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夫进阶：订制的田园生活

( 素食餐厅老板刘彦博下一步的梦想是做一个农业展示空间 )

新类别：太极拳门派的小农庄

12月份最冷的一天，十字花园农庄的办公室里只准备了一台电暖气，没有插电，全靠照进窗子的阳光取暖。十字花园农庄的负责人郑如明告诉本刊记者，因为今年是第一年做农庄，条件比较艰苦。他和另外两个工作人员晚上就睡在杂乱的大床上，地上堆着大小不一的南瓜。唯一齐整和细心收拾过的是办公室，墙上挂着夏天时会员们参加丰收节的照片和农庄出产蔬菜的列表。郑如明的农庄开张半年，招募到了30户会员，他们虽然也像其他参加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会员一样散落在北京各处，从事各行各业，可他们还同属于一个团体：杨氏太极拳第六代传人陈田良的门下弟子。

郑如明的老家在山西阳泉，多年来一直在北京的单位食堂做厨师。“我们厨师站的时间长，静脉曲张就是职业病，我那时候在社科院食堂工作，食堂不做早点，我每天10点上班，所以早上有充裕的时间晨练，从东四十条跑到地坛公园。师傅那时候在地坛公园里义务教太极拳，我就跟着师傅学了起来。”郑如明说。在公园里跟着陈田良练太极拳健身容易，递帖子正式拜师却要经过好几年的考察。“师傅说，最重要的是德行好，坏人不能教，他要考察两三年才从跟他练的学生里点几个人，通知可以拜师。我跟着师傅学了两年，才举行了拜师仪式。”

“师傅78岁了，还是坚持每天早上在公园教太极拳，夏天6点多就开始了，冬天8点多钟，最近几年大师兄和二师兄才办了太极拳班授课。我们师兄弟有40多人，大家感情很融洽，还有一个QQ群，都是实名制的，供大家联络。”郑如明说，3年前在银行工作的一个师弟在郊区包了一块地，种有机蔬菜，每到收获时自己家里吃不了那么多，就分送给师兄弟们，周末天气好的时候，师兄弟也会开车到地里去玩。“‘7·21’大雨那一年夏天，我们师兄弟带着师傅师娘开了5辆车去地里，结果菜不够摘，就有人提出来我们自己做一个农庄。”郑如明说。

直到今年夏天，郑如明才在潮白河附近的村里找到了合适的地，师兄弟10个人投资入股，他从食堂辞职带着两个师弟搬到农场开了张。“这块地是老河槽，土是黑色的，很肥沃。我们租下了地，然后雇房东跟我们一起劳动。地上的事情他去跟村民协调比我们外地人好说话，农闲时候，我们师兄弟就教村民们打太极拳，很快就跟村民相处融洽了。”

( 位于北京潮白河附近的十字花园农庄，会员都是杨氏太极拳第六代传人陈田良的门下弟子 )

因为是厨师出身，郑如明对配菜的设计根据的是日常人家餐桌的需求。“即使是冬天，我们蔬菜的种类也很多，还有许多新品种，像黄金叶菜、德国甘蓝什么的，每一样我都会在给会员的简报上写出营养成分。如果是新奇品种，我还会写上原产地，营养价值和菜谱。”郑如明说。因为村里的地基础设施不好，郑如明和团队也没有那么多钱投入，临近冬天他还找了通州最大的果园合作，在果园的大棚里种蔬菜和水果，满足冬天蔬菜的多样性。

十字花园的初衷是让太极师傅陈田良门下的师兄弟们吃得健康，除了家常蔬菜，郑如明和师弟们还试种了许多药食同源的植物，夏天种的薄荷已经晒成了薄荷茶，留作明年夏天配送给会员清火清热，蒲公英和鱼腥草也种成功了。“现在生活太忙碌，我在地铁边上总看见来去匆匆的行人嘴唇的颜色、脸色都不好，好多人就在路边吃个煎饼，这样吃太不健康了。”郑如明说。

( 在刘彦博素食餐厅里用餐的外国食客 )

