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路 曼德拉的精神地图

( 1994 年，曼德拉重回曾经关押过他的罗本岛监狱 )

从部落到都会

1941年的一天，20岁的乡村青年曼德拉逃婚来到约翰内斯堡。那是个晚上，大约22点钟，当汽车驶近都会，前方迷人的灯光四射。对曼德拉来说，电是神奇而奢侈的，而他从未见过那么多汽车和昏暗夜空中成片的高楼大厦。“看到从孩提时代就听说的这座城市，我特别激动。它一直被描绘成梦幻之地，充满危险与机会。我想起在割礼期间听过的一个个故事：那里的楼房高得让你看不到楼顶；那里的人讲的语言你从来没有听过；那里到处都是豪车、美女和横冲直撞的魔鬼。这是一座黄金之都。在这里，贫穷的农民可以变成富有的财主。”那晚，他睡在搭载他进城的白人家。“豪宅。”他回忆道，“躺在地板上休息……感觉仿佛自己是在漂亮的羽毛褥垫上睡觉。”年轻的曼德拉心情豪迈，“希望似乎是无限的”，“我就要在这里安家落户！”

我试图在昔日的旧照片中去揣摩曼德拉当时的状态。原以为，城市的种族隔离制度将很快粉碎他的幻想，并把悲惨世界呈现于他。有些出乎我意料的是，曼德拉在四五十年代的生活照，洋溢着欢愉与朝气。他总是咧着一口白牙灿烂地笑着，总是西装革履——作为特兰斯凯滕布王室的贵族，他对体面的衣着一直很讲究，哪怕是后来在监狱里。他不久结了婚，娶了密友西苏卢的侄女，结婚照上，妻子穿着大花的鲜艳裙子，笑得腼腆。在约翰内斯堡还未被严格隔离前，西苏卢在市中心的伯克利拱廊有一家黑人房产中介公司。做过金矿保安和律所学徒后，曼德拉与大学时的好友坦博也在市中心一栋看得见风景的老楼里开了自己的律所，照片上，他穿双排扣的灰西装，一手持书与卷宗，一手拿着眼镜，有了职业律师范儿。他有时还会穿着高领运动衫与同事莫洛伊在楼顶练几个回合拳击。这个朋友圈，后来也构成了非国大的权力核心。即使是50年代他投身反种族隔离的不服从运动后，照片仍是温热的——他的身边围绕着西苏卢、莫洛卡这样的黑人领袖，也围绕着鲁斯·福斯特和Dadoo博士这样的白人朋友，曼德拉有时叼支烟，有时戴顶绅士帽，在人群中谈笑风生。有一张旧照片则向我呈现了20世纪50年代约翰内斯堡的活力：舞台上，身着闪闪发亮的绸缎连衣裙、戴着珍珠项链与金表、踏着白色高跟鞋的黑人舞女，与西装革履的黑人男舞伴欢快地舞蹈，从他们跳离地面、即将在落地时踢踏的舞步里，仿佛都能听到欢快的鼓点声。“二战”后，南非的黑人文化曾一度出现过短暂的繁荣。

南非非洲人在“二战”期间积蓄了巨大的力量。“二战”期间，南非政府一度放松了限制黑人活动范围的隔离政策。1942年，南非温和派总理斯马茨宣告：“孤立已成过去，隔离已成冒险的过去。”南非白人对隔离的过高期望似乎只能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在战争中腾飞的南非制造业战后继续高速发展，到1948年，制造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已达到21.4%，首次超过矿业占第一位。工业所雇用的工人已有110万人，较战前增加了31.3%，急需黑人劳动力来代替那些上战场的白人。1936至1946年，城市中聚居了越来越多的黑人居民，比战前增加了47%。而且，数以万计的黑人、有色人种从北非、东非和意大利战场复员归来。这些征尘未洗，带着许多新思想、新感受的年轻一代非洲人，一踏上南非的城市——约翰内斯堡、德班、开普敦，就强烈感受到对种族隔离措施的不习惯，“回到生来属于自己的祖国土地，却产生强烈的恍如隔世之感”。非洲人的觉醒，导致了非国大“青年联盟”的成立，后来曼德拉成为其领导人之一。

对曼德拉来说，田园诗般的部落乡村生活已在身后远去。那个与世隔绝、生命平静流淌的乡村童年，后来在曼德拉的记忆中总是不断出现。库奴曾是他宇宙的中心，是世间所有的幸福和愉悦，他以一个孩子热爱故乡的方式无条件地热爱它。穆克孜韦尼的皇宫是第一个充满诱惑的新世界，信仰与忠诚第一次受到质疑。监护人摄政王寻求全体和谐一致的非洲式执政艺术，富有独立与反抗精神的酋长们传授的口述英雄史诗，让他在英国的教会学校之外发现了自己真实的非洲人身份。多年后，在狱中，在成为总统后，他还常常回想起围坐的部落长老们用科萨语的节奏与韵律悠然道来的抵抗英雄故事，并把自己视为他们的后代。科萨族正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少年曼德拉却并未有强烈的受压迫体验，他对伦敦和格拉斯哥的了解，毫不亚于他对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的知晓，他对从威廉·华莱士到罗伯特·布鲁斯的苏格兰英雄故事如数家珍。

( 1956 年12 月，曼德拉和另外155 人一起因“叛国罪”接受审判。图为1958 年曼德拉与同为被告的摩西·考塔尼（左）一起走出比勒陀利亚某法院 )

直到科萨族诗人木卡伊到学校来演讲，曼德拉才意识到内心的矛盾。“诗人用手中的标枪去戳头上挂着的一根金属丝，说道，标枪代表非洲历史上的英雄和真理，它是非洲人作为战士和艺术家的标志；金属丝是西方制造的标志，它包含技术，但却冷冰冰，聪明而没有灵魂。我要说，我们不能容忍这些不关心我们文化的外国人抢走我们的国家。我预测，有一天，非洲社会的力量将会战胜入侵者。科萨人，你们过来，因为你们是自豪而强大的人民，所以我给你们一颗最重要、最透明的星——晨星，它是计算成年男子年岁的星。诗人单膝跪下，深深地低下头。”曼德拉后来回忆，“我不想停止鼓掌和欢呼。我感到自豪，不是为自己是非洲人，而是为自己是科萨人而自豪。”

接着，福特黑尔大学的生活将曼德拉带入了更广阔的世界。直到20世纪60年代，福特黑尔一直是南非黑人学者的唯一聚集中心，对南非黑人青年来说，它是他们的牛津与剑桥，培养了一批深受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影响的南非精英。进校时，曼德拉的目标很平实：通过大学学位获得成为官员的通行证和经济上成功的条件。他想当一名地方事务部门的翻译，给母亲在老家建一所像样的房子，带花园和现代家具。他受到一些那个时代伟大的非洲学者的影响，比如教授人类学和非洲法的马修斯教授、获得了伦敦大学英文学士学位的佳巴福教授，他们都公开反对政府的社会政策。他的大学时代活色生香：他加入了戏剧社，扮演过林肯的刺客；他学习交际舞，对着餐厅里一台音调嘶哑的破留声机练习华尔兹；他与伙伴们到城里的白人餐馆吃饭，到邻近村子的非洲人舞厅找女伴跳舞。遥远的“二战”只存在于夜深人静时老式收音机里的BBC电波中。当时的曼德拉拥护英国为自由而战，而自己的土地上还没有自由。

( 年轻时的曼德拉曾经梦想成为一名拳击手（摄于1952 年） )

