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小报的江湖规则

( 2008年5月25日，美国洛杉矶，狗仔队通过栅栏的洞孔拍摄名人的生日派对 )

讽刺

对于英国小报来说，最激动人心的话题就是名人们分手离婚的消息。但面对世界上最著名的婚姻组合之一的破裂，英国《太阳报》的报道却相当的简明扼要：“媒体巨头默多克和妻子邓文迪签署了离婚文件。82岁的默多克是《太阳报》母公司新闻集团的老板，他在纽约最高法院提出离婚申请，宣布14年的婚姻‘无可挽回地破裂’了。他们拥有两个女儿。”这段话几乎就是《太阳报》网站报道的全文了。没有了《太阳报》标志性的半开玩笑、色情细节和匿名“朋友”的小道消息……

其实，没有人比默多克更知道什么内容适合出现在小报之上。

1968年，默多克来到英国，买下的第一份报纸就是陷入困境的《世界新闻报》。《世界新闻报》是一份和“世界”与“新闻”都关系甚少的报纸，绰号叫“性事新闻”。随后默多克又收购了财务困窘的《太阳报》，大幅缩减公共事务新闻，大量增加娱乐新闻，将它的版面用“性”话题来充斥，并推出了著名的“三版女郎”。凭借这一份周报和一份日报，默多克站稳了英国的小报市场。从此也有了“默多克主义”一词，专指严肃性新闻被娱乐内容所挟持的现象。

也没有人比默多克更知道小报记者会用什么手段来获取新闻。2006年，《世界新闻报》皇室新闻编辑克里夫·古德曼雇用私人侦探斯蒂夫·维尔塔尔窃听皇室成员的事情败露，警方从其聘用的私人侦探穆尔凯尔家里搜出了1.1万页的记录，确认他曾窃听查尔斯王储的通讯秘书和副官，以及威廉和哈里王子私人秘书的电话，高达609次。两人分别被判了4个月和6个月的监禁。之后《卫报》记者尼克·戴维斯继续追查那1.1万页的记录上究竟还有什么人，得出了惊人的答案：里面不仅有皇室成员、娱乐明星、政治家、军人等名人，还有像伦敦地铁爆炸案死难家属、英军驻伊拉克、阿富汗阵亡士兵家属那样的普通人。引发舆论轩然大波的是被学校校工谋杀的女孩米莉·道勒的电话也在其中——正是这种删除语音信箱留言的做法，延误了警方最好的破案时机。默多克一直表示不直接知晓此事，但又在一份被员工偷录下来的讲话中表示花钱从警察那里买信息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警方有点小题大做了。

( 2011年7月15日，默多克（中）就《世界新闻报》窃听首次公开道歉 )

默多克在自己的离婚案里保持了全面的低调。他雇用了一名以悄悄打离婚官司著称的律师。他和邓文迪都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家族方面也没有发表任何引人注意的言论。但基于默多克对小报趣味以及小报记者的了解，他仍然能从报纸上找到大量关于自己离婚的消息也就不奇怪了。《每日镜报》刊文说离婚背后的原因是邓文迪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来往过密。布莱尔也是默多克女儿格雷斯的教父。《每日邮报》说这场离婚案源于邓文迪和默多克的母亲伊丽莎白关系不佳。佐证是在伊丽莎白去年12月过103岁生日时，邓文迪还出席了迈阿密的一场慈善活动。一位匿名的邓文迪的“朋友”向《每日邮报》说，两人的婚姻已经亮了好几年红灯，但邓文迪对默多克的离婚要求事先一无所知：“她从来没有想过鲁伯特会向公众承认这场婚姻是个大错误。”

有点作茧自缚的意味，默多克继续对充斥在小报上的各种猜测保持沉默。

( 2008年5月25日，美国洛杉矶的狗仔队在车内将拍到的图片传给自己所属的机构 )

