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与市场经济

( 美国休闲时装品牌ESPRIT 在上海开设的专卖店（摄于1994 年） )

还没有正式赴任上海之前，已经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朱镕基还身兼国家经委副主任，他到上海参加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工作会议，这位未来市长的务实之风和对经济工作的熟悉展露无遗。此前，朱镕基在国家计委工作了25年，在国家经委工作了10年，分管领域涵盖了生产、电力、机械、技术改造等方方面面。在这中间，有一年多的时间，他还到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室主任。

1978年“文革”审查结束后，当年朱镕基在国家计委时的老领导、经济学家马洪，受命组建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工经所），他去廊坊的石化部管道局，找来了当时被分配在那里的朱镕基，去做工经所国内研究室的主任。已经81岁的经济学家吴家骏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工经所下辖三个研究室，他负责的综合研究室主要搞理论研究，朱镕基负责的国内研究室主要做实践研究和调研，主要是摸清情况，看看“文革”对企业生产到底破坏到什么程度，如何尽快恢复生产，另外还有一个研究世界经济情况的国外研究室。在吴家骏的印象里，早在来工经所之前，作为计委系统的“笔杆子”，朱镕基在经济界就名声在外。“他不仅懂经济，还懂外语，关心新技术、新思想，对前沿的知识很感兴趣。”吴家骏告诉本刊记者，“当然，最鲜明的特点，还是他直率的性格，有话敢说。”

在工经所待了一年多，恰逢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朱镕基的“右派”问题，同时恢复了党籍。很快他被国家经委要走，迎来了自己的政治新生，之后一直到赴任上海，朱镕基都没有离开过宏观经济管理部门。

专门研究企业改革问题的吴家骏向本刊记者分析，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虽然不断突破禁区，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但总的框架仍是计划经济体制。当时改革的主题是企业要放权让利，逐步放松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企业的管制，让企业获得一点安排生产和销售的自主权，解决企业的活力问题。但是，因为计划经济仍然唱主调，造成经济结构不合理，三大产业不协调，重工业与轻工业不协调，因为没有市场的概念，大量的半成品积压在仓库里，老百姓所需的生活日用品却严重不足。企业生产与市场需求仍然处在脱节状态。

在理论界和中央高层中间，有关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也处在胶着中。从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到1987年“十三大”报告中更进一步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实际上确立了市场导向的改革方向。可是，由于计划经济长期占据人们的头脑，有关“姓社姓资”的问题没有最终解决，所有制问题与资源配置方式混杂在一起，市场经济概念在当时仍是一个敏感词。

( 经济学家吴家骏 )

吴家骏认为，在此背景下，朱镕基的上海执政岁月，更多是务实地做一些具体工作，而不去讨论什么改革方向和模式。他承诺为上海人民办的三件实事——菜篮子工程、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住房问题，都是实实在在的事项，有意或无意地规避了对改革方向问题的争论。从小处入手，寻求突破，也是当时朱镕基所面临的形势所迫。“上海在全国的地位太重要，历史欠账又太多，大手术动不得，只能一点点来。”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向本刊记者分析。朱镕基在任时，主抓的环线道路和过江工程奠定了上海的交通格局；主抓的汽车、钢铁、家电、化工等大项目，奠定了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上海的工业格局；主抓的副食品供应、出租车、公共交通、煤气等工作，恢复并奠定了上海的基本城市功能。

对于经济问题，朱镕基始终抱有浓厚的学习兴趣。1988年7月，当时在复旦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政策及其理论”的谢百三老师接到校办的通知，说市政府想邀请他去讲课，以当前经济热点为题。经过几天的精心准备，谢百三向本刊记者回忆，7月13日下午他骑着自行车到市政府，朱镕基带着20多位委办局的负责人听他讲了整整两小时。谢百三回忆说：“我当时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物价改革要慢，急不得；二是企业改革要加快，以股份制为方向。朱市长听得非常认真，他不发表意见，但看得出对股份制问题很感兴趣。”

张军提醒本刊记者注意，这一时期的朱镕基，虽然没有明确提市场经济的概念，但他所采取的探索，却关乎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命题，即如何处理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自由配置的关系。在召开的大大小小会议上，朱镕基讲话的一个永恒主题是“放权”——市政府放权给各区县，市委办局放权给企业。不管是为了更快捷地吸引外资，还是更自由地开拓市场，这种政府职能的转变都是为了缩小计划经济体制的管辖范围，尽量拓展自由市场的空间。

1991年调任中央后，朱镕基出任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一直到2003年卸任，中国经济在12年的时间里都打上了深深的朱氏烙印。张军向本刊记者分析，在这12年里，朱镕基所采取的几项关键性改革奠定了今日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其中有一些能从其上海执政经历中寻到踪影。

首先是金融业的改革。1988年2月6日早晨，朱镕基乘火车抵达上海，正式赴任。当天下午，他就匆匆赶去市财政局听汇报，他说：“我觉得要是不会理财，市长没法当，首先得把财政情况弄清楚了。”张军向本刊记者分析，当时不断出现通货膨胀的原因，是整个货币管理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文革”后央行虽然恢复，但并没有承担起货币管理的功能。“财政的权力很大，一缺钱就向银行透支，银行没办法只能多印钱，由此造成货币超发，通胀压力很大。朱镕基1991年回到中央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银行从财政中独立出来，管住了货币超发，也就管住了通货膨胀。”

朱镕基在任时，上海是我国第一个试点国有土地批租的城市。1988年8月8日，虹桥开发区26号地块有偿出让，日本华侨孙仲利先生以2805万美元的价格，获得了该地块1.29公顷土地50年的使用权。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实行批租。《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里，收录了两次与梁振英的谈话记录，当时才30岁出头的梁振英是香港仲量行董事，对土地问题颇有研究。每次会见，朱镕基都会耐心求教一些具体问题。以土地批租的收入启动经济建设，不仅成为浦东开发的主要方式，也成为后来中国经济开发区的主要模式。

1991年4月，朱镕基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由此开始执掌中国经济这艘大船。在张军看来，朱镕基时代的最大贡献，便是通过加强宏观调控保持了经济的稳定，控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当时的矛盾不是增长过慢，而是过快，或者是忽冷忽热，调控的主要目标就是稳定，避免大起大落。”张军向本刊记者分析，“而现在格局不同了，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经济过早下滑，原来支撑中国经济的核心要素如劳动力、土地等都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如何更新换代是新一届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12年后，中国又站在了关键的十字路口上。（文 / 魏一平） 朱閒基经济市场经济朱镕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