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参与，今生无悔”

今年4月，一群老人相聚在杭州，目的就是庆祝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2024年9月，《环球人物》记者通过这次聚会的线索辗转找到徐华生、许锡章、邓建国、周仲兴，他们都曾亲历“两弹一星”事业，是这成千上万人中的一分子。

“您怀念那段岁月吗？”当《环球人物》记者分别向这4位老同志问起这个问题时，他们的答案十分一致：“怎么会不怀念呢？”

他们会顿住、沉思，再接着讲：“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所有的参试人员，没有谁是为个人争名、为个人争利，也丝毫没有想要为自己将来作什么打算，而是一心想着可以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为国家的强大效力。”

老人们都已80多岁高龄，他们都是“两弹一星”这个长而精密的链条中某个细小环节的执行者，他们名不见经传，亲历的故事也不为人所知。

在采访中，他们融入骨子里的保密思维带来了大量模糊表述。采访结束后，老人们严谨又热情地帮助我们做了订正，才最终成稿。他们让我们一次次想起那首歌：“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融进祖国的江河。山知道我， 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我。”

有一种荣誉感和使命感

徐华生参加聚会的次数其实不多，大家开他玩笑，“搞理论的嘛，架子大噢！”

1962年，徐华生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来到二机部九所，参与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多项理论计算工作。1983年，他回到杭州，成为一名普通科研人员，“出来时两手空空，成果、论文留在保密室里，以前在哪儿、做什么，从不和其他人说”。正因为这样，他很少参加聚会，因为不谈过往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以下是徐华生的讲述：

1962年，我24岁，毕业后原本要去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有一天突然接到调令，我被重新分配到了九所。之后去报到，就知道了我们单位要造原子弹。

当时，我们还进行了保密宣誓。保密要求很多，在哪儿办公、做什么，都不能说。如果谈恋爱，不能带对象在单位附近散步。其实，大家都知道，第一颗原子弹对我们国家来说，意义太重大了，大家的保密意识都很强。

原本不能去上海，我的情绪有点低沉，这下心情好一些了——有一种荣誉感，毕竟能被选进来的是少数人；还有一种使命感，一定要把原子弹搞出来。那个年代，大家的爱国情感都很浓烈。我上初一时，和两个同学合写了血书，要求参军去抗美援朝前线，学校当然没有同意，让我们好好学习。

进九所时，原子弹的理论模型、前期工作都已经定下来了，我们同批大概10个新人做的是“扫尾”工作。但大家很有创新的勇气，希望为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出点力。大家提出好多方案：原子弹结构还有没有可能改变？能不能小型化？核材料怎么碰撞更厉害一点？我们用计算尺算，一算起来就不分昼夜，所以单位大楼每晚都是灯火通明。

相比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我参与得更多一些。

当时，全国只有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华东计算所）的计算机运算速度较快。九所也有一台乌拉尔计算机，每秒运算100次，而华东计算所的J501计算机每秒运算能达到5万次。1965年，在于敏的带领下，我们带上铺盖就去了上海。当时很开心呀，上海的食堂好吃，一个女同事打饭时要了5两米饭，大家都笑了，因为上海姑娘打饭是半两、1两。

研制原子弹时，我们对原子弹的爆炸原理没有疑惑，但氢弹不一样，氢弹的热核材料具体是如何被激发的，没人有概念。起初，我们钻进了一个误区，想用炸药激发氢弹的热核材料。但是，对不同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分析后发现，无论怎么提高炸药利用率、改变氢弹结构或者做出其他路径的尝试，都点不起那些热核材料。这时，于敏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用原子弹的爆炸能量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带着我们在这个思路下做计算，常常一算就是一通宵。

在上海待了3个多月，我们这个华东计算所的编外“五班”，终于取得了氢弹原理和构型的关键突破。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百日会战”。

我们在上海开了庆祝会，会上，于敏还讲了笑话。他说，有个只有3根头发的人去理发，理发师怎么理？“啪——”先理掉一根。剩下两根弄一个发型吧，一边一根。刚梳完，第二根也掉了，干脆剃成光头。他说完，我们就笑了，因为于敏的头也快秃了。

现在，提起氢弹爆炸成功，大家的第一反应是1967年。但在我们看来，中国氢弹爆炸成功的开端还可以往前推一年。

1966年12月，于敏、周光召带着我们科研人员共11人，再加上王淦昌、朱光亚，从北京经酒泉到罗布泊的马兰基地，再到试验点。寒风吹过罗布泊，我们挤在帐篷里，心里想的是第二天的氢弹原理试验。氢弹原理试验如果成功，意味着我们根据理论设计的爆炸是真正意义上的核聚变。

12月28日试验当天，戴上墨镜，我们待在距离引爆处十几公里的壕沟里，观测试验现场。心里挺紧张，起爆时间是定好的，起爆后，先闪过来一片光，隔着镜片看有点恍惚，接着就听到“轰隆隆”的声响。我们要掐着点看这两者的时间，根据时间间隔，算出氢弹威力，看跟我们的理论计算结果是否一致。结果一致！毫无疑问，这次原理试验已经证明我们的氢弹将要成功了！

这之后还有个小插曲。第二天举办庆祝晚宴，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都会去。理论部有两张晚宴票，于敏和周光召把票让给了我和另一位同事周夏良。

