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谁在威胁年轻的民主？

( 7月26日，突尼斯反对党领袖布拉米遭暗杀身亡后，支持者走上街头抗议 )

近日，因为两起事件，突尼斯“复兴运动党”领导的政府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骤然加剧。7月26日，反对党领导人布拉米遭暗杀身亡。因怀疑是政治暗杀，大批示威者走上首都街头表示抗议。7月29日，8名特种部队士兵在临近阿尔及利亚边境的山区遭恐怖分子伏击身亡。在附近城镇，又有成千上万民众走上街头，许多示威者要求政府下台。

作为“阿拉伯之春”的发源地，突尼斯的政治过渡期曾保持相对稳定，而如今，该国出现了与埃及颇为相似的动荡局势。随着世俗派政党力量的壮大，执政党“复兴运动”同穆兄会一样，受到越来越强烈的指责。在反政府示威者中，有一支自命为“反抗”（Tamarod）的组织，他们模仿了为罢黜穆尔西而收集民众签名，并组织街头示威活动的同名埃及组织。

“抗议爆发的直接导火索是世俗左翼政治家之死，但后来，它表达的则是民众对突尼斯政治僵局和社会经济萧条的挫败感。”美国塔夫斯大学北非与中东历史学教授、中东研究项目主任罗伯茨（Hugh Roberts）告诉本刊，“由于其他党派的蓄意阻挠和破坏，复兴运动党始终未能将新宪法敲定并落实。这牵制了政府处理经济问题的精力和能力，其执政伙伴所能提供的援助又很有限。所以，对于期待失业率和社会公共服务条件在革命之后能够显著改善的突尼斯民众来说，目前的经济状况逐渐让他们忍无可忍。”

“埃及与突尼斯有两个具体相似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经济与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戈莱姆（Hafez Ghanem）也在研究报告中指出，“首先，突尼斯社会的世俗派与伊斯兰派也呈两极分化的状态，其世俗派甚至更为活跃。他们对与行政机构的‘伊斯兰化’不满，并且认定，复兴运动党的长期目标是将突尼斯发展为伊斯兰主义国家。其次，由复兴运动党领导的突尼斯政府到目前为止，也未能有效地重振经济。”

在罗伯茨看来，这两项政坛隐患已经进入了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中。激进的萨拉非力量的壮大使突尼斯世俗派产生了被威胁感，而复兴运动党因担心将该组织逼上恐怖主义道路，不愿采取决断的镇压措施。这使得这个伊斯兰政党饱受世俗派诟病。突尼斯士兵被害后，世俗派的担忧达到了最大值，复兴运动党也因此成为众矢之的。许多抗议者提出了非常消极的要求，比如要求政府下台、解散议会等。但这些只会进一步削弱执政党的决策能力。

“‘反抗’终将致使各个世俗力量联合起来，继续对抗政府。如今的突尼斯处在内外交困的情形下，多方力量想要推翻其民主革命的成果。”罗伯茨说，“突尼斯一党独大的体制已被完全废除，军方也没有参政或强权镇压平民的意图；复兴运动党是与两个非伊斯兰政党以及技术官僚们共同执政，在新宪法起草过程中，它也向世俗派的意见做出了重要让步。这表明，突尼斯不一定步埃及的后尘，但是，该国的民主人士无疑仍然面临着历史上最严峻的考验：他们能否克服自身党派带来的影响，通过协商达成一定的共识，来保卫他们亲自带来的，尚且年轻的国家民主？”

近两个月，土耳其、埃及和突尼斯接连出现了政府危机，虽不是唯一原因，但伊斯兰政府与世俗力量的意识形态差异在三国的政局动荡起因中均占有一席之地。“虽然经历了‘阿拉伯之春’，但在北非地区，政府伊斯兰化的倾向都有所加重。”波士顿大学政治学系的副教授劳伦斯（Jonathan Laurence）告诉本刊，“在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萨拉非派和与极端主义相关的基地组织四处发起攻击，而执政党派则是激进的萨拉非派的反对力量。从这个角度看，‘意识形态地盘战’对于国家安全来说是必要的。”

“但是，这些政府在后‘阿拉伯之春’时代的宗教地位垄断，不仅将非暴力宗教组织阻挡在了体制之外，也削弱了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劳伦斯进而说，“结果就是，一些影响非常广泛的宗教团体，如今只能在与法治完全脱离的某个领域发挥作用，因为他们的政治地位得不到认可。而如果新政权不能在宗教领域发展出更具包容性的政策，那么，社会变革迟早会让他们知道，他们不配长期拥有这些权利。”（文 / 邹珊） 突尼斯中东局势国际社会威胁民主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