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那些在城市里读诗的年轻人
作者：李东然
( 《有种》剧照 )
《有种》是《北京杂种》的延续与照应，对此导演张元一再强调。20年前，他是近乎本能地去关注了那些“混”在社会上求生存的摇滚音乐人、自由艺术家，他也是那些人之中的一员。《有种》却试图去接近当下，2013年的北京，不满30岁的“80后”年轻人，他们如何面对自己的境遇，构思自己的生活。
“只是如今中年的我需要整理几十万字的采访资料去接近和理解。《北京杂种》时拿起摄影机拍摄自己身边最亲近的朋友们，没有剧本却可以本能而直接地去铺展故事，粗粝，真实，这本身是有力量的；而《有种》更近乎一种探究与追问。”
张元坦言，电影《有种》至今也挥之不去某种两难情绪，终究还是“一不小心就夸下的海口”。3年前，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杰罗姆和画家刘晓东等许多朋友的盛情邀约下，张元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敲定了以年轻人为主题做一组全新的摄影展。后来一条微博小广告招来200多个年轻的有故事的面孔，张元有意识地用了类似“田野调查”的方式去接近他们，拍电影的念头也随之而来。
“这些年轻人的许多作为、态度、观点是令我惊讶的，令我感到了自己感情世界的震撼，因此我开始觉得有必要更充分地把这些可爱的人呈现出来，不只有图片，还要有文字，有影像，所以说着说着，就做了决定，《有种》将成为一部电影。”
编剧过程持续了将近一年，远比张元想象中困难。“写真实的生活实际上是挺艰巨的一个任务，客观上，描绘对象也与自己的生活拉开了距离，像《北京杂种》那样拿着一个提纲就开始拍摄的工作方式显然不合适了，怎么去准确把握气氛？去真实地描绘？所以就反反复复编故事，孔二狗、杨翌舒、李昕芸，加上我自己，大家一起花了很长时间完成这个剧本。”
张元说自己最满意于如今故事中多样而复杂的情感，相爱，被爱，友情，甚至是如此重商社会背景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与冷漠，而这些纠缠难解的情感，恰如他最初所希望的那样，既构成了一部充满剧情力量的作品，也生发于那些真实的原始素材，仍旧还是那些照片上的年轻人们。“和20年前一样，我就想拍拍自己眼里可爱的年轻人，不是怎样去做个总结概括，它可能能够算得上大时代中的一个小小的切片、标本。”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选择《墓志铭》？
张元：这首诗很美。我觉得俞心樵可以说是中国活着的最伟大的诗人了。
三联生活周刊：一般说，人们觉得电影是光影讲故事的艺术，那么，在电影里比较大段落地用诗句，作为导演会有顾虑或尴尬吗？
张元：不尴尬。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太没有诗意了，所以没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会有这样的年轻人存在么？即便艰难挣扎，也骄傲地吟诵诗句。
张元：之所以选择他们，就因为觉得他们可爱。而且客观上，我觉得自己遇到越来越多的读诗的年轻人，不仅是各种各样小资的读诗会，甚至比如送快递的小伙子，去和他聊聊，他也会给你背几首他觉得很美的诗作。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眼下的现实之一，只是很多人没有注意而已。
三联生活周刊：太少人会愿意和送快递的男孩聊诗的话题，就好像确实也极少有电影导演愿意选择一个送快递的男孩作为影片的主角。
( 导演张元 )
张元：我倒觉得我们更需要去多看这些人的生活，我们和很多人都在密切地联系着，但是我们回避正视和思考他们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
发行《有种》的过程里，我一遍遍听说这样的话，我们不愿意去看这些人的生活。我其实是有点听不懂，我总在自问究竟为什么不愿意看？是因为他们生活得太苦了，还是他们生活得很苦，我们生活得也不高兴？我还是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要去看他们的生活，或者说我们到底更愿意看到什么？当然我知道一些东西是大家想看的，却没有机会去拍，比如发生在今时当下的伟大审判，不过他们的表演已经超过影片了，还有必要再拍吗？那么，在这个可以拍可以看的范围内，我们到底想看到什么？我自己的标准是，有必要把镜头移动一点，多去关注那些我认为值得关注的人群、情感，无论捕捉到多少真实、捕捉到多少问题，镜头背后的我是能够感受到其中对生活、对社会的扎实意义的。当然，至于具体的意义不需要我继续自说自话，而是观众、影评人、媒体去分享的过程，我一直认为这就是拍电影的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你一直强调作品之间的对话性，那么你觉得，在你自己的作品序列中，这么一群年轻人的故事完成了怎样的表达？
张元：《北京杂种》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摇滚乐电影，那时候大家看摇滚乐是洪水猛兽，觉得很可怕，今天大家知道摇滚乐只是流行音乐中的一种，没有必要指摘批判，人们也就不再畏惧它，更加客观地把它作为音乐来欣赏、感受了。拍《东宫西宫》的时候，找演员就难极了，题材本身使得大家倍感恐怖，但是我相信，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和电影里我想表达的态度达成了一致，那只不过是人类美好情感中的一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同样值得尊重。所以，今天的《有种》，也还是想表达一种尊重，对于即使是在生活中不尽人意的状态下的年轻人生活方式的一种尊重。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对生活、社会的意义，一定是艺术家创作所须承担的责任么？
