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抗到和解 谁缔造了新南非

( 1990 年10 月14 日，曼德拉在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讲 )

燃烧的国度

南非小镇帕巴利罗距离约翰内斯堡以西500英里，就在格拉哈里沙漠边缘，荒凉而偏僻。1985年11月，24岁的黑人青年贾斯蒂斯·比克比克因为谈恋爱被开普敦的教会学校开除，回到了家乡。

在当时的南非地图上，没有帕巴利罗的名字，但你可以找到阿平顿，这是个白人城镇。帕巴利罗就像它的卫星城。这是南非种族隔离多年来形成的惯常城镇形态。

80年代，在约翰内斯堡这样的大城市，风气已经有些开明，外来人并不容易感受到种族主义的鲜明特征，但像阿平顿这样荷兰裔白人聚集的小地方，游泳池、公园、汽车站，随处都有“仅限白人”的标记。在荒漠里，阿平顿就是一块绿洲，杨柳依依，绿草茵茵，而帕巴利罗则是一片焦土。

比克比克赶上了家乡的大乱子。这一年11月13日，成千上万人来到足球场举行抗议活动，警方向人群发射了催泪弹和橡皮头子弹，放出了咆哮的警犬，封堵了大部分道路。比克比克带着100多人飞奔逃跑，突然街边的小房子里传来枪声，一个孩子应声倒下。一位名叫塞斯瓦拉的警察端着枪冲了出来，比克比克夺下塞斯瓦拉的枪，冲着他的脑袋猛砸了两下。塞斯瓦拉倒在地上死了，人们往尸体上浇了汽油，划火柴点燃，感觉这算得上是帕巴利罗的一场胜利。

( 1985 年3 月21 日是南非沙佩维尔大屠杀25 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人们为大屠杀遇难者举行了集体葬礼 )

6天后，比克比克被逮捕，他和其他25个人同时受到了谋杀指控。

帕巴利罗只是1985年的南非的一个缩影。1985年的这一切似乎发端于2月，政府计划将10万名黑人迁往位于喀耶利萨沙丘一处新设的黑人城镇，那是一片不毛之地，早已被政府列为不适人居住地区。数千名黑人因此在开普敦外扎营，拒绝服从迁移计划，8人在对抗中死于非命。

( 1952 年，在南非当时的开普省东伦敦市，警察以危害安全为由逮捕了一名黑人 )

随后，在发生1960年大屠杀的城市夏普维尔，几千名当年死难者家族重新集合起来哀悼当年的死者。警察进入坟场，哀悼者转过身，直向着警察游行，而且高呼着：“杀死我们吧！杀死我们吧！”

在邻近的西波更，愤怒的居民杀死了几名该地的黑人议员，因为他们是“种族主义政权的合作者”。其他议员躲进了军营。

( 1960 年4 月1 日，约翰内斯堡的黑人工人结束工作之后准备回到隔离地区居住 )

在克瓦诺布勒市，超过10万黑人挤满了足球场，为29位被杀的抗议者举行葬礼。棺材在足球场的看台前排列着，上面铺着非洲人国民大会（以下简称“非国大”）的黑、绿、金黄三色旗。拳头高举起来像海一样的人群合呼：曼德拉万岁！

时任总统博塔在7月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下令调遣南非国防军进驻黑人乡镇，这是南非当局首次召集军队协助警方。根据《国家紧急状态法》，安全部队拥有无限的权力。这之后直至11月的第一周，共有850人死于政治暴力事件，成千上万人未被起诉便遭监禁。

( 1990 年5 月4 日，在开普敦有关南非转型的多方会谈结束后，曼德拉与时任国民党主席德克勒克（左三）、外交部长鲍达一起走出会场 )

南非将向何处去？1985年8月中旬的一次全国民意测验显示：70%的黑人和30%的白人相信，这个国家正走向内战。

当比克比克面临绞刑的威胁时，67岁的曼德拉正在医院休养。3年前，他从罗本岛监狱转押到开普敦附近的波尔斯摩尔监狱，与3名难友住在一间半个网球场大的监狱里。医生诊断他的前列腺出了问题，可能是癌症，要求他立刻接受手术。手术在11月4日进行，之后当局允许他在医院观察3周。这是曼德拉23年来第一次住在铁窗之外。在这里，他迎来了一个客人：南非司法部长科比·库切。

( 1993年12月10日，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右）共同荣获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

在总统博塔眼里，库切是内阁中少有的举止谨慎者。他个子小，戴着一副硕大的黑框眼镜，举手投足像一名地产律师。库切的职责范围远远超过了司法部，他还管辖监狱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非同寻常的到访显得顺理成章。

不知情的旁观者会以为这是两个老相识的重聚闲聊。在探望曼德拉前，库切已经认真阅读了曼德拉的全部档案资料。他走进病房，穿着病服、脚蹬拖鞋的曼德拉拿出待客的姿态请他就座。曼德拉说起两人都认识的监狱管理员，库切则询问了曼德拉的身体状况。他们还聊起库切前些天在机场偶遇温妮·曼德拉的情景。

( 1994 年4 月2 日，在德班郊外的一座小镇上，非国大的年轻支持者们排队参加集会，以支持曼德拉参选总统 )

两人在会面中都表现得十分平静。多年后，库切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却不胜唏嘘：“他举止自然。我第一眼看到他，马上意识到，这个人天生就是领袖。医务人员都喜欢他。他们当然知道他是个囚犯，却对他特别尊敬。他显然主宰着周围的一切。”

在被捕入狱后，曼德拉曾多次向库切和前任司法部长致函，要求会晤。库切的到访显然是一个信号，意味着曼德拉已经开辟了一块决定南非未来的新“战场”。

( 1994 年3 月26 日，曼德拉首次参加投票 )

橄榄枝背后

1985年11月24日，曼德拉病愈出院。博塔和库切商定，让曼德拉在波尔斯摩尔监狱单独住一间牢房。他的膳食水平大为改善，可以看报纸，听无线电收音机，而且还能享受到不常见的电视机。

( 1996 年2 月3 日，南非国家足球队夺得非洲杯赛冠军，曼德拉在现场与队员们共同庆祝 )

博塔下决心给他更多的自由。看守布兰德开车带曼德拉到开普敦兜风，甚至带他到自己家里做客。一次，两名狱警带曼德拉去了开普敦北75英里外的帕特诺斯特城，直达大西洋海滨。曼德拉在沙滩上遇到了一群德国游客，他本可以混入游客中，借机寻求政治庇护，但他没有。

尼尔·巴纳德在幕后审视着这一切。他曾在美国乔治敦大学攻读国际政治，被誉为天才。回到南非奥兰治自由邦大学担任政治学讲师后，他很快就遇到了博塔，被任命为南非国家情报局局长。那是1980年，当时他只有30岁。

( 1995 年6 月24 日，南非国家橄榄球队获得世界杯橄榄球赛冠军，曼德拉向队长皮纳尔祝贺 )

