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与巴赫相遇

( 大提琴家王健 )

作为蜚声海外的华人大提琴家，王健的名字在古典乐迷中不算陌生，可是却不如另一位华人大提琴家马友友名声响亮，见到王健才明白，他内敛和含蓄的性格，使他不如马友友那么活跃。

他自己笑话自己是完全的东方性格，比较沉闷，比较没意思。马友友和他一起吃饭，从头到尾没有停过说话，包括想法也不断，“可能因为他在美国出生并成长吧”。

不过王健在音乐道路上有自己独特的修行，他演奏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在英国的唱片销量排行榜上占到了第22位，并非古典音乐项，而是综合排行。他自己也不太明白所以，大概还是音乐中朴素的力量在。

4岁开始，王健在上海和父亲学大提琴，父亲当时甚至没有合适的琴给他练习，不过在他看来，那段时间比起现在的琴童还是更幸福，因为比较单纯，没有那么多的目标和外界干扰。

王健很早就被人所熟知，起因于那部1979年小提琴家斯特恩来中国访问期间拍摄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最后结尾处满面严肃认真拉大提琴的男孩就是他，那时候他已经和父亲学琴五六年了，他回忆说，那天他根本不知道是拍电影，穿着运动服就跑进礼堂，因为老师说拉就拉，满头大汗，非常狼狈，拉琴拉到一半才看到旁边有摄像机，不过还是模模糊糊的，也不知道斯特恩是谁，一年后在学校礼堂看到电影，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 王健幼时拉琴的照片 )

在王健的早期经历中，总有人提到斯特恩；还总有人提到华人企业家林寿荣，在看了斯特恩的纪录片之后，林寿荣就给中国的文化部写信，表示愿意资助王健到美国学习，但文化部表示无此先例。5年后，也就是王健16岁的时候，林寿荣直接写信给王健的父母表示他愿意资助王健去美国，并且表示学校可以任他挑选。父母亲虽然难以放手，可是为了王健的前途，把家里所有的积蓄换了几十美元给他带走，可是在机场过关的时候，由于紧张，加上受到海关官员的盘问，把美元都掉了。王健回忆说，我怕一回头去找就不让我走了，所以也没回头找，莫名其妙就被人接到了耶鲁大学。

搜集古琴的林先生拿出一把1622年的阿玛提给王健使用，现在王健还经常使用这把琴，林对他的要求就是专心读书，听音乐会。3年后，林先生逝世，王健正好离开耶鲁去茱莉亚音乐学院读书，那里的学费非常贵，林家已经无力继续资助，好在当年拍摄那部纪录片的导演知道王健的状况后，及时援助了他。

( 王健大提琴组曲专场音乐会海报 )

在王健的生命中，总有各种传奇的故事，也许上天总是偏爱有才能者。1993年，他在法国参加蒙彼利埃音乐节，当时是新秀代表，而杜梅和皮耶丝是大师代表，主持者邀请新秀和大师合作一回，大师们开始不太愿意，后来勉强同意了，拉的是勃拉姆斯第二号钢琴三重奏第二乐章，结果结束后皮耶丝说：“我们想和你组成三重奏录音。”王健说：“恍如晴天霹雳。”

音乐界永远不缺传奇，可是王健本人却毫无传奇的样子，他开自己的玩笑，说幸亏现在还有很多人热爱古典音乐，否则他去唱流行歌曲的话，以他的样子，在中国的流行音乐界，不会有出头之日。他为人谦和朴实，不管看到谁，都会主动伸出手：“你好，我是王健。”

三联生活周刊：巴赫的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你应该不是第一次在中国演出了，为什么选择这个作品？看到有评论说，毕竟观众没那么熟悉这曲目，许多演奏家会选择观众熟悉一些的曲目，担心冷场，你没有这种担心吗？

王健：事实上并非如此。我在北京拉过全套的组曲，观众反应出乎我的意料，非常热烈。演奏这套组曲对我是个挑战，因为严肃，而且是始终严肃地在背诵出来，远超过一般的难度，不过我还是愿意演奏。

为什么？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嘻嘻哈哈，讲点开心的事情就结束了，几个朋友见面，不会大谈特谈哲学问题。

可是不谈不表示不重要，这个道理，希望大家都能明白，心灵中重要的东西，可能并不轻松愉快，不过我们也会去面对它，而且始终避免不了去面对它，就像和最好的朋友偶然相处，往往相互倾诉最隐秘的话题，比如人生的不如意，感情的挫折，亲人的离去，我觉得这是一种真正的人生。里面充满了尊重、信赖，不是随意可以说出来的话，而是心底最深处的私密，巴赫的作品就有这种感觉，我将之称之为他对人生的信仰的创作。

我始终为这种信仰而感动，他那个时代，生活艰难，生命时间也不如现代人长久，你知道巴赫有几个孩子先于他死亡，他自己的生活也很不如意，他始终在和上帝的对话中，演奏他的音乐，就是倾听他对上帝说自己的信仰，这个信仰并不是绝对宗教性的，而是一种追求，一种充满神圣感的人性。

三联生活周刊：你每次演奏都有同样的情绪吗？还是都不相同？

王健：每次都不一样，每次都格式化自己，把自己排空后开始对之有新的理解，我觉得近年的理解就更原始，更直接一些。你知道音乐表达比较直接，不隐晦，不需要中间的传递，所以我不完全是自己理性思考后的情感，而是直接表达出来，有时候直接有好处，能理会他特别简单，也特别深刻的那一点，有种数学上那种完美：对称，明亮，不可思议。

