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察察”的幻想与现实

( 察瓦龙山谷 )

为什么来这里？

作家村上春树说：不带幻想旅行的人恐怕哪里都不存在。旅行就是为寻求各自的幻想前往某处，支出可观的金钱、假期，将幻想据为己有。对于丙中洛－察瓦龙－察隅（丙察察）这片位于滇藏交界丛山中的区域，历来有不同时代的外来者来此寻求不同的幻想。

19世纪中期，当西方宗教希望进入广袤神秘的西藏而在不同方向艰苦探索边界时，法国天主教神父勒努致力于从四川云南边界蛛网密布的山路中，找到一条进藏路线。他长时间假扮商人，不做生意，只学藏语收集信息。最后发现“在菖蒲桶（今贡山）有一条来自东方的山脊，向西成直线形朝前延伸，蓦地终止于突向怒江的悬崖峭壁。这便是西藏的确切边界。在大山背后，隐藏着他为之付出整整8年心血和精力的西藏王国”。这条线路就是丙察察中的一段，迄今从内地进藏的最短路线。当年，勒努和他的旅行队由此到达西藏察隅县察瓦龙地界的崩卡，向一个名叫次旺的藏族有钱人以每年16两银子的租金租下了山谷，展开近现代西藏境内的传教之始。

20世纪初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战乱不断、新旧激荡的中国，计划做一趟由滇西北入缅甸的马帮旅行，旅途的一部分也与丙察察线路交集。出发前，他对所经之地的幻想是这样的：“在高耸入云、光彩夺目的西藏雪山山脉之下，在一片狂暴而凶悍的原野上，居住着狂暴而凶悍的人。他们饱经风霜，穿着家庭自制的粗布衣服，骑着健壮的小马，或者赶着鬓毛蓬松的牦牛，跨越黑沉沉的激流。这在我眼前召唤出一幅幅幻象，还伴随着从塔尔干和乌尔加，从喀什和喀布尔，从拉萨和撒马干以及从全世界遥远而迷人的不毛之地传来的令人兴奋的乐曲。”

2013年，当我带着这些从书中得来的幻想，走在这条蜿蜒于滇藏崇山峻岭中的分界线时，深深感到，每个幻想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勒努和斯诺的幻想，不再适合21世纪的旅行者。滇藏交界处有一个村庄名叫秋干，是云南界内的最后一个村子，位于丙中洛最高点。翻过村后那座更高的山，就是西藏察瓦龙乡。7月的山顶日头正烈，自河谷升腾的雾气只剩丝丝缕缕，缭绕着灰蒙蒙的群山。山中草木杂乱，景物既不饱含生气，也说不上有多神秘。我没有产生像勒努那样“来到最后一个村”或者“站在滇藏交界处”的到达感，也无法从斯诺的幻想中找到共鸣。当地人已经很少穿自制的民族服装，他们既不狂暴也不凶悍，大多和善木讷，沿路凶恶的土狗比马和牦牛多得多。和现代文明极具冲突的景物已经消失殆尽。一条水泥路正修到村口，隐隐能听到机器的马达轰鸣。新路修成后，外来者会增多，商品流动也会增加，会大大改变传统依赖刀耕火种的村庄共同体——经济结构的转变已经推进到滇藏交界最高处的村庄。

( 7月 6日，在察瓦龙村口，塌方的巨石堵住唯一的车道，过往司机们正齐力搬走 )

因此，对我来说，必须重新寻找今时今日来这片区域旅行的正当性——一个可以诉诸书面的到此一游的理由，一种属这个时代的幻想。斯诺在《马帮旅行》中讲了件好玩的事：他在这条路上碰到一群身材高大的西藏士兵，裹着羊皮，穿着手工纺织的黄麻长上衣，扛着老式毛瑟枪，挎着插在嵌有银丝装饰剑鞘内的长剑，赶着大约60头骡子，上面装着送给云南统治者龙云的礼物。他们是当时西藏统治者的使者，一路打退土匪的袭击，才将礼物送进云南府。他们满腔愤怒地抗议：“这个地方真不可思议，护送礼品的人员还得以武器开道，一路打着过来，才能把礼品送给它的统治者。”

这个故事中让人着迷的外在因素已经没有了——这里不再是法外之地，但危险以及危险中包含的荒诞和趣味性还存在。丙察察一线的山路仍然具备别处难以匹敌的险峻和绵长。山路一侧是几百米高的石壁，另一侧是几百米深的悬崖，悬崖外是浩荡剧烈的怒江。走在这条路上，会很自然地想起“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现在很难有风景能如此贴切地担当这样的诗句。如果说每段有意义的旅行必须对意识有所改变，恐惧和克制恐惧就是我在这条路上最主要的收获。

( 云南怒江大峡谷第一弯 )

虽然两年前丙察察公路已经全线开通，但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很少有车愿意跑这条路。从察瓦龙到察隅那天下午，我们的汽车轮胎被山路上锋利的石头划破，胎内的钢轴也被磨坏，想换胎都没有办法。希望往来车辆施以援手，接近天黑也没有等到下一辆过路车。每年6月到9月是雨季，狭窄的山路常常成为山洪和泥石流的河床。雨季结束后，很快又会大雪封山。从察瓦龙到察隅200多公里的山路，一辆拉货的大卡车单程要价高达8000元。