英国文明的浸染改变了曼德拉的处事方式。过去，当他看到伙伴对白人玩世不恭地不服从时，他感到尴尬；但现在，在大学，作为学生代表会的成员，他因改善伙食问题与白人校长冲突，他感到自己无法再代表大多数学生，遂辞去了代表职务。作为威胁，校长勒令他退了学。曼德拉在自传中写道：“生活有它自己的方式迫使犹豫不决的人做出决定。突然间，我的美梦破裂了，唾手可得的东西像夏日阳光下消融的雪。”如果没有离开福特黑尔，“后30年里，也许我将免于风暴的侵袭”。西方文化也改变了曼德拉与古老部落传统的关系。当摄政王给他选定了一位显赫家族的女孩，命他结婚时，他选择了不服从。他决定逃往约翰内斯堡，任由命运投入汪洋大海。他调侃着回忆道：“在我还没有考虑反对白人的政治制度的时候，就做好了反对我们自己人民的社会制度的准备。讽刺的是，这间接地也是摄政王自己的过失，因为正是他出钱让我们接受的教育才使我们背叛这种传统的社会制度。”

觉醒之路

( 1955 年，在约翰内斯堡街头，两名黑人试图避开警察。当时黑人如果没有通行证就会被警察拘捕 )

幻想和幻想的破灭都是生活的一部分，二者不停地交替。也许那些老照片上的温情，就像约翰内斯堡光鲜的面具一样，内心却隐藏着深深的情感裂痕。

曼德拉的第一个居住地是约翰内斯堡的亚历山大。生活既愉快，也令人感到不稳定，气氛活跃，也充满冒险性。曼德拉在自传中写道：“公正地说，那里可以用贫民窟来描述。当局对那里的生活漠不关心，道路也没铺，脏乱不堪，饥饿、营养不良的儿童半裸着身子四处乱跑。空气中混合着浓浓的、从马口铁火盆和炉灶里冒出的煤烟，路旁流进水塘里的死水蛆满为患，散发着恶臭。根本没有电，亚历山大像一座黑暗城镇，夜行回家非常危险，寂静偶尔被喊叫声、狂笑声和枪声打破。……拥挤得令人绝望，生命在这里是廉价的。”但曼德拉对亚历山大有很深的感情，他把那里视为家。“这也是个致富之地，是南非为数不多的地区，非洲人可以在这里积累私有财产，经营自己的产业。在这里，非洲人不必向白人市政管理局磕头，它是希望的沃土，见证了我们冲破当地约束、成为城市永久居住者的历程。城市生活抹掉了部落与种族之间的隔阂，我们不再是科萨人、索托人或祖鲁人，我们是亚历山大人。”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未来与科萨族和王室血统的身份不再有关。

( 1948 年，丹尼尔·马兰（右二）领导国民党赢得大选，出任南非总理。他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制定者和实施者 )

曼德拉似乎从来就没有钱，想法设法靠各种生活资源生存。律师事务所每周2英镑的收入捉襟见肘，“每个月都要差几便士”。为了省钱，“每个月有几天早晨跑6英里去城里上班，晚上再跑回家”，常常饿着肚子度过一天又一天，偶尔去房东家蹭顿有蒸猪肉和蔬菜的午饭，衣服不得不缝缝补补。他仍时不时地在回滕布任职还是留在约翰内斯堡之间徘徊，都是为了生存，尚与政治无关。

1943年，他搬到奥兰多，考入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学学士。在威特，曼德拉是唯一的非洲学生。他时常感到是白人世界的闯入者，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很警惕，他既接受过慷慨，也感受过敌意。但他结交了很多日后对他政治生涯有重大影响的朋友：乔斯洛沃和他未来的夫人鲁斯·福斯特，他们是南非犹太移民的后裔，热情的共产主义者。乔治·比卓斯和布拉姆·费希尔，他们来自白人政治世家，日后成为曼德拉为自由而斗争的最坚强的朋友。他还与托尼·奥多德和哈罗德·沃尔佩成为好朋友，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的朋友圈还包括反种族隔离制度的白人精英和印度人，不少从战场归来的白人学生都对种族主义深恶痛绝。位于市中心住宅区考尔沃德平房13号是南非印度人大会成员伊斯梅尔的住处，曼德拉与朋友们常在那里学习、交谈、跳舞到第二天凌晨，吃手抓咖喱饭。有时太晚，赶不上回奥兰多的火车，曼德拉就在那儿过夜。也是通过他的印度朋友，他对甘地和尼赫鲁产生了兴趣，但年轻时的曼德拉脾气很大，他也更欣赏尼赫鲁，而不是甘地的和平主义。曼德拉日后回忆道：“威特大学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个理想、政治信仰与辩论的世界，一个人们对政治满腔热情的世界。我融入了我们那一代的白人和印度知识分子之中，这些青年人将在随后几年中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运动先锋。”

( 曼德拉与温妮的结婚照（摄于1957 年） )

也是在1943年，曼德拉在西苏卢奥兰多的房子里结识了非国大的领袖人物，以非正式身份加入了非国大。他们很快成立了非国大内的“青年联盟”。曼德拉处在南非两股政治思潮的拉扯中：一边是依托于历史自豪感和尊严的民族主义；一边是苏联支持下，能够获得组织和资金援助，以批判帝国主义为思想武装的共产主义。而南非是一个特殊的意识形态战场：一边是被损害和被侮辱的非洲人，他们要的是自由；一边是无处可去、扎根南非的布尔白人，他们曾反抗英国入侵，要的是独立。

1947年，印度的独立鼓舞了整个非洲。讽刺的是，1948年，在“二战”中支持纳粹德国、奉行极端种族主义的马兰国民党却打败了温和的斯马茨，上台执政。第一次，南非将由一个没有温和英语白人支持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政党统治。阿非利卡人是17世纪定居在南非的加尔文派荷兰人后裔，与英国殖民者的文化迥异，几乎未受到过任何欧洲自由主义的洗礼。他们在19世纪反抗英帝国的英布战争中形成了强大的民族主义，有他们自己的宗教、史诗和遍布南非的纪念碑。他们是南非最早的民族主义者，仇恨英国人，反对英国殖民者和其后裔的干涉。40多年后，曼德拉回顾他以此开始的漫漫自由路，不无伤感地说：“也许历史注定要让我们国家的人民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因为它孕育了两种占据着20世纪南非历史的民族主义……两种民族主义都认为同一片土地，南非，属于他们，这意味着，斗争必然残酷。”

( 1956 年12 月28 日，一辆押着反种族隔离人士的汽车驶向约翰内斯堡的司法大楼，路边非国大的支持者们向他们竖起大拇指 )

马兰的当选，就此改变了南非的方向。这一与历史潮流相逆的事件，也是阿非利卡人维持白人特权的挣扎——越来越多的黑人涌入城市，他们担心，肤色壁垒这条大坝一旦出现裂缝，就会“溃于蚁穴”。黑人的人口是白人的4倍，白人清楚，“现在所享有的生活水平已超过我们权利所应得，如果让黑人爬到顶上，他们将把我们赶回歇斯底里的老旧欧洲”。有史学家把1948年后的南非史比喻为“政治恶魔再世的奇特历史”，当反对欧洲法西斯主义和种族压迫的全球性斗争取得胜利时，它的新版本却在南非兴起。随着一系列人口管理法、婚姻法、工业法、土地法、居住法、教育法等种族隔离的法案出台，希特勒主义在非洲土壤上复活了。