郑如明说，小农场要达到收支平衡，大约需要100户会员的规模，光靠同门师兄弟还不能让农场可持续地运转下去，郑如明招了两个大学生来做市场推广，10亩地出产的蔬菜远远超过了30户的配送，为了减少浪费，郑如明做了好多泡菜、梅干菜、酸菜排列成行放在院子里。做农场的想法很有意义，可目前的运作还是捉襟见肘。

新加入：订制生产

( 达伦摩尔和张萍夫妇在北京通州乡间的家 )

十字花园能够开张，因为会员们本来就是一个互相熟悉的社交圈。重返田园生活虽然概念上很合理，可是实践起来并不容易。12月14日，一对学医的夫妇找到程存旺在顺义的农场，探讨开农庄的可行性。丈夫在医疗器械公司工作，妻子是北京一家知名医院的医生，医学博士后，年过四十，几个关系好的大学同学想一起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程存旺给出的意见是，“做产业链的后端也就是市场，不要介入到生产领域”。程存旺是师从温铁军教授的在读博士，他和在清华大学读博士后的妻子石嫣几年来一直在都市农业领域做研究和经营，每天都要接待类似的人来农场访问或电话咨询。几年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让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1亩地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要1万块钱，如果租地的人把眼光放在20年、30年，分摊下来钱不多，可是几十万上百万元投入进去，心态就变得很焦虑，所以现在有人说农业是资本的游戏，而且从城里搬到农村来住，生活上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跟村民的相处也会出问题。”

新加入的一批是出身于农村的城市中产阶层。12月19日，在五道营胡同时髦的西餐厅里举办了一次五常大米试吃会，从网上报名的30名食客可以吃到东北五常杜家村老杜头家20亩水稻田里有机耕作的五常大米，还能看到这些大米生长过程的短片，老杜头兄弟和一直住在五常杜家村监督生产的实习生张生辉也会介绍种植过程。2013年，老杜头家的有机大米一共出了1.4万斤，发到北京一个月就被买空了，收入也比往年翻了一番。这一次的订货会是统计2014年大米的数量，预订的人要先付一部分定金，然后就等待秋天的收获。

把老杜头从传统的大米经纪人收购链条拉出来直接面对城市消费者的是女儿杜艳玲。杜艳玲是一对双胞胎的妈妈，在深圳生活，虽然是全职太太，可是在职场打拼多年，说话做事很干练，讲起大米种子的类型、米粒好坏的衡量、病虫害来非常专业。“我在杜家村生活到20多岁，我家里是地道的农民。小时候放学早，我抱着书包在家门口睡着了，我爸妈下地回来很心疼，就让我一定得好好学习，将来离开农村的苦日子。”杜艳玲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她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跟丈夫双双在深圳找了不错的工作，安了家。“我老公是哈工大化学系毕业的，现在就在一家很有名的化工厂里工作，所以他比普通人心理上对农药化肥更敏感。自从我们准备要生孩子开始，就只吃家里种的或者从山里找的有机食品。”杜艳玲说。

因为临近香港，杜艳玲全职太太的生活像个搬运工，除了奶粉这样的常见购物，连海鲜都从香港买。“我把它们放在小包里，过关的时候不检查，有时候干脆在香港住两天，吃好了再回来。”杜艳玲说。周围的朋友和同学知道杜艳玲是五常人，就提议她在老家种一些有机大米，大家来团购。“每家超市都卖五常大米，可是整个五常的年产量只有80万吨，那么多大米哪里来的？我生活在城市里，我知道五常大米的需求和价格。可是在老家，大米的收购价格每斤只有2元钱，种地不挣钱，村里76户朝鲜族只剩下5户，其他人都在韩国打工，家里的房子都快塌了，村庄快死了。”杜艳玲说。

