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的安仁：安身安神安心

( 刘文辉公馆西院内门 )

安身的新移民：郭伟和他的小院

郭伟坐在自己二三十年代风格的小院里，喝着香浓的苦荞茶。“你觉得这里怎么样？”正是10月里阴雨暂住、清风明月的难得夜晚，他称自己“店小二”，其实是安仁镇上舍都亭酒店的老板。郭伟的前半生一直在寻找一个落脚点，他原本在北京做人民银行总行的副局级干部，因为1998年去厦门出差，觉得“厦门的空气太好了”，就是“饭桌上的一句话”，被当地直接发函来请，他参加公开考试去了厦门，“但是语言融不进去”。然后再到深圳，成为独立投资者。

他和一般的投资者很不同。“我希望和这个地方共同进步。”“我自己的目标是做中国最好的养老健康地，把父母和自己的问题解决了。”他在清华念EMBA。“厦门很多地方是安静的，成都则是喧闹的。”他和同班的投资伙伴不约而同注意到了养老领域的商业潜力，却又在具体项目上产生了分歧。“安业安身安神，这是一个退休方向的事。我觉得这个大方向是对的，就是要把养老变成一个很高端的事。”郭伟说，这种理想模式到现在国内似乎还没有出现。他觉得，资产到达一定程度后，追求的是一种认同感和舒适感，很多他身边的人，希望对老一辈好一点，也希望找到一种适合“自己这样的人”的生活方式。

在郭伟看来，安仁本来是一个特别“落后”的地方，“但过去显得落后的地方，现在就有优势了。很多地方过早发展工业，把生态置换出去了，安仁经济不发达，倒是导致很多很本质的东西都留下了，比如好的环境，包括自然和人文”。郭伟说他1998年离开北京，“对大城市已经有了远离的意识”。而他发现，成都周边近一小时车程的地方除了安仁还有许多，一直是本地人趋之若鹜的周末聚集地。对于古镇并不陌生的郭伟，2010年听说文旅集团开始打造安仁，他就以专业的眼光和构想，向文旅集团表达了自己的投资意愿，他说：“我要有先入的优势。”

“做养老项目，老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孤独，他们不需要去那些高端的山脚湖畔，他需要出门喝茶，和人打麻将聊天。安仁出门就能玩，不仅能和当地人融为一体，更不缺外来者。”郭伟说，他的同学更青睐于高端地产，而他坚持己见扎在了安仁。“和同学分道扬镳后，我就做自己力所能及的项目。”他拿到了安仁古镇目前商业街以外一块33亩的土地，建造了咖啡馆、酒窖、私人俱乐部和客房宅院。“我本来就想做一个可以养老的客栈，可惜不懂管理。”他于是去北大读了一个管理专业，请几个老师来看了自己的地。“在安仁著名的三刘公馆中间，不喧闹，又很核心。”郭伟的院子希望以宽窄巷子的模式，“不要都是我的单一经营，希望引更多商业进来。”

( 刘氏庄园的龙床 )

建起的会馆外形别致清雅，青灰的砖，拱形木门，有简洁字画和复古大吊灯，咖啡也是本镇最地道的。“这只是开始。”他的二期工程将是20个八九十平方米的独栋小楼加小院，“是一个微缩版养老健康城，借助酒店体系养老，我独占一套，剩下19套卖给有缘之人。”他本来的想法是包括医疗、养生、学习、田园、社区食堂等更全面的模式，“甚至有专门的院子，种一棵大树，让大家来点根烟，一起抽”。现在这个更像是公馆院落的项目，郭伟自己玩得不亦乐乎。“自己做主人，招待客人。”他自己最喜欢的地方倒不是那些充斥华丽家具和酒的地方，而是在后院大树下面，摆起桌椅，炸喷香的花生米，开白葡萄酒。