大选那天，曼德拉与坦博在约翰内斯堡观看了选举大会，他们没有选举权，但很关心谁当选。当他们天亮时在一个卖报的售货亭看到《兰德每日邮报》的头条时，曼德拉感到吃惊和失望。他描述当时自己的心情：“我对白人不满，虽然我不准备把白人赶进大海，但如果他们爬上轮船自愿离开这个大陆，我将十分高兴。”1949年，非国大改造了自己的组织。青年团起草了行动纲领，核心就是发动群众运动，通过联合抵制，即罢工、不服从和不合作，去争取政治权利。在种族问题上，南非正处于1933年的德国和19世纪80年代美国田纳西州偏僻地带之间的十字路口上。曼德拉、西苏卢和坦博他们已经准备好，冲破法律的束缚，如果有必要，则愿意像甘地那样为了自己的信仰去坐牢。

( 1979 年9 月1 日，时任南非总统博塔（左二）视察索韦托。在“种族隔离”时代，索韦托被设为黑人居住区 )

曼德拉的生活由此进入了一种模糊状态，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徘徊。虽然他们组织了罢工，但最初，那种业余的和气感觉居然有点像过家家，还没有那种孕育暴力的激烈情绪。警察搜查时，曼德拉当时的妻子伊芙琳会给他们端来茶水和三明治，曼德拉则与他们用科萨语交谈。法庭审判中场休息时，他们吃三明治，晚上回家，他们则被视为英雄而受到欢迎，在地下小酒馆喝免费啤酒，参加白人和印度人为他们举办的派对，一起喝酒、跳摇摆舞，拥抱在一起。那些日子，曼德拉与印度和白人共产党人走得很近，面对共同敌人，有时他迷惘，“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更不知道自己在反对什么”。英国和美国以疑惧的眼光打量着他们，“冷战”已开始。在那些晚上的聚会上，他们拿绞刑尽情开玩笑，却对混迹其中的中情局间谍谢尔利一无所知。这个很合群的美国人表面上是来南非寻根，实际上却对非国大的活动了如指掌。后来曼德拉被捕，就与他有很大关系。

一些自由派的南非商人也对曼德拉他们有兴趣。钻石大王奥本海默就曾邀请他们到约翰内斯堡的盎格鲁－美国集团见面。奥本海默第一次没给曼德拉钱，但后来，当曼德拉面临叛国罪审判时，奥本海默还是谨慎地给了他们4万英镑，作为“叛国审判基金”。南非的一些宗教人士、英国和国外的一些友善人士也给他们捐款。但美国和英国在比勒陀利亚的外交官们还是尽量避免与他们见面，以免激怒阿非利卡政府。1957年，美国大使馆的国庆派对只邀请了白人，苏联则邀请了黑人和有色人。接下来几届英国大使都没有邀请黑人参加女王的生日宴会，也与非国大领导人没有建立任何联系，英国外交官对非国大的了解都来自记者的报道。

( 狱中的曼德拉（摄于 1964年） )

政治审判：个人与国家

从1952年开始，曼德拉的生活就在正常与危险的中间地带摇摆。他不断被捕，受审，入狱，遭禁令，罪名既有叛国，也有共产主义。他制定了“曼德拉计划”（M-plan）来部署非国大未来的地下活动，非国大的施政纲领《自由宪章》在克里普顿的一个私人足球场上通过时，禁令在身的他只能躲在附近一家店铺的屋檐下秘密关注大会进程。而他的第一次婚姻也在其间解体了。

( 1988 年的一天，温妮（右前三）带领家人去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探望曼德拉 )

曼德拉是个很浪漫的人。在他的自传里，每谈到自己的韵事，情感总是汹涌，还流露出一种满足。1957年，39岁的曼德拉开始热烈追求一见钟情、比他小18岁的温妮。温妮被他那种带着贵族权威感的气场折服。温妮后来回忆说，她父亲坚决反对那桩婚姻，她的姐姐则哭着求她不要跟这个老男人结婚。他们警告她，曼德拉很可能是得蹲大牢的，到时候她不过就是他维持家庭运转和探牢的工具。但他们还是相爱了，一年后结婚。曼德拉获得了6天的解禁，回到特兰斯凯举办婚礼。婚礼上，温妮的父亲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如果你的男人是个男巫，那你也就得是个女巫”。

温妮是那个时期曼德拉灰暗生活的一抹红。在从1956年持续到1961年的叛国罪审判里，曼德拉与光彩照人的新婚妻子一起出现在法庭上，一扫庭上的沉闷与阴郁，他们奔放的笑容让他们在法庭的存在充满了戏剧色彩，似乎这不是政治圈，而是演艺圈。就像战争中的爱情之花一样，他们的爱情也因为障碍与危险而增加了浪漫色彩。

( 1986 年，南非一名黑人男子遭警察射杀后，参加其葬礼的亲友正在安抚他的两个儿子 )

在曼德拉后来漫长的囚禁生涯中，他不断回味这段曾经能够牵手的短暂时光。在给温妮的信中，曼德拉写道：“你还记得你曾经做过的晚饭吗？意大利面和小镇上不知名肉店的肉末！当我一走进房间，那香味扑面而来，感染了我的味蕾。”在狱中，他不止一次自问：“一个人抛下自己的家人，辛辛苦苦地努力，却是为了让别人的家庭过得更好一些，我一直在想，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正确。所谓的政治，难道不是逃避家庭责任的借口吗？我时时刻刻都在和这些时不时冒出来的良心问题做斗争。”曼德拉的戏剧人生，也是他家人的痛苦人生。温妮是个有主见、感情热烈的女人，更何况还有曼德拉离异时带来的3个前妻的孩子。他的婚姻没有外人所想象的那样，理所当然地稳定。多年后，温妮回忆这段婚姻时说，她的人生中几乎没有过家庭生活，甚至没有新婚燕尔的共度时光。“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婚姻生活。我对曼德拉的了解就是，他是一名囚犯。”她很快也卷入了政治生活，加入了妇女组织。她不羁的独立性格，冲动的决断，具有号召力的演讲才能，与曼德拉的含蓄缄默形成强烈对比。她敢于面对面地不服从警察，吼叫并激怒他们，将自己置身于冲突中。她就像充满野性的女高音，在与曼德拉稳重的男低音搭配时，有时会不和谐。曼德拉曾揶揄说，“我找了个麻烦”。这对伴侣相互强烈地吸引，但在政治上并非完全的灵魂伴侣。

我看到一张1956年叛国罪审判的被指控者合影，那就像一张毕业周年班级聚会的照片——156位白人、印度人和非洲人排成8排，统统西装领带，很多人带着微笑，竖起大拇指，仿佛将要面对的只是一场轻松的联谊游戏，洋溢着乐观主义的情绪。1952至1968年，非洲民族主义席卷整个非洲大陆，39个非洲殖民地宣告独立。鼓槌，已从南非外围开始敲击种族隔离制，令人鼓舞。曼德拉非常显眼，站在中间，个头最魁梧，左上角的西装口袋里还露出叠好的白手巾一角。那次审判，非国大邀请了许多著名律师，组成强大的律师辩护团，非国大的领袖还在庭上成功地阐述了《自由宪章》中种族平等的理想。虽然审判历时4年，但获释的曼德拉最终是带着灿烂笑容走出法庭的。

( 1990 年2 月，美国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杰西·杰克逊（中左）和南非反种族隔离人士西苏卢（中右）与支持者一起迎接获释的曼德拉 )

但曼德拉的个人命运随后便与南非的历史一起急转直下。叛国罪审判的结果，导致了当局更严苛的政策出台。黑人囚犯与白人看守间所存在的礼貌甚至骑士风度逐渐不复存在，政治氛围变得肃杀起来。1961年后，警察和法庭对任何异议的容忍度都越来越小，态度趋于强硬。“二战”后那种宽松的社会氛围随着极权的触角不断延伸，也变得冷峻，直至从制度的隔离内化为内心情感的隔离。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南非社会开始形成一种潜规则：一个人的肤色越黑越遭殃。白人社会中“最恶毒的诽谤”被认为是“你怀疑我有黑人血统”，混血种家庭里出现的外表酷似白人的成员，长大分居后，只敢在夜深人静时来探望其父母和兄弟姐妹。