杜艳玲于是找到了石嫣的平台。自从把社区支持农业的概念从美国引到中国以来，石嫣团队有国内一大批购买有机食品和对都市农业感兴趣的中产阶层“粉丝”，他们是杜艳玲潜在的客户。“一开始我们没有很感兴趣，找我们合作的人很多，可是信任关系很难建立，除非是已经认识很多年的，或者我们团队出去的人，否则我们没法保证生产过程。”石嫣说。杜艳玲从深圳飞到北京，在石嫣的农家小院里跟着她的团队住了一星期，互相了解，然后写了一份计划书，招募实习生住在杜家村全程监督种植，20亩地有机耕作减产、绝产的风险由她来承担。

有机耕作最耗费成本的地方是除草。“一般种水稻，打完除草剂之后，我们就可以出去打工了，有机种植不行，种子里就带着草籽，天天要下地拔，有一块地因为拔不过来干脆就放弃了，草和水稻一起长，最后也分不清哪里是水稻，哪里是草。”杜艳玲的父亲说。当地人工很贵，水稻收获季节的用工高峰，男工一天要300元，女工一天150元，有机大米的价格于是也要翻倍，可是石嫣平台的消费者对这个价格并不敏感，他们更看重品质，正宗的五常有机大米。第一批米发到北京3天就卖完了，最高一户家庭买了700斤。

杜艳玲把孩子暂时托给公婆照看，她全心投入到订制生产有机大米的活动。去年她家的收入翻了一倍，今年如果订户增加，她已经联系了村里几户贫困的家庭，打算做合作社。杜艳玲是订制生产的第一家，在她之后，中科院植物所的研究员把自己在家乡试验种植的面粉拿到石嫣的平台上出售，石嫣团队的两个人也另起炉灶做了起来，在陕西种苹果和在内蒙古苏尼克左旗养羊。“我们以后想做一个农产品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因为生产过程的信任如何建立还没有特别好的方法。”石嫣说。

新会员：从购买农产品到建社区

罗芳和她的一群朋友是有机食物的坚定购买者。她住在北京北部一处别墅区，丈夫有一家电影公司，一部电影在最近一届的金鸡奖中获提名。圣诞节前她很忙碌，孩子从幼儿园毕业3年，她组织全班的同学重回幼儿园开圣诞派对，从设计制作条幅，到给老师挑选礼物，再到同幼儿园交涉选场地全由她一手包办。虽然做了十几年全职太太，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可是罗芳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很强。她认可有机食物的概念，就向周围的朋友推荐有机蔬菜，送他们蔬菜并且讲自己的心得。“我的成功率很高，我推荐的十几个人现在都购买有机食品了。”罗芳说。

罗芳丈夫的家族生意很早就进入了农业领域，2007年开始他们在浙江省包地2000亩建了一座施有机肥料、沼气发电的绿色农庄，出产的蔬菜卖给当地的大单位和学校。罗芳告诉本刊记者，这个农场一直都不赚钱，家里人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而且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他们甚至说服在美国学经济的侄女和她清华大学环保专业毕业的丈夫回国一起接管农场。“我老公除了有机食品这样的物质生活，还对精神生活感兴趣，我们公司跟另一个公司合作引进电影《海洋》，因为觉得环保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罗芳说。

在北京，罗芳和朋友们用购买的方法支持有机小农场。“我老公最先去石嫣的小院看，觉得他们很艰苦，那么高的学历做其他行业要比这个强多了，我们的生活环境跟他们的差距很大，就很感动，想为这个模式做些事情。”罗芳说，她推荐朋友买有机食品，一是为了朋友们也能吃得好，二是因为只有购买的人多了，想用有机方法种植的农户才能多起来，市场上种植有机蔬菜的农户多了，菜的价格才能降下来，让更多的人吃得健康。“石嫣有一个梦想是能够通过有机耕作的方法改变全国受到农药化肥污染的土壤，只有通过市场的办法这个梦想才可能实现。”罗芳说。

因为关注有机种植领域，罗芳跟许多全职太太成了朋友，她想把大家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平台。“只有建网站的方式，才能让大家都开放地进入，小农户和主妇们可以交易有机食品，主妇们也可以互相认识，分享资源。比如主妇里如果有学习心理学的，可以给大家开讲座，纾解家庭主妇的心理痛苦。”罗芳说，这个计划的具体形态还在设计中，她自己也不能在上面花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丈夫还是希望她留在家里照顾家庭。

