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与浦东开发

( 1997年7月15日，正在修建中的上海金茂大厦 )

2号楼往事

浦东大道141号那栋白色的2号楼在2009年经历过一次平移，向北移动9.13米，再向东平移2米。整个平移工程，用掉了“40多吨钢筋、300多万方混凝土，相当于造一幢一梯两户4层住宅楼的材料”。当时上海为了世博会的东西大通道建设，其中一个深达12米的基坑距离这栋楼只有3米多，这个大动干戈的工程，是为了让2号楼能够更安全地永久保留下来，因为它是浦东开发的历史见证。

2号楼原来属于浦东文化馆，阴差阳错被选中为浦东开发办公室的办公楼。1990年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5周年庆祝大会上宣布，同意上海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开放。4月21日，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在上海九届人大三次会议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说：“上海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道路是历史的抉择，经过多年努力，现在浦东开发的条件已经成熟。”4月24日，朱镕基给市政府秘书长夏克强和组织部的领导分别布置了一项任务：组织部搭好浦东开发办的班子，夏克强落实浦东开发办的办公地点，限时3天。

夏克强查看了好几个地点，因为交通和环境各种因素都否定了，车子经过地处浦东大道的浦东文化馆时，无意中看到紧挨着马路有一幢独立的二层小楼。尽管显得有些破旧，但地段、位置都不错，他们找到了主持工作的郁人盛副馆长，讲明缘由，要求详细查看这栋办公楼。临走时夏克强对郁人盛说，此事要向朱镕基市长汇报，是否要用你们的小楼，3天内给答复。4月27日上午，夏克强在文化馆会议室宣布，浦东开发办就设在文化馆西面的小楼里，要求三天内把小楼腾空，并进行必要的装修。黄浦区政府派出工程队，将整幢楼内外粉刷一新。

浦东文化馆的门牌号是浦东大道143号，那2号楼该如何确定门牌？浦东大道的前身是浦东路，是最早用“浦东”二字命名的道路，建于1930年，是当时浦东地区最重要的交通干道。1955年，使用了25年的浦东路改名为浦东大道。根据工作人员回忆：“由于历史原因，143号以前的号码基本都空置着，有的同志提议用带8的门牌号，有的提议用带9或6。现场一位领导经过认真思索后说，浦东开发一是一，二是二，一步一个脚印，要实事求是，何不就用一是一的谐音，定名浦东大道141号。再说文化馆是143号，西边的为141号也顺理成章。”4月30日，朱镕基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向中外记者宣布，成立上海市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副市长黄菊任组长，下设浦东开发办公室和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并第一次公开使用了浦东大道141号这个地址。

( 浦东大道141号——当年的浦东开发办公室原址被保留下来 )

1990年5月3日，浦东开发办公室成立大会在2号楼举行。当年第一批调任浦东，后来担任陆家嘴股份公司董事长的杨小明回忆说：“那天的成立大会，是在小楼边一个食堂开的，感觉就像生产队开大会，朱镕基手里拿着大喇叭……”当年的浦开办主任沙麟还有一段更细致的回忆：“为了‘遮丑’，工作人员把下层过道用一块门板挡住，朱镕基看到门板很奇怪，就问里面是什么，回答是杂物，霉味太重，所以要挡一挡。朱镕基推开门板向里面看了一眼，指着黑洞洞的过道说：‘不要用门板挡住过道，要让来开发办的人看一看，我们浦东开发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开始的。’”

浦东开发办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起步，时任《浦东开发》总编辑王健刚回忆：“5月3日后，来自各方面的60名临时工作人员全部挤在浦开办小楼内办公，拥挤不堪。办公室和一个接待室兼会议室的桌椅，全部是浦东一家民营企业家具厂赠送的。约为1.1米长、0.5米宽的课桌式三斗桌，椅子为硬板背靠椅，全部用透木纹的浅黄色漆油漆。在小楼二楼东边朝南的一间房为主任办公室，杨昌基、沙麟、黄奇帆、李佳能四位正副主任全挤在这间20多平方米的房间内办公，与一般工作人员的桌椅完全一样。由于办公室内再也摆不下其他桌椅，工作人员请示、商量工作，一般都只能站着讲话。主任办公室内走廊对面朝北的房间是政策研究室，面积与主任办公室相当，但必须摆8张办公桌，四张一排面对面并列。两边再放上座椅后，人就过不去了。坐在靠窗一边的人要走出办公室时，靠门一边的人员必须起立让行，这就是市政府浦开办初期最真实的办公情况。”