巴纳德是荷兰裔白人，他不苟言笑，是一个扑克高手，从不会让他的语言和肢体语言泄露战术和战略。博塔对巴纳德的信任超过任何人。“那大概是1982到1983年时，我个人开始和当时的总理博塔讨论，我们必须找到谈判解决的路径，从日益恶化的国内冲突中脱身出来。”巴纳德回忆。1984年，国家情报局因此在报告里提出，政府必须和曼德拉谈判。“有些人深信，我们要通过某种武力方式彻底解决争端，军队和警方尤其有这种信念。我们国家情报局则赞成政治协商，认为这是解决各种问题的唯一途径。重要的是博塔的态度。他坚信我们必须通过某种途径稳定南非局势，然后，在此基础上设法通过政治协商解决问题。”

尼尔·巴纳德一向以保卫白人的既有利益为己任，他决定向曼德拉抛出橄榄枝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选择。它是经历过一长段流血的代价之后才诞生的选择——

约翰内斯堡西南24公里，坐落着南非最大的非洲人集居城镇索韦托，曼德拉被捕前就住在这里。今天的索韦托是约翰内斯堡最热门的旅游地。2010年7月，我曾像绝大多数游客一样，在当地的旅游公司雇了一辆车，从中产阶级聚居的约翰内斯堡桑顿区出发，去看看“真实的南非”。车在索韦托的“居民区门口”停下，我下了车，站在干涸的黄土路上。两手边，锈铁丝、破木板和枯萎植物构成的篱笆缠绕着一排排斑驳的铁皮屋。这样的铁皮屋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地平线。

我和英国作家简·莫里斯看到的也许并没有太多不同。上世纪70年代，简·莫里斯曾这样描述这座城镇，那时正是黑人掀起反抗种族隔离制度高潮的前夕：“世界上没有别处如同索韦托。它有点像是一场被废弃的展览，有点像是一个开放的监狱，有点像是一片吉卜赛人的营地，有点像是一个建设营，还有点像是一个贫民窟。索韦托容纳着超过100万人口——两倍于约翰内斯堡——是非洲最大的城市之一，但我感觉它完全不像是一座城市，因为它没有中心。黑人简陋破败的小砖房，以没完没了的几何线条、曲线和圆圈，在不长树的草原上一英里接着一英里地延伸，被印有车辙的泥路连接。房子乱蓬蓬，未上油漆，每个部分与下一个部分都难以区分，整体看来完全缺乏可辨识的形状或界线。索韦托没有焦点，没有店铺和办公室的建筑群，没有大教堂的塔楼，也没有电视塔。”

1976年6月16日，身处罗本岛的曼德拉和狱友们在冰冷的海水里采海藻。下午16点，他们回到牢房，准备去洗澡。“没有热水了，他们把热水关掉了。”一个狱友高声喊着。曼德拉意识到：外面一定发生了什么重要事件。这是监狱的惯例：狱外出事，处罚犯人。

这天早上，索韦托的近万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南非当局强行规定黑人学校必须用南非荷兰裔白人的语言阿非里卡语授课。这是政府积极推进的《班图人教育法》的一部分。索韦托有34所初中，6所高中，中学生人数约为2.7万人。全副武装的警察朝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第一个遭枪杀的是一名13岁的男孩，名叫赫克托·彼得森，惊慌的学生们跑到里贾纳－芒迪天主教堂里避难，却没能躲避血腥的镇压。

2010年，看门的老人带着我在里贾纳－芒迪教堂里参观。教堂的墙上挂着著名的圣母怀抱圣子像：画像里圣母和圣子都是黑人。老人指给我看天花板上的弹孔，被子弹洞穿破的彩色玻璃窗也依然在那里。大理石讲道桌上盖着的绸缎掀开了一个角，骇然露出被枪托击碎的大角。

在索韦托示威10天后，官方宣布，共有175名非洲人被打死，1140人被打伤，约1300人被捕。但这并没有能平息事态。青年领袖切基·马希希尼说：“我们南非的黑人公民没有武器，我们唯一可以给这个制度造成打击的是使其经济瘫痪。”于是，8月，黑人工人举行了罢工。各公司的缺勤率高达40%至90%。9月13日，兰德金矿的工人也加入进来。第二天，开普敦有约50万工人参与罢工。

到1976年底，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已达360人。到1977年10月，黑人觉醒运动的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拘捕，并相继在警察局和监狱里死去。但大约有4000名青年离开南非，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在国外的流亡者队伍，其中一部分成为游击战士。

尽管索韦托暴动最终被镇压了下去，但却迫使南非政府对种族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政府开始放宽黑人的住房政策，允许黑人有限度地参与黑人市镇的管理工作；在执行《种族集团住区法》时采取较为灵活的方式，允许一些城市地区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接纳包括黑人在内的不同种族居民混合居住，某些传统上由白人垄断的行业也开始对黑人有限度地开放。但这些改革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延续而非改变种族隔离。1979年，有政府背景的“里克特报告”直白地指出：建议将非洲人划成两类——“合格的”城市居民和“不合格的”其他人，后者将被驱逐到各黑人家园中去。

里克特委员会的报告还警告说：依靠公开的镇压所产生的效果“无疑会把黑人工会赶入地下并使黑人工人团结起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81年，《劳资关系法修正案》出台，赋予黑人工会以注册、协商与参与工业委员会的权利，也取消了从法令上为白人保留职业的做法。为了减少财政负担，政府还减少了对黑人城镇的控制和管理。

但这没有解决种族隔离带来的结构性危机。1981年的罢工次数达到342次，1984年，黑人工会会员已经达到140万。黄金价格的猛跌与进口支出的激增使南非陷入国际收支危机，政府为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紧缩财政，将负担转嫁到黑人身上。对基本消费品的补贴取消了，消费税提高了，很多行业开始实行大规模的裁员。

在1976年索韦托暴乱前一个月，约翰内斯堡英国圣公会主教图图给时任总理沃斯特的信上这样写道：“先生，我给您写这封信是因为我有一种噩梦般的恐惧……人民的忍耐已到极限，不能再忍，一个被绝望、不公正和压迫逼入绝境的民族将使用绝望的手段。”1984年上台的博塔面对的正是这样的局面：不触及根本的改革已经没有余地，全面起义近在眼前。

曼德拉的判断

南非的总兵力在60年代初已有7万余人，80年代初增至40余万人。为了捂住“水壶的盖子”，1984年1月，博塔宣布还要增加45%的军事力量，并为军警提供了现代化武器装备。1984年的军费开支比1960年增长了80倍。但一个事实越来越明显：国家已经无法承担这样的内耗。

“二战”后南非经济发展迅速的原因之一是西方大批私人资本的输入，其中英国和美国的投资占外资总量的60%以上。南非储备银行承认：“南非曾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而发展，现在仍然要大大依赖外国资本。”