尺度

《卫报》专栏作家皮特·博顿在《世界新闻报：假酋长和皇室陷阱》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情景：曾几何时，当那些媒体尚未搬离舰队街时，每天晚上来自那些红头小报的记者们都要和来自大报的记者们去到像El Vino这样的酒馆来喝酒放松。这个时候报社都关门了，印厂也已经印好了最新一期的报纸，记者们便不再为怕同行抢走新闻而对所做选题讳莫如深，可以轻松地分享八卦还有那些“一鸣惊人”的采访手段。小报记者们的故事总是最精彩的，充满了智慧，因为他们不像大报记者那样只会傻坐在办公室里分析无聊的政策，脑子里客观公正的新闻观又使得行动很受束缚。一个著名的酒馆里的分享是这样：小报记者只是知道某人情人的名字和工作地点，以及她有一头金发，但是他必须要一张她的图片来配文字。他和他的摄影师应该怎么办呢？这位记者在花店订了一束最大的香水百合，匿名送去她的办公室，接着就和同伴坐在车里等着一会儿的好戏。17点多钟，下班的人们涌出写字楼，其中就有这位抱着百合花的女士。记者过去问她是不是某人，并要求采访。理所当然，她被拒绝，但那是在肯定了姓名之后。第二天小报头版，就有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情色故事，以及一系列图片。那为什么要最大的那束百合？“这很简单。”这位记者解释，“如果是小的，她就会放在办公室，如果足够大，她至少会一半放在办公室，一半放在家里。哪个女人不希望家里能摆些百合呢？”这位记者所用的方法让那位女士愤怒，让同行惊叹，但却完全合法。

( 2011年7月10日，一名妇女在伦敦某报刊亭购买最后一期《世界新闻报》 )

典型的小报手段还有通过角色扮演从而进行隐形调查。将这一方式运用得淋漓尽致的非记者马扎尔·马哈姆德莫属，他为《世界新闻报》工作了20年。和他经常一起搭档的摄影师史蒂夫·格雷森在他刚入行时就看出了他的天赋：“在90年代初期，没有人会觉得一位英语流利、穿着时髦的巴基斯坦裔英国人会在一个小报当记者，尤其是在《世界新闻报》，那里全部都是白人员工。他的面孔是他很好的掩护。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才能：如果一个故事不是他想要的那样，他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它朝那个方向发展。”因为经常要化身各种角色，马哈姆德很少在报社抛头露面。在他和报社所签的合同里，也规定他不必在文章旁边来配头像照片，只放一幅他头像的剪影。他为《世界新闻报》做过多篇独家报道，包括假扮中东酋长，套出英国苏菲王妃对王室和内阁成员的不恭评价；装成瑞士银行家要买情书，钓戴安娜王妃的情人休伊特上钩；答应卖给恐怖分子一些放射性材料用以制造脏弹，正当对方在家等待送货时，马哈姆德将他送给了伦敦的反恐警察；他用高达数万英镑的报酬暗中支使报社在黑帮卧底的线人向黑帮成员提出了绑架贝克汉姆之妻——“辣妹”维多利亚的建议和具体实施步骤，然后向苏格兰警方告密，制止了这场“事先张扬的绑架案”。

“英国小报和美国小报不太一样。在美国的小报里基本都是娱乐明星八卦，而英国小报记者则在政治、商业、体育以及娱乐等各个领域都要找点吸引眼球的东西。所以从选材的角度讲，英国大报和小报之间的界限很模糊。”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英国政治和媒介政治专家马修·阿斯顿教授告诉本刊记者，“这就是小报记者为何会用为了公共利益来辩护，认为目的正当，手段也就合理了。”马哈姆德能够几次被告上法庭，又顺利脱身，原因就在于此。但是喧嚣过后，似乎没有人去关注那些所谓“涉及公共利益”案件的真实面目。就像“脏弹案件”，三个“恐怖分子”在看守所被关了两年，之后开庭审理三个星期便结束，三人均被无罪释放，代价则是纳税人来均摊的上百万英镑的调查费用。“事后来看，整个案件其实就是一个从未现身过的沙特阿拉伯买家，要用从来没有兑现过的钱，去买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叫作‘红色水银’的物质，从一个自称有这种物质的人手里（就是马哈姆德自己）。和《世界新闻报》以往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一样，这篇报道也依赖于叙述技巧：模棱两可的用词把不相关联的事情扯到一起，让读者觉得和自己息息相关，心生恐惧。”博顿在他的书里写道。

