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仁样本，博物馆聚落的小镇生长

( 安仁老街（裕民街）夜景 )

从聚落到小镇

“博物馆聚落”在安仁的逐渐成型，始于2005年建川博物馆的建成。樊建川认为，他的博物馆与古镇的人文环境有着天然的精神联系：“安仁公馆群是民国建筑，和我的百年收藏吻合；刘湘是抗战名将，安仁是一个抗战之镇，和‘抗战’系列馆吻合；刘氏庄园有着‘文革’的时代背景，与‘文革’系列馆吻合。”选在安仁建馆，还因为当时很多大城市都认为他是打着建博物馆的旗号来圈地开发房地产，只有距离成都近一小时车程的安仁镇相信了他，而且“那时只有这里能拍到500亩地，地价也只有几万元一亩”。从那时起自下而上的建川博物馆实践，给安仁文化的可生长性提供了支点，一个“中国博物馆小镇”的生长开始由自发到自觉。

“厚重”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规划所所长邓东对建川博物馆的第一印象。抗战、“文革”、地震，可以说，每一个系列展馆的主题都是一次对人记忆断裂带的冲击。而每个单体馆都请来建筑大师设计，24个馆形态各异，又是一种视觉震撼。不过，从一个城市规划师的视角，邓东认为，这里就像是一个独立王国，和古镇没有构成互动关系。一进建川博物馆大门，基本没有停留空间就直奔展馆，馆与馆之间也没有任何对话，甚至是一个馆的一个锐角对着另一个馆。此外，尽管当初建川博物馆选址于斜江河畔，也希望在空间上与老街、刘氏庄园形成等边三角形，成为支撑安仁旅游的三点，但收效甚微。“一流的内容——展品；二流的形式——建筑；三流的整体，或者没有整体。”邓东评价。在这一点上樊建川曾和他有过激烈争论，不过后来慢慢接受了。邓东后来在安仁总体规划方案中也建议，整体设计建川博物馆内部的公共空间序列，完善公共服务功能，并打开博物馆聚落封闭的围墙，加强与城镇和周边地区在功能和开放空间上的关联。“就像一个人，手臂特别壮实，但没有和整个经络打通，可能也难以存活。”

“打通经络”也是邓东对安仁镇的整体诊断。2009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成为安仁小镇的运营主体，请邓东主持总体规划。安仁面积原来只有7平方公里，文旅集团进来后，规划扩大到15平方公里，先期实施的是10平方公里，以斜江河为界。可拓展空间很大，安仁的历史文化资源也不可谓不丰富，但在邓东眼里，当时这里还是一片诸侯分治的乱象。他对本刊记者分析，一是刘氏庄园，国家文保单位，安仁最著名的景点，收取相对较高的50元门票，规模还在盲目扩张；二是建川博物馆，全国最大的私人博物馆群落，某种程度上也是个独立王国；三是老街，处于混乱无序状态；四是民国公馆群，文旅集团刚刚从樊建川手中购入大部分股份，急需激活。“如果安仁这几个最具垄断性的资源是几颗散落的珍珠的话，那最迫切的就是把它们用一根线穿在一起。”

要寻找这条隐藏的“线”，邓东注意到安仁有两大软性资源：一是林盘水系。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谓之天府”，发达的传统农业生产源自都江堰水利系统，树枝状发散开的灌溉水渠，造就了川西平坝传统农耕景观，集镇和林盘如同岛屿，漂浮在万顷田野之中，这也是安仁的文化本底。而宋代诗人文同在《安仁道中早行》一诗中写道：“引马江头未晚时，好风无限满轻衣。寒蝉噪月成番起，野鸭惊沙作对飞。揭揭酒旗当岸立，翩翩渔舟隔溪归。此间好景皆新得，须信诗情不可违。”邓东认为，这也说明古时安仁是滨水而居的。因此，他在规划中复兴了滨水生活方式，延续了“绿岛”状的村镇空间形态，与整个地域空间肌理形成同构关系。他设计对区域内水系进行疏浚和增拓，连通成水环，也是一条能够全面感知城镇的水上黄金游线，并将如今小镇西南面的斜江河引水入镇，在镇中心建造一个博物馆岛。以这条滨水带为一条水路，老街、博物馆岛再到建川博物馆为一条旱路，串连起各个板块。另外，有选择地保留一部分田野生态“绿楔”，并通过分级的交通系统构成感受田园景观的路径，使林盘湿地与庄园共同构成一个大背景的大地生态博物馆。