1985年，欧共体和美国都在国内受到公众的激烈批评，转而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大量国外资本的撤离，造成了南非每年净流出约40亿兰特资本，成为南非国际收支平衡的致命弱点。

就在库切向曼德拉抛出橄榄枝的同一个月，世界上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举行了两个超级大国自“冷战”以来的首次首脑会晤。“冷战”的坚冰已经在融化。苏联在非洲的战略收缩很明显，南非这个反共桥头堡的战略价值也走了下坡路。

里根当初告诉撒切尔，他不再支持她对南非当局持有的保留态度。1984年，博塔在英国拜会了撒切尔，他后来告诉自己的朋友、大学教授、开明派人士威利·埃斯特胡塞：撒切尔对他非常严厉，并明确要求释放曼德拉。

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库切和曼德拉的接触。“我们当时越来越靠近这样的结论，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和一位真正的国家领袖进行对话。”多年后，尼尔·巴纳德回忆：“在我们的头脑里，从情报部门的角度来观察，综观曼德拉先生的经历，他必须扮演这个关键性的角色。我们拥有全球最强大的情报能力之一。我们知道非国大内部在发生什么，领导权的掌握情况，领导层的个性特征，左右权力的真正力量。根据我们的评估，曼德拉的卓越是毋庸置疑的，他是整个过程中的象征。那些从罗本岛出去的人都视其为领袖。”

80年代，非国大已经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它建立起巨大的国际代表处网络，办公室数目远远超过了南非当局的使馆，在非洲大陆（非洲统一组织）和国际组织（联合国、体育和文化组织）中已经树立了未来政府的地位。

在南非国内，自60年代包括曼德拉在内的领导人大批被捕和流亡外国后，非国大对于黑人运动的实际领导已经削弱了。抵抗运动在国内的掌舵者最初是工会主义者和学生领袖，后来是黑人城镇的青年，但是非国大巧妙地用一些富有象征性的活动弥补了失去的阵地。就像它在80年代早期发起的解放曼德拉运动一样，非国大组织的运动有着强烈的人格化特征，几乎都浓缩在曼德拉的角色之内，在曼德拉、非国大的合法性和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合法性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

在南非黑人心中，曼德拉是最显著的领袖。1942年，西苏卢是非国大在约翰内斯堡的资深组织者。曼德拉当时25岁，刚从乡下来到约翰内斯堡。西苏卢立刻感到：“他儒雅的举止和洋溢的热情让人着迷，我见过的人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当时我正在物色人才来充实领导层，他简直是天赐的礼物。”

20世纪40年代，曼德拉担任非国大青年联盟的全国主席，在非国大高层领导的一次正式会议上，他身着棕色套装出席，衣冠楚楚，发表的演说曾让在场所有人大吃一惊——他预测自己将成为南非首任黑人总统。

当时，黑人兴起和平抗议。曼德拉是“藐视运动”中的“志愿分子头目”，他选择了在媒体上能够产生最大冲击效果的时间和地点来率先焚烧自己的黑人“通行证”。随后几天内，上万黑人就效仿了他的行动。他在黑人抗议活动中频频露面，总是穿着无可挑剔的套装。那身衣服是南非顶尖裁缝的作品，钻石巨头哈里·奥本海默的衣服也出自这位裁缝。曼德拉的形象，在黑人中绝无仅有。

60年代，非国大采取武装斗争策略，曼德拉成为“民族之矛”的司令。他脱下西装，模仿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切·格瓦拉，穿上一身戎装。他1962年被捕前在德班举行的最后一次公众集会上，身着游击队员的绿底迷彩服，留着格瓦拉式的大胡子。那个年代的黑人也都还记得，他穿着科萨族传统的豹皮衣服，在法庭上义正辞严地批驳社会和司法的不公。

即使在监狱里，曼德拉也没有淡出公众的视角。从1974年起，狱中的曼德拉开始撰写回忆录《漫漫自由路》。西苏卢告诫他：“不要把这看作是个人的事，这是我们斗争的历史。”书稿完成后，长达500页的手稿被偷偷埋在监狱的花园里，被狱友压缩为“近乎显微镜里才能看到的缩写”，由即将获释的马克·马哈拉杰带出去。这本书首先在伦敦出版，而后风靡世界。

在被关进罗本岛监狱时，曼德拉仍继续攻读伦敦大学法学学士的课程。法学学习后来被狱方禁止，他又开始攻读商学士，并又连续学习了经济、历史等课程。为了进一步了解外部情况，分析国内政治动向，曼德拉还在监狱里自学起了荷兰裔白人使用的南非荷兰语。他花了两年时间，通过了六级考试。

“他使用南非荷兰语问候别人时毫不紧张，跟看守们交谈，借此练习南非荷兰语，神态十分自然。”费基勒·巴姆后来回忆说，“其他囚徒对此大感疑惑，还生出抵触情绪，但曼德拉没有这种感觉。他真心想要了解荷兰裔白人，很清楚看守们对他实现自己的目标帮助很大。”

当时，非国大的正统观点认为，荷兰裔白人势力是欧洲殖民主义的翻版。而曼德拉宣称，荷兰裔白人与非洲黑人都是非洲人。巴姆说：“他对荷兰裔白人的历史人物兴趣极为强烈，他说得出所有欧洲裔将领的名字，绝不限于布尔战争中区区几位荷兰裔白人领袖。”巴姆对曼德拉着手研究荷兰裔白人心态时说的一句话记忆犹新：“他教导我们：‘荷兰裔白人也是非洲人。这块热土是我们的家乡，但是，不论以什么方案解决政治问题，都不能把欧洲裔非洲人排除在外。’”曼德拉看到博塔一方面镇压黑人的残酷无情，另一方面也告诫荷兰裔白人，“要么妥协，要么消亡”。他知道，对于白人来说，南非已经是他们的家，他们的一切首先是为了生存。

曼德拉比一般黑人更懂得如何与白人相处：“从我接受律师行当的各种训练开始，就与荷兰裔白人一起工作。我觉得他们单纯而直率。假如一位荷兰裔白人不喜欢你，他就会直说：‘嘎恩卡克（滚开）。’但是，假如他们喜欢你，就会与你亲近。他们能够信守诺言。”

即使在监狱里，曼德拉也从未放弃和白人达成正常私人关系的尝试。他和狱警克里斯托·布兰德的关系非常亲密，他给布兰德的妻子写信，责备她丈夫在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方面下的功夫不够，鼓励她说服自己的丈夫用功学习，口吻就像是父亲。

监狱负责官员范·西特特少校以冷酷闻名。为了和他打交道，曼德拉平生头一次翻看报纸上涉及橄榄球的版面。他发现范·西特特说英语吞吞吐吐，立刻改用了南非荷兰语。他主动说起橄榄球，西特特很快便兴致盎然。