“安仁不是一个封闭的地方，也不是区域市场，而应该是开放的。这里应该聚集什么人？”他拿出手机里的一张照片，一个高大的老人挑着水、穿着背心短裤在地头干活。“这是成都最好的骨科大夫，是国家女子曲棍球队的队医，他只给自己的老病人、老朋友看病，最擅长的是复位。我给他弄了块田，让他来种，他干完活就住我这，安仁大概有300人都被他治好了，免费的。”为了表示感谢，附近的人都来给他挑水挑肥，郭伟觉得这是安仁应该吸引的那种来者。“这个小镇有多少房子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这些有专长的人，我喜欢聚这样的人来。”他已经是主人的口气了。

( 刘文辉卧室 )

游客量剧增给投资者带来了另一种联合商议的应对方式。郭伟提出了“安仁夜校”模式。作为安仁目前主要的投资商，大部分外来者通过“安仁投资协会”建立了交流平台。“哪些事该大家一起来管？”老电影馆馆主曹贵民也是其中的一员，他说，“联合起来的意见可以和政府直接沟通，现在政府要出台哪些政策，也要征询投资协会的意见。”他们每周开会，几乎人人必到，要讨论议题，表决通过，不懂的问题请专业的老师来讲解，让投资者都做到心中有数。

在“安仁夜校”里，事无巨细都是他们考虑的范畴。“很多事情是简单的，但是需要这些人一起发声。”他们说，“比如商家只愿意让来自己店消费的人停车在门口，这个意识就得改变，以前安仁像个大家庭，和乐融融的，现在这几年游客量增长很快，商家的风气也在变，这就要找十几个领头的商人，做一点点宣传教育。”另一方面的内容是企业诊断。“专门看一个店，营业品种、市场定位都过一遍，大家一起来出主意，提问题。”这些内容更像是一个投资者的互助式学习，“是民间自发的”，“不用说太大的，只要一天天有所进步就行”。他们说。

( 刘汝全和他收藏的报纸 )

除了“夜校”，郭伟和曹贵民还加入了另一个面向更广泛人群的组织，是一个已经铺开的读书荟。“把这些外来者的书拿来，找了5个馆，放2万多种书和图册。”这个读书荟的设计装修由投资者们共同出资，低成本运行。“很多人来了安仁，开始问一个问题，应该看什么书？”郭伟说：“你认可谁，就看他推荐的书。”很多人捐出了对自己有影响的书，还写出了捐赠理由和简单的自己阅读感受。读书荟的日常工作由志愿者来做，还有两个拿工资的工作人员。安仁的读书荟设在刘氏庄园的旁边，读书、借书免费，喜欢的话还可以喝杯茶。“我刚接到一个深圳同学的电话，他要来做2到3个星期的志愿者。”郭伟说。

政府认可了读书荟和社区的关系，郭伟说：“养成了一定文化氛围，很多东西都免费了。我希望以后能形成文化创意联盟关系。”郭伟和曹贵民，以及安仁街上的其他人，渐渐形成了自然的邻里关系。他们讨论的议题是“什么叫博物馆小镇”——博物馆小镇，处处应该有博物馆元素。“我们都多一点博物馆元素，上千家都有了，那才是。现在有刘氏庄园，有建川博物馆，但是离博物馆小镇还很远。”

( 刘汝全的儿子刘勇和他的“地主小吃”店 )

郭伟说他喜欢的商业模式是一种“自然的学习方式”，“像台北‘故宫博物院’内部的咖啡馆和商品部”。“那里的文化创意产品，复制品和主题菜都非常精美，你看了之后创意能力会得到启发，在娱乐中学习，我希望他们来安仁开一个分店。中国人现在对博物馆的兴趣正在提高，很多人专门去国外看博物馆。有一个素质培养期。”郭伟觉得，应该让人在生活中感知博物馆，“不是专门为了看馆而来”。

安神的本地人：刘家的故纸堆

( 刘元瑄公馆的桂花树和临时餐桌 )

刘汝全精神头十足，声音洪亮，衣着简朴，不卑不亢。“我的父亲刘泽高是刘文彩的管家。”他说。对于安仁镇来说，刘氏一家的命运兴衰，至今仍是公馆核心建筑里讲起的主人的故事。尽管这些主人早已经从解放时就全部退出了公馆，但却不妨碍他们的关系者和关系者的后代在这里继续生活。刘汝全的家里有大量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自己又订了几十年的老报刊，这些捆扎成堆的重物要用梯子爬上老房子的木阁楼才能看到，这些阁楼一踩动便“咯吱”作响，楼下人立刻就被灰尘迷了眼。

