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云：谎言、秘密与游戏规则

( 10月24日，欧盟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召开，法国总统奥朗德（右一）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右二）抵达会场 )

疑云

默克尔是德国媒体眼中的“手机总理”。她总是拿着一只长方形外表普通的黑色手机，背面贴着黑色德国雄鹰的装饰图案。手机跟随她出现在各个会议场合，成为媒体镜头里的常客。2008年欧盟峰会时，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曾开玩笑说：“打手机、发短信就能找到默克尔。”2011年，默克尔在对德国雇主协会发表讲话时还曾经忘了关掉它。手机当场响了起来，给总理带来了小小的尴尬。

这只其貌不扬的手机价值不菲。2009年，德国政府所有的部长和所有掌控敏感职务的高级官员都收到了一张特别的安全磁卡。德国内政部为此总共定制了5250张磁卡，花费数百万欧元。而默克尔手机里的加密安全磁卡，造价2618欧元。2013年3月，德国媒体兴致勃勃地报道，默克尔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又新配备了与加拿大“黑莓”手机同类型的职能手机。它专为政府官员设计，能发送标识“绝密”字样的文件和只有“政府官员”内部范围可以识别的信息。

当斯诺登公布美国情报部门监听默克尔的电话通讯已经长达十余年的消息时，德国媒体炸开了锅。《南德意志报》说，默克尔的手机是德国的一个控制中心，攻击德国总理的手机就像攻击德国政治心脏。

被曝光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文件显示，早在2002年小布什总统主政时期，默克尔就被列入国安局名单。当时她还只是德国主要反对党的领袖。除窃听通话内容外，美国情报人员截取了默克尔的大量公务短信。只有总理府的固定电话得以幸免。

( 10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基思·亚历山大抵达华盛顿国会山参加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 )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根据《明镜周刊》的说法，在距离德国联邦政府办公区不远的美国驻德使馆内，有一个未申报的监听站，位于使馆的四楼。美国国安局和中央情报局在此共同监控德国官员的通讯。监听默克尔所获的信息不像其他情报那样发往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国安局总部，而是直接传送到白宫。

美国的情报部门究竟得到了什么？默克尔坚持问题并没有媒体报道得那样严重：自己遭到窃听的手机是专门用来处理党内事务的。她本人非常注意区别党内的电话交流以及政府事务的交流。如果涉及重大的、政府间的对话，她会使用加密座机系统，在没有座机的情况下则用加密手机。也就是说，在进行非常重要的通话时，她不会使用手机。

( 2006年9月2日，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统帅、法国将军佩莱格里尼（左二）在黎南部城市提尔视察 )

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说：“（奥巴马）总统向（默克尔）总理保证，美国现在没有监听、将来也不会监听总理的电话通信。”这是一个文字游戏：白宫并没有否认过去曾窃听过默克尔。而奥巴马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只有三个字：“不知情。”

但在知情者看来，这种说词千疮百孔。一位白宫前官员告诉《外交政策》杂志，国家情报局的常规任务之一就是告知总统有关外交关系和谈判的信息。基于窃听电话或其他通讯手段获得的外国领导人的信息是独一无二的，每个读到或者听到情报报告和简报的人都能分辨出来。

( 11月1日，德国绿党议员施特吕伯勒与斯诺登会面后，展示斯诺登致德国政府的信件 )

“奥巴马也许没有时间知道情报信息的方方面面，”一位匿名的美国前政府官员说，“但默克尔是他经常要见面交谈的人。在给对方打电话之前，在G8峰会之前，他一定会问他的国家安全顾问：‘默克尔的立场是什么？’当一个总统问出这样的问题时，他可不希望他的顾问们妄作揣测。他想要知道的是他们从情报部门那里得到了什么。”

在德国，示威者们上街游行，德国防长德迈齐埃威胁说跨大西洋关系“真的很坏”，“难以回归正常”。在美国，政客和议员们忙着和窃听事件撇清关系，讨论是否应该对情报部门进行约束。但在情报圈看来这都不过是大惊小怪的表演和作秀。“他们感到丢脸，不希望公众觉得自己愚蠢而天真。”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我们相信间谍：西方情报机构的故事》一书的作者罗德里·杰弗里―琼斯说，“对于默克尔来说她也许还希望借这个机会成为美国情报盟友中的圈内人。”

( 7月27日，德国民众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美国及德国政府对私人数据的监控 )