想从有机农业延伸开来做些事情的还有刘彦博，他是北京一家素食餐厅的老板。刘彦博很低调，一般采访都是把他的外国厨师推出来，知道他的人不多，可是他的餐厅却在北京的外国人和时髦人圈里很出名。刘彦博告诉本刊记者，他是一个文艺青年，北大读书的时候在乐队打鼓，因为特别喜欢音乐，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去做跟他西班牙语专业相关的工作，而是进了一家很大的唱片公司。经历了唱片行业最后辉煌的两三年，整个行业急剧下滑，刘彦博也离开公司想自己做些事情。“我做了一个音乐网站，有巨大的西洋曲库，可以根据你的喜好推荐歌曲，我们的匹配程序做得挺准的。然后我想找一个线下体验的方法，就开了这家餐厅，在我的餐厅里可以听到好听的歌曲，也可以买唱片。我当时甚至想能不能把整条街的餐厅、咖啡馆的背景音乐都拿来做。”刘彦博说。

网站没有做下去，餐厅却坚持下来了。“当时五道营胡同只有四家店，‘京兆尹’门口的地方是个大工地，晚上一片漆黑。我那时候的餐厅还是咖啡馆，晚上开得比较晚，别的餐馆关了，意犹未尽的客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酒。”刘彦博说。两年前，刘彦博决定把咖啡厅改成素食餐厅。“我看了一些书，有环保方面的，我并不是很极端地要求大家都吃素，而是希望你进到我的餐厅来，吃了一次素，觉得有这样一次体验很愉快，或者你连续吃了一周的素，觉得我也可以这样，更愉快。”刘彦博说。

刘彦博通过网络招来了一个美国人做厨师。“她虽然不是职业厨师，但她吃素，会做没有蛋、奶、蜂蜜的素食，还能做出妈妈的味道。她因为对有机农业很关注，也影响了我们。”刘彦博说。熬过了最初转型时整个晚上一个客人都没有的惨淡，他的素食西餐现在外国人圈子里火了起来，又从外国人的圈子火进了追求时髦、清新和西化的中国人圈子。反倒是五道营胡同成了北京的一个旅游景点后，有些中国游客对素食西餐接受不了。“你看大众点评网，评价特别两极分化，喜欢的就很喜欢，不喜欢的就觉得很差。”刘彦博说。

刘彦博的新想法是在北京郊区的有机农场开一家素食餐厅，它不仅是五道营胡同餐厅的翻版，而且应该是一个展示空间，它同农场合为一体，周末去农场玩的市民可以在那里体验到食物从种植到做出来的全过程。空间里还会定期教烹饪课程，将来还会做一些民宿，让市民有地方住。

新村民：安家在农村

真正能在农村生活下去对城里人来说是又艰难又美好的事情。

出了北京东六环，蜿蜒的乡间道路仿佛没有尽头，北方农村的冬天景色单调乏味，闪过车窗的树和收割后裸露的土地让人昏昏欲睡。加拿大人达伦摩尔和妻子张萍的家就安在路边，门口有一趟8字开头的远郊公交车直达国贸，那里曾经是他们夫妻俩的生活圈。不起眼的小门进去是一个宽敞的院子，门口的大笼子里养了几只藏獒，张萍告诉本刊记者，没人的时候，她会把狗放出来，夏天绿草茵茵，凶猛的藏獒会躺在树下的草地上乘凉，达伦摩尔和张萍的女儿茉莉就枕在狗的身上。

张萍说，这个院子租下来的时候几乎是个荒弃的废墟，达伦摩尔的父亲和张萍的父亲带着全家一起建了房子，修整了院子，还栽了树，东西走向的一排房子是达伦摩尔的厂房，南北的一排是家里的厨房、卫生间、客厅和卧室。客厅里最显眼的是熊熊燃烧的壁炉，达伦摩尔从丹麦买来，花了人民币8万块钱。张萍告诉本刊记者，他们两人的二手车加起来还不到8万块钱，可是自从有了壁炉，原本晚上看美剧的消遣变成铺着地毯坐在炉边，一家四口围着看书，他们的钱要花在值得的地方。