( 1996年8月28日，戴安娜王妃在英国国家芭蕾舞团门口被狗仔队包围 )

即使小报因为手段不道德处于不利地位，也经常有办法变被动为主动。1994至1995年间在《世界新闻报》担任主编的皮尔斯·摩根就在他的个人回忆《知情者：揭秘英国十年丑闻的私人日记》中记述了这样的事情：戴安娜的哥哥、厄尔·史宾塞伯爵觉得有关自己和妻子维多利亚在感情不和的一举一动都会出现在小报上，怀疑是身边的朋友出卖了他们。于是他做了个实验，在一封给那位朋友的信上说维多利亚正在诊所里治疗，希望他能够多关心她，自己则马上要去纽约的电视台工作几年，会把孩子一同带走。摩根在得到信后，马上安排了报纸头版，标题是《戴安娜的哥哥带着孩子们离开英国》，以显示史宾塞的冷酷。当晚，史宾塞就致电摩根，得意地说，这回抓到了《世界新闻报》的把柄，就等着报纸刊出道歉信了。摩根马上请教前雇主、《太阳报》编辑凯文·麦克肯应该怎么办。在麦克肯的指导下，内容重新编排，文章标题改为《他扯了一堆谎来愚弄读者》。因为纵容捏造的故事在报纸上，读者们都忽略了《世界新闻报》侵犯隐私的行为，反而谴责史宾塞伯爵的行为。他这局还是败了。

“对于一般人来讲，即使被小报侵犯了隐私和名誉，也多半忍气吞声，因为它们在左右舆论上有很强的力量。对簿公堂就更难，小报会聘请阵容强大的律师团。”阿斯顿教授这样说。对于明星来说，打官司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在媒体圈浸淫多年的博顿就感慨：“那些被小报中伤但实际上没有任何错误的人们走上法庭，希望不实的说法得到纠正。结果持续数周，他们的个人私事，不论真假，又被掰开揉碎地在法庭上讨论，小报就又有了新的话题。像《世界新闻报》聪明的编辑们，心里清楚得很，即使是不实报道，当事人也没必要再去延长这种因曝光而带来的痛苦。”

针对某些伤害行为，小报也必须准备好要有所付出。“当事人的心理感受，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要计算将来会从他们手里要走多少钱的赔偿。在一些明显的侵权之前，报社主编会了解将来可能的赔偿是多少，而由此为报纸增加的发行量能有多大，究竟是否值得冒险。”博顿说。摩根在《知情者》里就得意洋洋地写下了这样一次决策的经历：他想把《星期日邮报》上一篇威尔·卡林（英格兰橄榄球队队长）与他爱人的专访直接拿来用之前，征求了一下法律顾问汤姆·克隆勒版权侵权方面的费用。“汤姆，把它全抄过来要花我们几个指头的钱？”摩根问。汤姆伸出5个指头，那意味着要赔偿5万英镑。“我们能把它做成一个头版，再加两个跨页。估计它能大卖，值了！”

依存

“那些演员、歌手刚出道或处于上升期时，总希望得到更多关注报道以便成为明星。而一旦他们成了明星，他们就再也不想看到记者的照相机了，这是非常虚伪的。因此我们经常吵架，但事实是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我们彼此都知道这一点。”《太阳报》的副主编弗格斯·沙纳罕这样说。大多数时候，小报记者可以用不太循规蹈矩的手段获得他们想知道的信息，而不会被追究更多责任，也正是基于双方之间这样的默契。

