和组织协作能力，最大限度地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及时协调和解决困难和问题，每次会议都只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解决具体问题，保障了原子弹按时、按计划爆炸。”

比如，有一次中央专委开会，最后说到经费问题，周恩来总理立即对主管财经工作的李先念说：“先念同志，你得高抬贵手。”李先念把手举得高高的，说道：“对‘两弹一星’，我的手始终抬得高高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科学研究事业的家底非常薄弱。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并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更是为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蒙上一层阴影。

一个月后，周恩来总理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于是，二机部九所成为核武器科研中心，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汇集于此。

二机部部长宋任穷拜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时，紧紧握着张劲夫的手说：“劲夫，这个事太重要了，你要帮助哇！其他部门我也希望他们来支持，主要靠科学院哪！”

“没有问题。”张劲夫承诺宋任穷：“第一，我把原子能所全部交给你。另外，科学院其他各研究所凡是能承担二机部的研究任务的，我们都无条件地承担；如果骨干力量不够，还需要调一些人去，我们再想办法。”

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成了二机部副部长，负责有关技术协作项目的具体组织领导工作。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的科学家当中，不少人的命运转折就和钱三强有关。

比如邓稼先。邓稼先是钱三强几年前从原子能所“挖”到中国科学院院部学术秘书处当助手、做学术秘书的，现在他要再“挖”邓稼先一次。1958年，钱三强找到张劲夫，要求调邓稼先到二机部九所。张劲夫回答：可以，邓稼先去了，我们另外找学术秘书，科学院能做学术秘书的人有很多，对邓稼先同志来说，当学术秘书也没有充分发挥他的长处。

又比如邓稼先的老同学朱光亚。1942年，朱光亚插班到西南联大物理系读二年级，与邓稼先相遇，他们和同在西南联大的杨振宁、李政道志趣相投，成为好友。后来，朱光亚和邓稼先先后进入原子能所，成为同事。“挖”了邓稼先的第二年，钱三强又把年仅35岁的朱光亚“挖”到九所工作。

同在原子能所的王淦昌、彭桓武和从苏联回国的北京大学教师周光召，也陆续进入九所。还有钱学森推荐来的力学家郭永怀，以及从南京大学调来的理论物理学家程开甲、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调来的工程物理学家陈能宽，也来九所报到了。

进行核弹研制的几位元勋科学家先后来到九所，他们均出生于20世纪初期，成长于国破家亡、受尽屈辱的年代，有着共同的爱国底色。陈能宽给学生讲过一件事，当年他去美国留学的船上有个理发师，一天他去理发，却被告知理发师休息了——这是理发师不想给中国人理发的托词。陈能宽叹息道：“国破方知人种贱，为了国家富强，为了中华民族，我们这个事情（原子弹）一定要搞成功。”

接下来，是他们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龙头的三次方”

九所的所长是李觉，一位战功卓著的将军，副所长由朱光亚担任，负责全面组织核武器研究、设计、试验中的科学技术工作。此外还有彭桓武、郭永怀、王淦昌、程开甲4名技术副所长。彭桓武主管理论研究，郭永怀主管核武器的力学部分和武器化，王淦昌主管爆轰物理实验研究，程开甲负责原子弹爆轰条件和状态方程的研究。

曾任二机部副部长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副总指挥的刘西尧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称“要抓‘龙头的三次方’”：“搞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又在核武器研究所（即九所），研究所的龙头又在理论设计部（以下简称理论部）。”这个理论部就由彭桓武分管，主任是邓稼先，第一副主任是周光召。

朱光亚回忆过理论研究起步时的艰难：“主要的困难就是资料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资料。我们调来的人就算是骨干，也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也要学，不学不行……”为了争取研究时间，朱光亚和邓稼先等人一起，从为数不多的现有材料中细细翻找，整理成一份较为完整的资料，组织大家学习。

在彭桓武的倡导下，理论部每周一上午固定开一次专题讨论会，科研人员不论长幼、资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谁说得对就听谁的，彼此之间不称呼头衔、职务，而以“老”“小”相称，邓稼先就成了大家口中的“老邓”。