( 刘氏庄园 )

另一个更重要的软性资源是安仁独有的人文事件体系。在这个偏居一隅的川西小镇，从民国至今百年的时间跨度中，浓缩了川西历史风云，聚合了带领川军出川抗战的刘湘、起义将领刘文辉、大地主刘文彩，以及刘氏家族所谓的“三军九旅十八团”，此后又有刘氏庄园、建川博物馆聚落到来。邓东认为，这些人和事件正是安仁区别于其他古镇之处，而博物馆则是它们最好的载体。因此，他设计了城镇新的核心功能和形象标志——博物馆岛。以博物馆岛为核心，通过水系和林盘分隔，形成多个不同功能的“岛屿”和“半岛”，以博物馆产业带动旅游、创意、会展等第三产业的综合发展。他设想，博物馆岛营造出一个公共空间的同时，也将为安仁引入一种休闲旅游方式。“旅游本质上是轻松、多元、自主的状态。安仁还有大量生活化、时尚化的市井图景，特别是民国时期中西合璧、古今辉映的风情，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在未来的博物馆岛上将以这类博物馆为主，也是在建川博物馆的厚重感之外的另一种体验。”

开放平台

( 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和他的壮士群雕 )

“中国博物馆小镇”的提议始于崔永元，他在2009年写信给成都市政府，建议把安仁打造成一个世界级的博物馆小镇，随后在刘文辉公馆里搭建了自己的老电影博物馆。文旅集团董事长尹建华告诉本刊记者，他们要做的是搭建一个开放平台，在古镇引入70到100个博物馆。“不管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大型的还是小型的，封闭的还是开放的……”他说，馆舍甚至可以由文旅免费提供，只要藏品够好就可以来，与收藏者之间设计一种利益分配机制。

现有的安仁博物馆有两类，一类是刘氏庄园，这是国有的，一类是建川博物馆聚落，是民营的，加起来总共有20多个馆。成都安仁文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余继陵告诉本刊，未来将在安仁建设近百个博物馆，是基于对收藏市场的调查。据他们了解，成都周边的收藏者有10万之众，在全国能排进前三名。目前设在刘元瑄公馆里的老电影博物馆，就是余继陵不经意间从民间发掘的产物。余继陵喜欢老电影，有一次在报纸上注意到有个叫曹贵民的人，其老电影主题的收藏在圈内闻名，就跑去把他的藏品“仓库”搬到了安仁。曹贵民对本刊记者回忆，说是仓库，其实是他在成都租的一套三室两厅，因为成都平原温度在16到28摄氏度，湿度60%，有着保存电影胶片最好的自然条件。除了睡觉的那张行军床外，其余空间全堆放了胶片，他一个人和胶片住了8年。

( 老电影博物馆馆长曹贵民 )

如今老电影馆所在的刘元瑄公馆是安仁已开放公馆中面积最大的，一度作为西藏军区保育院使用，也因此避开了“文革”的冲击，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刘元瑄是刘文辉的侄子，也是刘氏家族出来的“军长”之一，因此在家乡修的公馆面积较大。刘元瑄公馆在树人街上，坐西向东，门厅看上去像是个临街铺面，极不起眼，进入后方知别有洞天。一条狭窄巷道两侧是青砖灰墙，尽头是灰塑牡丹花卉装饰的拱形牌坊，过了牌坊便是一个矩形花园，花园后矗立约五六米高的拱券立柱式二门，造型具有天主教堂特色。公馆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四进院落，呈南北轴线对称布局。前院宽大，便于组织盛大活动，内宅院小巧玲珑，适宜居住。

公馆宽大的院落里种植着柚子树、石榴树，取多子多福之意，还有一棵几乎覆盖了整个院子的桂花树，据说是当年专门从贵州军区司令部的院子里运来的，曹贵民每年都会在花开时节张罗着酿桂花酒。老电影博物馆主要利用了公馆的一进院、二进院，而居所环绕围合院子，天然形成了参观动线，展示从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各种老电影相关物品。不同于传统博物馆的静态展示，曹贵民还尝试了环幕电影点影系统、自动拍照系统等方法，让电影博物馆“活”起来。