( 1988年4月30日，上海市第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新当选的上海市市长朱镕基举行第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 )

“市政府浦东办的所有工作人员，挂牌的一年多时间里均不转工资关系、工资奖金之类的事情，全部在原单位领取，这里一概不管。乘坐的公共汽车票需要填单报销，完全没有乘坐出租车那回事。工作人员每日的午餐全部自理，且没有任何着落，到了中午，大家都到浦东大道马路对面小弄堂里的马路小吃摊上就餐。各人理各人的事。这些弄堂的马路餐点，基本上是为满足农民工吃饭需求而设置的，原木的长板凳，简陋的台面，前面的人吃过饭后的汤汤水水在桌面上流淌。”

但是这个条件简陋的机构，却有着极其高的效率。“当时国内外大量企业和客商涌入浦东，一个半天，我们要谈4～5块土地批租，市里有关部门都很支持，15～20分钟市规划局就批掉，图章敲好，工作十分紧张，效率很高。开发办底楼有一块小告示牌，从早到晚，接待任务都排得满满的。”

( 上世纪90年代初，浦西对岸浦东开发前的陆家嘴老照片 )

浦东与上海

根据原上海社科院院长张仲礼的回忆，浦东第一次作为上海的一项发展战略被提及，是1984年。这一年，上海社科院承担了一个题为“上海的发展战略”的国家项目。也是这一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上海专题调研经济与社会发展，之后，汪道涵主持完成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提及了浦东开发。

汪道涵曾经在文章中回忆：“那几年，大概从1984年开始，每年小平都到上海来，每年我们都得到一个机会，向他老人家反映上海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上海市委的陈国栋、胡立教，上海市政府的我和韩哲一，我们经常在研究上海向何处去。我们从1983、1984年就开始提出来要开发浦东，我们是从整个上海的浦东来考虑的，结果到了1990年春天，小平同志到上海来，我们把这个意见反映给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这是个好事，他说这个事情早该如此了，他当时有一句话，他说‘可惜，晚了5年’。”

1986年春，在上海市政府支持下，上海市城市经济学会、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等十家单位联合发起了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研讨会，会上形成了一个共识，为振兴上海，必须跳出框框，另辟途径，疏散老市区人口，为老市区改造创造条件。会上出现了四种方案：北上，沿长江南翼开发宝钢、吴淞地区；南下，在金山地区沿杭州湾北翼发展；西移，向虹桥机场以西拓展；东进——跨过黄浦江开发浦东。经过反复讨论，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东进。

会后，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委托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组织力量进行上海新市区建设预可行性研究。在九三学社做上述课题的过程中，1986年10月3日，国务院批准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并在《批复》中指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太平洋西岸的经济、贸易、金融中心之一，当前，要特别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这是浦东开发第一次被中央认可。1987年6月，上海市政府成立了开发浦东联合咨询小组，副市长倪天增任中方组长，美籍华人建筑大师林同炎任外方组长，汪道涵任总顾问，开展了大约一年之久的研究。

1987年底就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也迅速意识到了浦东的重要性。他在1988年4月25日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里，已经提到了浦东：“城市交通建设和住房问题，这是一个爆炸性的问题，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期望也是最高的，我收到的人民来信大量的都是讲这个问题，确实做不到有求必应，这个问题我想哪一届市政府都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这里面是不是有个先后次序的问题？首先是把上海的交通搞上去，交通不改善，房子往哪里盖？目前我们的希望是开发浦东，黄浦江上多盖几座大桥，把工厂、人口向浦东疏散，这样旧市区才便于改造。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浦东是上海未来的希望，那边要建设一个‘新上海’，以减轻‘老上海’的压力。所以对开发浦东，江泽民同志很重视，最近要主持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建设是一个宏伟的计划，不可能在短期实现，但是我们总是要扎扎实实地去工作，先苦后甜。”