“老邓”和同事们相处非常大方，别人到他那里去开会，翻他的衣袋找好烟抽，翻他的抽屉找糖和点心吃。“老邓”带着一批年轻人，利用各种计算工具，高级一点的如电动计算机、手摇计算机，原始一点的如计算尺甚至算盘，夜以继日地计算着。

另一边，王淦昌、程开甲负责的核试验工作也在快速推进。1960年2月，第一个核武器爆轰试验场地动工建设，地点选在河北怀来官厅水库附近的工兵试验场，名为“17号工地”。王淦昌等人需要用爆轰试验诊断各种方案，一方面做到物理实验与理论设计的吻合，一方面以精确的数据去修正理论设计。

王淦昌的要求很严格，如果谁没有按时完成任务，他就会叹息一声：“唉，进度被延误了呀。”有一次，王淦昌回城请邓稼先计算一个方程，邓稼先说自己有别的课题缠身，请求宽限，王淦昌罕见地松了口：“好，我等你半天吧。”

这个时候，1000多公里外的上海，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吴自良正在带领团队攻克原子弹的“心脏”。所谓“心脏”，是一种叫作“甲种分离膜”的核心元件，它的作用在于将铀—235和铀—238这对“双胞胎”同位素分开，提炼出高浓度的、可用于发生核裂变反应的铀—235。“心脏”被攻克，意味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英、苏之后第四个独立掌握高浓缩铀生产技术的国家。

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接近完成时，九所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负责联系实验和生产，小组由邓稼先和周光召指导。为了帮助实验和生产人员在理论上有充分的武装，邓稼先和周光召分别给这个小组吃“小灶”，每周讲2—3次课。

至1963年初，原子弹研制进程已经过半，当时的困难主要是现有测量仪器满足不了试验需要，比如，爆炸一瞬间，原子弹能产生多大的能量？没人知道。时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副所长杨嘉墀接下这一重任，负责研制判断、测量原子弹爆炸时产生能量的仪器。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由杨嘉墀主持研制的测量仪成功测得火球温度变化及冲击波压力变化情况，后来他带领团队完成的测量仪又成功应用于中国首枚氢弹试验和首次地下核试验。

九所这边，理论部除少部分人员继续进行原子弹的武器化和小型化工作外，2/3以上的人员转入了氢弹原理的探索和研究工作。此时，于敏已经在这一课题上埋首4年之久。

早在1960年，原子能所就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由所长钱三强主持，组织于敏等人开始做基础研究，为氢弹研制作准备。4年里，于敏和同事们提交氢弹研究报告60余篇。1965年1月，于敏调入九所，做理论部副主任。和他一起调来的还有原子能所氢弹预研小组的其余30多人，氢弹的理论研究队伍终于在“主战场”会合了。

1965年国庆节前夕，于敏率队前往上海，用那里的J501计算机进行演算，最终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于敏第一时间通过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在北京的邓稼先。

于敏是副主任，工资比大家高，按照惯例，于敏得请客犒劳大家。但于敏手头不宽裕，他天津老家人口多，他每个月要把大部分工资寄回老家。于是第二天，被称为“财神爷”的邓稼先一到上海，请客的任务就落到邓稼先的头上，他请大家在饭馆里美美地吃了一顿螃蟹。多年后，邓稼先在生命里的最后一个春节抱病逛地坛庙会，看到卖宜兴小汽锅的，立马买了一个，送给爱吃汽锅鸡的老朋友于敏。

邓稼先和于敏被称为“黄金组合”。许进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姑爹邓稼先到了中年，体形比较壮实，而且脸方显大，外号是“胖子”；于敏很早就谢顶了，外号是“秃子”。那时有人说，如果看到“胖子”和“秃子”在一起忙活，那就是核弹又要响了。

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爆炸了氢弹，走在了法国的前面。此时，“两弹”中的另一弹——导弹的研制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要做到万无一失”

1966年国庆节，邓稼先前往天安门城楼观礼，留下一张纪念照。他的两侧分别是朱光亚和“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秋日艳阳下，三人如青松般挺立，笑得开怀。

投身核弹研究后，邓稼先鲜少留影，合照更是罕见。公开资料里几乎找不到他和钱学森的交往记录，但从这张照片可以想见，两人对彼此的事业是心照不宣、惺惺相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