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是伊朗“核弹”与中国军舰
作者:宋晓军( 12月10日,美国务卿克里在出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答辩时承认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依然困难
)
12月20日有两则与美国相关的新闻,引起了一位我认识的记者的注意。一是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中国海军舰艇在南海近距离接近美国军舰是“不负责任”的;二是26名美国参议员不顾奥巴马动用总统否决权的警告,执意要提出针对伊朗实施进一步制裁的法案。这位记者之所以关注这两则新闻,是因为2009年11月他问我2010年军事热点时,我的回答是:伊朗“核弹”与中国军舰,并以此为题在2009年第44期的《三联生活周刊》上写了专栏。4年过去了,他看完上述两则新闻后再问我2014年的军事热点时,我的回答是:还是伊朗“核弹”与中国军舰。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两个影响21世纪世界格局的“变量”背后还有诸多的不确定性。
先说中国军舰。按照12月19日美《星条旗报》一篇分析文章的观点,在中美军舰“南海对峙”的背后,实际上还是两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认知上的差异。也就是说,在哈格尔“不负责任”的说法背后,是美国仍要坚持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可进行包括“抵近侦察”在内的所谓“自由航行”。这也是美国海军未来在东亚保持前沿存在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而中国则认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有权利和义务对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所谓“自由航行”、但却影响中国安全的他国舰船行使权利。以往这种事情虽有发生,可是鉴于双方海军力量的对比悬殊,所产生的影响不大。但随着中国海军实力和地区经济影响力的不断增强,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在今年出访东盟时提出了“共同体”和“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下,美国军方认为中国会利用这种随时可能发生的“潜在对峙”,最终促成东亚地区安全合作关系的分化和重组。或者直白地说,就是美国在该地区的海权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挑战。因此,在未来美国军费下降的情况下,美国海军是否会在南海或钓鱼岛附近海域制造类似“古巴导弹危机”一类的事件来对冲和削弱中国海军的影响力,仍是2014年的不确定性。
接下来再说伊朗“核弹”。简单说,对于伊核问题刚刚达成的“临时协议”,很多媒体没有注意到的是,这次伊朗所得到的是,扳回了上次阿拉木图谈判失败西方对其“关、停、运”的约束。具体说,就是转移到福尔多地下的铀浓缩设施不关闭,而且仍可进行5%以下的铀浓缩;用于铀浓缩的主要设备离心机的生产不停止,已完成的20%的浓缩铀只在本地稀释不运走。简单说,其结果就是伊朗维持了其核工业产业链的完整性。而这一点,恰恰是以色列、沙特和美国国会部分议员最不放心的,同时也是一批吃“反导预算”的军火商要借机炒作的。因此,伊朗核工业的完整产业链是否保得住?以及一旦保不住,其国内保守派会不会在波斯湾做出反弹的举动?这些都是2014年存在的不确定性。
说到这儿,那位记者问我:到底哪个“不确定性”更大些呢?我回答说,从媒体层面来看,伊朗“核弹”在2014年的“不确定性”更大一些。原因不仅在于之前奥巴马把与伊朗达成的“初步协议”变为“正式协议”的信心只有50%,而且还在于美伊双方的谈判团队都已经被各自的国内反对派逼到了最后一搏的境地。此外,同样作为美国的盟友,与以色列对伊朗弹道导弹打击只有8分钟的预警时间相比,日本面对的中国军舰进出第一岛链完全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换句话说,以色列面对的是真的安全威胁,而安倍政府只是想借助“中国海军威胁论”来实现修宪的政治目标。这种状况的出现,真正原因在于奥巴马团队在第一任期处理伊朗“核弹”与中国军舰这两个“麻烦”时,想得过于简单,以至于试图投入有限的资源就把以往美国主导地区秩序的“现状”维持下去。其结果就是向媒体传达一种“冷战式”非此即彼的逻辑判断,使得很多媒体把美国利用传统的军事优势来处理这两个“麻烦”当成了新闻噱头。而实际上,无论是伊朗“核弹”还是中国军舰,在2014年虽然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同时也都很可能是影响今后美国军事和外交政策单独决定国际秩序的重要“变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和甲午海战爆发120周年的2014年,发现这两个“新闻噱头”背后所蕴藏的历史性影响,也许才应该是媒体一个值得选择的切入点。(文 / 宋晓军) 中美军舰南海对峙事件还是核导弹核弹海军武器装备中国军情军舰中国军舰制裁伊朗事件中国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