1960年，泛非大和非国大组织了全国的“反通行证日”，在沙佩维尔镇，警察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69人。维沃尔德政府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宣布非国大和泛非大“非法”。就连曾坚决拥护通过立宪途径实现民主和平的非国大领袖，也不得不承认政府已关闭了所有和平变革的途径。英雄主义的焰火很快转变为最现实的日常生活打算：没有通行证，就无法提取养老金和邮政储蓄，也没法申请买房，人们很快排起长队补办通行证。非洲大陆其他国家的殖民政府是犹豫踌躇的外来统治者，但南非不，它超级坚定。

( 曼德拉在罗本岛监狱住过的牢房 )

1961年5月，一位英国电视台记者录制了曼德拉的话，那就像他留给世人的道别，此后29年，竟再也没有任何媒体得以记录他的声音。曼德拉说：“政府对待‘在家中抗议’活动的反应是，下令调动全国武装力量、武装白人团体，逮捕无数黑人，完全无视我们的和平和非暴力原则，令我们的政治斗争策略合上了一页。”被取缔的非国大做了长期部署：坦博潜出南非，到国外建立联络点和代表机构；曼德拉转向地下，组建武装力量“民族之矛”。他秘密短期出国到北非、东北非、西非一些新独立的国家访问，向非洲领导人寻求支持，非洲国家的纷纷独立，使非国大有条件迅速在海外建立外交基地。他在英国待了3周，随后考察了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基地，最后在埃塞俄比亚学习军事技术。他推崇阿尔及利亚和古巴式的武装革命。在曼德拉那段时期的日记里，他记录道：“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最初目的是通过借鉴印尼和中国的军事行动来击败法国，根本没有考虑到和谈。……我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读梅纳赫姆·贝京撰写的《反抗》，也读过密特朗曾领导的法国游击战的资料，还有东欧各国游击战的资料。在转入地下活动的岁月里，还读过德尼斯·赖茨的《突击队》和路易斯·塔鲁克的《人民的诞生》，还读过毛泽东的书。”他领导“民族之矛”进行了不到8个月的炸毁基础设施的斗争，1962年8月，在驾车返回约翰内斯堡的途中，他被逮捕。

1963至1964年，南非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利沃尼亚审判开庭。开庭那天，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两年多的曼德拉出现时，瘦削苍白，他的老朋友担心，会不会是监狱的规训与惩罚，侮辱了他的自尊与世故，使他退化为白人可操纵的“男孩儿”？但曼德拉证明他没有。他闪现出笑容，紧握拳头高喊“Amandla”（政权）！这赋予了他政治生涯殉道式的浪漫主义和戏剧色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这一刻，曼德拉才成为具有精神力量的政治领袖。正如尼赫鲁描述甘地的那样，“他成为人民混乱欲望的象征性表达”。曼德拉被指控密谋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现行政权，可判死罪。

( 1989 年，曼德拉即将被释放的消息传来，南非妇女们为之欢呼 )

有点超现实主义的是，很多证据竟然都表明，各方面受限的非国大，其“武装斗争”是多么业余和稚嫩。比如，代号为“Ort”的坦博与代号为“Thunder”的诺克维交换暗号，计划给代号为“包裹”和“矩阵”的自由战士空中补给，但记录员被这些暗号给搞晕了，地面一片混乱。财务也是一头雾水，经常都有这样的提问：“有国家给我们汇钱了。能告诉我是哪些国家么？”最具破坏力的是曼德拉的手迹，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在他的日记里，有比勒陀利亚监狱的逃跑路线图，有一些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笔记，有关于游击战战术的笔记，也有对以色列恐怖组织的摘抄，还有很多政治领袖传记的引语，其中还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的基础》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曼德拉和西苏卢等人与辩护律师们商量，不把这次审判当法律事件，而要将其变为政治问题，利用法庭作为讲坛，自豪地阐明非国大的政治主张。1964年4月20日，曼德拉在比勒陀利亚最高法院的法庭上宣读了他闻名世界的法庭供述。他说明了非国大在白人统治和压迫下，如何进行了几十年的和平反抗，耐心、温和并谨慎地敲一扇紧闭的门。白人政府则无动于衷，愈加残酷地镇压，最终非国大被取缔，被迫走上武装道路。曼德拉说：“我在反对白人专政的同时，也反对黑人专政。我怀抱一个美好的梦想，那就是在南非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享有均等的机会。我将为这个梦想奋斗终生，并努力让它实现。然而，如果有必要，我随时准备为之献出自己的生命。”曼德拉的原文没有“如果有必要”，辩护律师担心过于直率的挑衅会激怒法官判他死刑，建议他去掉“随时准备为之献出自己的生命”，曼德拉不同意，就加上了一句“如果有必要”。西苏卢作为第二号被告，也与原告展开机智幽默的舌战，完全不像处在被告的地位。他与姆贝基滔滔不绝地讲清了非国大与南非共产党的差异。

曼德拉他们知道，审判的灵魂不在法庭上，而在南非之外的世界。屏息关注审判的非洲与西方世界接收到了曼德拉的信号。原来抱观望态度的英国确信无疑，曼德拉不仅是非国大，而且是反对种族主义多种族联合的领袖。他们也开始改变曼德拉实际受控于共产主义的想法。英国情报机构评估，曼德拉将会是非洲大陆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英国首相道格拉斯·休谟甚至想通过私下渠道说服维沃尔德，并打算联合美国向南非施压，但又恐适得其反。不过在判决宣判前一周，英国使馆已获得消息，南非情报部门没打算判他死刑。南非全国和全世界的强大民众抗议运动，迫使南非政府有所顾忌；而且，未来，很可能还需要曼德拉来化解迟早将到来的政治危机。

1964年6月，南非法庭判处曼德拉等8位非国大领导人终身监禁，当天投入罗本岛监狱。正是在此刻，他成为英雄，笼罩在殉道者的光辉中。他留在南非人想象中的形象也许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但这种象征本身，他戏剧化的着装、语言与形体动作本身，就足以让他成为大众情感与欲望的化身，充满威力。现在，重要的是，终身监禁太漫长，要维持尊严，并努力不被遗忘。

史诗人生

罗本岛监狱已成为南非的纪念地。在南非电影《再见，布法纳》里，我试图通过影像走近曼德拉曾被囚禁的时空，虽然这几乎不可能。罗本岛很孤绝，俯瞰只是露出海面的一小块石灰岩，成年累月经受冰冷的本吉拉海流的冲刷，荒凉阴冷。每6个月，有一位探监的亲人，乘船渡海上岛来探望曼德拉。穿过漫长的走廊，打开沉重的牢门，是6英尺见方的小隔间，有一张狭长的钢床，一张当桌子用的小矮凳和墙上的三只袖珍吊柜。曼德拉被囚27年，公开的狱中生活照很少，唯一的一张群像是在四面围合的操场上，囚犯们坐成两排，前排的人用鹤嘴镐和锤子把采来的石头敲碎，后排的人在缝衣，后来成为新南非国家领导人的曼德拉、姆贝基、西苏卢都在其中。劳役结束后，他们有时会凑在一起交谈，看守沿着墙角巡逻。1977年，一些外国记者来罗本岛参观，偷拍下他们在监狱花园里的另一张珍贵照片。他们戴着遮阳帽，手执铁铲，在劳作之间休息，手不约而同地插在腰间。