( “巴蜀鬼才”魏明伦 )

曹贵民围绕老电影的收藏已经历经20多年。据他粗略统计，藏品大约22万件，其中包括世界最早的手摇无声电影放映机，中国特产的8.75毫米电影拷贝，国产第一代电影放映机，而老电影节目单、门票、银幕、倒片机、音箱等更是不计其数。他自称是除金正日之外收藏老电影最多的人。“金正日的收藏从数量上看大概是我的10倍，不过都放在大浦洞的一个山洞里，不对外开放。”曹贵民说。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电影逐渐在中小城市和农村衰落，不少电影公司在清理资产时，将电影胶片当不值钱的废品处理。曹贵民的收藏也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充实的，比如在雅安以一块钱一斤的价格从收荒匠手中买下7吨电影胶片，收的最便宜的一部片子才花了3块钱。他的“镇馆之宝”，一台克虏伯放映机，也是当年交往的一个上海收荒匠替他找到的。根据机身上刻的“光绪二十二年岁敕，丙申”的字样判断，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手摇电影放映机。因为目前公认的第一台电影放映机是1895年12月28日法国生产的，但这台德国克虏伯公司生产的放映机，机身上刻有“1896年6月8日上海吴永丰洋行报关”的字样。推算一下，这么精密的仪器审批需半年，此前漂洋过海从汉诺威到达中国至少要3个月，也就是说，它的生产时间应该早于1895年12月。史料记载，1896年8月11日，这台放映机在上海徐园某村茶楼放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电影。后来，慈禧太后70岁大寿，端方又把它从上海运到北京贺寿，不想在放映时碳棒发生了爆燃，炸瞎了附近大臣的一只眼睛。慈禧于是暴怒：“洋玩意不中用！还得是老祖宗的东西！”这其实不是针对端方，而是针对洋务运动。曹贵民指着电影机机身上一块隐约的斑痕，称这就是当年碳棒燃烧留下的痕迹。

在曹贵民眼中，这些老电影有着神奇的力量。它们曾经被一两代人迷恋过，如今这些人逐渐老去，当年的电影可以让他们重温旧梦。而对于曾经参与过这些电影制作的人来说，意义更是不同寻常。曹贵民告诉本刊记者，一天，馆里来了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看到前院厅堂里陈列的一台中国第一代电影放映机，激动不已，原来这位老先生曾是哈尔滨电影机械厂的副总工程师，50年代亲自参与了这台机器的研制。他告诉曹贵民，当时他们只生产了7台，分给全国各区域，供苏联专家在不同地域、不同气候条件下鉴定使用。其后的每一代放映机，都是以此为样本改进的。他请曹贵民搬个凳子，泡上一壶茶，在这台机器旁边坐了4个小时。

平日的老电影博物馆参观者不多，偌大的院子里只有两三个看馆人，不同院落里的事有时就顾及不过来。而民国公馆的场景虽然味道足，但是作为历史建筑的再利用，也设置了各种要求，比如防潮设施不能加建，墙上不能钉一个钉子，这就给现代博物馆的进入带来了很多不便。受此限制，曹贵民老电影博物馆的消防标准达不到博物馆的规范要求，这个馆也因此一直拿不到“出生证”。而且，在曹贵民心目中，电影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一个理想的电影博物馆应该利用各种声光电的元素来展现，目前也难以实现。所以，无论是对于老公馆保护还是博物馆陈设，目前都还是一种探索。

魏明伦文学馆则是“博物馆搭台”的另一种尝试。余继陵说，虽然文学馆的参与性、互动性不太好做，但是可以发挥“名人效应”，因为魏明伦的作品无论从取材、题材、风格还是神韵上，都充满了巴蜀特色，在此建馆可算是将近现代巴蜀名胜与巴蜀文化标志性人物结合在了一起，而且还可以在此举办文学讲座、沙龙等，与文化名人形成互动。