1967年氢弹爆炸成功后，我还参与了氢弹的小型化工作。我的青春岁月献给了“两弹”。你问我，那时那么艰苦，搞“两弹”的信念来自哪里？确实是，我们起初在北京没有住的地方，两三年间就搬了六七次住处；工资转正后每月56块，到1977年才涨到62块。曾有人说，原子弹爆炸成功，邓稼先得了10块钱奖金，当时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的信念来自于领导、同事。邓稼先、王淦昌、周光召……他们都是老专家了，不在乎自己的职务高低，我们都喊他们“老邓”“老王”“老周”。大家奔的目标就是一个，造出原子弹、氢弹保卫国家。

信念来自于“我相信”，相信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尤其是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我们的心里更有底气了。

国家没有白白培养我

“1964年那一年，原子弹理论设计定型后，主要就是解决原子弹的结构问题，在青海草原进行大会战，轰轰烈烈。现在回忆，画面在目，有幸参与，今生无悔。”采访结束后的第二天，许锡章发给《环球人物》记者这样一段文字，没有错字，标点工整，一如他发给记者的其他文字。

他今年86岁了，说话浙江口音挺重，但思维清晰，表达准确，忆起往事，恍如昨日。1964年春，火车一路向西，窗外景色由浓变淡，最后成了一片黄。那里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基地221厂，也是当年王洛宾偶遇藏族姑娘卓玛，为她写下《在那遥远的地方》的青海金银滩草原。在那里，许锡章工作了6年，一直到九院搬迁到四川。

以下是许锡章的讲述：

金银滩草原平均海拔3100多米，气压低，氧气稀，年均气温0.4摄氏度，常年刮风。一到那里，我们每人领取了“四大件”——一件棉大衣、一双带毛的皮靴、一条毛毡和一副棉手套。寒冷不是大问题，问题是水烧不开，水到80摄氏度就开了，米饭也是夹生的。后来有人使用了高压锅，我们才吃到了煮熟的饭。但因为吃青稞面不易消化，很多人都有便秘问题。

很少听到有人抱怨。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因为国家培养，才能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第一届学生，进入那么好的学校念书，从心底里就觉得应该为国家作贡献。

我被分配到了221厂实验部二室，刚好赶上进入原子弹爆轰试验阶段。爆轰试验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原子弹研制设计出理论方案后，需要通过试验来验证具体的参数，并确定原子弹的实际结构。这个原理，理论部已经吃透了，但怎样让冲击波聚焦、怎样产生理想的中子成功点火，都需要爆轰试验来解决。

爆轰试验具有破坏性，插引爆炸药的雷管时，一不小心就会爆炸，我的同事刘桂生就这样被炸断了手指。因此，参与爆轰试验必须技术过关、胆大心细。尤其是试验方案的负责人在上岗前要进行考试，取得“放炮司令”证，才能指挥当天试验场地的一切事项，并提供准确的试验数据给理论部作为依据。

试验场地本身的放射性也很高，因为爆破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灰尘和放射性微粒。它们弥漫在场地四周，人直接接触，受到的身体伤害很大，但当时我们顾不了那么多，心里想着的都是把任务干好。

试验场距离住处有一段距离，我们早上7点出发，坐很久的车到达，下午5点返回。大家都把试验场叫“碉堡”，“碉堡”上分布着大大小小、高低不一的观测孔，试验在“碉堡”外进行，观测员就通过架在“碉堡”内的高速转镜等设备进行观测。我们每天的工作排得满满的：编写试验方案，装配样品进行试验，写出试验报告，工作很紧张，但也很充实。

我算上手比较快的，几个月就考取了“放炮司令”证。这要感谢我在校时的学习。1958年，我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这个系是钱学森亲自创建的。基础课都是请的科学院研究所的专家，专业课也是当时年轻的归国博士，给我们讲授世界前沿科学知识。

钱老也给我们上课，课名是“星际航行概论”。我现在还记得这门课的期末考试，三道简述题加一道综合题，那道综合题把我们考蒙了。题目是：从地球上发射一颗卫星，绕过太阳，再返回地球，请列出方程求解。考了一早上，没人交卷，钱老让我们去吃午饭，回来继续考，还是都做不出。大批同学不及格，怎么办？他想了个办法，把考试分数开方再乘10，那36分就变成60分了。但他也很严，说我们学了5年，数学没学好，再补念半年数学。

这只是一件小事，却足以看出钱老对我们基础能力的重视。后来去了221厂，工作需要各方面的知识，力学的、数学的，在校的学习为我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64年10月16日下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们特别激动。这之后，我还参与了1969年第一次地下核试验。那次试验很成功，平洞内的原子弹没有“冒顶”，山头是好的，封住的洞口也好好的。1975年第二次平洞核试验，我们又取得了大量的数据，为后来的地下核试验作了很多贡献。

回忆这辈子，我尽力做了我能做的事情，证明国家没有白白培养我，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白细胞快速下降到3000多

邓建国，1939年出生于湖南祁阳，1964年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九院。1971年起，先后在青海221厂、四川902核科研基地负责X射线测试、核爆快讯号传输、电光调器研制等项目。1976年，是邓建国进入九院的第十二年，他与同事一行从四川来到新疆罗布泊参与地下核试验。今年，邓建国86岁了，讲起那段在罗布泊的日子，他非常感慨。但在触及工作内容时，他又非常严肃：“这个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