在小报生态圈里，最让报道对象困扰的要属“狗仔队”这个群体。由于小报对娱乐新闻、图片需求量太大，光靠本报记者无法满足，因此就培育了这样一支业余撰稿人、摄影者队伍。他们整日或者骑着摩托车跟踪在明星后面，或者潜伏在明星们的后花园外，经常会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英国小报发现，当头版有足球明星贝克汉姆的新闻时，当天报纸的发行量就会明显上升，所以拍摄贝克汉姆和他家庭的狗仔队数量总是非常庞大。2007年，贝克汉姆一家外出购物，引来了47辆狗仔车的尾随，为了避免交通事故，警方也出动警力在他身边保驾护航。但贝克汉姆和家人似乎只是有选择地来面对摄影师，而不是抗拒所有的媒体。很多人都怀疑维多利亚和狗仔摄影师杰森·弗雷瑟有交易。“他总是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摩根就这样评价弗雷瑟的照片。弗雷瑟以一张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剪了新发型的照片而闻名。看上去，当时两个人从家里出来，成功避开了所有守候在外面的狗仔队，却唯独撞上了弗雷瑟的镜头。

另外一位谙熟操控媒体技巧的人是已故英国王妃戴安娜。格林·哈维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是英国皇室的官方摄影师，后来成为独立摄影师来为媒体提供王室图片。1993年，戴安娜因感到承受压力太大，决定逐步退出公共生活。哈维回忆，此后戴安娜接触了皇室成员享受的贴身保护。哈维回忆，每次出行她动用的车辆从三辆减少到了一辆——这一度让狗仔队们感到不适，因为追踪的目标变得更小了。“多年来，我们拍摄她在海滩上，在游泳池里，在任何地方，总体来说她都不曾介意。她对被拍摄表现得很开心。可突然间，她决定不再需要摄影师了。她在街头看到我的时候会变得很严厉：‘你为什么要拍我？’我回答：‘因为你很出名，是王妃。’‘不！我不是！’她回应。”但即使如此，在哈维认为戴安娜并没有放弃媒体。“如果你头一天看到报纸上一张卡米拉看上去性感不错的照片。第二天你就能看到戴安娜的更性感的照片。这就像是在说：我才是第一！”

哈维还记得有一次，《世界新闻报》获得了一张古董商奥利弗·霍尔在车里等待戴安娜的照片。当时，媒体正在热炒该古董商是戴安娜的情人。《世界新闻报》还在对这张照片的信息做核实工作，报纸将在周日出版。但戴安娜方面似乎得到了这个消息。就在出版前一天，戴安娜突然决定到一家几年都没去过的餐厅用餐，而那里一直是狗仔队守候名人的重镇。戴安娜的车里坐的是一位男士。在她走进餐厅时，一位摄影师问她：“你的朋友是谁？”她从容地回答说：“威廉·万·施特冈茨。我有很多男性朋友。”施特冈茨被证明是其家族的一位朋友。“这就是在说：瞧，霍尔的照片算不了什么，我身边有很多男性朋友。她知道如何利用媒体。如果她是一家报纸的图片编辑，她会是舰队街上的翘楚。”

总体上说，狗仔队和小报要从戴安娜身上获得的更多一些。戴安娜去世之后，哈维和另外一位同行马克·桑德斯写了一本《狗仔队与戴安娜》的书，并拍出了近千万英镑的电影改编权。回想当初王妃问他为什么要拍自己的那个问题，哈维在书中坦白了自己真实的想法：“这简直是明知故问，当然是为了钱。”