张元：人真正地了解、观察自己，还是在文艺复兴之后。也是因为商业的兴起，有了威尼斯商人、荷兰商人，有了资本家才有了这些艺术家，以及整个文艺浪潮。在此之前艺术家只能为上帝服务，为国王服务，然后因为有了这样一群商人的出现，他们不仅提供金钱，甚至有些时候也把自己的妻子提供给你去画，就像蒙娜丽莎，艺术的关注边际拓展了，人们才发现，在拿掉了人背后的光环后，人还是有意义的，作为人本身就有一种美存在，所以这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而是一种必须的自觉。比如得相信人类，人类了不起在于是永恒追求着美，追求着正义，追求着宽容的力量，也正是有这些存在，才保证我们会一直往前走下去。虽然有些认识来得迟了一点点，比如凡高到死也没有卖出自己的画作，他给他弟弟写的信里说，我相信有一天，我的画是可以卖到400法郎的。但是你看因为那些画是美的，人类是不会放弃的。
那么，什么是我们作为艺术家心中的美和正义？事实上在我看来，作为艺术家的工作，无论是拍部电影，或者画一张画，写个文学作品，都是软弱无力的，都是没有实际力量的，它能提供的就是一个虚幻的影像，能让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慢慢体会到我们人可能还有一种生活，或者说还有人有一种这样的生活，让我们去窥探、去体会，让我们内心更加宽容，这恐怕就是我们的意义，其实也就是对那些最基本的自觉的不放弃。
三联生活周刊：你一次次拍北京，你眼里的北京的当下是怎样的？
张元：北京很大，故事也很多，但不管是都市、乡村、历史，所有这一切，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实际上是其中的人的情感，人性。为什么把这个故事放在今天的都市中，实际也是想要看都市对于人性的影响。都市尤其是北京这种大都市对人的情感影响太大了，过去我们老用一些西方过来的词语，比如异化、疏离，把这些字眼罩在头上，但这些词其实已经慢慢消失了。如今都市很现实：这么多人拥挤到这个地方，他们经常变换工作，身边的朋友也在不断变换，这是个冒险的地方，为什么大家还争先恐后地冲到这个城市里来？是因为他们充满了希望，就像他们最喜欢的词：梦想。
三联生活周刊：从《北京杂种》到《有种》，你觉得自己的创作处境是变得更好些还是更坏些？
张元：基本上是绝望。拍电影仍旧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实际上今天人的认识程度，我认为不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已经清醒认识到这个世界已经是怎样了。最早时候，西方是不太理解中国的，最早像第五代、第四代导演的一些影片，适应了那时候的沟通需求。但是今天慢慢通过二十几年的对话，实际上大家都相对了解了，我们也都懂得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人性都是一样的。西方认为人是带着罪恶来的，所以需要用规定和法律来限制它；而我们虽然还记着“性本善”，但也知道如果不加强法律规范也会有问题，这些道理大家都可以应付了。现在即使同是华语地区的台湾和香港，包括新加坡都开放了对创作的限制，开始实行良好的分级体系，但在今天的中国内地，这么简单的事情还不能实行。我想说的仍旧是，实际上电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当人走进电影院的时候都知道就是去看一场电影而已。
三联生活周刊：《有种》的整个制片过程应该是比较顺利的吧？
张元：这个比较顺利，但我觉得问题不在于此，因为最坏的是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你在没有接受审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自己审查了。审查有几方面的，一方面是你知道怎么拍是可以通过的，哪样拍是不可以通过的。还有作者自身的道德约束，就我自己而言，因为知道电影不分级，我会时刻问自己，我的影片能不能给我的女儿看，或者能不能给更小的孩子看。就像我在法国青年艺术节演出《东宫西宫》舞台剧的时候，当时高行健的前妻带着儿子来看，我马上就问他多大了，孩子的母亲说已经超过18岁了，那我才放心。当然，我不认为《东宫西宫》在性或者暴力上有问题，只是因为这种情感比较晦涩，可能不大适合儿童去理解。所以我总是疑惑，这么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妥善地完成它？
三联生活周刊：但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你为影片能够进入院线的努力。
张元：拍电影就是为了给大家看。当然西方观众也是人，可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土地上，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还是因为希望这个电影和我们自己身边的人能产生一些关联。
（实习生尤帆对本文亦有帮助）（文 / 李东然） 青春电影艺术中国电影读诗城市张元有种剧情片东宫西宫三联生活周刊那些北京杂种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