五六十年代，曼德拉曾是非国大内最积极的武装斗争支持者。在他看来，“非暴力并不是一种道德原则，而是一种斗争策略”。他判断：“不管我们是否主动挑起暴力，暴力都会开始。如果现在我们不能够发挥领导作用，我们很快就会成为落伍者和追随者。”1961年，在曼德拉的坚持下，非国大才最终下决心建立“非洲之矛”。

但这场武装斗争并不是以推翻白人政府为目标的。马克·马哈拉杰回忆，非国大进行武装斗争有几个难处：南非军队中的黑人主要从事后勤工作，并不是战斗人员。黑人没有战斗经验，也没有获得武器的途径；黑人没有良好的装备和严密的组织，难以团结作战，每个部落都各自为战；解放运动还担心暴力斗争可能会激发严重的种族冲突。

曼德拉当初曾仔细考虑过暴力斗争的形势：从实力上看，公开革命是不可能的，恐怖主义会削弱公共支持，从事破坏活动是一个较好的开始，因为这不会造成生命损失，为未来的种族和解留下了最大的余地。据马哈拉杰的回忆：“我们不希望在白人和黑人之间制造大规模流血冲突。荷兰裔白人和英裔白人之间的关系在布尔战争结束50年后依然十分紧张，如果我们发起了内战，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怎样？”

事实上，非国大的武装斗争从来没有成熟到对白人统治者构成军事威胁的地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非国大承认自己的军事力量“已看不到加强的迹象”。当时，非国大已经失去了在安哥拉的军事基地，并被迫将它们远迁到东非。苏联与西方关系的转向也使非国大的武装斗争失去了主要支持者。

1988年5月开始，尼尔·巴纳德开始不断地拜访曼德拉，询问他对于共产主义持什么观点，对和解是不是真感兴趣。他让冷酷的巴纳德动了心：“他有一种神奇的超凡魅力。你不由自主想要倾听他的话……这就是我们要的人。假如不能与他达成解决方案，我们将别无指望。”

于是，1988年12月，曼德拉有了一个私人庭院，并能够接待访客。看守杰克·斯瓦特的职责是为曼德拉做饭，开门迎客，整理日记，清理房间。客人来到前，斯瓦特和曼德拉要讨论接待问题，比如首先上哪一种葡萄酒最得体。院子里有游泳池，健身房里有健身自行车和力量训练的设施。巴纳德解释说，这是为了让曼德拉在26年与世隔绝后追赶上正常生活。“我多次对他说：‘曼德拉先生，管理国家是一桩棘手的工作，可不是在众人满怀敬意的目光注视下安坐于伦敦的酒店里，一边喝南非产的城堡牌啤酒，一边对政府评头论足。’”他这是在讽刺非国大流亡英国的领导人。

但曼德拉并不满足于博塔政府的进程。1989年，他坦率地对巴纳德说：“我与你就诸多根本性问题进行了许多预备性讨论，这是好的，但是你要理解，你并不是个政治家，未获得授权，无力决策。我必须与博塔先生本人谈，而且要尽快。”1989年1月，博塔经历了一次中风，巴纳德对博塔说：“总统先生，假如您会见曼德拉，就奠定了一个基础，这将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基础，历史将永远承认，是您启动了这一必然进程。”

1989年7月8日，南非的街头巷尾终于流传着一则小道消息：“博塔和曼德拉举行会谈了！”政府推迟了许久才公布了确切消息：7月5日，南非总统邀请曼德拉到开普敦的总统官邸用茶，曼德拉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官方使用了一个模糊的词语——“礼节性的访问。”

在与博塔会面前，曼德拉把准备了几天的笔记看了一遍又一遍。当天，威利·威廉斯将军陪同曼德拉乘车前往官邸。一小时后，曼德拉下车，准备步入博塔的办公室，等在外面的巴纳德拦住了他。他蹲下来，替曼德拉系好了鞋带。

曼德拉表达了和谈的愿望，但也严肃表示不会像博塔要求的那样抛弃南非共产党这一盟友。巴纳德回忆：“曼德拉非常真诚，直言不讳的时候甚至近乎无礼。荷兰裔白人其实喜欢这一点。曼德拉懂得如何巧妙利用自己的能力，同时又不至于羞辱敌人。”会谈后，两人发表了一个官方声明，语气虽然波澜不惊，但表示“坚决支持南非的和平发展”。

曼德拉后来回忆这次会见：“博塔先生长期以来一直谈论要跨过卢比孔河（公元前49年，凯撒越过此河，进军罗马，与庞培的军队决战。博塔借此表示要与黑人抵抗运动决战），但是，直到那天早上在特因赫伊斯会谈之前，他从未迈出这一步。那一刻，我感到他从此没有回头路好走了。”

分裂

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走出维克托·弗斯特监狱。几个月前，德克勒克已经接替博塔成为新总统。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和东欧剧变对南非政局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德克勒克断定改革的风险要小于改革的好处。他在1990年2月新一届议会开幕式上正式宣布：“1989年9月6日的大选不可避免地使我国走上了剧烈变革之路。”曼德拉的出狱是这场变革的大跨步，此后，南非的各个政治派别将坐到谈判桌上来。

曼德拉出狱后的第二天在索韦托的“足球城”体育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出席者多达12万人，仿佛一场国王的“加冕礼”。在纳塔尔省最大的城市德班，人数相当的祖鲁人向他致敬。在南非司法首都布隆方丹，8万人到场迎接他。在开普省东部地区的重镇伊丽莎白港，曼德拉的出生地，他在那里受到20万人的欢迎。

尼尔·巴纳德因此感到紧张。尽管在过去两年里，他和曼德拉已经进行了60次会谈，但他依然不敢断定释放曼德拉的决定是正确的。他担心一旦这个偶像式的领袖站在广大黑人面前，其号召力将会产生摧毁白人的力量。

1989年，曼德拉在狱中起草了一份声明，阐明了他对南非局势的看法。他指出在政府和非国大的会晤中，两个中心问题至关重要：第一，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必须实行一人一票，多数人的统治；第二，必须考虑南非白人对这个要求的忧虑，和他们坚持要得到制度保证——以使多数人的统治并不意味着黑人对白人的统治。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将面临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协调这两种立场。只有双方都愿意做出让步，才能取得一致。

此后三年，第一个立场是非国大谈判桌上的底牌，而对于曼德拉来说，如何解除白人的忧虑则是他时刻在考虑和面对的问题。

在被释放的第二天，曼德拉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直言德克勒克是一位“正直的人”，他安慰白人，保证尊重他们，所有的机会都将对他们敞开大门。

记者们问起他在狱中的苦难。曼德拉却向各级狱吏表示感谢，说监狱生涯在形成自己的政治策略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有记者问他重回社会后什么最令他吃惊？他回答，让他“极为吃惊”的是前一天在街道上向他致敬的白人为数众多。“白人对一人一票的选举感到担心，非国大对这个问题极为关切。白人坚持要求得到担保，以免造成黑人统治白人的局面，我们理解这种心态。非国大将认真处理这一问题，找到对整个国家黑人和白人都适用的解决方案。”尼尔·巴纳德因此长出了一口气。