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莱博被问到欧洲人是否也在监控美国人时，他回答道：“绝对的！”

“我想对那些对国家安全局监视他们的领导人感到愤怒的盟友们说：成熟一点吧！”美国顶尖军事史专家、外交关系理事会高级研究员麦克斯·布特说，“这么说的意思是，你，德国，你，法国，还有你们，巴西、墨西哥、欧盟和联合国，国家安全局在监控你们的领导人吗？也许。你们也在监控美国和其他盟友的领导人们吗？也许。你们只是没有美国国家安全局那样的能力和效率而已。如果你们有，你们也会这么做。”

( 德国联邦情报局的一处情报设施。在斯诺登曝光秘密文件后，德国政府承认联邦情报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共享大量数据 )

公开的秘密

在斯诺登的新报料面前，政治圈的天真姿态多少有些虚伪。“任何读过几本有关国家安全局历史的书籍的人都会知道他们干些什么。”美国维拉诺瓦大学教授、情报史专家大卫·巴莱特说，“欧洲人可能会真的介意，但根本不该感到吃惊。”

( 在建中的德国联邦情报局新总部 )

国家安全局每个月要搜集7000万个法国电话信息的消息让法国人颇为惊讶。事实上，美国在法国的谍报活动在70年前就开始了。上世纪50年代，国家安全局一直监听法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军事通信。60年代，他们特别关注法国军队和外交人员在阿尔及利亚的活动。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情报部门两次发现以色列的核武器项目动向都是因为他们截获了法国方面的相关通讯信息。在2002到2003年，当法国在联合国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它也在被美国监控着。

联合国和德国、法国一道成了斯诺登新一波爆料中的“受害者”。美国国家安全局对联合国安理会的重要外交官的家庭和办公室电话、电子邮件通信都进行了监控。

对于联合国的官员们来说，被各国情报机构监控已经是家常便饭。2004年12月，联合国日内瓦万国宫的法兰西厅内发现一套窃听装置，大概是三四年前的产品。这是“冷战”后首次在联合国发现窃听设备。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联合国安全官员认为这绝不是唯一的窃听装置。他比喻说，欧洲办事处“像块瑞士干酪”，“浑身是孔”。2003年，英国前国际发展部部长克莱尔·肖特曝光说，英国情报机关长期盯梢联合国官员，她自己就曾阅读到一些记载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谈话内容的文件。

联合国驻黎巴嫩过渡时期维和部队将军阿兰·佩莱格里尼也曾告诉媒体，以色列一直以来都在监控他的维和行动。佩莱格里尼每半年向联合国提交一次报告，报告会经过加密处理。“每次我把半年报告提交上去，尽管它们已经加密，我总是在报告刚刚到达纽约的时候就收到以色列军方的来信，他们对报告的内容提出建议，希望我能够修改它们！”

有时候窃取情报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信息，也是为了施展政治手腕。2009年，塞浦路斯一家媒体突然曝光了许多联合国与塞浦路斯土耳其族领导人接触的敏感信息。后来的调查证明，这是塞浦路斯共和国情报机构所为，他们黑进了联合国塞浦路斯谈判特别报告起草人、澳大利亚政治家亚历山大·唐纳的电子信箱，将这些文件泄露给媒体，目的是削弱唐纳的角色，因为他们相信在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谈判中，唐纳偏袒后者。

“当你去其他国家访问的时候，那么有50%的可能有人在你的房间里安装窃听器。”曾经在1992至1996年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加利告诉媒体：“游戏的玩法就是这样的。各国驻联合国大使的职责之一就是每天向自己的国家写一份报告，报告当天联合国都发生了什么。各国要知道具体事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安装窃听器，在大厅，在联合国秘书长的办公室里，甚至在洗手间。”加利有自己的防范办法：“我现在对你说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我是不会在公开场合说出来的。我会掏出一张纸，写在上面给你看。然后我会把这张纸烧掉。就算是没有窃听器，你还是应该保持警惕。因为你不知道你身边到底有没有人在窃听。”一位曾在加利身边工作多年的联合国工作人员称，为了防止遭到窃听，这位前秘书长从就任第一天起就有一个习惯：每天上班之前先把自己的衣服抖落几下，再让手下把文件包、办公室角落悉数“扫描”一遍，认真地检查一下电话机。