去年2月，在接受关于“窃听门”的相关问讯时，《每日邮报》编辑保罗·达克雷说：“名人们出名是因为他们想要出名。如果他们愿意进入媒体的聚光灯就不应该期待媒体对他们的宣传总是在他们的控制之中。”达克雷以英国演员休·格兰特为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格兰特向数百万人揭露了自己的大量隐私，包括他的童年、父母、两性关系、性生活、日常安排，甚至于他自己的身体。他曾经比喻说宣传自己就像是出售一品脱牛奶：他向报纸出售一品脱牛奶，当合同终结后，报纸却跑回来，闯进他的家里想要抢一冰箱的牛奶。他认为报纸至少在他愿意的时候才能从他这里，按照他给出的价格买到东西，我不认为这种期待是合理的。他和其他明星想要的隐私，不过是完全按照他们的想法宣传自己。但是媒体曝光的水龙头不是你想开就能开，想关就能关。”

这番话同样也适合戴安娜后来的命运。《名利场》和《纽约客》的前主编、《戴安娜纪事》一书的作者蒂娜·布朗在书中写道：“戴安娜在开始很爱在摄影机前装腔作势。而传媒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先是好像细雨，后来大雨，最后变为可以致命的大风暴……她以为她可以控制此种气势，但她错了。”即使在戴安娜车祸去世之后，还有伦敦小报愿出价30万英镑，向在场的狗仔队记者收购那幅戴安娜呼吸最后一口气的照片。

过线

默多克的《世界新闻报》爆出窃听丑闻之前，在英国小报发展史上，至少有两次严峻的时刻，小报的行为操守引起民众普遍的愤怒和质疑。

一次是在1988年。当年英国著名的电视主持人罗塞尔·哈蒂去世，在他的葬礼仪式上有许多知名的媒体人前来送行。哈蒂生前好友、编剧阿兰·本奈特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利用这个机会向在场这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同行们历数无良小报的劣迹，控诉他们是怎样使尽浑身解数来挖掘和哈蒂同性恋取向有关的细节。本奈特说，小报记者们在他住所附近出没，去翻他家门口的垃圾桶，追踪他的车辆，还去他担任过校长的学校调查，给他的工作造成了影响。终于，在压力之下哈蒂患上肝炎住院了，但这才是真正噩梦的开始：有一家报纸包了对面一整层楼，并将长焦镜头对准他的病房；另外一位记者扮成医生要求看哈蒂的住院日志；每到午饭时分，守候在医院外的记者就把出来吃饭的护工拽进街对面的酒吧，要贿赂他们去偷偷拍些照片；更有一家报纸，为了获得最独家的信息，决定去收买一位病人，把钱和报社联系人的电话号码藏在花束里。而当哈蒂去世之后，《太阳报》那样的小报言辞就更加恶毒了，因为人都不在了，再也不会有人起诉他们诽谤。

同样是在1988年，《太阳报》的主编凯尔文·麦肯齐出版了一位被性侵少女的照片。在此之前，不论大报和小报都有个共识：对于性暴力的受害者都不写姓名，更不会配照片。麦肯齐为了增加报纸销量，一意孤行这样做了，也无所谓之后的法律后果，这更加刺痛大众的神经。在这段时间里，国会议员收到了越来越普通人和明星关于隐私被侵犯的抗议，当年陪审团也在歌手埃尔顿·约翰诉《太阳报》诽谤他性侵男童的案件中，做出了支持约翰的决定。这一切促使政府在1989年设立了戴维·考尔卡特领导的委员会来调查新闻隐私的侵害问题。考尔卡特提交的报告就是建议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报刊投诉委员会（PCC），来代替之前软弱无力的报刊评议会，并且他给出了警告：如果在18个月内PCC不能证明有效，他将推动隐私法的立法。