我特别喜欢这部作品就是因为巴赫用简单的程式发展出极大的魅力，他对上帝的思考我不懂，这样反而给我提供了空间。我每次演奏的时候，都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在宇宙中的位置，这个感觉太奇妙了。

三联生活周刊：演奏时，你的灵魂在哪里呢？

王健：经常感觉在半空中，没有依傍，有时候在大楼里，在排练厅里练习这个作品，感觉到自己在空中，能特别的思考自己的人生。有人说大提琴是比较孤独的乐器，我喜欢用这种乐器表达巴赫，在演奏的时候，最感动我的是我想象巴赫的孤独的、脆弱的灵魂，历经苦难，可是没有放弃对美好的追求。尤其是一些慢的乐章，是在祈祷，明知道没有希望却还存在着期待，他不放弃。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过你的访谈，说这是你从小就演奏的曲目，有一段提到你拉巴赫还忘记了，在台上哭了，是吗？访谈里面提到你特别注重东方精神，你也说过你的精神气质是东方的，中国的，这对于你理解巴赫有什么帮助？

另一方面，你很小就去了美国留学，甚至更小的时候，我记得13岁就被送到美国去演出，对于你来说，东方是不是越来越远，只是一种精神寄托？

王健：啊，是从小就开始学习演奏巴赫了。那次演出下面都是澳大利亚的专家，我演奏到一半就记不住了，哭了起来。台下的专家可能觉得我需要安慰，就纷纷安慰我。其实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人不习惯去安慰别人，你自己克服就好了；可是西方文化喜欢安慰人，我其实是在成长中逐渐体会这种不同的。

我13岁的时候，中国开始与国外频繁进行文化交流，估计送我们几个小孩出国演出，是让国外人了解，大陆也有优秀的古典音乐演奏的培养体系，这种演出带有外交功能，孩子演奏也会吸引人，那次演奏的不是巴赫，是小曲子。

我虽然出国早，但是从小爱看书，瞎看，逮什么看什么，包括《杨家将》什么的。我的自我感受能力比较强，到了美国后看了大量中国历史书，我是从书本上先了解中国的。从感性方面，我觉得我是个特别中国的人，注重精神世界的和谐，注重与外界的和睦，性格比较朴素、含蓄、容忍。这些品质在古典音乐里有，我用我的精神去寻找大师的精神。

演奏的时候我不是特别理性那种，太理性总觉得没有同情心。可是另一方面，我也讨厌演奏时候激情四溢的，那种痛苦的，包括流泪的演奏，我也不喜欢。这大概就是东方的气质。

回到演奏巴赫上，他的那种祈祷，不是在祈祷世俗的幸福，而是明白作为个体来说，生命和灵魂都很脆弱，生命的痕迹也很容易被磨灭，可是他还是非常珍惜上帝给他的一切，这里面有太多的悲悼。有时候，我会觉得这就是写给我自己的，每演奏一次就是净化自己的灵魂一次。在台上也是如此，我从不奢望讨好所有的听众。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说最喜欢的大提琴演奏家吧，据说是罗斯特罗波维奇？

王健：是的。他的演奏改变了大提琴世界，提高了整个的演奏水准。过去的演奏比较平铺直叙，而他的演奏多了音乐性，我称之为歌唱性演奏。乐句与节奏都富有强烈的歌唱性。

三联生活周刊：另外一位俄罗斯的沙弗兰呢？

王健：我也喜欢他，他特别有个性，拉琴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有股横扫一切的力量，怎么说呢，就像麻辣烫那种食品，非常过瘾，不过他把一切都变成了他自己那股味儿。

我喜欢从不同的演奏家身上学习他们自己的精神特征，不太死板去追求像谁的风格，不过任何演奏我都觉得感性最重要，感性，包括对音乐的理解，演奏的方式还有最后的风格，人类的感性有时候超出了理性的力量，至少在音乐上是如此。

三联生活周刊：现代演奏家都有一个问题，每年在世界各地巡回，要飞在空中一半时间，剩下的时间就是音乐厅和宾馆，你觉得这妨碍了你对生活的理解吗？

王健：我一年有70场左右的音乐会，确实也奔波在各地。但是人的感知能力还在啊，许多事情你不用经历，但是同样能感受，能理解，我个人觉得伟大的音乐家都是对人类充满同情心的。

就算在机场，也能看到很多东西，今年在荷兰一个机场，看到一位80多岁的老者，推着他60多岁的智障的孩子，老者很耐心地给他讲登记屏幕是怎样一回事，当时看了非常感动，人性里的美好与挣扎都在了。

年轻时候我会去打电子游戏释放自己，也会开快车去玩，现在越来越少了，那种东西满足不了自己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自己比较喜欢的自己录制的哪张唱片？平时听唱片多吗？

王健：我自己都不太喜欢，录制完了就总觉得有缺点，最喜欢的表达没有在里面诸如此类。如果非要选，那还是巴赫的那盘，还有海顿的两首协奏曲。

我听音乐非常有选择，也许是个性造成的，也许是怕破坏了自己的感受，我听的不多，害怕被影响，我在音乐选择上比较古板：现在流行创意，包括古典音乐界，可是很多创意是没有新的东西在里面的，为了创意而创意，丝毫不让人感动。在我看来，创意与否不重要，关键是能感动人，越是朴素的情感，越能让我感动。我不局限在古典音乐上，包括艾拉·菲斯杰拉的爵士乐，我也喜欢，有种触动人心的力量在。（文 / 王恺） 王健音乐大提琴巴赫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