欧洲人对美国的公开谴责基于一个出发点：作为美国的盟友，他们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以色列人对此嗤之以鼻。“我能确定的告诉你美国在监听它的盟友，包括以色列在内。”摩萨德前领导人丹尼·亚托姆说，“美国不会真的在乎任何人。当美国人觉得他们需要监听谁的时候，他们就会那样做。”用《耶路撒冷邮报》的话说，以色列情报官员的共识是：“以色列是这场情报游戏的一分子。”

当《明镜》周刊将目标对准美国驻德国大使馆楼上的窃听设施时，以色列情报分析师很快就指出，在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的房顶上也有类似的设施。实际上，美国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前就开始对以进行谍报活动。其在塞浦路斯设置的针对以色列的监听站直到1974年才取消。马修·爱德指出，今天，在国家安全局的米德堡总部，希伯来语专家依然在监听和拦截以色列的通讯信息。“这是非常复杂的关系。”一位中央情报局前秘密活动官员说，“他们有他们的利益，我们有我们的利益。对美国来说，重要的是平衡。”很显然，美国最担心以色列背着它发动突然袭击，把中东再次拖入战火，扰乱了石油供应。

一直以来，以色列国防部被禁止用电话讨论“机密”信息，甚至加密的也不行。机密情报只能通过有蜡封的信封来传递。对于自己的最重要盟友、最大援助提供者美国，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毫不含糊。201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驻以色列的最高长官在使用秘密联络设施和总部联系时，发现该设施被动了手脚。另两名情报人员发现家中冰箱里的食物被重新摆放过。美国政府相信，这些都是以色列安全部门所为。这些事情在情报圈内广为人知，但是很少被拿到情报圈外去讨论。尽管两国的紧密关系不容争辩，但是在美国情报圈看来，特拉维夫是他们最大的挑战。

在最近10年里，美国情报部门和国防部都有雇员因为和以色列方面接触而被开除甚至被监禁的例子。中央情报局在政策上禁止其驻特拉维夫的官员雇用以色列政府方面的消息提供者。如果要这么做，就必须得到中央情报局高层领导的首肯。在布什时期，还必须白宫方面点头。

特拉维夫深知自己在美国情报框架中的位置。在这个框架下，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被称作“五只眼”。在这个圈子里，各国约定分享情报，美国的情报官员可以直接和这些国家的同行一起处理从不与他人分享的高度机密信息。澳大利亚媒体披露，澳大利亚驻外使馆是美国全球间谍网络的一部分，利用代号为“特等舱”的监听系统参与窃听和截取亚太地区的通讯和重要数据信息，主要覆盖面积是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据我所知，这几个国家约定不相互采取谍报措施，但我并不排除这种说法不真实的可能性。”大卫·巴莱特说。

而以色列处于这个梯队中的第二层，这一层被称作“朋友中的朋友”。“朋友们”没有谍报豁免权，因为今天的朋友也可能是明天的敌人。用美国高级情报官员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话说：“我们没有朋友，只有靶子。”

情报俱乐部

德国人对个人数据保护非常敏感。在这个国家，像人口普查这样常规性的数据搜集活动也会在全国掀起白热化的争论。而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德国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特别看重的监控对象。美国国安局制作的一张地图根据监控程度对各个国家定级：绿色最轻，红色最甚。几乎所有欧盟国家都呈各种深浅不同的绿色，只有德国是鲜明的橙色。

德国人在为领导人和民众被美国监控而愤怒，两国似乎走上了一条对立的道路，但一个被“受害者”形象掩盖的事实是：就在今年6月斯诺登事件曝光时，德国总理默克尔及她手下的部长们就像如今的奥巴马一样打马虎眼。他们说，他们是从新闻里中头一回得知美国国安局的监听项目的。但很快，德国媒体曝光的秘密文件显示，德国情报机构也在使用美国国安局的重要监听项目进行监听，二者可能有密切合作。

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有一个飞机试验基地，即奥古斯特·欧拉飞机场。在靠近机场的森林里藏着五个雷达。如果你开车路过那里，就能看到神情警惕的安全人员，他们会提醒你此处不得拍照。这里是美军设立的一个绝密的监听哨。在威斯巴登附近，美军正在斥资1.24亿美元建设新的统一情报中心。这个情报中心的建设只承包给美国建筑商，所有的建筑材料都经过严密的看护从美国运送而来。