两小时后，曼德拉前往约翰内斯堡，在索韦托的家里接受了记者专访。他特意选择了几位荷兰裔白人记者。《映像报》的政论版采访主任阿里·洛索夫是其中一个。“他对我从事的职业一清二楚，说他一直在读我的文章，还会久久回味；他甚至记得我几个月前写的几篇文章！他专门选择我们，为的是传递一个信息：未来，在这个国家里，所有南非人都各有其位。最重要的是，他从监狱里出来，心里并没有怀着复仇的愿望。他当然明白，荷兰裔白人是持久和平的关键。从出狱第一天开始，他就力图通过我们来消除大家的恐惧心理。我明白，他清楚如何才能最有效地打动荷兰裔白人。”

“他对我们说：‘我了解你们和你们的人民，我知道荷兰裔白人为这个国家做出过很多贡献，我也明白你们心中的恐惧，我们不妨就此充分交流一番，大家来做朋友吧。’他在谈话时常常说些自嘲的笑话，以免我们感到压抑，从而让大家放松下来。”洛索夫望着曼德拉，回忆起曾经满天飞的谣言，说他已经病入膏肓：“我心想：‘上帝啊，求你别让谣言变成事实！’因为我知道，这个人对我们国家的福祉至关重要。”

从个人心底来说，曼德拉并非是个圣人，能够和种族隔离政府尽释前嫌。1993年，他和德克勒克一道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本人对这个结果非常不满。德克勒克发表获奖词时绝口不提种族隔离的过错，这让坐在下面的曼德拉摇起了头。庆典活动演奏代表黑人的国歌《上帝保佑非洲》时，曼德拉注意到德克勒克在和妻子闲聊。在挪威首相主办的晚宴上，宾客们对曼德拉的讲述感到震惊。曼德拉的朋友兼法律顾问比卓斯回忆：“曼德拉回顾了罗本岛囚徒受虐的情况，讲述的细节可怕极了，比如犯人的身体被埋在沙子里，只露出脑袋，施虐者往他们头上撒尿……他差一点就说出：‘瞧瞧啊，这儿就有那个制度的代表人物。’”

但在南非公众面前，曼德拉始终抑制着自己的个人感情，拿出他认为应当的姿态和风度。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要建立新南非，就必须和自己不喜欢的人合作。”但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和相信曼德拉的诚意。在谈判桌外，分裂的社会正在酝酿暴力。

“绞死曼德拉！”“把曼德拉赶回监狱！”“德克勒克是叛徒！”曼德拉获释5天后，比勒陀利亚白人右翼团体就举行了集会。集会地点是中心地带的方形教堂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灰色塑像，那是布尔人的鼻祖保罗·克鲁格。大约2万人参加了集会，从白人人口比例来说，这个规模不小于索韦托足球城的集会。会场弥漫着绝望的情绪，与会者有害怕丢掉职务的政府官僚，害怕店铺关门的生意人，也有害怕失去土地的农场主。

在夸祖鲁纳塔尔省，祖鲁人的领袖布特莱齐决定挑战曼德拉。祖鲁族是南非最大的民族，人口达860万。布特莱齐是祖鲁王族后裔。他在青年时代加入过曼德拉创立的非国大青年联盟。1967年，他担任祖鲁兰大酋长，并在1975年建立政治组织因卡塔。祖鲁部族的社会组织结构严密，上有旧白人政权为平息族人反抗而特许存在的传统部族国王，中有酋长元老院行使议会式的职权，下有各大小部落头人及其家族。部族传统法规可高于国家宪法，根据从前的“种族隔离”政策，布特莱齐是当地的“首席部长”，有着由众多部长组成的一整套内阁班子，以及自己的警察部队，但部队的司令官是一名白人陆军准将。

在非国大内部，曼德拉、姆贝基等高层领导大多是科萨族人，布特莱齐看到非国大主导了国家的政治进程，担心祖鲁族会被未来的权力结构边缘化，更重要的是，一旦非国大掌权，他所控制的特权就将被剥夺。

在曼德拉获释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因卡塔就将冲突扩大到了祖鲁地盘以外，直至约翰内斯堡周围的乡镇。那里的大多数人都是非国大的支持者。每个月都有成百上千人死于冲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曼德拉获释3年以后。德克勒克的国民党觉得这种黑人内部的冲突可以拿来作为谈判交易的砝码，安全警察和军事情报机构的下属部门秘密向因卡塔武装人员提供枪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多数人相信南非将陷入波黑式的血腥内战。

和解

最危急的一刻发生在1993年4月。4月10日早上，曼德拉散步归来，到书房开始接受理查德·斯腾格尔的采访。那时，斯腾格尔正在为曼德拉写自传。他后来回忆：“我们刚开始，他的门房就通报说，有30个特兰斯凯区的橄榄球队员集合在他家门口，等待他的接见。曼德拉穿着运动服和运动袜走了出去，他微笑着和每个人握手致意时，突然有人告诉他有紧急电话。回到书房他才得知，克里斯·哈尼被一名白人极端分子刺杀身亡。曼德拉放下电话，遥望远方，神情肃然。然而，他站了起来，为这个打断向我道歉，之后就回到了车道上。在那里他又满面微笑，与剩下的还没握过手的15个运动员一一握手。”

当时克里斯·哈尼在南非的声望仅次于曼德拉，领导着非国大武装组织“民族之矛”和南非共产党。他是个传奇，南非黑人都熟知他奋不顾身斗争的桥段和从诸次暗杀中逃生的经历。如果没有曼德拉，哈尼就是南非黑人的第一选择。《映像报》当时评论说：“目前情势下，只要有一个轻率的突发性举止，有一颗子弹走火，多一个报复性行为，精心搭建的谈判框架就会崩塌，魔鬼的力量便会如洪水般奔腾而出。”

当晚，曼德拉对全国发表了讲话。他要求人民保持平静，他格外强调说，凶手能够很快归案，是因为哈尼的荷兰裔白人女邻居的检举。她当时镇定地记下了凶手的汽车号牌。“一个白人男子，满怀偏见和仇恨，犯下邪恶的罪行，将整个国家推向灾难的边缘。一个荷兰裔白人妇女，则冒着生命危险，让我们找到这名刺客，将他绳之以法。”曼德拉说，“这对我们全国国民是个重要的关头，我们的态度和行动将决定我们能否将痛苦、悲恸和愤怒化为力量，让这个国家走向唯一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民选政府……我以自己拥有的全部权威向我们全体人民呼吁，保持平静，将我们对哈尼的纪念化作严守秩序的力量，变为和平而尊重纪律的力量。”这次讲话后，虽然全国都爆发了示威活动，但黑人民众没有采取暴力行动。多年后，图图大主教回忆：“1993年那段时光，形势危急，战祸一触即发。假如曼德拉没去电视台说那番话……我们国家将会燃起熊熊战火。”