紧接着的5月2日，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会议共三天，中外专家百余人出席，这是上海第一次向世界传递了开发浦东的信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上海市市长朱镕基都在研讨会上发表了讲话，江泽民提出结合老城区改造，建设一个现代化新区的方针，并强调要再造经济贸易中心的功能和对内对外枢纽的功能。此后，浦东开发的前期研究工作不断加速，市政府建立了由两位副市长任政府组长的开发浦东新区领导小组，朱镕基等多次在浦东召开现场会议，实地考察。1989年10月，朱镕基在会见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代表时，再次表示要加速开发浦东，欢迎外商前往浦东投资。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朱镕基出面邀请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等10个国家的18位世界知名企业家，并特别邀请美国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担任会议主席。

1990年2月26日，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报告，提出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基本构想，同年4月18日得到了中央的认可。

陆家嘴方案

“1990年4月18日，中央宣布开发浦东。4月20日，市有关部门调了5个处长来浦东，我是其中之一。”担任过浦东开发办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安德曾经撰文回忆，“那时候的难度在于，中国已经有了市场经济的雏形，但浦东能否发展还是一个疑问。当时外资在考虑什么、内资在考虑什么？都在考虑所描述的是否能搞出来，是否能变成投资商熟悉的社会环境、市场环境，形成一个经济中心。浦东不仅仅是单一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配置了现代经济中的所有功能，如出口加工区、保税区、金融贸易区（这在中国没有先例，它是城市规划、是现代城市经济所必需的）、高科技园区，我们还要把完整的经济发展的观点、上海振兴的计划告诉全世界，这在当时是很难的。”

被特意调来担任浦东开发办主任的杨昌基则在回忆中说：“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浦东，这是浦东早期开发建设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和我的同事们为此花费了大量精力。我们确定了一个重要方针，就是‘规划先行’。因为规划是城市开发建设的灵魂，而城市功能的确定，则是规划的关键。我们当时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浦东作为上海的一个新城区，必须抓产业制高点，不能单一搞传统工业。要大力发展金融、商贸、航空、航运、信息咨询等服务功能。城市的服务功能越完善，它的辐射力、凝聚力、影响力就越大。所以，浦东开发的早期，我们花了很大精力，开展了陆家嘴沿江CBD地区的城市配套规划的国际设计招标竞赛，依靠国际智力，搞出了一个国际一流的城市形态规划以及交通规划，这就为以后的大开发、大建设打下了基础。”

王安德则回忆，当时浦东开发的战略课题就达34项。“这些课题涵盖了怎样建立金融区、怎样建立自由贸易区、怎样开展土地批租，教育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战略、社会保障体系、投资战略研究、与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联动发展，怎样发展第三产业、怎样调整产业布局、浦东新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等等。平均到每项课题经费不足6000元。”但是当时市委、市政府、各委办的战略研究机构，各科研部门和高校的软科学研究机构纷纷前来请战，“不少单位甚至提出，只要求交办课题，或认可我们的自报课题，研究经费可以自筹”。

杨昌基提到的陆家嘴方案，就是浦东开发的第一个大动作。是不是要把金融贸易中心放在陆家嘴，当年是有争议的。1990年底，还是浦东开发办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安德向朱镕基汇报陆家嘴地区现有建筑和人口情况，当时危棚简屋连片，人口密度很高，10万多户人家，54万人口拥挤于此，还有不少工厂企业，动拆迁任务相当大。朱镕基提出疑问，是不是不应该把金融贸易区放在陆家嘴，是不是可以考虑放到沿海边去、放到人口相对稀少的花木地区？大约过了一个月，朱镕基再次召集会议讨论同一问题时，王安德首先发言，认为金融贸易区还是应该放在陆家嘴地区。他说：“经济发展是顺着现有中心延伸的，没有外滩就不会有金融贸易区，不会有浦江两岸的中央商务区，如果放到其他地区去，就会切断与浦西的联系，就会丧失浦西老基地的基础，预期的功能也许就完了，所以即使成本再高，也要做下去，将来的回报会证明是值得的。”