魏明伦告诉本刊记者，安仁请他建文学馆，他颇感意外。在他印象里，国内的美术馆、博物馆多，文学馆少。中国人素来厚古薄今，讲究盖棺定论，好像只有鲁迅、巴金、茅盾、曹禺、艾青这样已经去世的作家才有资格建一座文学馆。目前，在世的作家中以个人名义建文学馆的很少，而且大多建在家乡，比如贾平凹的文学艺术馆就建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校园里。魏明伦的家乡内江、早年居住地自贡也曾提出给他建馆，但地理位置偏居一隅，单一馆舍有离群索居的味道，难聚人气。相比之下，在安仁建博物馆有聚合效应，是个“集束手榴弹”。魏明伦对本刊记者形容：“左邻刘文彩、刘文辉、刘湘，右邻樊建川、崔永元，彼此相得益彰。”

魏明伦选择建馆在“民国风情街”一所新公馆里。他觉得，老公馆建筑物虽好，但空白院落大，展厅面积小，再加上现代展示方式的限制，不是最理想的博物馆场地，而新公馆意味着更大自主性。他将文学馆称之为“自选集”，在这个舞台上自导自演。魏明伦总结，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从戏剧到杂文，再到辞赋，就像是“不知走向的河流”。在3000多平方米面积、被两层楼割裂的空间中做展陈，怎么吸引人一步步进入？魏明伦认为，设计博物馆也像写一部戏一样，把最精彩处放在开头，先说“果”，后说“因”。因此，在一进门处先谈“三变”，以川剧作品《变脸》为依托，强调变幻莫测。之后按照空间序列展开：“戏剧芳华”、“杂文锋芒”、“辞赋春秋”、“鬼才道路”。个人经历的丰富也带来了展品的丰富：图片、影像，还有大量原始手稿。因为魏明伦不会用电脑，所有的作品都是写在纸上，其中不少非常潦草，纸张也是两面都写，最终呈现出的部分千字作品，草稿都在万字以上。出人意料的展品随处可见，比如“败笔”，是对“文革”期间被迫创作剧本的忏悔。魏明伦说，这是响应巴金先生的忏悔精神，特殊时期，个人虽是受害者，但心灵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了。文学馆里还设置了两个公共空间，二楼的明伦堂，由莫言题字；另外院子里设置了一座由清代亭子改成的戏楼“蜀籁楼”，陈忠实题字。魏明伦戏称，这么一来，“里边是红高粱，外面是白鹿原——红白喜事一起办”。没想到一语成谶，原定今年4月20日10点开馆，当天8点10分雅安地震。魏明伦后来形容：“在惊天动地中开馆，在谈文说艺中默哀。”他设想，定期在明伦堂请文学界朋友举办讲座、沙龙、新书签售等活动，或者在“蜀籁楼”上演小型川剧。

从身份上看，大多数借助文旅平台的收藏者更像是“馆主”，而不是“馆长”，一方面他们是展品的所有者，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们要面对现实的生存压力，员工的工资、水电费、维修费等。已经在2010年实现了收支平衡的建川博物馆的经验是，做“博物馆超市”。樊建川说，他们把博物馆的神圣性打破，成为一个邻家的提供文化产品的地方，每个馆花几块钱进去看，价廉物美。“超市里还可以提供客栈、酒店、餐饮、影视、夏令营、旅游商店等，甚至还提供帮别人建博物馆的服务，由此打破门票的单一收入来源。”而对老电影博物馆“馆主”曹贵民来说，文旅每年提供给他15万元的经费，其他收入只依靠20块钱一张的门票，在现有的客流量下难以负担成本。他理想中的模式是“三三制”，“运营收入占1/3，广告或冠名的企业赞助占1/3，政府依据专家评价、免费参观客流量等因素设立的民间博物馆基金补贴占1/3”。曹贵民还设想把刘元瑄公馆后面的两进院落也利用起来，因为以前是居住用的内宅院，环境更优美，也更私密，不如打开通向民国二期街面上的后门，推出“公馆菜”。

“泛博物馆”的可能性

要让“博物馆小镇”名副其实，文旅集团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博物馆数量，如何在短期内达到70到100个；二是现有的博物馆还是传统的以看为主，怎么满足大众游客需求，提供多样性、参与性、互动性的博物馆体验。拓宽博物馆概念的“泛博物馆”也在这一背景下逐渐清晰。