17年前达伦摩尔作为贝尔公司的营销工程师被派到山东跟联通合作，设计联通套餐，张萍是公司里的首席翻译，两个人同事两年后成了恋人。贝尔公司和联通的合作结束后，达伦摩尔没有回加拿大。“他那时30多岁，正是精力旺盛的大男孩，中国很热闹，到处都在发生变化，跟加拿大那种冷清的，晚上所有店铺都关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他更愿意留在中国再看两年。”张萍说。两人从山东来到北京，分别进了外企公司，住在租金昂贵的涉外公寓里。“我们当时没有打算在中国常住，北京的房价那么便宜，达伦摩尔的工资非常高，我们也没买房。”张萍说。

生活轨迹的转折在于达伦摩尔的皮肤非常敏感，到中国之后更加严重了。“我给他买了很多护肤品，90年代末中国有什么啊，能买的全都买回来试验，一点没有用，到了冬天他就浑身发痒。”张萍说，身体原因给达伦摩尔造成特别大的困扰，他就自己在网上搜索解决之道。因为皮肤过于敏感，达伦摩尔对材料要求很高，一定要天然成分，他给各种精油的原产地公司写邮件，直接向他们购买正宗的产品。“我们用的量非常少，大约就100毫升，那些公司是不搭理我们的。达伦摩尔很聪明，就说我们是一家很大的公司，现在试制新产品，如果成功以后会用很多。”张萍说。

一路钻研下来，达伦摩尔对这个行业发生了兴趣。他看许多芳香疗法的书，近乎偏执地研究对比不同产区的同种精油，拿出精油给我们认真讲解，他得意的是从保加利亚买来的正宗大马士革玫瑰精油要10万块钱/公斤，在北京这样的低温环境里呈凝固状。他告诉本刊记者，可以把芳香疗法理解为中国的中医，精油就是中药，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如果精油掺了假就不对了。达伦摩尔在涉外公寓的阳台上做了许多产品，除了自己用，也给有机护肤品已经很成熟的欧美国家写邮件，贴牌生产护肤品。因为真材实料，他们没有参加过一个展会，可是订单从世界各地飞来，达伦摩尔必须找到一个宽敞的地方生产。他把家安在了通州，雇用当地的女村民，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二山”，自称是村里最有名的加拿大人，张萍也辞了职来帮忙。“一开始特别不习惯，我跟他去市场吃烤串，回来时大货车‘呼’地一下就扬起尘土看不见人了。说停电就停电也没有人通知你。夏天时，停电也没有办法洗澡。我们每周末都开派对请朋友们来，大家都说我们的生活好，羡慕得不得了，可是我一旦说找到了空院子，问他们谁还要搬来，一个人也没有了。”张萍说。

达伦摩尔和张萍在院子旁边租了3亩地，雇当地农民帮他们种菜。达伦摩尔的父亲还从加拿大带来玉米种子，种水果玉米。每到收获季节，达伦摩尔和妻子就在家里办玉米节，来参加的客人们必须参与玉米收割，然后再分享种植的果实。他们在院里建了一个游泳池，孩子们则在水里乘凉嬉戏。“我们现在没事儿不去城里，我和二山几年都没买过衣服了。我当年在公司里的女同事都做到了中高层，穿着打扮跟我完全不一样。夏天的时候我高中老师来家里，我给她摘玉米，她看着我跑过来，说我现在跟村姑没什么区别了。”张萍说。

现在达伦摩尔和张萍的有机护肤品除了贴牌生产，也开始做自己的品牌，事业走上正轨。他们也没打算搬回城里去，女儿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他们跟周边的几个家庭合租了一个房子，由妈妈们轮流上课。隐居在村里的达伦摩尔被通州区政府发现，要把他推荐成中国梦的典型。他们租的院子快到期了，达伦摩尔和张萍想的是在农村找一个更加长久和稳定的住所。（文 / 杨璐） 张萍田园生活罗芳农夫订制进阶达伦三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