用刘汝全的话讲，父亲刘泽高“运气比较好”，解放时与人合开的本地的火柴厂成了公产，他一个月70元工资在火柴厂工作。1964年“小四清”，他被关进监狱，因祸得福，躲过了“文革”初的三年，1969年回家。随后“民族资本家”刘泽高一直在自己创办的火柴厂里工作，到80年代平反，又补发了几千元工资。在接受过许多次采访后，刘泽高留下了有很多细节的刘文彩真实生活的回忆故事，被称为安仁的活地图。

现在所见的安仁镇核心街区的几个重要建筑里的陈列和故事，都曾经向刘泽高仔细征询过意见，因此“刘管家”的名称就自动落在这一家人的头上，成为整个安仁还能找到的关于曾经安仁主人刘文彩的叙述者。“但我父亲其实只是一个内务管家，另一个身份是袍哥里的五排。”刘泽高自小有订报刊的习惯，“他不扔，我也不扔”。刘汝全跟着父亲保留下来的这些报纸已经填满了家里老房子所有的二层阁楼和后院。“只是觉得这些东西并没有过时，总有一天很多人还会回来寻找。”

“父亲的级别还不如我们对面打锅盔的杨孟全。他是刘文彩的贴身保镖，是三排，总舵主下面最高的就是杨孟全，可以佩枪。我父亲没有枪。”“刘管家”斜对门就是一家四川常见的锅盔店，卖夹红糖、卤菜的烧馍。安仁镇裕民街街口的袍哥楼骑街而立，像一个躬身而立的守卫者，至今仍叫“同庆茶楼”。一个窄瘦的三层中西合璧的灰色门楼，就是川西袍哥的办公地点，狭长的窗户，一楼依然保留着民国咖啡馆的风格。袍哥楼过去的陈设早成了老人们的回忆，而这些也已经模糊。二楼是川西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的会议室。“各地的其他舵把子来，都是我父亲来接待。不同的等级接待标准不同，有些势力小的，没什么身份，都要区别各自对待。有些小的给几个银元他就走了。”袍哥组织的活动几乎都是在茶楼里进行的。刘文彩作为川西袍哥势力最大的“舵把子”，一直是刘文辉强有力的后盾，号称“一万多条枪，十万兄弟伙”。

刘汝全1960年从安仁中学毕业，考取了职业学校。安仁中学原名文彩中学，曾经是四川最好的高中之一，也是安仁本地大部分人绕不开的人生必经之路。学校1942年动工，1945年竣工，至今仍是安仁最豪华的公共建筑。这个精致美丽的正校门和安仁所有的门楼保持一样中西合璧的风格，只是更加宏丽。安仁中学当时耗费了刘文彩3.50282亿元国币，请了全四川最好的教师来教书，采用考试录取的方式，面向全四川招生，刘文彩为了自己进口的福特汽车修建的成都到安仁的公路也因这所学校的吸引力而热闹起来。

据刘汝全讲，文彩中学修建时，国民政府准备在崇庆县修建一个飞机场，后来因故停工，机场要另外建在大邑县的桑园，一时间，修建机场的设计师便无事可做，“耍起了”，刘文彩知道后，便请他们来帮助设计学校规划。这个规划中设计了一座全空的教堂风格的礼堂，这所礼堂是整个安仁最纯粹的西式风格建筑。开学时，该校门口是40亩良田，是刘文彩专门设立的“校产”，让学生耕种，以勤工俭学。曾在此执教的尹华雄老师说，文彩中学在收归国有后，其图书馆藏书也相当丰富，有图书1万多册。1961年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来校视察时，曾称赞说北京中学的藏书也莫过于此。当时有很多绝版的线装古书，可惜“文革”时都毁了。刘汝全说，那时在学校见到的书，“以后再也没见过那么全的版本，看报的习惯也是那时养成的”。