所谓“泛博物馆”，最早出现在瑞典和荷兰，很多人自发开设小型的家庭博物馆，往往只有一个开间，在一条街上越聚越多，也在有些地方形成聚落的雏形。受此启发，博物馆的外延在不断扩大。余继陵解释，文旅倾向的泛博物馆一是互动性强的，二是可以与某种商业共生的，比如餐馆里的主题展览。“博物馆就是一个‘壳’，可以把任何有主题收藏的文化商业行为都包罗进去。”

追溯起来，安仁最早建泛博物馆是为了盘活民国老公馆。安仁27座民国公馆群落风格统一，多为中轴线布局，青砖青瓦的砖木结构，前店后宅的四合院，虚实相间的封闭院落……亭台楼阁点缀其间，尤其是处于建筑中轴上的各式门匾与门窗、墙面、地砖的装饰，都精致地显露出主人的生活情态。2003年樊建川选址安仁时，除了拿到500亩地建博物馆，还在政府协助下置换出时为军产的14家老公馆，出资仅5000万元。2006年川报集团加入，与安仁建川公司合作成立安仁老公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直到2011年文旅集团购买了大部分股份，将老公馆资源整合进小镇开发平台。老公馆公司副总经理熊燕2006年就作为川报集团代表进入，她对本刊记者回忆，对于老公馆，一开始就定下了“保护性开发”的主调。改建成博物馆是欧洲老建筑保护最普遍的做法，时任老公馆公司总经理的樊建川为此带领团队考察了欧洲几乎所有的代表性古堡。回来后，他们尝试了几种不同方向的利用：刘元瑄公馆作为老家具博物馆，但收益不尽人意。陈月生公馆改建成私人会所，当时这里的市场也不支持。由安仁米市改造而来的同庆食馆算是一个成功案例，这里曾是旧时安仁群众交易大米、聚众娱乐的场所，现在，老公馆公司把它改造成为安仁最具特色的风味餐馆和公共空间，并请来老工匠用老砖在原址上复原了万成堰纪念碑，使得这一空间更具文化内涵。而由高明轩公馆改造的“明轩”书栈是安仁的又一人气之地，熊燕说：“住过一晚的人99%都会爱上这里。”她总结起来，全部做成标准意义上的博物馆无法维持，还需要一些文化主题的商业项目，“老房子必须用人来养”。

从博物馆的展陈功能延伸，学术也是“泛博物馆”的一个方向，这在熊燕力主创建的民族志博物馆中有所尝试。她的想法是：“博物馆小镇一定要有学术研究，学术的前提是学者，我们要吸引学者们过来。”栖身在郑子权公馆的民族志展览馆以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提供的60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收藏的民族志电影为基础，“讲述了努尔人、俾格米人、昆族人的故事；陈列了非洲竖琴、豹骨烟斗、祈雨法器；复制了海岛渔民的独木舟和捕鱼工具；揭秘了萨摩亚人的成年；介绍了不同人面对资本主义浪潮的策略和遭遇，展示了图腾信仰的神圣；回到亚洲，及至中国，结合实物阐释了广阔地域内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深刻含义……”尽管这些名词对普通游客来说十分陌生，但是影像资料与实物复制还是给人带来了直观感受。

博物馆怎么与小镇结合？这不仅是镇上的经济收入怎么增加，还包括博物馆是不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当地居民，特别是孩子。所以，去年安仁“博物馆月”主题就设定为“博物馆与日常生活”，将安仁中学的历史、英语老师请来对谈。熊燕说，即时的效果并不明显，但这就像是‘播种’，需要时间。“有一天，记得晚上八九点钟，街上灯也不太亮，我在服饰博物馆遇到几个学生，在昏暗的灯光下抄郑子权公馆的说明牌。我问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说是安仁中学的学生，老师要求他们写关于公馆的作文。”