1990年12月，朱镕基主持了浦东新区总体规划审议会，决定首先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始，把它打造成一个中国与世界、现在与未来相融合的上海新标志地区。后来担任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的赵启正撰文回忆说：“朱镕基决定利用国际智慧来做好这个地块的规划，1991年4月，朱镕基以上海市长的身份访问法国，并介绍了上海和浦东开发的设想，当法国专家们听到中国唯一以金融区命名的陆家嘴开发区的情况后，极为重视。”按照上海中心城区发展战略，设计者们以浦东将要建成的高468米的东方明珠电视塔为圆心划了一个城市内环线的圈，将以江边为界的仅有1.7平方公里的核心部分规划为CBD。“这与法国巴黎的新城区拉德芳斯十分相像，法国专家对此设想很感兴趣，法方立即与中方签订了协议，向上海提供200万法郎的政府贷款，用于陆家嘴中心城区1.7平方公里的规划设计。随后，国营的陆家嘴开发公司也筹集了相当于200万法郎的人民币，邀请国际专家共同来参与这一规划设计。”

这是一次创举，赵启正强调说：“浦东采取的不是设计招标，而是在中国率先采用国际规划大师竞相献艺的形式，召开了两次由十几个国家的30余位专家参加的国际规划研讨会，英法日意中五国的设计师都拿出了他们各具特色的设计模型，经过20多次讨论修改，历时两年，最后才完成了规划。”“一个城市的规划，向全世界征求方案，在当时是触动了‘红线’的。”时任浦东开发办副主任李佳能回忆，在上世纪90年代初，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城市的设计规划通常被认为是“保密”的，参与设计人员都有严格要求，更别提花大价钱请外国人去设计和规划。“当时很多人想不通，花了那么多钱，请老外来设计，没有必要。”曾任浦东新区规划局局长、后来担任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的万曾炜评价说，“浦东顶住了压力，陆家嘴金融城从硬件而言已经跻身世界一流金融中心行列，这不得不归功于当年规划的前瞻性，今天，没有人再为当初的设计费感到惋惜。”

土地与资金

朱镕基担任上海市长的期间，是浦东早期开发阶段，最首要的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对此，时任浦东开发办主任杨昌基有非常详细的回忆：“我认为，中央关于土地批租的政策是最大的优惠。这就是钱，越快实行越有钱。”

“当时，朱镕基市长叫我筹建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个开发区，尽快启动十几平方公里土地。”杨昌基撰文回忆说，“按1平方公里开发成本2亿元算，需开发资金20多亿元。镕基同志说，一个公司给你3亿元，滚动起来用。过了几天，镕基同志又对我说，三个公司给9亿元不行，因为振兴和改造上海也要花钱。这样吧，一个公司给1个亿，先张罗起来吧！”“我回到开发办立即向大家做了传达。‘从一家给3个亿，砍到一家给1个亿，怎么办？’大家感到十分为难。我对大家说，浦东开发主要靠土地增值，土地政策是含金量最高的政策，我们要利用好。过了几天，朱镕基同志即将离开上海赴北京工作了。临行前，他又对我说：‘先少给一点，马上启动要多少钱？’我当时感到难以启齿。想了想后对朱镕基同志说，那就一个公司给3000万元吧！‘能行吗？’镕基同志问道，可能他也意识到，这一数字毕竟太少了些，当时，我这么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已经把三个开发公司的启动资金从向政府要钱转到了向市场筹钱。”

浦东开发办想出来的办法，就是“财政投入，支票转让，收入上缴，土地到位”，俗称“土地出让，空转启动”。杨昌基回忆说：“后来，这一办法被中共中央党校一个副校长概括为‘空手道’。”杨昌基解释，“空转启动”的程序是这样的：由市财政局按土地出让价格开出支票给开发公司，作为政府对企业的资本投入；开发公司再开出支票付给市土地局，并签订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合同；市土地局出让土地使用权以后，从开发公司所得到的出让金再全部上缴市财政局。通过这样一个资金“空转”的过程，达到“出让土地，启动开发”的目的。