囚禁试图消磨和摧毁人的自尊与意志，让人的抵抗精神瘫痪。但曼德拉天生有一种举重若轻的能力，他甚至能跳脱出来如看戏般审视自己的人生戏剧，而他时常蹦跶出来的恶作剧的幽默感，形成了柔软的保护屏障，权力想制造的让人丧失自由的恐惧反而被消解掉了。他得知将要被带到最严苛的罗本岛，“感到很兴奋”，“从童年开始，我就知道这个岛了”。在他脑海里冒出来一串科萨黑人英雄的名字和他们的越狱经历：“1658年，奥特舒梅奥在与荷兰人的战争中被流放到罗本岛，他最终划着一条破旧的小船成功逃离，虽然这条船千疮百孔，根本不适合航海。”他以这种方式汇入到历史中，“罗本岛的历史就是南非人民的奴役史，但它现在是我的新家”。

初入狱，所有囚犯会被脱光衣服站在一起，这是种羞辱。但曼德拉觉得滑稽，心想这辈子也难有机会见到彼此这可笑的样子了。他没有把户外劳动视为残酷的折磨，相反，他觉得劳动令他强壮，“使用全身的肌肉，太阳照射在背上，这种感觉很好”。在去采石场的路上，“可以看见茂密的灌木丛，挺拔的大树矗立在我们的房子周围，闻着桉树花的香味，偶尔还可以看见跳羚羊或大羚羊在远处吃草”。

入狱后，一个人会开始珍惜很多小事，比如能够自由自在地散步、过马路、进商店买报纸、讲话，甚至能够自由地保持沉默。曼德拉对于任何一件自己能支配的简单小事，都会尽力去争取，并从中寻找乐趣和成就感，这使他的自我意识从未被监狱制度化。比如，发给黑人囚犯的裤子是短裤，但曼德拉要求穿长裤，最后他胜利了。但他要求，除非所有其他囚犯都有长裤穿，否则他拒绝穿，结果他再次胜利了。看守要求他们走快点或干活快点，曼德拉会小声告诉狱友，“慢点，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监狱里是禁止唱歌的，音乐是自由之音。干活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唱自由歌，唱歌的同时还会伴着歌声跳跳舞，每个人都很受鼓舞。监狱当局意识到了：这些家伙，看看，太有斗志了，精神状态也太好了。因此，他们就规定‘干活儿的时候禁止唱歌’，这样在干活儿时我们就会感到艰苦了……在他们的法则里，有禁止唱歌这条规定……我们就服从了，但回到囚室后，尤其是在圣诞节前夕和新年前夜，我们会组织演唱会，大唱特唱。他们最后也就习惯了”。

他们不懈的斗争取得了些许成就：1969年，狱中开始播放电影；1975年，囚犯们第一次洗上热水澡；1980年，囚犯们可以读报；1982年，囚犯们可以接受儿童探望。曼德拉不懈地请求国际红十字会就狱中配备运动设施进行游说，最终在1970年得到批准，他们得到了一个排球场和一张乒乓球台。后来，他们还在监狱庭院里建造了自己的网球场。1982年，曼德拉和狱友共处一室时，凌晨3点就起床，在牢房里跑上1小时，然后做有氧运动和举重，曾有狱友抗议这么早就被他吵醒。在与世隔绝的监狱里，生活漫长而乏味，人不断地转着圈，今天的终点和昨天的起点一模一样。这些斗争与成就，让人不忘记主宰命运的滋味。

1968至1969年是曼德拉精神上最痛苦的两年，他的母亲和儿子相继去世，但他连告别的机会也没有。他写信给监狱指挥官申请去参加葬礼，但或者没有回复，或者被拒绝。在给朋友的信中，曼德拉写道：“我从未想到自己不能参加母亲的葬礼。相反，我一直陶醉在一个美好的希望里，梦想着她年迈时我能够在她身边照顾她，在她逝去的最后一刻守着她。扎米和我曾一直想接她来约翰内斯堡跟我们一同生活，那样就能离巴拉瓜纳医院近一些。”不久，儿子桑比在开普敦的车祸中死亡。当曼德拉意识到去墓地看他一眼都不可能时，心痛至极，陷入记忆的深渊：“1962年7月底，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见过他，他那时才17岁，是个健壮的小伙子。那天他穿着我的裤子，有点肥长，他有很多衣服可以穿，这个行为背后隐藏的感情太明显了，我深深地被触动。我意识到我的离开给孩子们造成的影响。……1960年，我开车跑了很远去见他，告别的时候，因为没法送他到公交车站，更没法送他到火车站，我感到很难受。作为一名囚犯，这就是我当时的处境，我必须放弃作为父亲的责任。我的儿子，应该是我的朋友，离开家之后只能独自照顾自己，而我只能偶尔偷偷地见他一面。……我把我的口袋翻了个底朝天，把所有的铜币和银币找出来塞给他，这些也就是一个可怜的逃亡者能给得起的了。……现在，我很想你，好像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样想念过你。在这样一个充满痛苦、不幸和失败的日子里，回忆这些会让我感觉好受一些。”

曼德拉是有韧性的。多年后出狱，曾有老友问他，在狱中时，“你的妻子在外面有自己的生活，或许会和别的男人交往，会喜欢上别的男人，会和他们约会，用那些男人暂时替代你。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呢？”曼德拉说：“我不能去想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必须接受一些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事实和现实，人都会有希望放松自己的时候，但人的好奇心也不能太强。她对我很忠诚，支持我的事业，来监狱探望我，会跟我通信，这些就已经足够了，真的，足够了。其他的事情无论是什么都不能改变我与她的关系。”在曼德拉的狱中日记里，他经常记下自己的梦境，梦到与儿子在长满绿色农作物的旷野中沿着斜坡向上飞奔，然后又从山上狂奔下来，有时则梦到在空旷的山谷里隔河与温妮相望，温妮却消失不见。

在罗本岛，曼德拉对大学时代就热衷的文学和戏剧仍情有独钟。狱友把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撰写的《安提戈涅》改编成了一出戏剧，曼德拉出演了剧中残暴的国王克瑞翁。在罗本岛，自第一次开始拿起书，他就时不时地引用莎士比亚。他阅读了南非作家纳迪尼·高迪莫写的所有当时未被禁止的小说，学习大量有关白人自由敏感性的知识；还阅读外国小说，比如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在狱中写道：“读完那些作品后……你就会感觉整个人的境界都提升了，你对人类的敏感度也提高了。”1970年，在给温妮的信中，曼德拉引用南非作家C.J.朗恩霍芬的《拿撒勒的影子》，影射了他对自己处境的理解。《拿撒勒的影子》描述的是古罗马犹太总督彼多拉对耶稣的审判。“在罗马本土，法官只能根据对囚犯的指控、法律和法庭证据这些因素对囚犯进行判决。但是，在远离罗马的地方行省，我们正处于战争中。处于战争中的人是不会去关心判决公正与否的，他们关心的只是结果，是最后是否会取得胜利，而且法官自己其实也在接受审判。我很清楚这个人是无辜的，但是我的职责要求我判他死刑，所以，最终，我就这么做了。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十字架上的一堆索具中挣扎，后面的人们在谩骂他，朝他扔东西。背负沉重的十字架，他将要死去。我相信向一位朋友忏悔之后，我良心上的不安可以得到一丝缓解，因此我决定给你写这封信。朗恩霍芬写下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唤醒南非人民的政治意识。对于你我，这则故事可以让我们想想当今所发生的事情。”