曼德拉带领这个国家走向和平，还有很重要的一步是，通过会晤，使康斯坦德·维尔乔恩放弃武力。

康斯坦德和孪生兄弟布拉姆1933年出生于一个乡村上层荷兰裔白人家庭，祖先是17世纪的移民。布拉姆曾在教会任职。而康斯坦德年轻时参军从戎，后来一帆风顺，成为将军，当上陆军司令，还在1980年出任统辖南非海陆空三军的国防部队总司令，一直干到1985年退休。数百万南非白人对他极为尊重。

曼德拉出狱不久，康斯坦德来到约翰内斯堡西南75英里外的城镇波切夫斯图鲁姆，宣布：“荷兰裔白人大众必须为保卫自己做好准备。……如果我们放弃防卫的能力，只会坐以待毙。”当天创立了“南非白人阵线”，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荷兰裔白人国家——“独立布尔人共和国”。用康斯坦德的话说，这是“荷兰裔白人的以色列”。人们向他欢呼，把他视为摩西。

两个月内，康斯坦德和他的将军们在全国举行了155次秘密会议，决定建立大规模武装。这两个月，“南非白人阵线”招募了15万名分离主义分子，其中10万人是士兵出身。

康斯坦德第一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地是非国大与政府谈判地世界贸易中心。在世贸中心门口，他们与和谈的支持者们相隔100码，对峙了4小时，警察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康斯坦德甚至带领一个小分队驾驶一辆四轮货车冲向正门。这些人穿着防弹衣，手里握着R1机关枪。康斯坦德穿过破碎的玻璃门，找到非国大、政府代表团和警察头目，要求对方保证他们能够安全离开，这一要求得到了同意。

康斯坦德的孪生兄弟布拉姆和他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布拉姆是一位神职人员，是非国大的支持者。康斯坦德领导武装抵抗时，布拉姆在“南非民主学会”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应该听取极右力量的声音。这篇论文对曼德拉产生了重要影响。

1993年7月，布拉姆问康斯坦德的选择，康斯坦德说：“我恐怕只有一个选择，我们得通过军事行动解决。”“也许还有一个选择。你愿意考虑与非国大举行高级双边会谈吗？以此作为避免一场内战的最后尝试。”几天后，康斯坦德给出了答案，他愿意和曼德拉会晤。

会晤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1993年8月12日，康斯坦德带着3名退休将军来到曼德拉家中。在客厅里，曼德拉邀请康斯坦德坐在自己身边，亲自为他斟茶，客气地问：“将军，要加奶吗？”将军点头。曼德拉又问：“加糖吗？”将军说：“好的，曼德拉先生。加糖。”

尼尔·巴纳德曾说曼德拉“抓人弱点和让人宽慰的能力简直发自本能”。康斯坦德完全没有料到这种情况，他后来回忆说：“曼德拉开门见山地表态说，荷兰裔白人对他本人和黑人同胞造成许多伤害，但他却在某些方面对荷兰裔白人颇为赞赏。他说，尽管对局外人很难解释清楚，但他始终认为荷兰裔白人具有慈爱精神。如果荷兰裔白人农场里的黑人雇工的孩子生了病，白人农场主会用自己的车送孩子去医院，不但会打电话询问孩子的病情，还会送孩子的父母前去看望。与此同时，他们对待雇工的态度非常苛刻。曼德拉说，他们是既苛刻又富有人情味的雇主。”康斯坦德说，曼德拉这些评价与他对自己同胞的看法完全吻合。

曼德拉当时说：“将军，我知道您能召集起强大的军事力量，武装精良，人员训练有素。我也知道，你们的军事力量远远比我们强大。我们无法与你们抗衡，更不可能取胜。不过，假如您发动了战争，长远看，也肯定不会取胜。这是因为，第一，国际社会将完全站在我们一边；第二，我们人数众多，你们不可能把我们赶尽杀绝。假如您发动战争，黑人民众会走进山林打游击战，你们承受的国际压力会无比巨大，这个国家对我们所有国民而言都将变成人间地狱。这是你想要的吗？不行，将军。假如我们走向战争，根本就不会有赢家。”“没错。”康斯坦德当时回答，“不会有赢。”这就是共识。在此基础上，非国大和白人阵线进行了三个半月的秘密会谈。

康斯坦德最终决定放下武器，参加1994年4月举行的大选。“我认为，正确的选择是谈判，并参加选举，我觉得这对国家是最好的选择。”至于选择的关键因素，康斯坦德说：“是对手的品德。重要的是桌子对面这个人的品德是否高尚，以及是否拥有民众广泛的支持。两样条件曼德拉都不缺。”

缔造南非人

1994年4月，南非第一次一人一票的大选是一次相互妥协的产物。妥协的背景是：1992年，南非全年死于政治暴力者超过3000人，比上年猛增30%。几年来，南非经济增长为-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9%，私人投资剧减，每年资本净流出约12.8亿美元，失业人口已多达600万。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不仅让白人资本和德克勒克政府如坐针毡，也对有望组成未来政府的非国大领导成员形成巨大压力，促使双方都做出最大限度的妥协。

在经济上，即使面对左翼盟友的压力，曼德拉还是扭转了自己一贯以来的态度。在出狱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还曾提到关于境内矿产财富国有化的非国大旧政策，但到1994年，他已经彻底放弃了这种激进的纲领和口号，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和现状，承诺在非国大的经济政策中不会留下“任何关于像国有化那样的东西”。

为了避免“黑人统治白人”的情况出现，德克勒克在谈判中提出了四五种不同的政治方案，其中包括：实行“照顾不同集团利益”的两院，使非经普选产生的上院拥有对下院议案的否决权；需要规定少数人政党在政府中占有一定代表；制宪机构所通过的任何议案要以75%多数通过；实行中央分权，加强地方政府权力等。

曼德拉说服非国大及其联盟中的强硬派，在议案通过所需的票数比例上让步到了70%。更重要的是，非国大决定放弃“胜利者内阁”（大选的获胜者垄断组阁权）的政治向往，在未来的政府中和各派别分权：这个国家将由民族团结政府统治，行政权由那些赢得普选5%以上的政党分享。为了消除黑人和白人中右翼的反作用，它允许一种种族主义的保证，为少数派在某些地方政府机构内保留30%的席位，并且给少数集团的代表在市政委员会内“对再分配式的预算的正式否决权”。国民党要求有一条教育条款，允许家长和学生选择国立或国家资助的学校教学所使用的语言。非国大同意保证这种权利，他们许诺不对文职人员进行清洗，原封不动保留了旧秩序的文化机构和人员。