一些古老仪式也因此存在于这样强悍的风景中。当地司机会习惯地在经过某一个约定俗成的地方，默念经文，捏张纸币沿方向盘转一圈，然后将纸币扔到路边。过通麦天险时，依维柯客车上《江南Style》等迪吧音乐的强劲节奏中，会不时以更高音量插播祈祷平安的经文。与所有艰难、危险、恐惧共同存在的，还有古老的人类共同体才有的温情。从察瓦龙到察隅的路上，山路被一块垮塌的巨石阻断，行路的人们聚集在这块石头旁边，用榔头、石块、铲子、千斤顶、手、脚、身体，喊着号子，竭尽全力要把它推进山崖下的怒江中。当巨石周围被围得水泄不通时，腰挎藏刀、高大肥硕的藏族男人们，就手拉手在一旁等待。有的地方雨水把山路稀释成一大滩足以湮没汽车底盘的烂泥，一辆电信局的丰田越野车通过之后，包车的工程人员催促赶紧上路，但素不相识的藏族司机却坚持等我们的小北京吉普也安全通过那片沼泽后，再各自上路。

( 7月7日，察隅县空档村的孩子们正在帮大人收割庄稼。这里的孩子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几乎不带口音 )

“你为什么来这里？”是我一路逢人就问的问题，属于游客的回答是：“这里的村庄和人都很原生态。”这是21世纪旅行者对此地的幻想。但我在这里体会到的生态，不是单纯的山清水秀、淳朴好客，而是深山中古老共同体的坚持。大变当前，一种独属于此地的历史仍在延续。回想那个已经失去神秘感的滇藏交界的村庄外，通往察瓦龙的山路荒蔓丛生，我看到两个采药人走过这里，他们衣衫褴褛，竹背篓用背带挂在额头，里面塞着搪瓷茶缸，粗麻袋装的干粮、砍刀，还有挖草药的工具。他们要依靠这些简单的装备在山里待一个多月。一个放牛人也从这里走进山中，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外，有他和儿子筹建的一个养鸡场。因为怕人接触对规模养殖带来病菌，他们计划在人烟隔绝的群山中生活两年。鸟鸣，狗叫，远处村庄中孩子的叫声，修路的马达声和山中微微颤动的万叶千声，形成一种轻微的共振。这里没有到达新秘境的光荣，也不再有法外之地的传奇，但确有一种永恒的，但不属于旅行者的东西，存在于看似平常的深山一角。

废城

( 云南丙中洛乡重丁村教堂，丁大妈是教堂的管理人 )

挖掘机是现在怒江州最受欢迎的机械。六库汽车站候车室最大幅的广告牌是一个光腚外国宝宝，头戴工地安全帽，笑逐颜开地看着身边一台挖掘机和一行大字：××职业技术学校，挖机手的摇篮。福贡县的中心街道上挂着鼓励当地人报名上挖机学校的横幅：国电集团补贴4500元，个人出资1500元。这里需要大量开山断石的专业人员。怒江大开发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修建水电站。上游的水电站拦江截坝后，会湮没一部分原有的路网。新的六丙（六库－丙中洛）公路即将开工，需要挖掘机在高出现有公路几十米的山腰上凿出一条新路。

一个处在变革中的地方总是不安静的。从怒江州的门户六库开始，城镇笼罩在巨大的机械动力的声响中。并不宽阔的街道两侧，停满了等待发包的车辆，到处是汽车喇叭、发动机轰鸣、车轮和地面摩擦的声音。城镇和城镇之间的路上也一样。车窗内，用傈僳语翻唱的迪厅舞曲，持续不断地嘭嘭锵锵。车窗外，怒江水开锅一样撞击着两岸和江中的石头，搅起浊浪和巨响。两种声浪和热烈的阳光交织在一起，将怒江的沉默填得密不透风。

( 丙中洛乡雾里村远景 )

我对旅途第一个有所期待的地方是知子罗，它是原来怒江州的首府，位于碧罗雪山海拔2000多米的山腰，以前通往德钦州和内地必经此地，因此也形成了怒江峡谷内早期少有的集市。傈僳族语赞它“知子罗”，就是“好地方”的意思。但后来因为怒江边的公路修通，人马驿道逐渐荒废，加上山里常有泥石流的危险，1973年州政府整体迁移至50多公里外的六库，现在知子罗位于六库到福贡一条偏僻的支线上。在当今的路网上，这里相当于一个交通死角：往东的驿道已长满野草，往西的碎石山路前两年才铺上柏油。司机不太想在天色将晚时多跑这几十公里，一直泼冷水：“没什么好看的。远看不好看，走近看也不好看。”

但我执意想去看看，因为我曾经到过一个废城。2006年三峡大坝即将开工前，我来到开县老城——库区最后一个即将被江水湮没的城市。到的时候天色将黑，城中贴着几天后就要进行放水前爆破的通告，街道两边的楼房大多已经搬空了，唯有菜场还熙熙攘攘，人流不断。最奇幻的是一条老街，已经断电了，街边的低矮平房仍然住得满满当当。收废品的、修家电的铺面点着蜡烛开张，日常生活完全不因这座城市马上就要沉入江底而稍有停顿。我感觉像走在宫崎骏动画片《千与千寻》里那个挂满灯笼却又诡异的街市：人声鼎沸，却似幻境。