“当时，我对镕基同志说，土地空转，千分之四归中央，叫财政拿空头支票，土地局拨土地，公证处公证，按60元一平方米算，4平方公里土地财政拿2.4亿元出来。‘那就这样先搞起来吧。’镕基同志的话语中寄予信任和希望。我将这情况在班子内进行了传达。当时，年轻的浦东开发办副主任黄奇帆一听就来了劲，自告奋勇地请战，由他来具体操作。观念一新，土地也能变成金。三个开发公司有了这样一笔‘土地空转’启动资金，浦东三个开发公司的实质性启动就加快了步伐。”

陆家嘴、外高桥和金桥三大开发公司正式亮相是1990年9月11日，三大开发区均由开发公司来运作。三家公司在刚竣工的由由饭店各租一层，把客房改建成为办公室，这个由由饭店，后来发展成29层的由由大酒店。王安德后来担任陆家嘴公司的总经理，他回忆说：“浦东的规则是以上海市场为背景，以完整的功能区来构成未来的城市。同时要符合国际经济管理，按照国际市场规则去做。它决定了土地的使用要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进行批租，当时有人说别的地区都是送地，而浦东的土地要批租，还有年限，谁来啊？我们认为外国人主要看法则上是否和国际惯例吻合，而不是便宜，所以我们要公布法则，同时要坚持城市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如小陆家嘴是金融区，东方路、张杨路是商贸区，花木是科技文化区，外高桥是港口贸易区，金桥是出口加工区，这些都是按照国际惯例来做的，外商也接受了这个概念。”

王安德回忆说：“我们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在基础设施上动真格。浦东有3000多亿元固定资产总投资，而政府投资不到10%。政府投资主要用作基础设施，搭建平台，是花园的园丁。” “我们做了两个基础设施，让世界瞩目，外商渐渐来了。举个例子，环球金融大厦，日本投资商第一次来的时候并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只是在规划模型前沉思。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主动问他们当时到底在想什么呢，他说，他在想，作为日本最大的房地产商，他父亲的兴起就是得力于在日本开发时迎合了时代的潮流，但同时他有两大疑虑：一是规划上浦东能否做到；二是日本的企业是否接受和认可。他一开始不肯签约，就是签约以后，也一直不开工打桩。他问世纪大道要多少年做完。日本人不相信2000年之前能做完，我说那就请他明年来看，他来时，小陆家嘴一段已经动迁了几千户居民，看到这些，他才签了项目。但他不打桩，他说打桩要与浦东中心绿地的开工同时进行。当我们于1997年6月请他坐在中心绿地里，他非常感慨。”

“招商不仅是靠诚信、政策、向外商描述未来，还要有在城市建设上的大手笔，以诚信和国际大公司对话，要看你的理念是否和未来发展相符合，是否又照着这个理念去做。”王安德总结说，“我们在招商引资时掌握的一点，就是直接和对方高层对话，让他们认识到上海这批人还是懂城市经济的，从而建立投资的信心。”“对方办事的具体人员来，我们告诉对方，我们配合对方所做到的条件，但对方也必须满足我们的条件，包括功能，与周边的组合必须是开放型，共享型的，这是共同的，最主要的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谁与你共同参加未来的建设，达到城市发展的目标。做到这一条就为城市赢得了未来。”

作为浦东改革开放的见证者，时任浦东开发办副主任李佳能不止一次地感慨：“浦东发展的速度已经超出了当时的想象。最初我们的预测是，通过30～40年的努力，达到目前的规模，是用5年起步，10年重点开发，再用20年全面开放。浦东实际跨出的脚步整整快了10年。”（文 / 王鸿谅） 政府办公室朱閒基浦东建设上海规划经济开发陆家嘴浦东王安德朱镕基浦东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