曼德拉对人性怀抱善意。他注意到，“有看守提醒他们的同事，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参与自由运动的人最终总是要战胜他们的压迫者，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些进步的看守呼吁监狱不仅应该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对待囚犯，也应该好好地对待囚犯，一旦哪天这些黑人的斗争取得胜利，组成了政府，反过来也可以好好地对待白人”。“有些看守不仅对我们很有礼貌，而且在厨房工作的时候，还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口粮，偷偷拿来肉啊、白糖啊很多东西。当这些看守把我们当人看待的时候，大家看到了黑暗中的一线光明。”1977年，他在写给班德律师的一封信里对监狱总长说：“160年前，发生了集体被判死刑的图幅博茨事件；74年前，布尔战争集中营建立；61年前，约皮·福里做了最后一次演讲。我相信您肯定不会忘记那位南非白人爱国者，他牺牲了自己，帮助您从英帝国逃出来，使您成为这个国家统治阶层中的一员，最后担任了这个国家的监狱长。”

被外面的世界忘却的恐惧始终缠绕着曼德拉和他的狱友们。囚于罗本岛的最初那段时间，非国大销声匿迹。镇压的势力很大，法律禁止任何南非媒体提到曼德拉，所有的政治家都认为，没有必要再提他了，除非他们碰巧认识并且喜欢他。英国和美国报纸最初还来罗本岛报道一下监狱条件，英国大使馆有时给曼德拉寄一些法律书，但到1967年，曼德拉的名字已经完全从媒体上消失了。温妮的探监是他获取政治新闻的重要消息源，而他也用暗语通过温妮把他真实的想法传递给非国大。20世纪70年代，南非其他组织的黑人运动并未间断，比如影响很大的黑人觉悟运动。但在这个时期，非国大领导人已被囚禁在罗本岛十几年，早已无法与国内革命运动互通信息，影响力也越来越小。也是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其他黑人政治组织领袖都被关进了监狱，一些死在狱中，罗本岛则成了囚禁反种族隔离政治力量的大本营。此后，是数十年的沉寂。1975年，曼德拉在日记里写道：“又有一批年老的著名斗士倒下了，他们就像历史上前赴后继的勇士一样，其中一些很快会被世人遗忘，另外一些会成为历史的研究对象，但是也只有学术专家对他们感兴趣。”

1975年，在西苏卢和科特拉达的建议下，曼德拉开始秘密撰写自传。开始数周，他白天去石料厂劳动，晚上吃过晚饭后先睡一觉，然后从晚上22点钟开始在墙上撑起的简易书桌上伏案写作。后来，由于身体实在吃不消，只好请病假不去石料厂劳动。监狱当局似乎对此并不介意。因此，曼德拉得以白天睡觉，夜间秘密地撰写。每天，曼德拉把写好的手稿设法交给科特拉达，科特拉达看过后，再设法把手稿交给西苏卢，西苏卢看过后交给鲁·奇巴，由他把手稿转换成微型速记稿。1976年，狱友马哈拉杰出狱，将手稿秘密带出罗本岛监狱。它被带到了伦敦，这是罗本岛里与世隔绝的囚徒与外面的世界对话的一线希望。

1977年，曼德拉开始感到衰老。他写道：“14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我们所爱的人在迅速变老，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当朋友们终于在聚会上开始缺席的时候，他们会感到一种很奇怪而冷清的氛围。梦想越来越难实现，进度计划越来越难以完成。”

自由之路

1977年，监狱宣布结束体力劳动，改成在监禁区活动。曼德拉有了更多自由时间读书、写信，他甚至养成了最大的业余爱好：打理菜园。曼德拉不断地申请，要求在院子内开辟一个菜园，最终，他获得允许，在墙根处开垦了一片狭长的小块土地。他订购了种植与园艺的许多书籍，监狱当局为他提供了种子，他种植了番茄、辣椒和洋葱。绿色满园时，他常常为狱警提供最好的番茄和洋葱。这一小块土地给了曼德拉自由与生命的感觉。在监狱日常生活的细节里，还是常有意外之处的。

1980年参观罗本岛的记者塔米·马赫瓦纳兹生动描述了曼德拉在狱中的个人风格：“他走得很慢，眼望前方，似乎陷入沉思。……他时常进行有深度的谈话，为其他狱友提供法律或个人建议，狱友通常需要提前很长时间预约。他处理得非常认真，有时用很小的字写很长的东西。在他的小房间里，法律文件堆满了小桌，床下塞满一箱箱书，屋中摆设着一个狱友做的雕塑，墙上贴着一个非洲部落女人的画。他对每位狱友和他们的家庭史都非常了解，也密切关注着古巴、尼加拉瓜和世界其他地方正进行的斗争。”狱中禁欲的生活给人大量的时间深思与辩论，让人与纷繁芜杂的现实保持距离，从而更高地看问题，也孕育理想主义和平等思想、敏感性和凝聚力。当国内所有的黑人抵抗运动——非国大、泛非大、联合民主战线、群众民主运动、“黑人觉醒运动”和“保护民族文化运动”的成员都被关入罗本岛，原本分散的各阵营在监狱里激烈辩论，最终汇合在曼德拉《自由宪章》思想的麾下，即，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它是实现欧洲式社会民主国家的序曲；非国大必须联合一切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力量，甚至包括阿非利卡白人，“绝不形而上地区分概念化的敌友”。非洲部落的古老文化将曼德拉与不同组织的黑人领袖联系起来，哪怕他们在政治意见上相左，那种世代的亲缘与家族纽带让他们维持着友好的私人关系。

南非司法部与情报机关一直在密切关注着监狱的生态。早在20世纪60年代，英美一些政治家就预见，南非的政治解决方案最终得让被囚禁、被流放或被损害的人来提出。包括阿非利卡白人在内的智囊谋士们很早就心知肚明：南非白人少数统治终将结束，黑人多数必将掌权，因此需要一位政治上相对温和的“黑人领袖”来维持白人在南非的利益。一定程度上，漫长的监禁生涯使得曼德拉早年的激进目标变得不再那么激进，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反叛意志的消退。1979年，已经61岁的他在日记里写下三个词：“DDD综合症，虚弱（debility）、依赖感（dependency）和恐惧感（dread）。”他变得愈加务实，而国内有人立志要变革种族隔离政权赖以存在的整个政治和经济体系，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实现共产主义，曼德拉就和他们渐渐疏远了。他清楚，直到1976年，非国大的武装还未来得及在国内打响哪怕一枪，就全被囚禁了起来，军事上的胜利遥不可及。狱中生涯的沉思让他相信，为一场注定失败的冲突牺牲那么多鲜活的生命不值得。他开始让非国大领袖研究阿非利卡人的文化与性格，他警觉到，“说英语的黑人”所受的自由教育和英语思维，让他们不自觉地轻视阿非利卡人，从而过于自负，而事实上，“300万阿非利卡人是普通南非公民中的强大少数派，重建国家必需他们的合作与善意”。

南非司法部的一份文件在研究了曼德拉的背景、思想和性格气质后得出结论，“他具有南非头号黑人领袖的所有素质”。后来力推政府与非国大谈判的国家情报局局长尼尔·巴纳德博士曾在一次采访中讲到，之所以选择曼德拉，“从情报的角度看历史，我们逐渐确认，他是权力走廊深处真正的领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1986年的一份文件里列出了释放曼德拉的一串条件，其中一条是：“他的身体状况必须相对较差，无法长期担任领导人。”

1980年1月，曼德拉在日记里写道：“茶里加奶了。”随后，他逐渐有了芥末酱、椰子饼干、三明治酱、柠檬和蛋糕混合料等，他还服用月见草油，降低血压和胆固醇，减轻体重，生活用品也得到了改善。1982年，曼德拉被转移到内陆的波尔斯摩尔监狱。1983年，他做了后脑勺和右侧脚趾手术。1984年，曼德拉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接受肺结核和肾脏疾病的治疗。突然变得紧凑的日历时间预示着，转变正在发生。