( 察瓦隆至察隅路上的高山牧场是村民夏季的放牧之处，同时也在这里炼制酥油 )

我一直很好奇，几天后那些喧闹的人声会完全消失，一座城市是什么样子？当从资料上看到“记忆之城”知子罗时，就把对开县老城的幻想放在了这里——老城已经永沉江底，知子罗却城破山河在。我想象在暮色低沉的时候来到这里，云絮低回，静静浸润山体。街道、房子空无一人，城里有抚慰人心的安静。

通往知子罗的山路上，满是雨水留下的落叶和尘痕。知子罗小学进门处是一摊已经干掉发白的狗粪，墙上的黑板报还写着义务教育、十大校规。路边台阶下淌着一溜黑水，街两边窗户都黑洞洞的，残破的玻璃布满污痕，墙壁上有斑驳的水痕和苔藓。而且这里并不是空城，学校操场上堆着泥沙和石子，旁边坐了几个不言不语的工人。一个穿迷彩服的山民，把铲子像砍山刀一样背在背上，走着走着就消失于街道拐角。民房里几个年纪大的妇女一边撇眼看看探头探脑的陌生人，一边自顾自低声说话。这里确实安静，但并不抚慰人心，反而觉得有些凄凉。

( 一位藏民花9万元购得的骏马 )

正犹豫是否继续往前走，身后传来一阵不怀好意的狗叫。转头看，一条大黑狗健步朝我跑来。当地土狗多且凶，本地人是护身符。我赶紧走到街边离我最近的一个妇人身边，假装从容地和她攀谈。她告诉我，州政府迁走后，知子罗村的村民还留在这里，靠种地为生。举目四望，除了密集破旧的房子，很难看到可供耕作的山地。即便有，这么高的地势，旱季浇灌也是问题。怒江以小水电无序开发著称，从六库到福贡的山路上，每隔几个山坳，就能看见一个小水电站，粗大的水管从山顶架设下来，将山中的水源截住。

妇人和善但戒备，问答都很简短，谈话很难进行下去。如果一个人常年生活在废城一样的环境里，确实很难在性格中表现出热情。大黑狗已退到几米开外，耷拉着脑袋，半睁半闭地监控着路面。怕它情绪还不稳定，我请这位妇女送我离开黑狗的监控范围。她陪我走到刚过那只狗一步的地方，就止步转身，表示护送到此结束。

篮球赛

知子罗是我这趟旅途中第一个磨损的幻想。当地政府把它作为开发怒江大峡谷旅游线的一个重要景点，并取名“记忆之城”。但对旅行者来说，幻想的迷人之处在于纯粹，比如看到纯粹的有别于都市生态的美景，遇到纯粹的商品经济之外的共同体，可怒江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展相对落后却又不是完全与世隔绝，这里已经很难提供纯粹的幻想。

一位当地人告诉我，在上世纪80年代，怒江和独龙江领域的村庄就开始用黄樟树炼制黄樟油，作为一种工业燃料销到内地，半公斤能卖5块钱。到80年代中期，黄樟树被简单炼制消耗得差不多了，炼油工业也就停止了。这段历史表明，怒江峡谷早在80年代就曾经努力想参与工业革命和商品经济体系，并热情地交出自己的资源，换取在现代经济中的一席之地。但资源耗尽后，他们不但没能跟上现代经济的列车，还失去了原来的生活环境。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李金明是独龙族人，他向我回忆自己从小长大的村寨：“以前从山上看，只看到村寨冒烟，看不到房子，房子都被原始树林遮住了。但现在看不到这样的景象了。原来村子里一家人杀猪，全村人都能分到一块猪肉，现在也不会有了。”他感叹和邻居德钦州相比，怒江大峡谷的旅游困境在于没有找到一个吸引旅游者的合适的定位。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旧的古朴生态已经破碎，但这里还没有财力和经验建立一个新的纯粹的幻想。

我们从福贡去往丙中洛的路上看到的一个集市就是这样新旧杂陈。集市在山路和江边之间的一块罕见的平坝上，那天刚好是赶集的日子，能看到很多古老怒江州的片断：穿黑布围裙的老妇人，抽着旱烟管，守在一堆待售的木柴边。燎烧猪毛的焊枪呼呼喷火，烧过的一整个猪头，闭目养神似地躺在案板上。一排骡马安静地站在江边，等着把采购的货物拉回家……但集市上声势最浩大的是卖快消品的摊位。镜子、梳子，各种低端日用品小山似地堆在帐篷下，录音机铿锵有力地重复着：“两块钱，去不了新加坡，到不了莫斯科。两块钱，不算贵，不需要回去开家庭会。”最有人气的则是卖各种花哨T恤衫、印花牛仔裤的摊位。2005年云南大学在当地就穿着做调查时，发现90%的当地人日常穿着都以现代汉服为主，传统服饰因为“不方便”，大多只在过节时穿。