刘汝全说，他的哥哥、姐姐都从安仁中学毕业，1957和1959年考取大学，哥哥考上成都工学院，姐姐也是大学生。“当时全国招生招不够，学校多，学生少。”他1960年已经考上了崇庆县的职业中专，学地质专业。“工业学校不收钱，还包分配。1962年全国教育改革，这里的三个职业学校取消了两个，所以我就回家跟着刘文彩的厨师学厨了。”

刘汝全说，他的父亲一辈尚讲究身份级别。“袍哥是不能让下九流担当的。但是到了我这里，父亲一个人的工资也没法养活这么多学生了，要不然我学了地质到现在应该也算是工程师了吧。”他呵呵笑着，似乎也并没有太多对命运的抱怨。厨师对于刘家子孙来说算不得一个好出路，但是这位大师傅却因曾经给刘家煨一手好海参，在刘家厨房颇有地位。刘汝全说他因此成为最早富起来的一批人，80年代成为大厨，到90年代初月薪已经有2000元。至于那个关于刘文彩吃回锅肉的传说，他说：“刘文彩吃的回锅肉，煮过炒过，还要再蒸一道才能吃，因为牙口不好。”

安仁所有的老公馆的原主人是刘氏家族的，还有很多是和刘家有关系的，又是亲戚又在部下做事，号称“三军九旅十八团”。整个安仁依靠刘氏发展兴旺和建设起来，比如乐述言是刘湘的部下，公馆是后期修的，包括自能学馆。在解放时跟着刘文辉部队的公馆主人，比如刘元瑄是起义将领，解放后进入政府工作，早就离开了安仁。“解放后很多解放军进入安仁，很多本地的姑娘嫁到了部队，所以现在安仁本地和西藏军区的关系也特别好。”

刘汝全说，刘文彩的孙子如今还经常回安仁，来和他聊天。“刘文彩的三儿子倒挺好，解放前打针聋了，解放后做了市政协委员，后来去社会主义学院，只是个残疾人，倒过得不错。老四在‘文革’中死了，老二跟刘文辉去当营长，后来也是起义部队，解放后进了石油单位。孙子是老二的儿子，也是高级知识分子，60多岁，长得高高帅帅，一辈子没结婚。”刘汝全说话始终留有余地，从不过分夸大自己或父亲的经历，也不过于褒贬曾经的安仁旧主刘文彩在本地引起的数十年是非故事。很多曾经到处做报告宣传刘家罪行的人，是刘汝全父亲的旧交，“早已经离开安仁到外面去了”。倒是刘汝全一直在自己的阁楼上，在故纸堆里守着一股子精气神。对于“文革”时许多关于刘文彩的故事他现在都可以不带感情色彩地冷静叙述。他说，几十年的报纸似乎有纸张和信息以外的特别含义，“想知道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人的全貌，可能还真得几十年以后看老报纸再下结论”。

安心的见证者：老馆长和老店主们

位于安仁镇中心位置的刘氏庄园，曾在特殊年代里以“收祖院”闻名全中国。吴宏远家里有两幅年轻时的大照片，当时进这个被叫作“地主庄园”的国营单位，因为政治地位极高，“一开始进去是当讲解员”。后来吴宏远成为老庄园的馆长，“地主庄园”现也已经改名“刘氏庄园”，他于是成为安仁地方最权威的文史专家。

吴宏远见证了中国特色的国营博物馆的发展历程，同时扮演了安仁镇变迁的重要角色。“这个曾经叫‘地主庄园‘的单位，现在改名叫刘氏庄园，依然是国营单位。”在这个庄园群落中，最富时代变化特色的倒不是“收租院”所在的刘文彩及其祖宅群落，而是地位上相对偏僻，不太起眼又相当精美的，为刘文辉所建的宅院。现在这里分成崔永元电影馆和刘文辉公馆两个部分对外展示。