监狱高墙之外，重大社会变革已在酝酿中。

从1948年开始，南非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超高速经济增长，在60年代中期创造了与日本相当的奇迹。种族隔离的“低人权优势”为南非制造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外资纷纷被南非的高利润率所吸引。经济繁荣期，以盎格鲁－美国集团为首的南非商人喜欢说，南非的经济腾飞就像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繁荣终将自动推动社会改革。1968年的《经济学家》曾有一篇调查南非的长文，结论亦是，南非会在更有安全感时，变得更自由，“更富有、更有安全感通常意味着更左”。的确，新兴的阿非利卡白人中产阶级和工矿企业家，开始逐渐批判和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形成了执政党左派领袖人物德克勒克的社会基础。可惜的是，整个70年代，南非政坛仍一直被以博塔为代表的保守右翼把控，国家机器不断加强控制，几乎达到全白人皆兵的地步。但是，在1975年，经济拐点出现，由持续减速转为严重负增长。制造业出口型经济向消费社会转型，需要释放国内市场的购买力，但人口是白人4倍的黑人却绝大多数处于贫困状态。1985年，高度依赖外国资本的南非出现大规模资本净流出，一直持续了9年半，国家流失资产达517亿兰特。潜伏在南非机体内的经济衰退病灶，因缘际会地发作，变革已势在必行。20世纪70年代，南非政治动荡更重要的中心在城市工厂——为了适应国际资本市场激烈的竞争，更多的黑人向半技术和技术工种转化。工会取得合法地位，要求加薪的罢工运动取得一系列胜利，这意味着，“超稳定”的南非黑白社会终被撕开了一条缝隙。

南非之外，潜出国的非国大领袖奥利弗·坦博一直努力游说非洲与世界各国的政府给予支持。在赞比亚和坦桑尼亚，非国大总部一直在培训更多的游击队员，并通过“自由电台”进行宣传；在南非边境的葡属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坦博参加了新独立国家的国宴，但这两个国家很快就被美苏争霸的冲突撕裂。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欧与美国，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政府，还在支持南非白人政府的反共圣战，对可能受共产主义控制的非国大抱有敌意，但随着美苏争霸在非洲趋于缓和，以1985年为界，西方大国开始对南非的制裁动真格。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印度、苏联与东欧都曾给予过非国大物质援助。反种族隔离渐成世界潮流，人们猛烈抵制在南非赚钱的跨国公司巨头，迫使越来越多的公司减少投资。坦博也将所有的海外反种族主义活动焦点集中在唯一的目标上：释放曼德拉。从英国到希腊，从纽约到哈瓦那，从政治、文化名人到宗教人士，所有人都在谈论曼德拉，他的名字与形象在消失了20年后，再次铺天盖地地出现在公众视野，被所有人所熟知。曼德拉成为一种有力的象征。他为他的信仰付出极大代价，这也成为他个人魅力的源泉。随着反抗运动的发展及国际制裁开始发挥作用，一些白人商人考察了非洲的其他国家，如赞比亚和塞内加尔，为的是和国外的非国大进行初步会谈，后者已经成了实质上的候任政府。而在监狱高墙内，曼德拉越来越像一位候任总统。曼德拉的地位处在过渡状态：政府不愿意释放他，然而没有他，政府又无法解决国家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

1985年，在接受手术后，监狱指挥官芒罗准将把曼德拉从医院带走，回到波尔斯摩尔监狱，并告诉他，得单独关押他，这是监狱总部下达的命令。曼德拉立刻接收到了信号：“我要利用这次机会开始与政府谈判。这件事毕竟很敏感。政府的选举宣言一直都是‘我们不可能和非国大对话’，这是一个恐怖组织，热衷于谋杀和破坏公共财物。因此，如果我们之间能够进行对话，就得有一定的保密性，而如果我被单独关押，就可以保证这一点。所以，虽然我很想念我的朋友们，也不愿意跟他们分开，我还是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如果告诉他们，他们肯定会反对，可能到现在谈判都没法进行。组织的总部设在赞比亚，在那里有一些参加斗争的领导者，也只有他们才知道要进行这样的战略性谈判。”

当时力促谈判的国家情报局局长尼尔·巴纳德博士后来在一次访谈中回忆，那一时期，历史所造成的分裂“不仅分裂了国家，甚至在官僚体系（军警、情报、安全部门等）和政府内部，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哪怕是在政府圈内部，连开始讨论谈判解决这件事都不可能”。那时，时任总统博塔一次又一次地问巴纳德：“我什么时候该向国安会和内阁报告秘密谈判的进展？”巴纳德不断地告诉他：“总统先生，如果你告诉国安会和内阁，可以肯定，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说出去……第二天早晨，你就能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头版头条看到标题：‘南非政府正秘密与世界最著名的囚徒谈判。’”巴纳德后来回忆，在当时那种条件下，谈判绝对不可公开，因为双方都需要做出非常重大的妥协。曼德拉完全赞同，他说：“我们先把最关键的问题解决掉，至少形成一个可以往前走的框架。”

曼德拉所获得的特权开始越来越多，影响当局的能力也越来越强。马克斯上校有时把他带到监狱的花园里，观察鸟类生活，摘西红柿，穿过蔓延到山脚下的托凯葡萄园散步。1987年，曼德拉被允许在咨询室而不是有隔离的探视室里与女儿、女婿见面，也允许他见到儿童。他与温妮的第一个女儿泽妮与斯威士兰索布胡萨国王的儿子结了婚。“他们把我的小外孙女递给我，在整个探视期间，我再也没把她放下过。用我长期以来一直在握着镐头和铁锹的粗糙的大手托着那么脆弱、柔软的新生婴儿，是那么令人由衷地高兴。我感到，一个男子汉抱着一个婴儿从来没有像那天那么高兴。”

1986年，由七位英联邦著名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在尼日利亚前军界领导人奥巴桑乔将军和澳大利亚前首相马尔科姆·弗雷泽的带领下，访问南非。南非政府对这次会见异乎寻常地重视，芒罗准将专门带来一位服装师为曼德拉量尺寸，第二天就送来了一套衣服，衬衣、领带、鞋、袜子和内衣内裤。曼德拉把这次会面视为一次向政府提出谈判的机会，他非常清楚白人的关切。“我告诉他们，我相信《自由宪章》，这个宪章体现了民主和人权原则，但它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蓝图。我谈到了我对白人的关注，少数白人在一个新的南非中应当有安全感。”他告诉他们，有些问题可以通过面对面的谈判来解决，虽然他还不打算正式宣布放弃暴力，但却尽可能地以最强烈的语言声明，暴力绝不是解决南非问题的最终办法。

名人团的成员之一、加拿大主教特德·斯科特主教多年后回忆说，曼德拉一见到他们，就直截了当地说，白人人口只占南非总人口的20%，现在甚至下降到14%，到世纪末，会下降到10%以下，前景堪忧，应该建立一个让少数民族更有安全感的社会。会谈结束后，代表团去了卢萨卡和比勒陀利亚。但就在著名人士代表团准备与曼德拉一个人进行再一次会见时，南非国防部队对非国大在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基地发动了空袭和突然袭击，著名人士代表团立即离开了南非。奥利弗·坦博和非国大号召南非人民武装暴动，人民积极响应，动乱和政治暴力达到新的高潮。曼德拉判断道：“从表面上看，选择这个时间似乎对和谈不利，但最让人灰心丧气的时刻，常常也正是发生转机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往往要寻找走出困境的方法。”