推动社区参与的努力仍在持续，这也是今年的“博物馆月”定位为“我的博物馆”的初衷，安仁文博公司做了几个示范性的家庭型泛博物馆。比如家庭缝纫机博物馆，这里原本就是一家老裁缝店，如今布满岁月痕迹的缝纫机、票证、弹棉花机等，让人很难相信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依靠一台缝纫机和主人家精湛的裁缝手艺，就可以养活一家人的事实。收藏者曹贵民指点我们看一台清朝的弹棉花机，这是原收藏者爷爷的爷爷流传下来的，其中最为贵重的是弹棉花机的弦，“它是用了6头牛身上的脚筋，总长达40多米，泡软再搓到一起，工艺非常精细，整个弹棉花就靠这根筋的弹力”。

余继陵说，这几个示范馆就是为了弥合博物馆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感，某种意义上说，“人人都是收藏家”。就在我们住的上舍酒店，大堂休闲区专设了两个玻璃柜，里面装满了形态各异的刨笔刀。据酒店老板郭伟介绍，刨笔刀的收藏人是西南财经大学退休数学教授倪训芳，当年曾是他的老师。倪老师一生钟爱学习用具，尤其是刨笔刀。知其喜爱，弟子、家人及朋友每次到世界各地旅游时，都不会忘记给她带回一些当地的刨笔刀，如今已经积攒了500多款、近600个。倪老师听说在安仁开设酒店的学生郭伟想做微型博物馆，就决定全部捐出自己收藏的刨笔刀，让更多的人分享。现在，“看看你的童年属于哪一款”已成为这个微型博物馆的流行语。

如今泛博物馆面临的最大挑战还是运营。余继陵说，他们曾设想以“博物馆小镇”的整体名义申请民营博物馆补贴，但实际操作难度较大。在他看来，现有的泛博物馆和商业结合还不够，互动性还不强，以后更可能的形式是在一个餐馆、客栈等经营性项目中设置主题展，因为经营性项目有了文化才有附加值，文化有了商业才有活力。这一路径上的实践，在与老街平行的“民国风情街”上或许有更大的实现空间。余继陵介绍，因为街道、建筑本身是民国风格的，可以作为拍摄电影的布景地，之前文旅也曾组织过举办“穿着旗袍来安仁”等体验活动；而内部功能也有选择性，比如设计成书局、老照相馆、茶馆等，可作为旅游项目，同时也是一个民国风情的博物馆。

博物馆小镇，新型城镇化模式探索

“做文博产业，火要慢慢地文。”在文旅集团董事长尹建华看来，博物馆是文化和旅游的一种深度融合，目前安仁作为博物馆小镇还只是雏形初现。他告诉本刊记者，文旅集团对安仁的打造有两大目标，一是“中国博物馆小镇”，二是规划建设国际优秀旅游小镇，因为这里的文化遗存、资源禀赋即使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独树一帜的。

尹建华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在打造安仁前曾研究了全国的古镇开发模式，发现大体有两种：一种是以长三角的乌镇、周庄为代表，将古镇作为景区来打造，以其本身的建筑文化、民风民俗等为吸引物，把“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要素放进去，古镇整体收门票，模式相对封闭。另一种是相对开放的，以大理、丽江为代表，将本地文化与旅游相结合，城市是旅游目的地，大理古城、大研古镇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安仁作为成都周边古镇，不仅是一个景区的概念，更多是在区域发展整体格局下，作为大成都旅游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以文化旅游带动新型城镇化的一个探索。就古镇旅游本身，也有别于乌镇或者丽江，因为安仁的文博主题，其文化产业链更长，业态更丰富。

邓东从区域角度分析，成都在2007年成为第四批“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重点是创意经济和城乡统筹，塑造西部创意经济高地。在这一背景下，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主导打造安仁的计划，是促进成都地区城乡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有力措施。他认为，成都周边有很多卫星城镇，“一镇一特色”已经实践了20多年，不过成都的东部北部大都是工业主导的城镇，以农业为主的安仁以往没有什么优势。而目前安仁作为成都市14个优先发展镇中唯一一个以历史文化保护和文化旅游为主导产业的重点镇，有了新的发展机遇，它成为成都西部生态保护地区中率先转型的示范，也是探索历史文化名镇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落实城乡统筹战略的示范区。以文博产业为主导，安仁实践或许可以改变沿海地区传统的以工业化带动城乡发展的单一方式，结合成都地域特点，走出以文化、旅游等三产服务业为主导的新模式。尹建华认为，成都市给了安仁很大的区域发展政策支持，对安仁最直接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成都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加快建设“安仁中国博物馆小镇”，今后会有一些把文博设施转移到安仁的具体设想；二是成都市政府出台了《公共文化设施规划》，将大大加强安仁的区域交通联系，比如将成温邛高速公路连接过来，安仁与成都之间的41公里距离一下子又缩短了20分钟，另外未来的轨道交通也将在安仁设站。