旅行者如果怀抱“原生态”或者“人神共居”的天真幻想来到这里，看到这样的景象难免产生隔阂感。但如果就此对怒江大峡谷失望又过于武断，我就在这里看到了一场意料之外，但幻想之中的篮球赛。

来之前看资料知道，当地打篮球之风盛行。传教士将篮球这项运动带进怒江峡谷，几乎每个村子都有篮球场，经常会打比赛。输球的队要罚12瓶啤酒。年初一有的村子的娱乐活动就是白天打篮球，晚上跳舞。女性参与度也很高，常常能看到妈妈和女儿一同在场上。每年贡山县都会举行全县的篮球比赛，男队冠军获得一头牛，女队冠军获得两只羊。

我看的那场篮球赛是在福贡。这是一个从六库通往丙中洛路上的小县城，球场在县城喧闹主街背后的洼地里，四周群山环绕。场地里正在进行两场单位之间的篮球比赛，女队那边是农业局和科技局，男队这边是穿荧光绿队服的广电文体局和穿暗红色队服的供电集团。队员各式各样，有带着孩子来打球的主力选手，有被大家取笑身材矮小的后卫，还有看起来一身蛮力的前锋。虽然外表看起来和专业队员差得很远，但大家打得很认真，黑红的脸上淌着汗珠。

我想起自己生长的内地县城，20多年前也有一块容纳夏天傍晚时光的洼地，我们叫它灯光球场。有比赛的时候，大人们提着木棍、脸盆进场助威；没有比赛的时候，男女老少就在场子里各玩各的。在篮球砸在水泥地上实在的咚咚声中，置身于人们蹦蹦跳跳、高声喊叫的运动气流里，看着远方20点多仍然没有完全落下的夕阳，心里会充满“美好的一天多漫长”的幸福感。那是一种古老的“共同体”才能给人的和谐和安全感。球场上为同一件事物呐喊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有共同的心弦振动，这和如今一大群人跳广场舞的热闹劲儿是不一样的。

直到有一天，好像突如其来，球场上的人们消失了。我记得挨家挨户去叫小朋友去球场，看到每家的大人和孩子都入迷地对着电视，里面正在放迪斯尼的米老鼠和唐老鸭，还有日本的恐龙特急克塞号。新技术和新文化一下就俘获了县城人们的心，也抢夺了那段夕阳西下的集体时光。从这个球场上人流消失的夏天开始，一个内地县城已经开始调整它的精神世界。

我在六库到贡山的路上，没有看到世外桃源般的山村幻想，却意外地和童年相遇。比赛说不上多精彩，但有一种真实的投入和快乐。每轮休息，队员们就聚在场边据点，分析战术，相互鼓励或者取笑着队友的表现。傍晚20点多还没有完全落下的夕阳，照在他们的笑脸上，让我觉得亲切熟悉。这个大山中的县城，有一部分精神世界还停留在20多年前。

丁大妈

2004年，导演田壮壮拍摄了纪录片《德拉姆》，呈现了这个深藏在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中央河谷的丙中洛。影片中，所有现代文明关于丙中洛的幻想次第出镜：像开锅一样的江水、倚江而建的梯田、没日没夜的云雾、叮叮当当从一堆云雾走进另一堆云雾的马帮、石片屋顶、木屋村落、教堂，还有丁大妈……

丁大妈住在重丁村，是当地最早开客栈的人。她说自己经营客栈是个巧合：“一九八几年的时候，我家里一共有15口人，算上媳妇、女婿共有6个民族，白族、藏族、怒族、傈僳族、广西壮族，还有汉族，是讲好几种语言的大家庭。刚开始来这儿旅游的人很少，一两个人带着相机转来转去，我给他们指路，喊他们到家里来玩，喝喝茶。家里人多，见有客人来就更高兴，一个传一个，旅游的人就多了。公路不好我们不能赶人家走，没有床，睡在我家的草垛里，全家人都很过意不去。到我们这种偏僻的地方来玩，如果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客人以后就不会再来了。于是，全家商量借钱修建了一幢大房子。”

除了是当地货币经济的先行者，丁大妈还是重丁村教堂的管理人。教堂是怒江峡谷内的一个特色。丙中洛被称为“人神共居”的地方，一方面是指它的景色如画，另一方面可能也指这里教派众多，是众神垂怜的地方。基督教、天主教、喇嘛教都在当地有大量信众，几乎每个村都有教堂。不同宗教能在如此近的距离内共存，确实是件有意思的事，但这也是以血的代价换来的。清末教案频发，丙察察一线是喇嘛教与外来宗教的纷争重地。1865年9月，天主教传教士勒努在察瓦龙崩卡乡建的传教基地，遭到当地喇嘛教徒的攻击。第二天，丙中洛秋拉桶村的教堂也被袭击，传教士吕项在逃亡时溜索过江被追赶的喇嘛开枪击中，掉进江里，成为怒江峡谷内殉道的第一人。1905年，著名的“维西教难”爆发。丙中洛乡普化寺的喇嘛洗劫了白汉洛教堂，并火烧教堂和附近民房。教堂神父任安守向清廷告状，最后清政府共赔偿教会及死难家属抚恤金和财产损失白银5万两，并任命任安守为西南唯一拥有“四品顶戴”官衔品级的传教士。虽然任安守并没有从政，但这次胜诉和加官晋爵的传奇影响到他和喇嘛们的交往，为此后和平共处奠定了基础。