那是一段和平十分脆弱的时期。谈判来临前，当局内部的右翼势力以更严酷的方式施暴。1981年11月，一些非国大成员、反种族隔离活动家被南非安全警察暗杀；1982年，曼德拉的好友、非国大的领导成员鲁斯·福斯特被邮件炸弹爆炸身亡；1986年，更多的“民族之矛”成员被处决；接着，领导黑人武装的领袖哈尼被杀。曼德拉积极谋求与政府谈判，连他的亲密战友西苏卢和卡特拉达都持怀疑态度，流亡中的坦博和国内的联合民主战线成员也认为，可能是政府操纵了曼德拉。那是曼德拉经历的考验中最孤独的一段时光。在波尔斯摩尔，曼德拉曾意味深长地对拜访他的记者说：“这开满了鲜花的漂亮监狱，就像坟墓，外观漂亮，里面的人性却在腐烂。”他必须清醒地权衡：对白人集团多大程度的让步，是各派黑人能够接受的。

1986至1987年，曼德拉几次会见司法部长库切。库切希望了解非国大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停止武装斗争，未来的新南非如何在制度上保障白人少数种族的利益。1987年底，博塔政府指定一个高级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准备与曼德拉秘谈。委员会以库切为首，包括博塔的亲信、国家情报局局长尼尔·巴纳德博士。曼德拉以西苏卢作为征求意见的第一人，很快便得到西苏卢、姆拉巴、卡特拉达等人的赞同。与政府接触的第一个成果是，1987年，南非政府无条件释放利沃尼亚案中的最年长者姆贝基。但谈判起初并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一致，军队和安全系统背景出身的博塔总统很难改变他隔离与强力的执念，也没有答应释放曼德拉的所有人的条件。

1988年，曼德拉被转入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这时他有了一间宽敞的别墅，有极好的装饰：厚厚的地毯，昂贵的家具，有游泳池和一部传真机，看守实际上就是曼德拉的佣人兼保镖。司法部长库切来视察，一间一间查看房间，还带过来几瓶很昂贵的酒。他对曼德拉说，这是在被监禁和被释放中间搭建起来的舞台。“我们把你转移到这里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保证你和我们之间对话的机密性，希望你能领会我们的意思。”政府也会不时带他出去，或参加高层会议，或只是旅游、爬山。除了例行的身体检查和治疗各种疾病，他还与各种重要人物会面，包括帕尔第一国民银行的总裁、司法部长库切、宪法发展部部长维尔荣，还有未来的总统F.W.德克勒克等。这一年，共有30多个白人政党和团体纷纷主动到国外与非国大会谈，同非国大在国外不同场合进行联系的活动越来越多，非国大俨然成为解决南非问题最关键的政党。而白人当局已经在为曼德拉成为总统做准备了。

1989年3月，务实派政治家德克勒克成为实际上的总统。渐渐地，曼德拉被允许可以接触非国大的成员，人们也可以更容易地接近他。1989年7月，曼德拉生日时，他甚至可以全家人团聚，并会见了西苏卢和卡特拉达，这两位曼德拉的老朋友于当年10月份出狱。德克勒克答应了曼德拉释放政治犯并让流亡人士回来、停止紧急状态法、解除非国大禁令的条件，允许非国大成员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

曼德拉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看重现实的需要。政府当局主要讨论的是如何保护少数白人群体的利益。曼德拉将《自由宪章》解释为“一种资本主义的蓝图”，承认非洲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占有财产。而且，他知道白人企业家集团担心“国有化”，大多数白人担心“黑人对白人的统治”，1989年还在狱中时，他就向白人传达信息，在“国有化”问题上解除白人企业家的担心，并提出“多种族统治”的概念，即他认为“存在着非国大同国民党的一些成员和其他党派组织联合执政的可能性”。在他被释放前的9个月，尼尔·巴纳德特意安排曼德拉会见了商界领袖，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这当然是为他出狱后的生活做打算，让他提前有所准备。在会见南非最大银行的总裁托尼·巴伯时，曼德拉说：“托尼·巴伯先生，我想你应该已经看过《自由宪章》了吧。那你应该注意到，我们谈到了银行国有化的可能性。我想你一定不同意。”巴伯说，是的，我不同意。曼德拉说，这只是个起点，这是1955年写的，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应该向世界其他地方看齐。这种秘谈在曼德拉出狱后继续了下去。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曼德拉每个月至少要与英裔美国大商人哈里·奥本哈默在后者的豪宅布林色斯特共进一次午餐或晚餐，并与商界人士和负责国家经济的国民党进行各种秘密谈判。在这些社交场合，南非的工商业界告诉曼德拉，任何形式的国有化都会造成资产的大量流失。曼德拉在1994年成为总统后，并未重视非国大的国有化提案，业界人士也并不觉得奇怪。一些社团组织，比如南非总工会，是遭到拘禁和暗杀最多的组织。但曼德拉如日中天的声誉和他的道德光坏，使得这些抵抗组织接受了这一现实。在政治体制谈判上，非国大实现了建立民主国家的愿望，但作为大妥协而基本保留下来的经济制度安排，成为后来新南非转型困境的矛盾渊源。

曼德拉是一个很坦诚面对自己人性的人。他曾回忆：“在诊所和维尔斯特监狱时，我本来能拿到一大笔钱的。两家报社想给我拍照，一家许诺给我50万美元，我说，不行，我不能答应。我想，我现在正在跟政府谈判，如果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我就是滥用职权了，信誉就全毁了。你知道，那时候我有孩子，还有孙子孙女，却穷得叮当响。”好像是意识到自己被诱惑而产生的犹豫，他又这样记录：“我有点生硬地说，我真不想要，一点儿都不想要，音量很高，以为会有监听设备。后来《时代》杂志出到100万美元，也拒绝了。”“贫穷，贫穷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他也曾说，“我多次提醒人们，我犯过很多次错误，但我来到人们当中，又不得不装作圣人的样子。”

1990年1月13日，曼德拉在监狱里写下最后一篇日记：“一群鸭子笨拙地走进休息室，在里面闲晃着消磨时间，它们根本没有发现我的存在。男人们穿得花里胡哨，但都是在努力保持着尊严，不让自己显得像花花公子。很快，他们发现了我，显得很吃惊，但还是很有风度地忍受着没有表现出来。不过，我发现有那么一丝丝难以察觉的不安在他们中间蔓延，就像他们的良知在替他们担心一样。察觉到这个事实之后，我很满足，虽然还在担心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用自己的污秽之物装饰地上昂贵的地毯。突然，他们反复地呱呱叫了一通，陆续退出了房间。我松了一口气。他们可比我的孙子孙女们好多了，这些孩子们通常会把房子闹个底朝天才善罢甘休。”这段话充满了隐喻。在信件受到审查的监狱生涯中，他经常用这种方式来表达隐秘的情感。

那年2月11日，晴朗无云。曼德拉走出了维尔斯特监狱。在他即将走出监狱大门，走向自由的时候，他毫无准备地发现，数百名摄影记者、摄像记者和新闻记者，以及数千名满怀希望的人正守候在那里。人群里的欢呼声与叫喊声让他有些不知所措，让他隐隐约约感受到，他还没有充分做好应付将要发生的一切的准备。长达1万多个日夜的囚禁生活终于结束了，曼德拉却预感到，更加复杂的生活刚刚开始。他将面对的是南非长达4年的腥风血雨，然后，他将接手这个新生的民主国家，面对管理它的所有困境。他常常跟来访的客人开玩笑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依然是个囚徒，仍然没有自由，然后指着他的私人助手们说：“他们，就是我的看守。”（文 / 蒲实） 社会问题中国黑人地图世界政治英国政治非洲联盟非洲人温妮非洲大陆自由自由之路历史政治曼德拉精神种族隔离武装南非经济黑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