吴宏远告诉我们，刘文辉公馆是命运最坎坷的。解放时被军队占用的刘文辉公馆，曾在上世纪60年代初被四川省档案馆使用，但是出于政治考虑，1966年刘文辉公馆被交回“地主庄园”，要求展示有关地主家族的罪恶。公馆里用泥塑做了百罪图，比如地主用气枪打人的肛门，还有将人脖子绑起来，丢进河里，每个房间都按照空间大小摆了一到两组雕塑。“文革”初期，“地主庄园”作为参观的重心，被红卫兵提意见，认为给刘文彩涂脂抹粉，对罪恶揭露不够，这导致了1967年刘文辉公馆被彻底关闭。

与此同时，邻近的“收祖院”在“文革”中和韶山毛主席故居一样，被当作红卫兵必须前往的串联热点，观展者极多。“人多到只能分部分进入，开几个院子，最后把刘文彩故居的核心部分也关了，只开放有雕塑和‘水牢’的‘收租院’。”收租院展示的泥塑至今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但故居本来的样子逐渐离开了观众的视线。一旁刘文辉公馆常年冷落关闭，建筑漏雨，泥塑毁坏严重。80年代初，“地主庄园”整体冷落下来，本来不太被注意的刘文辉公馆反倒迎来了生机，开始了另类的博物馆展示——四川省的书画展览。

这样的书画资源，完全归功于“地主庄园”的政治地位之高。大批当时的书画家被组织进“地主庄园”参观学习观摩，导致陈子庄等名家云集，“连食堂门口的通知都是大家手笔”。当时“地主庄园”给“文革”中受到冷落的书画家相当礼遇的接待，“还能给他们吃鸡蛋”，这些大家的书画展品因此留存下来，“六尺的书画都很多”。

80年代初，刘文辉公馆因为地方开阔，开始走初级市场路线，成了最早涉足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最早请成都市人民商场来搞时装表演，还有成都市动物园的狮子老虎展览。“那时很多当地人到成都都不容易，哪个看过狮子老虎嘛。”“电影院是很早就搞的，原来安仁归温江管，温江上什么片子，我们就上什么，虽然是个小镇。演《望乡》的时候，观众多到把刘文辉公馆的大门都挤倒了。”这些都是“以文养文”经营模式下的举动。

但最好的资源，是这里以国营单位的形式，为了保持“地主生活”的原貌，留下了大量本地的老手艺人。“80年代全国出现了古建筑修复热潮，很多已经毁坏的古迹需要重修，很多老地方急需修缮和重新开放。”然而只有刘氏庄园拥有数量众多、技艺精良的真正的古建筑工匠，“连门联匾额都有人专门修复”。这支古建维修小分队成了出门干活的“包工队”，“峨眉山、乐山大佛、武侯祠这些地方都留下了刘氏庄园包工队的成果”。

这个原本属于刘文辉的旧居，真正开始转向本地文化，收集藏品，是从1987年开始的。吴宏远为了建立这个真正意义上脱离政治因素的“川西民俗博物馆”，被指派在安仁所在的大邑等地专门收购藏品。他骑着自行车跑田间地头，碰到了四川本地最好的一张床。“不只是进去有一个榻，榻进去侧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叫作‘退一步’，构成床内的宽阔空间，用了三年时间，请木匠在梁柱和床头精雕细刻，比刘文彩的床还豪华。”这张床原本属于大邑最大的一个地主家，打土豪分田地时，找了当地最穷的人家来先挑，他挑了这张床，然而几十年过去，这家人依然是当地最穷。“他开口要价两万，最后我劝他，你又不能变现，还不如放在博物馆，你还可以看到，于是给了2000块钱买了。”现在这些珍贵的文物无处展示，还堆在库房里。他还找到一大匣子的单据，都是清后期到民国的各种账单、债务、收据等，在这时期吴宏远在本地为刘氏庄园收藏了不少来自民间的好东西。建“川西民俗博物馆”，四川省文化厅给了5万元基金，钱并不够，我们还贴了一部分，才把这个馆建起来。

“从安仁的博物馆来说，‘地主庄园’是头一家。但是这半个世纪过去，走的方向是越来越让人安心的。”吴宏远说，“本地的老公馆也好，民国风情街区也好，都离不开这个曾经的基础。”确实，至今在安仁，这几个收门票的老庄园依然是建筑意义上最漂亮完好的。然而这个单一的国营博物馆体系，现在只能成为安仁镇发展的一个部分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除了国营的刘氏庄园博物馆，其他曾被部队占用的老公馆，都开始走向了新的用途。