在和布特莱齐的斗争中，曼德拉看到传统部族首领集团中的当权派维护既得权益的愿望和实力。在最终各方达成的协议中，祖鲁国王和其他全国的传统领导人都受到了保护。

为了不让国家陷入冤冤相报的恶循环，曼德拉决定不用清算和惩治的方式对待种族隔离制度，提出以宽容的精神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未来的政府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负责收集、调查和公布1960至1994年间政治迫害事件，听取参与者、策划者的陈述，对主动陈述者予以赦免，对受害者予以补偿和帮助。1996年，曼德拉在委员会成立仪式上强调：“所有南非人都面临着要与过去达成妥协的挑战，这样的方式使得我们能够以一个统一和平的国家面向未来……你们的目标就是通过这样，通过赦免的方法以确保永恒的和解。”

结果，1994年4月27日举行的多种族全民选举中，非国大获得62.65%的选票，在议会中获得250个席位。国民党居次席，获得20.4%的选票，得到82个议席。居第三位的是因卡塔，获10.5%的选票，得到43个议席。曼德拉宣誓就任总统，政府由非国大、国民党和因卡塔自由党联合组成，两名副总统是来自非国大的姆贝基和来自国民党的德克勒克。新政府包括27名内阁部长，非国大占17个，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安全部长等均由非国大成员担任；国民党占7个，包括财政部长等；因卡塔自由党占3个。

学者莫里斯这样评价这一政治过渡的性质：它是一场组成新国家和新联盟的政治斗争，“这是一场没有绝对赢家的战争……南非的两个主要政治力量达成了平局”。在曼德拉之后当选南非总统的非国大领导人姆贝基后来写道：“因而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走到一起，来制定走向民主南非道路的计划。”

对于曼德拉来说，自己的政治使命并没有因为新政府的成立而大功告成。1994年初，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开会讨论新政府在国歌问题上的立场。旧国歌《南非的呐喊》中的一部分是歌颂19世纪的白人领袖雷蒂夫驰骋南非，一路粉碎黑人的抵抗。而黑人青睐的歌曲《上帝保佑非洲》表达的是黑人长期经受的苦难和追求自由的渴望。

这天会议刚开始，曼德拉出去接了个电话，剩下与会者以压倒性多数赞成废除《南非的呐喊》，以《上帝保佑非洲》取而代之。曼德拉回到会议室，向欢欣鼓舞的同事们严厉地提出：“你们轻易对待的这首歌包含了许多人的情感，可你们并不代表这些人。你们大笔一挥做了个决定，结果是摧毁了我们正在建立的唯一根基：和解。”最后他决定，两首歌都应该成为国歌，在所有正式仪式上，奏完一首接着另一首，都要这样。

曼德拉在总统府的密友兼法律顾问、白人尼古拉斯·海索姆说到曼德拉当时的难题时一针见血。海索姆提到19世纪中叶统一意大利的爱国军人加里波第“在完成自己的军事使命后说：‘我们缔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造就意大利人。’”“意大利虽然分裂，人民却同属一个民族。而1994年的南非，国家分裂的因素包括历史渊源、文化差异、种族矛盾，还有众多其他缘由。再多的谈判、演讲、法规都不足以‘缔造南非’。想让人们凝聚起来，还需要另一种东西，需要曼德拉在已有的基础上做出最大的努力——克服族权之间的差异，超越将人们分隔开的种种障碍，找到能让我们凝聚起来的因素。”

如何造就“新南非人”？曼德拉为自己赢得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在80年代的国际外交舞台上，非国大取得的重大胜利之一是促使国际体育界孤立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体育。尼尔·巴纳德说：“非国大在橄榄球领域将我们孤立于国际体坛，让荷兰裔白人深感痛苦。这是心理上的残酷打击，因为橄榄球是我们这个小民族能够扬眉吐气的领域。阻止我们与世界其他球队比赛，成了影响政治的一种极为成功的控制手段。”

其实，1992年，非国大执委会里已经有人提出，要缓和或放弃针对橄榄球的国际孤立措施，有人因此说：“这等于是对白人说：‘只要你们愿意和我们合作，你们就能够去欧洲，去美国，去澳大利亚，去拜访你们的外国朋友，而且在机场出示护照的时候，不会受到鄙视。他们还会从中看到生意方面的好处……’”尽管有一些人反对，但曼德拉赞成这个想法。他说：“全力争取荷兰裔白人的支持，是我们的目标。我一再提醒民众，在荷兰裔白人眼里，橄榄球是一种宗教。”1992年8月，在约翰内斯堡埃利斯公园体育场，时隔11年后，南非队首次与新西兰队在国际比赛中对阵。1993年1月，曼德拉赠送给了南非白人一份厚重礼物——1995年世界杯橄榄球赛。南非不但获准首次参赛，而且还要主办比赛。西苏卢会见了国际橄榄球理事会的高层，搞定了这件事情。

赛前，曼德拉特意邀请了南非国家橄榄球队队长皮纳尔到总统府做客，向他强调比赛的重要性。国家队选定的口号是“一支球队、一个国家”。球员们参观了罗本岛监狱，球队请来了一位老师，教清一色荷兰裔白人球员用科萨语演唱黑人钟爱的国歌《上帝保佑非洲》。“我当然听过这首歌。”前锋韦斯说，“我看到过那种电视画面——无数黑人走上街头，一边又唱又跳，一边挥舞手中的木棍，点燃轮胎，乱扔石块，烧毁房屋。我和我认识的人都觉得，这首歌是‘黑人威胁’的同义语。但是，你知道，我热爱唱歌，一直如此。当我突然发觉自己也在唱这首歌时，心里真是吃惊不小。”

1995年5月25日，在国家队即将开始第一场与澳大利亚队对阵的前一天，曼德拉到访了球队。他向大家承诺，政府要统辖军队、警察、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保证整个社会正常运转，并告诫队员们：“你们现在有机会为南非做出贡献，将我们的人民团结起来。”

在当时背景下，是否要为南非国家橄榄球队加油，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在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橄榄球是白人的运动。外号为“跳羚”的国家队里是清一色的白人球员。

在整个世界杯期间，曼德拉都在说服黑人支持“跳羚”队。用好友海索姆的话说，曼德拉视之为他的“头号战略责任”。

在夸祖鲁举行的非国大支持者大会上，曼德拉在演讲的过程中戴上了“跳羚”队送给他的球帽。曼德拉对听众说：“你们看到我头上戴的这顶帽子了，明天下午，我们的小伙子们要跟法国队比赛，我这是对我们的小伙子们表示敬意。”此话一出，听众嘘声一片。曼德拉继续说：“听我说，大家不能目光短浅，不可感情用事，从事国家建构，就要付出代价。白人同样也付出了代价，白人在体育方面向黑人开放，这是一种让步，而我们现在就必须欣然支持这支橄榄球队，这是我们要付出的代价。我们必须这么做。”“你知道吗？最后，我赢得了他们的支持。”曼德拉后来回忆说，“我在全国巡回演讲，处处听到嘘声，但如果球队获胜，经历过的种种艰难挫折都算得到了回报。”