重丁教堂算是这一系列教难的衍生品，据说修建此教堂的资金来自清廷赔偿“维西教难”的白银。外形采用厚重的墙壁和拱形门窗，制成尖细高耸的整体轮廓，白墙上描画着蓝色的宗教壁画，蓝天掩映下非常漂亮。任安守为修建这座教堂耗尽心力，死后就埋在教堂后侧，墓前只有一块不起眼的长方形石碑，简单地写着他的名字和生平。教堂原本很大，但在“文革”中被捣毁，新建的教堂比原来小很多，陈设简单。布教台下前几排长椅上，放着教民们的祈祷书、布包、笔记本。进门处的告解室空着，我问神父在哪里，丁大妈沉下脸说：“你看就看，拍照就拍照，不要问这么多。”

虽然开客栈多年，丁大妈身上仍然没有生意人的那种热络劲儿。我们到的那天，教堂大门紧闭，去对面客栈找她拿钥匙。刚到门口，几条土狗争先恐后寻声而出。赶紧在一片狗吠声中大喊“丁大妈”，她行动缓慢地出现在台阶处，穿灰色外衣，黑色围裙，没有笑容。

作为丙中洛最先开门纳客的本地人，丁大妈身上交汇着两种幻想：一种是当地人希望勇敢投身商品经济的潮流，改变全家人的生活；另一种是游客们希望他们停在原地，做一个不事金钱、淳朴好客的原住民。当她在《德拉姆》中对着镜头说希望借无息贷款、扩大客栈规模时，她就已经逐渐走出了游客的幻想。网上对她的评价不好，说她眼里只有钱，已经被金钱污染了。如果不住她的店，就不让参观教堂。

走出幻想的还有整个重丁村。这个原本距离丙中洛乡大街最近的村子，旅游业很不景气。丁大妈说，就在大约10年前，她扩建自己的客栈时，当地政府给了每家2万块钱，让大家都发展旅游业，结果村民们毫无规划的自建房破坏了村庄最重要的旅游资源。原来从乡上公路走下来，一眼就能看到重丁教堂，但现在被重重叠叠的民房遮蔽。游客们不仅很少住在这里，连作为走马观花的景点都颇有怨言。

但丁大妈不明白做错了什么。她并不是个冷漠的人。虽然我们不住她的店，她仍然带我们参观了教堂。教堂里我的提问让她不快，但走出教堂后，她缓和了神色主动对我说：“神父在山那边的迪麻洛，一两个月过来一次。有时候也会有别的地方的神父来这里，但我们这里没有常驻神父。”她还邀请我们去家里喝茶，让我们摘屋后树上甜透的李子。聊到我们同属一个属相时，她笑了，说按这里的说法，女人属蛇是好的。

一张严厉脸上出现的笑容总是更动人。我隐约觉得，丁大妈刚见面时的表情，是经历了很多失望后的严肃和冷漠。现实不尽如人意又无法理解。这里本来是天主教的重镇，不仅有传教士为护教献出生命的历史，任安守神父的墓也葬在这里，但是教堂没有一个常驻神父。丁大妈的家是丙中洛最早的乡村客栈，但如今游客们却更愿意住在丙中洛入口街道上那些外地人开的客栈，这里接连三天一个客人都没有。风景固然如画，生活也很艰难。曾经吸引游客的多民族大家庭已经分散了，孩子们搬去贡山城里生活，丁大妈一个人支撑着空空如也的客栈。腿上的骨刺越来越严重，小腿枯瘦如柴，膝盖处却凭空肿出一大块。她拖着行动不便的腿脚，上午在山上玉米地锄草，下午在牲口棚前剁猪草，棚子上贴着“财源滚滚”的红纸条。

一位旅游行家告诉我，滇藏风景的特点是季节性特别强，属于每个地方最美的时间只有十几天。据说丙中洛最美的时候应该是冬末春初。泥沙还没有被水势搅起来，江水碧绿平缓，桃花艳红，梯田葱绿，云雾洁白，充满色彩的层次之美。因此，每年春节这里游客最多。这时候街上开客栈的外地人都回家过年了，乡村客栈们也会迎来短暂的黄金周。丁大妈家中40多人的客房全满。我想这个时候，游客们最能看到幻想中的丙中洛，丁大妈严厉的脸上更容易出现动人的笑容——当地人的梦想与游客的梦想在这个时节短暂地交汇。

雾里的表情

在丙中洛还看了几个村子，感觉大同小异，都是山清水秀但气氛冷清。这个季节游客不多，村里人也不知去向。走在村里必须时刻提防没有主人招呼的土狗，从台阶、院子、土坡上蹿出来，追着陌生人咬。

在众多村子中，雾里最具原生态。这里原叫“吾里”，但因为紧挨河谷，早上从河谷升腾的雾气，会把村子浓密地围住，所以后来被叫作“雾里”。绝大多数村子已经修了汽车道，但雾里村仅以一条崖壁上凿出宽约一米的马帮路与外界连通。交通不便，发展也更落后。怒江峡谷内正在搞新农村建设，沿江两岸大部分民房都按新标准翻修。传统的石板屋顶换成了蓝色镶红边的塑钢板，只有雾里村的民居还是最古老的样式：木板围墙，石板做顶，错落安置在山脚至江边的缓坡上，一条溪流从村庄和田地中流出。

