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器煌煌

( 朱利思·艾伯哈特藏青铜器 )

9月17日，纽约苏富比朱利思·艾伯哈特收藏重要中国古代青铜礼器专拍，10件拍品总成交1680万美元，远超此前估价350万～530万美元，成绩斐然。这是继2007年后，最重要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拍卖。西周早期青铜食器“作宝彝簋”，则以666.1万美元拍出，成为中国青铜器最高成交拍卖纪录之一。

这件方座簋是古代祭祀仪式中的重要器用，在艺术方面每一个细节都经过深思熟虑。与商代不同的是，西周青铜器的设计对于构图的多样性有着特别的执著，尽量避免各种重复。此簋身前身后所饰的饕餮纹，目光炯炯，仿佛操控着观者的注意力，让人肃然起敬，两旁鸟形双耳硕大醒目，以其绚丽的长尾主宰两侧的视角。簋身下方的方形器岿然不动，既与圆形簋体形成鲜明对比，更将方座上的饕餮引向四角，使其凝视四方。器足上生动灵活的夔龙不失灵巧，这件青铜簋以范铸工艺完成，器内底铸铭文三字：作宝彝。“作宝彝簋”将西周青铜礼器美学淋漓表达。

在已知的方座簋中，采取这种构图方式的只有4件，其中“伯矩簋”在1993年6月8日伦敦苏富比拍出，“伯矩簋”出自晚清著名的收藏家潘祖荫旧藏，后由上海古玩行金才记在1946年卖给一位欧洲藏家。值得一提的是此件“作宝彝簋”也是经由金才记，在1948年出售给希腊驻华大使阿基洛珀斯（J.Argropoulos，1894～1978）的，潘祖荫收藏目录中有一件“作宝彝簋”，不知是否为本件。

本场拍卖的10件拍品均为收藏家朱利思·艾伯哈特（Julius Eberhardt，1936～2012）所藏。学生时代的艾伯哈特就已经深为中国古代艺术和文化所吸引，而成年之后的一次亚洲之旅，更是触发了他对中国远古文物的热衷和向往。从上世纪90年代起，艾伯哈特收藏了一批从新石器时代到唐代的中国早期艺术精品，其中就包括这些青铜器。

艾伯哈特平生收藏的众多艺术精品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购自纽约古董商蓝捷理的阿基洛珀斯旧藏，阿基洛珀斯为11世纪拜占庭帝国望族之后裔，“二战”后担任希腊驻中国大使。他早于上世纪20年代派驻巴黎时就已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品，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艺术充满好奇，然而一般学者对商周青铜器认识尚浅，直到1935年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办了极具开创性的“国际中国艺术展”之后，中国青铜时代的雄奇宝器才在西方获得了充分的认识与欣赏。1940年，阿基洛珀斯经由上海著名古董商金才记引荐，入藏了一批高品质的青铜器。

( 维也纳朱利思·艾伯哈特博物馆藏中国古代艺术品 )

金才宝，清光绪末年即在上海从事古玩，主要是与古董商人之间的生意联络、撮合。民国初年开设古玩店，营业发展较快。民国二十三年（1934）起由其子金从怡在广东路202号经营，民国三十五年（1946）登记资本为10万法币，雇用伙计4人。4月被聘为上海市古玩业同业公会顾问。金从怡在中学毕业后即随其父从事古玩并参与经营，耳濡目染，颇有鉴赏能力。其金石鉴定水平与马长生、叶月轩不相上下。

金才记古玩店以买卖新出土石器、青铜器、唐三彩、宋元名瓷为主。经营古玩讲究货真价实，所售古玩被确认为赝品，即照价退赔，不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因而声誉鹊起，闻名遐迩。“T·Y·KING”成为国外古玩爱好者所熟知的中国大古董商号。民国三十年（1941）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平沪古玩业普遍出现萧条景象，唯独金才记凭借良好的信誉依旧生意兴隆。金才记还雇用了有修复技艺的吴仲贤、吴福宝父子，以修复古铜器为主，兼修陶瓷、竹木漆器。金才记在沪经营近40年，是上海首家最大古玩店。民国三十八年结束在沪营业，移至香港德辅道继续经营。

1954年，外交官、汉学家让－皮埃尔·杜伯思（Jean-Pierre Dubosc）在意大利威尼斯总督宫策划了“中国艺术展”，是为西方第三次举办世界级中国艺术品展览，当时仍在罗马的阿基洛珀斯所藏的青铜礼器全部甄选入展，质量之高可见一斑。杜伯思的妻子雅尼娜·卢（Janine Loo）的父亲叫卢芹斋（Loo Ching-Cai），世界闻名的中国古董商，20世纪毁誉参半的传奇人物。1937年，法国国家图书馆首次在法国举办中国明代书画展，17岁的雅尼娜遇见杜伯思，很快成为杜伯思夫人，并随同担任法国驻华使馆档案处秘书的丈夫一起前往北京。

那时，日本已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雅尼娜和丈夫被困在北京，无望地等待战争的结束。1946年，杜伯思夫妇终于找到两张回法国的船票，带着3个孩子从上海离开中国。走的时候，他们俩像平常出门一样把四合院的大门掩上，满屋子的书画古董，一件都没有带。两个人都觉得不久以后就会回来，没想到这一去竟成了永别。

( 春秋早期 公元前8 世纪至前7 世纪 青铜垂鳞纹有流鼎 )