德国是美国情报机构的重要哨卡——金融中心法兰克福是数据流通的重要十字路口。从东欧和中亚前来的数据光缆在这里和西欧的光缆连接在一起。来自中东的电子邮件、电话、网络数据同样要经过法兰克福。这里也是国际通信提供商的数字运转枢纽所在地。德国互联网业联合会在法兰克福有一个数据处理中心，是欧洲最大的网络中枢。对于情报机构来说，法兰克福有无穷无尽的情报信息。根据斯诺登提供的文件，美国国家安全局每个月要筛选5000万通信记录，而德国联邦情报局的也在做同样的工作。

联邦情报局目前总部设在慕尼黑南郊附近的一座大院里。“9·11”事件之后，德国政府重新考虑了其安全等级，决定把情报局总部迁往柏林。新总部选址距离德国国会大厦仅咫尺之遥。大楼使用面积为26万平方米，能容纳4000名工作人员。大楼周围有约2.7米高的隔离护栏，预计2014年完工。这座新大楼不止意味着联邦情报局的地位上升，还意味着它和政府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德国联邦情报局曾经一度以低效率和不可靠著称。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曾抱怨说，联邦情报局提交给他的信息是他刚刚在报纸上读到过的。但在“冷战”结束以后，联邦情报局已经完成了大变身。“人们再也不开这样的玩笑了。”一名美国中情局官员说。

在中东，一直保持低调的德国有着不俗的情报表现。在伊拉克战争中，尽管德国反对参战，但两名联邦情报局人员获准在伊拉克的美军总部进行情报工作。美军将军对其的评价是：“无价之宝。”2006年，在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士兵萨利特的外交斡旋中，联邦情报局还介入了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之间的调停工作。一名德国联邦情报局特工史无前例地获得了冲突双方的信任。

根据斯诺登公布的文件，目前，5名美国国家安全局专家在和联邦情报局专门分析俄罗斯数据的专家合作。两国的联合通信监控项目在2004年就开始了。慕尼黑东南部有一座大型情报基地，看起来就像个巨大的高尔夫球建筑，被德国特工们称作“罐头”。这里是由德国联邦情报局运营，后来美国国安局监控专家也加入进来。德国联邦情报局把在这里拦截和监控到的大量数据发送到美国巨大数据库中。

2006年，德国联邦情报局向前来访问的美国国家安全局代表团展示了新的情报分析工具。美国同行们不得不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这些工具的一些特性超过了美国的通信情报破译能力。”他们在随后的一份报告里说，未来两国的情报合作将达到新的高度。德国得到的好处是：在过去10年来，至少有两起针对德国的恐怖袭击是通过美国国安局的情报制止的。

就在今年6月斯诺登事件曝光时，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基思·亚历山大正在柏林访问，他和德国情报部门的高官以及总理府、内政部的代表见了面。劲头十足的亚历山大向德国人介绍了“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安全”。他滔滔不绝地赞美自己领导的机构，宣称它掌握着“难以置信的技术专长”。他告诫德国同行，要在监控新技术方面投入更多人力物力，同时必须对网络进行更严密的监控。

在“棱镜计划”曝光后，德国司法部长是唯一呼吁对事件进行调查的政府部门。对于情报界来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除了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以色列、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经营着像国家安全局这样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监控的机构。在这个情报俱乐部里，人人都把网络置于监控计划中心，列为重中之重。

德国联邦情报局已经在德国互联网业联合会设于法兰克福的数据处理中心活动。他们设置了自己的技术入口，对数据进行筛选，将截流的信息复制发往总部。德国法律允许联邦情报局对任何外国相关的通讯进行监控，并要求德国网络服务提供商“全面保留电子通讯的副本”。

受到能力的限制，去年联邦情报局的监控率不到5%。“我们的情报机构也应该活跃在网络上，这是理所当然的。”德国内政部长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说。去年，德国联邦情报局领导人吉拉德·辛德勒向德国联邦议会保密委员会提出一项秘密计划。根据他的设想，联邦情报局打算在未来5年内增加1亿欧元的投资，用来扩大技术监控部门规模，增加工作人员，增强部门的服务器性能和计算机处理能力，在2018年末使联邦情报局成为国际情报舞台上的主角。这个名叫“技术成长计划”的项目就像是德国版的“棱镜”，是联邦情报局史上最雄心勃勃的现代化项目之一。德国议会已经批准到2014年先投入500万欧元。（文 / 徐菁菁） 情报搜集国家部门秘密窃听默克尔谎言窃听风云风云游戏规则以色列总理美国国家安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