尹建华说，在经济效益方面，乌镇是所有古镇的标杆。乌镇投入了10个亿多一点，跟文旅在安仁投的差不多，而现在乌镇每年门票收益大约4个多亿，综合收益加起来可能超过10亿元。“他们前一阵曾来分享做好古镇的经验，主要是两点：一是依托一个特大中心城市，有一个很好的区位优势，路程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而安仁离成都只有近一个小时的车程；二是有文化核心吸引物，安仁不仅有，而且不可替代。”

尹建华说，短期来看，文博产业的投入产出账是算不过来的。过去的4年都是培育期，更重视的是对整个小镇品牌的打造。安仁古镇共有27座保存完好、中西合璧的老公馆，35座现代博物馆，16处文物保护单位，800余万件藏品，167件（套）国家一级文物。文旅的重点是在理顺27座民国老公馆的产权关系，梳理保护古镇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尝试利用老公馆和老街拓展展览类型，通过越来越丰富的博物馆生态传承文化，而“吃住行游购娱”的旅游配套建设还在其后。他将长期收益模式定位为“一种综合收益模式，是以文化旅游带动的一种区域开发模式”。“具体讲，我们没有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单纯的旅游开发商，而是整个区域的综合开发商和运营商。从项目一开始，就确定核心文化，确定核心文化表达的区域范围，谋划区域开发到投资回报的商业模式。落实到商业模式上，是在整个区域价值提升之后，获取价值提升后的综合成果。有土地收益，有物业开发收益，有产业开发收益，也有进而可以实现封闭经营的景区收益。”目前，4年的培育已经在地价上有所体现，“4年前20万元一亩，现在涨到上百万了”。

尹建华告诉本刊记者，区域综合收益模式，实际上就是践行城乡统筹、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开发符合与当地文化与旅游资源特色相适应的、环保的、可持续的文旅产品，带动区域的产业化发展，进而让当地民众分享区域发展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由于这种投资引导作用，截至2012年底，安仁接待游客从2010年的100万人次增加到2012年的370万人次，游客量同比增长超过146%，综合收入约5.4亿元，收入同比增长约106%”。

文旅的具体策略上，打造一个博物馆小镇的最大挑战是，博物馆是一个公益事业，怎么助推产业发展？韩国济州岛上的博物馆群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据尹建华对济州岛的考察，博物馆群建在它最高端的一个区域里，这里云集了各大高端酒店品牌，还有会展中心、高尔夫、度假中心等，博物馆是之后才开发的，在不到5平方公里范围内，集中了30多座博物馆，大多由社会力量兴办。有别于传统意义上收藏、研究、展示的博物馆，这里更多的博物馆是可以互动、可以参与的。比如巧克力博物馆，给游客从制作到品尝再到购买的一整套体验。“济州岛是先有旅游后有文化，文化是给旅游配套的。而安仁不一样，是先有文化，有博物馆，其后才有旅游，旅游是给文化与博物馆增添活力的。”

计划中70到100个博物馆开放平台是多层次的。在尹建华的设想中，博物馆岛是一个博物馆高地，除一些可参与性较强的固定馆之外，还可以引进国内外的博物馆做流动展示，同时做两三场，一两个月一换。在这个岛旁边，再拿出上百亩土地来做一些家庭式博物馆、泛博物馆，收藏者自己可能没那么大财力，文旅集团可以把馆舍化整为零，甚至免费提供场地，在两者之间设计一种利益分配机制。此外，还可以规划一个区域，引进国外博物馆，或者量身定做一些国内博物馆的分馆。一些新的博物馆机制也在探索中，比如作为唯一的“中国博物馆小镇”，申请一些特殊政策，包括放宽申请民营博物馆补贴的条件、开启博物馆孵化项目等。（文 / 贾冬婷） 博物馆样本魏明伦生长成都旅游建川博物馆聚落樊建川成都发展小镇安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