我们到的时候正是午后，看到十几个人在村口一块玉米地里锄草。盛夏的田野一片葱绿，村民们一字排开，共同弯腰挥锄的身影，律动齐整，颇具美感，让人想起电影《安娜·卡列尼娜》里，19世纪60年代的农夫们在秋天金黄的田野里，一起挥动镰刀割麦子的场景。这里的农业生产还在实行原始的换工制。玉米地里的十几个人，包括5户人，同属一个家族，他们在锄草和收割的季节共同出工，不计报酬，被帮工的主人只需要供酒。锄草间隙，大家聚到苞谷地中央，那里有一个竹背篓，装着一大铝壶的苞谷酒。农夫们不分男女，一人一个瓷缸倒满，喝水一样喝起来。他们说晚上歇工后还要喝一场，一天能喝20斤。

太阳温温但实实在在烤着的山谷里，偶有山风微拂，石崖插入天空，水流自山上而下，泛着白花融入浑黄沸腾的江水。村民们喝酒时少有交谈，只安静地看着对岸山路。当有汽车交错时，有人低声模仿撞车的声音：“砰！”大家就轻轻笑起来。电影中农夫们在田野里整齐划一地挥动镰刀，轻盈从容，是一个幸福的场景，寓意在新旧激荡的年代，经过改革的农业共同体可以给身在其中的人安宁和幸福。可在雾里村，我从这些共同弯腰锄草的人脸上，看到的更多是茫然的平静。如果说怒江州因为崇山阻隔，与外界相差20年，那雾里村因为一条茶马古道的阻隔，比邻近的村庄还落后几步。他们脸上的严肃，与重丁村的丁大妈不一样。丁大妈代表着当地的强者——她勇敢地迎接并参与过外部世界，但峡谷中的大部分人连顺流而上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我想起福贡县城篮球场边的围观人群，他们的表情和球场上的热闹气氛格格不入。没有喝彩，没有鼓掌，好像只是因为无处可去，就这么静静地近似呆滞地看着球赛。这样的表情和在田间锄草的农夫们有相似之处。

一位多次来这里的游客告诉我，要看到当地人不那么冷漠的神情，必须在礼拜日。她拍摄过一个当地老大妈，大部分时候都神情漠然，甚至给她看自己的照片都没什么表情。但在一个礼拜日，这位游客看到她穿着极其漂亮，在等待教堂开门的台阶上，神采飞扬地和教友们聊天。宗教在这里是一种必须的存在，连强者丁大妈也说：“每天都要去教堂，这样心里会感到轻松。”

虽然没有那种高声大气的热情，但对闯入他们田间酒会的外来人，村民们还是表现得很慷慨，不停地给我倒满瓷杯。实在喝不了，我只好说：“再喝就醉了，待会儿走那条出村小路，会掉进怒江的。”当地人喜欢喝酒，醉酒闹事是这里最常见的治安事件。与丁大妈从重丁教堂出来时，碰到一个村里妇女，拉住她说了很久的话。分手后丁大妈说：她喝多了，尽在说胡话。因为醉酒从狭窄的山路上掉进怒江，估计也不是一件稀罕事。反正村民们都笑着接受了我这个理由，不再给我倒酒。大家开始低声讨论另一个问题：这条江到底流向什么地方？人掉进江里，最终会漂到哪里？

察瓦龙

在法国藏学家石泰安的《西藏的文明》一书中，西藏东南部是西藏文明的发源地。按照书中记载，东南部物产丰富，密林里有蜂蜜、红枣、黄杏，河谷里产小麦、大米，藏族的主要粮食青稞也生长于此，它的六角形状成为藏饰的主要图形。各个地方还有自己的特色：达布盛产葡萄、核桃、桃子、海棠，可以制造纸张的瑞香灌木丛。工布地区，出产竹子和很厚的桂皮；波密地区盛产竹子香料，还有药材。

从地图上看，丙察察一线进入察瓦龙后的区域，就属于西藏的东南部。但我看到的察瓦龙，就像富饶东南部一小块奇怪的补丁：街道被超重的大卡车压出连绵大坑，雨季时就成了污黑的水道。猪、鸡、狗在水坑中觅食。街两边的饭馆前都是污泥，老板也不热情。这里的生意没太多竞争。虽然来往的人不多，但走上这条路，前后100公里的地方，察瓦龙就是唯一歇脚的地方，每家店几乎都有自己有限但固定的熟客。我们到的时候是傍晚，从草场回家的牛群，沿着街中污水坑的边缘行走。一群藏族青年在酒馆内头碰头抱成圈唱《心太软》。坐在饭馆屋檐下的人们，呆呆地看着污水坑。