时至今日，私人收藏的古代青铜礼器能与阿基洛珀斯藏品比肩的仍屈指可数。人们对于市场上各个时期的顶级瓷器、漆器及其他材质之佳作已经习以为常，然而同等级的商周青铜器则属凤毛麟角。因后者于制作之时已属异常珍贵之器，数量原已稀少，且历久易损，因而鲜有存世者，其中精品更是难得。

阿基洛珀斯青铜器收藏贵精而不贵多，都是千挑万选的上品，且各具特色。如其所藏商代觚、爵、皆属于商晚期青铜铸造巅峰期的代表之作。青铜饕餮纹觚虽是商代典型酒器，但比例均匀，铸工精美，觚身上多样的装饰母题，分为三段，均以精致的雷纹衬托。又在浮雕纹饰上加饰线刻，前呼后应。青铜饕餮纹爵主体纹格外凸出，以光素的分解饕餮纹兀立于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和挺拔的器形相得益彰。而在此之后的百年时间，制作的一对西周“父丙爵”体现的是截然不同的设计理念。器形由方折转为圆润，浅浮雕纹饰趋向繁复卷曲，视觉上与更加细密的地纹融为一体。

( 商晚期 公元前12 世纪至前11 世纪 青铜饕餮纹觚 )

青铜器的形状明确显示他们是用于备餐和进食。有些出土青铜器内有骨头，底部还有烟熏痕迹。在20多种不同的青铜器类型中，盛放液体与固体食物的青铜器有明显区别，器形的变化也反映了膳食内容的丰富。即使在上古时代，中国人在烹饪方面就耗费大量精力。不过，青铜礼器的尺度及贵金属的价值，还有制造青铜器所涉及的技术，都表明其绝对不是为日常世俗需要而制造，只能用于隆重的典礼，若以材质之美及制作繁复来比，只有玉器。

盛酒礼器母辛尊充分阐释了西周工匠对于华丽而丰富的装饰效果的追求。其器腹部上的直棱纹大胆突破了青铜尊的传统装饰母题，这一次革命性的极简主义设计显示了半写实凤鸟纹和龙纹的勃勃生机，青铜尊内底铸有七字铭文：亚其矣作母辛尊。此件“母辛尊”原为一套青铜酒器中的一件。现存另外两件铭文相同，纹饰风格一致的直筒提梁卣分别藏于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和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

( 西周早期 公元前11 世纪至前10 世纪 青铜旄 )

值得一提的是，两件母辛卣都是出自清末收藏名家端方的旧藏，并著录于《陶斋吉金录》，而本次拍卖的母辛尊则出自另一位清末收藏大家潘祖荫。潘氏收藏母辛尊的传承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确证。在现存于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张母辛尊的铭文拓片上，衿有潘祖荫的收藏印“郑盦所藏吉金”以及题签“燕母辛尊”。另外，在顾廷龙辑录的《攀古楼藏器目》中也有“亚其矣作母辛尊”的记录。在爱新觉罗·盛昱编著的《郁华阁金文》里，另外还有一张母辛尊铭文拓片，衿有与“盙斋藏古酒器”风格相近的鉴藏印。因此，本件青铜尊的传承或可上溯至晚清收藏大家陈介祺。

潘祖荫、陈介祺同为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和鉴赏家，二人过从甚密，潘祖荫在与陈介祺的通信中常以侄自称，而盛昱的《郁华阁金文》中的拓片亦多取自潘、陈二家。然而在近年的多部学术著作中，母辛尊因其铭文被误认为是母辛卣的铭文之一而被错编。此次器物的重现有着补正学界疏漏的重要意义。

( 西周早期 公元前11 世纪至前10 世纪 青铜兽面冠饰 )

三代金文历为中国文人学者所重视，对于中国的收藏传统而言，礼器的铭文可以补经证史，较之器物上的设计装饰更具收藏价值。以铭文而论，另一件“作册寰卣”是西周昭王世重要的有铭青铜器。其铭文记载了王姜命作册瞏安夷伯的事迹，对于了解西周历史和研究西周积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器身器盖对铭，各三十五字（重文两字），释作：唯十又九年，王在斥，王姜令作册瞏安夷伯，（夷伯）宾瞏贝布，扬王姜休，用作文考癸宝尊器。此器记载的“十九年”即是昭王丧师江汉的年份，而“王在斥”的记述当和昭王南征有关。

这件“作册寰卣”青铜器曾经吴式芬，潘祖荫收藏，其铭文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在吴荣光的《筠清馆金文》中第一次发表以后，陆续被20多部重要金文著作收录，吴荣光、龚自珍、孙诒让、吴式芬、潘祖荫等在内的著名学者都对其有研究。当代英国学者罗森（Jessica Rawson）曾将此器列为西周早期重要的铭文礼器之一。

( 西周早期 公元前11 世纪至前10 世纪 父丙爵（一对） )

艾伯哈特透过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获得了无穷的欢乐，从而希望将这份乐趣与他人分享。鉴于家乡奥地利可供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资源有限，他决定在维也纳创建奥地利首座私人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博物馆馆藏丰富，布展精雅，并设有小图书馆，为学者们提供了舒适的研究环境。为了给大众更多欣赏藏品的机会，艾伯哈特在1999年出版德英双语藏品图录，并在2004年又增出一册附录，《朱利思·艾伯哈特藏品集：早期中国艺术》两卷。直到2012年艾伯哈特去世，第二册附录还在筹备当中。

( 战国 公元前5 世纪至前3 世纪 青铜错银筒形器 )（文 / 李晶晶） 礼器煌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