推动立法的可能让报业主们一下子将PCC重视起来。要知道之前报刊评议会的决定根本没有人在意。报纸经常拒绝在显著位置登出它的裁决结果，《世界新闻报》甚至把对它的批评用小字来印刷，混在性用品的广告之中。但《隐私法》的制定，就好像悬在所有报业主们头顶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无论大报或是小报，都对此坚决反对，因为这不仅会导致获得八卦的门槛更高，还会增大严肃性调查新闻报道的困难，使得这一法律沦为隐瞒腐败的一种工具，新闻自由从此受到威胁。各报积极配合的结果从1993年开始，PCC针对记者从业操守而制定的《业务准则》逐渐列入报纸与其主编和其他新闻从业人员的合同中，破坏守则可以依约处理，包括革职。

PCC在最初行使职能的几年还算颇有成效，那些曾经作风肆无忌惮的小报也变得收敛了一些。1995年，《世界新闻报》对戴安娜王妃的嫂子、史宾塞伯爵夫人由于贪食症和酗酒进医院治疗的事情做了报道。PCC对史宾塞的投诉做了回应，认为伯爵夫人不是社会名人，她的生活状况和公共利益没有关系，要求《世界新闻报》道歉。默多克当时立刻发表公开声明，声称：“他不允许自己的报纸将通俗性新闻变得受人轻视。”

但随着上世纪90年代开始查尔斯和戴安娜之间感情的破裂，小报发现了一块让人兴奋的报道领域，他们过去那套行事风格就又故伎重演了。并且随着科技的改变，这次的手段又呈现出新的特点。《太阳报》刊登了几张戴安娜和詹姆斯·休伊特在卧室里玩闹的照片，看上去是从远处拿长焦镜头拍摄的，这后来被证明是后期合成的。摩根此时从《世界新闻报》到了《镜报》当主编。他承认，在一张照片里，他要求图片编辑把戴安娜情人多迪·法耶兹的头转了180度，看起来好像和戴安娜在接吻一样。

终于，在1997年，小报对戴安娜和她感情世界的高度关注，使他们间接促成了戴安娜车祸身亡的悲剧。这也是小报发展史上第二个公众强烈谴责其操守的时刻。PCC为此重新修订了《业务准则》，加强了它的隐私保护条款部分。不过从2006年开始慢慢浮出水面的窃听事件来看，反而越来越多的人被伤害到了隐私：那些名人和普通人加在一起，受害人数可能超过1.2万人。这使得公众清晰地看到了PCC作为一个行业自律组织的局限性：它只是一个媒体行业的争议仲裁机构，很难像司法机关一样就某一问题进行调查，因此即使PCC也接到了关于一些小报窃听的投诉并展开质询，一直都声称没有找到证据。并且PCC提出的处罚措施仅仅是道歉、更正、停止骚扰和侵权，这些温和的处罚手段不能对那些一向缺少顾忌的小报起到震慑。

在揭露窃听丑闻的《卫报》记者尼克·戴维斯笔下，这个英国小报的江湖充满了阴谋、腐败和贿赂，一点也不比小报记者们整天要去调查的外部世界逊色。之前每隔10年左右，小报就会经历一次民众的信任危机，随后底线抬高，再之后故态复萌。1988年，1997年，2006年。如果规则照旧，下一次危机是哪年？

（本文参考资料：皮特·博顿《世界新闻报：假酋长和皇室陷阱》（2008）；尼克·戴维斯《媒体潜规则——英国名记揭秘全球新闻业黑幕》（2010）；皮尔斯·摩根《知情者：揭秘英国十年丑闻的私人日记》（2009）；唐亚明《走进英国大报》（2004）；刘笑盈《“窃听门”真相：默多克传媒帝国透视》（2011年）；凯文·威廉姆斯《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英国大众传播史》（2008）；迈克尔·沃尔夫《一个人的帝国：默多克的隐秘世界》（2010）；感谢李孟苏对本文的帮助）（文 / 丘濂 徐菁菁） 英国新闻江湖规则英国鲁伯特·默多克世界新闻狗仔队太阳报小报邓文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