“你们吃饭的这个院子，大概来过近100个摄制组。”刘元瑄公馆内，是曹贵民的老电影博物馆。因为几天的采访，我们在其中的第三进院内吃了一次绿豆花，无人的展厅里飘来的“长亭外，古道边”的老电影配乐，黑胶唱片时代的曲子软软地散在院子的角落里。绿豆花的老板黄琪经历了安仁的“摄制组”时代，也发展了起来，成为安仁镇上最知名也依然便宜而美味的小店之一。他自己给我们布上了菜，这一天天气难得暖和了起来，院里一株高大的桂花树几乎把整个院子盖满，花季已过，曹贵民拿出了玻璃瓶子，是今年这棵树结花做的桂花酒。

绿豆花的老板黄琪和曹贵民的对话透露着熟悉和自然的亲密。黄琪是安仁本地土著，早年在外当兵，做炊事员，回安仁开了馆子。安仁最近的一次繁华和热闹，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摄制组时代。“我最讨厌饭馆里挂演员的照片，你做饭就做饭嘛。”绿豆花一天到晚宾客盈门，红油鸡片和肥肠做得地道，豆花以绿豆做成，更显得鲜甜滑嫩，菜色也不变，几十年如一日。“当时摄制组一日三餐都是我店里包的，我这么给摄制组做饭大概有七八年。”摄制组大批到来曾经给安仁带来了短期的聚合效应，本地人不认得这些明星，安仁又偏僻，除了吃住和日常供给，并没有增加小镇的人气和知名度。从本地人的角度，摄制组带来的消费力虽然也有一些，但是难以持续。

樊建川购买这些公馆之前，属于军区所有的公馆实际上已经有了半市场化的经营。“摄制组租一个月的院子，才几千块钱。他们可以在里面搭景，多的时候，你们吃饭这一小块地方，同时有三个剧组在拍摄。”黄老板记得王宝强在此拍摄《暗算》时，曾因为丢失了一个手机而大哭。“哭得好惨哦，不是因为手机，是里面有刘德华和刘若英的电话号码。”

我问黄老板名字怎么写，“黄琪”，他说话眉飞色舞，腰杆直得快要向后弯过去了。“你咋取个女人名字哦？”曹贵民笑了。“我家上面是四个姐姐，我有个哥哥，几岁就死了，我爹妈为了我好养活取的名字。”黄老板说。“那你当厨师当了30年，咋那么瘦？”黄老板腰更使劲地向后弯了，说：“我瘦，我老婆胖啊，有个胖老板娘的饭馆子才是好馆子嘛。”

“这里曹老师为什么不建一个客栈呢？别人的公馆都那么小，还收费那么贵，你这里这么大，收180元一天就可以赚钱了。”当黄琪听说这里是文物，不能乱改使用用途，笑得更厉害了。“那以前柳云龙就住在那个搁放映机的厢房里，一住好久，也没说是文物。”他说，“也不是说谁来这些公馆谁就是公馆的主人，你是不是主人，我也过我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把我们当朋友，我们也会认同你，不会因为你有钱没钱判断你。安仁本地的人，谁还没见过这些呢？”

本地人的心地仁厚，淡然又自在，越是住得久一点越能体察到。电影博物馆斜对面有一个茶几上摆放着新鲜格桑花的小茶馆。一家子四川人推着轮椅来打麻将，轮椅上的老爷爷被放在一旁脸对着街道看行人。茶馆的老板娘姓乐，年岁已高，自顾搀起老人往堂屋里的沙发上走，安顿好了又把电视遥控器递到手上，又把茶端来。我正好进屋看见，她倒不好意思了，说“老年人出门打不得麻将，看电视还安逸些”。这个老板娘和曹贵民也是朋友，说不让收谁的钱坚决不收，说“我们都和曹老师是邻居”。（文 / 葛维樱） 博物馆庄园经济刘文彩刘文辉安心郭伟安身安神安仁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