正如曼德拉所预料，黑人的抵制随着唱《上帝保佑非洲》的国家队的接连胜利而消弭。曼德拉的保镖里半数是黑人。蒙沙米是其中的一个。最初，他不理解白人对胜利的欣喜若狂，接着，赛事成了黑人白人保镖交流的主要话题。他们甚至亲自动手玩了玩：“玩触式橄榄球的过程中，我们相互喜欢上了对方，有时候，我们彼此间推心置腹起来。连我们自己也觉得奇怪。”

与加拿大比赛的前一天，向南非全国直播的电视画面，让蒙沙米感到他或许喜欢上了“跳羚”队。队员们访问了一座名叫茨维德的小城镇，电视画面上，白人运动员与兴奋的黑人孩子亲密交谈，开心玩耍，让蒙沙米感怀不已。次日，球队以20比0大胜加拿大队，茨维德的居民倾巢而出，球队乘车往返于酒店和训练场之间，马路两旁的群众夹道欢呼，黑人越来越多。

在与法国队比赛前，德班下了暴雨，国王公园体育场上积水成潭。如果比赛不能如期举行，按照世界杯的规则，因南非队比赛期间犯规较为严重，将判法国队进入决赛。为了保证比赛的进行，武装部队动用直升机在体育场上空盘旋，试图用螺旋桨掀起的大风吹干场地。大批黑人妇女拿着水桶和抹布清除赛场积水，使比赛终于得以进行，南非队笑到最后，进入决赛。蒙沙米想不到自己会如此投入：“比赛过程中，我们都紧张得要命……最后，我们全都舒了口气，高兴得像发了疯。”几年后，法国队的前锋比纳齐和老对手偶然相遇，谈起往事，他坚持裁判错判了一个法国队的得分：“输给了你们这帮家伙，我们哭得撕心裂肺。但是，接下来的那个周末，我去观看决赛，又一次哭了。我明白，我们没进决赛是对的，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件，比橄榄球赛的输赢更重要。”

决赛那天，开普敦主要报纸《百眼巨人》头版头条的大标题是：《万岁‘跳羚’队！》“万岁”是黑人在抗议活动中使用的战斗呐喊用语，是从古巴革命的口号中借来的。标题下面的文章说，学界的报告称：“本届世界杯橄榄球赛掀起了南非各种族间和解的壮观浪潮。”“在‘跳羚’队比赛时段，约翰内斯堡主要由黑人居住的街区上车辆行人极少，这一现象非常值得关注。乡镇居民聚在家里，观看电视直播的橄榄球赛。国家建构中这种非凡的崭新气象让分析家们深感吃惊。”

6月24日，决赛日。上午，皮纳尔带着球队绕酒店周围的街区慢跑。“我听到人们的喧闹声和喊叫声，4个黑人小报童认出了我们，跟着跑，还一边叫我们的名字。他们几乎能叫出每一个队员的名字，我激动得要命。我甚至拿不准这些孩子是不是认识字，可他们能够分辨出我们是谁，把我们当成他们自己的球队。这一刻，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这场比赛比我们想象过的任何事情都更为重要。”

比赛开始前5分钟，曼德拉出人意料地穿着皮纳尔的6号球衣、戴着一顶印着6号的队帽出现在看台上。数万名白人观众为之疯狂，他们齐声高呼：“纳尔逊！纳尔逊！”图图主教在旧金山的一家酒吧观看了现场直播：“曼德拉掌握着一种诀窍……当天的那一幕，曼德拉处理得恰当之极……我相信，那是我们国家生活中一个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时刻。”

这场比赛以“跳羚”的胜利告终，全场观众在终场哨响的那一刻都互相拥抱起来。曼德拉把身边的路易斯·卢伊特抱得两脚离了地。这绝对是件不寻常的事：熟悉曼德拉的人都知道他从不与人拥抱。为他撰写自传的理查德·斯腾格尔曾说，曼德拉有强烈的自信心、自尊心和地位感，不喜欢过分亲密的举动。保镖蒙沙米回忆那一刻的曼德拉：“他像是登上了世界的巅峰。曼德拉担任总统期间，我与他朝夕相处了5年，没见过他比这一天更快活了。他当时激动无比，简直是狂喜。”看台上激动到落泪的白人球迷又开始高呼曼德拉的名字。

南非广播公司的一名记者在球场上采访皮纳尔：“现场6.2万名球迷在支持你们，你有什么感觉？”皮纳尔毫不犹豫地回答：“支持我们的不是6.2万名球迷，而是4300万南非人。”

曼德拉为皮纳尔颁了奖。原司法部长库切挤在开普敦酒吧里，抽噎着像个孩子：“眼前的局面超过了一切已经取得的成就。我们白人曾经是他的敌手，但在这个时刻，他们都将曼德拉拥入怀中。当时，我感觉，这是个可与美国立国相提并论的时刻。这是曼德拉最辉煌的时刻。看到他与皮纳尔站在一起，我哭了，心头感慨：‘一切都是值得的，承受过的所有痛苦，我经历过的一切，这些全都值得。奇迹由此而生。’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

康斯坦德此前一直受到好战分子的烦扰，但这一天，他开始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他是黑人的偶像，但看到他身穿‘跳羚’队球衣兴高采烈的模样，我放心了。我当初的决定一度困扰着我，我从来没想过会在如此壮观的场面中得到解脱。”

斯拉伯特这名地道的荷兰裔白人在参加完当天街头的纵情欢庆后无法回家，只好搭了辆黑出租。“黑出租”，其实是公共汽车，这种车有固定的行车路线，招手即停。之所以说这是“黑出租”，是因为白人基本都有自己的私家车，这种巴士历来是黑人的交通工具。斯拉伯特跳上一辆巴士，这样的事情以前几乎闻所未闻。“我上了车，乘客们都在欢呼。我对司机说，我在市府礼堂下车，可他问我最终要去哪儿？我说我家在北郊，但我在市府礼堂下车就可以了。我猜想，车可能要经过那里。但司机的态度非常坚决，硬是要送我回家。这要让他偏离正常路线多跑半个钟头，加上当天交通处于极度混乱状态，也许还不止多跑半个钟头。我说，那好吧，可车上这么多人怎么办？车上挤得满满当当，乘客们齐声说，没关系，我们喜欢乘车兜风。最后，我到家了。下车时，我问司机：‘多少钱？’他朝我微笑：‘不要钱。今天谁都用不着付钱。’”

“一年以前，甚至仅仅几个月前，假如你预测人民会在索韦托街头载歌载舞庆祝‘跳羚’队的胜利，大多数人会说：‘你在南非的烈日下坐久了吧？肯定是大脑被灼伤了。’”图图大主教说，“那场比赛产生的效果是政治家或大主教的演讲完全无法实现的。那场比赛好像在说，我们完全可以融合成一个民族。”

（参考书籍：约翰·卡林：《不可征服：纳尔逊·曼德拉治国传奇》；威利·埃斯特胡塞：《终局：秘密谈判和种族隔离的终结》）（文 / 徐菁菁） 缔造对抗比克和解曼德拉种族隔离武装南非经济南非黑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