从来路就该知道要到的地方不寻常。自丙中洛往北，河谷愈加狭窄，山峰越来越高而尖，汽车像走在一个石桶里。西南的农民以和大自然争夺土地闻名。从怒江峡谷往里，平地很少，但只要河流流速减缓，或者坡度平缓一些，就可以看到一小块一小块的绿色玉米地，黄褐色麦子地，像补丁似地在崇山峻岭中起伏。但丙中洛到察瓦龙的山路纯然荒凉，看不到人力的踪迹。两面石壁直插江中，没留下一点人力耕种的可能。山路愁肠百结。山路一会儿在180度转弯后平行的另一侧，一会儿路不见了，汽车好像朝着石壁开过去。山崖下，江水像开锅一样摇晃翻滚。我们对道路的惊叹刺激了司机的表现欲，他一边讲着路上的种种惨剧，一边发出亡命的笑声。“啊哈哈，又看不到路了吧。”“前一阵就有两辆车冲到江里，车没找到，人没找到，现在还在江里漂着呐。咦哈哈哈……”

从丙中洛到察瓦龙只有90多公里，但汽车开了6个多小时。下午18点多，感觉汽车开出了风雨如晦的石桶，江岸出现一丛丛生长在砾石堆上的仙人掌。即便是雨季，仍然有很多仙人掌呈半枯萎状。快到察瓦龙时要经过两个滑坡区，实际是路旁的山被风化后，一整面山坡从山顶开始裂为碎石，当地人称之为“大流沙”。有太阳的天气，远看像一面泛着灰蓝色光的大瀑布；有风的时候，碎石就簌簌往山路上滚。据说马帮时代的行路规矩是，即便这里距离察瓦龙只有几公里，但为了安全，只要过了中午，就不能从这面碎石瀑布下通过。

历史上，察瓦龙是一个有权势的地方。它和维西府共同治理滇藏交界之地的丙中洛和独龙江地区。丙中洛就是藏语的“藏族村”，自察瓦龙而来的藏族和喇嘛教文化，在怒江下游也占据强势。据说独龙族女性纹面这一习惯，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不被抢去为奴。传闻不知真假，但在清朝官员夏珊实地考察后写的《怒俅边隘详情》中，确实记载了察瓦龙土司在怒江和独龙江地区的颇多恶行。当地人在节庆时喜欢杀牛享众，“察瓦龙牛厂就以牛买人，一个人值三条黄牛。强令上江百姓领牛，为之买人以充奴婢。强悍者每将懦弱者一家大小捉交察蛮，以偿牛价，或杀其强壮，捉其弱小以偿，此等事无岁无之，无月无之，尤为各江第一惨状”。解放西藏时，西藏地方政府在昌都阻拦解放军的军队就是从察瓦龙地区组织过去的。

这个曾经对下游造成伤害的地方，如今表现的外貌却是一个被伤害的地方。这里近似魔幻的脏乱，让人忍不住沿着街道看了又看，想搞清楚是什么在伤害这个曾经非常强悍的地方。本来想去江边的藏族村子看看，但又被村口土狗挡路，只好去宾馆对面的一个废墟逛了逛。里面有一块猪和鸡共用的土坑，还有各种机械残件，压扁的卡车头，各种颜色的挖土机翻斗、机械臂。当地人告诉我，察瓦龙乡虽小，却共有70多辆拉货的大卡车。

这么短时间的观察当然无法解释这里，但纪录片《德拉姆》中，有一个察瓦龙小学的藏族女老师次仁布赤的话，可能代表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的心声。她这样谈到自己的生活和梦想：“说来说去都是让人头疼的问题。这个地方太闭塞，环境不太好，我有点水土不服，常常生病，还有些其他原因所以我想出去，也想出去找爱人。”

总之，作为丙察察的核心驿站，察瓦龙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不合理的地方。物价很高，一间没有热水、几乎没有照明、马桶不冲水、洗手台的管道断掉的房间，收费居然和福贡县城里最好的宾馆一样，而且绝不议价。我莫名其妙弄丢了房间钥匙——一个塑料吊牌再加一块小铁片，老板规定赔100元。

老板是一个年轻的藏族女子，身材健硕，眉目秀丽，画着浓妆，手里捏着一大沓100元的钞票，站在后院的污水坑边。看起来年纪不大，但极会捍卫自己定的经济准则。她很坚定地告诉我：“钥匙虽然简单，但要去贡山或者大理配。不管从哪条路出去，都要走两天，每条路都是要命的难走。”说到行路的艰难，我就理屈词穷，只好出门沿着白天在街上走过的路线，希望找到那串莫名其妙消失的钥匙。此时天色已近全黑，天空幽蓝，映着山影。街上没有路灯，只有酒馆前的水坑反射着店里的微光。镇上最后一场聚会正在散场。摩托车轰鸣着，年轻人挤在门口道别。他们唱着歌，相互搂抱，对隔街的陌生人大声喊叫：“来，一起喝酒啊。”

土狗、苍蝇和天险

从察瓦龙到察隅的200多公里山路是旅途的最后部分，即便从寻求纯粹幻想的角度，这段路程的风景也无可挑剔。一开出察瓦龙那条黑乎乎的街道，就感觉豁然开朗。河谷里的藏族村庄干净漂亮，出了河谷就是原始森林，浓荫蔽日，古木参天，然后是大片大片开满野花的草甸，再往上走就到了高山的夏季牧场，能看到少见的好马。我们的司机岗巴激动地指着路边一匹棕色的骏马大叫：“9万块！这匹马要值9万块！”虽然汽车和摩托车已经成为这里的主要行路工具，但一匹好马仍然在藏族人心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岗巴说他们村子每年春节时都要举行赛马会，拿到冠军的人和马都特别光荣。

可山路的难走比风景更让人印象深刻。我坐在汽车后排像麻袋一样被颠得东倒西歪，大部分精力都专注于抓住车把手，保持身体平衡，很少有时间静下心好好观赏风景。200多公里的山路走完，脑浆像被重组过一样，又晕又胀。山中气候多变，山谷里是热烘烘的太阳，山腰开始下起大雨，到山顶就变成冰雹。我们的车在翻山的时候被锋利的山石划破轮胎，因为山路本身颠簸得很剧烈，谁也没在意轮胎和车身有什么异样，居然一直从山顶开到山下。直到车轮的钢轴断裂，飞出轮胎，我们才发现整个轮胎已经被拦腰斩断。前后都是荒山，要到察隅县城才能有维修点，我们不得不在半路花高价重新找车。

总之，这就是怒江峡谷里的旅行，没有规则，意外不断。不过这样才能理解，那些幻想外的景物，才是这里真实的存在。在通往察隅的山路上，每到接近村庄的时候，密林中总有小猪蹿上山路，行动极快，像黑色的猎狗。个头比关在围栏里吃饲料的猪小很多，毛发稀疏坚硬，嘴鼻很长，感觉是介于家猪和野猪之间的物种。当地人称它们为藏香猪，是西藏东南部的特色家畜。在《西藏的文明》中，石泰安记录了猪和当地文明史的关系：“早在6世纪期间，那些反对赞普的谋反者们都藏身于‘猪树丛’的林间空地之间。当地的鸡腰身很小，一般都饲养在日乌齐、俄达、波密和拉萨一带，而且始终与猪共养。因此在赞普与其大相们互换的誓词中，他们发誓，如同猪和鸡一样永不分离。”穿过原始森林时看到的藏香猪，每天都放养在密林和山路的水坑间自己觅食，由此也能理解察瓦龙街上猪鸡并行的画面，在外来人眼里，这是一种反文明的奇幻场景。其实它们才是这里传统的主人，道路两边的房子，路上的卡车，脸色冷漠的人们才是闯入者。

游丙中洛的时候，在雾里村被一群土狗伏击，从村道、院子里、田埂上几面包抄，一直把我们赶出村子，犹狂吠不止。丙中洛乡上也有很多土狗，成群结队，整日在街上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一路上让人烦恼的还有蚊虫，在丙中洛遇到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来这里布网收集昆虫，他们的研究对象是双翅目昆虫。在峡谷里打灯布光一晚上，抓到的几乎全是各种苍蝇和细蚊。我在原始森林中步行时，每次想停一小会儿细看风景，就有一堆蚊虫旋风一样往脸上扑。苍蝇就更难打发了。从林芝骑自行车往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路上，总有几只苍蝇追随，专盯眼鼻和手臂，即便骑得虎虎生风也甩不掉它们。

刚从察隅进入波密和林芝地界后，以为已经安全离开了险山恶水。沿路村庄坐落在一整片一整片连绵的麦田中，房屋的样式比察瓦龙、察隅的复杂很多，大多是两层以上的宽宅大院。装饰也很讲究，屋檐墙角都做了复杂的藏饰雕花，很多门上还用蔷薇编成拱形的大花环。可这么富饶平和的风景中间，还藏着一个通麦天险。

我们过通麦天险的时候，因为修路和泥石流，被堵了好几次。这条路上堵车是常事，据说堵一两天也很常见。汽车走走停停，巨石就龇牙咧嘴地悬在头顶，好像随时可能掉下来。最长的一次堵车就发生在几天前刚爆发过泥石流的地方，堵了三个多小时，直到挖掘机雄赳赳地开过来，操纵机械臂张开巨嘴很麻利地清理路上的淤泥。当机器“哐啷哐啷”干活时，人们从断路两边排成长龙的车上下来，在一旁安静地看着。我想起去察隅的山路上，人们共同喊号子推石头疏通山路的场景，这样的人类共同体正逐渐让位于更强大的机械力量。一路上看到最多的，就是架设线路的工作人员，还有测量修路的前站人员。这里正在加紧修基站和道路。几年后再到这里，通麦天险就被通麦隧道、帕隆隧道、老虎嘴隧道取代了。汽车将离开犬牙交错的悬崖边，走在安全敦实的隧道里，那时候的乘客们会忘记这里的大自然曾经给人那么强烈的恐惧感，车上祈祷平安的经文会慢慢消失，人们齐心协力推山石的场景也会成为历史。

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这样的改变或许是件好事，但对旅行者来说，提供更新鲜感动的东西却可能减少了。土狗、苍蝇、蚊虫、天险，它们就像是幻想中的杂质，破坏着旅行的安逸和美好，但却是这里生态真正特殊的那一部分。如果有一天这些让人厌烦和恐惧的部分完全消失了，那种人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较劲的张力也就消失了，这片滇藏交界的险要河谷就和外面的世界一样了。（文 / 陈晓） 幻想藏族怒江西藏建设现实知子罗德拉姆丙察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