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失去与再失去
作者：李鸿谷
( 1989年2月24日，日本裕仁天皇的葬礼在东京新宿御苑举行 )
1989年，对日本同样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刚开年，1月7日，在位64年（1926～1989）的裕仁天皇逝世。葬礼在东京新宿御苑举行，以中国国家主席特使身份出席葬礼的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记录：天皇葬礼从上午7时30分开始，持续到晚上20时50分，一共进行了13小时20分钟。——仪式分两部分，先是宗教仪式，只由皇族人士参加，现场用一块大幕隔开；然后是“大丧之礼”，也就是国葬，由明仁天皇、首相、议长等致辞……外宾悼唁，是大丧之礼的一部分。包括美国总统老布什在内，700多位外国政要参加了葬礼。
裕仁在位的64年，完整经历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与战败，以及战后日本的崛起。他的逝世当然是一种象征。只是，曾经的日本由此终结，而未来的日本，尚不明朗。
这年底，日本索尼公司宣布购买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随后，日本三菱公司宣布购买纽约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美国的国家象征”。这还都不算日本战后的辉煌顶点，1989年12月29日，日经指数创下历史最高点：38915点。这意味着日本股票占全球股市总市值的42%。裕仁天皇的昭和时代，在他辞世的那年，日本的经济实力空前。
与此同时，这年的11月9日，德国柏林墙倒塌；12月8日，美国总统老布什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首次相聚于马耳他岛。一般史论：“冷战”结束。
( 日本裕仁天皇（摄于1965年） )
谁获得了“冷战”的胜利？美国及其西方同盟。只是，在耗尽国力艰难地赢下这场持续40多年的“冷战”的时刻，胜利者美国的“灵魂”——洛克菲勒中心被日本买走了，日本还要买下更多的“美国象征”。媒体上，日本人在讨论：“美国何时成为日本的第41个县？”
这个时刻，从美国人的角度看，谁赢得的“冷战”胜利，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冷战”结束，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却是彰显了强大的日本及其财富。日本才是“冷战”的胜利者吗？或者换一种视角，以1989年为界，未来的日本，路在何方？经济体量如此庞大的日本，何去何从？既可证明侧重经济发展的国家——日本，是否可以蜕变成真正的大国，同时，也将证明日本是否能改变“冷战”后全球的权力格局。
(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 )
日本首相应有的姿态
日本首相应有何种姿态？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当选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的疑问——战后日本的首相们共同的问题，也是非日本人认识日本的一个最佳切入点。
( 1983年11月，中曾根康弘（右）在东京郊外的一个传统茶馆招待来访的里根夫妇 )
“最佳”之处在于，那个极容易被外国人忽视的日本天皇，与日本首相，是何种关系？是决定首相姿态的关键。理解日本政治，其传统及演变，这个进入点，很巧妙。
在日本首相里，中曾根康弘属于力量型选手。34岁那年（1952），他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质询中主张：自称和平主义者的天皇，在皇太子业已成人的今天，如果痛感过去的战争给人们造成的苦恼而退位的话，会给遗族和战争牺牲者以莫大的感动，使天皇制的基础更加巩固。——以日本政治家而言，对天皇评论，这恐怕算得上最极端的了。当时的首相吉田茂愤怒地把中曾根称为“非国民”。
( 1985年9月，五国财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签订“广场协议”。图为（左至右）联邦德国财长斯托登伯、法国财长贝格伯、美国财长贝克、英国财长劳森和日本财长竹下登 )
对天皇的“退位”呼吁的记录，来自获美国普利策传记大奖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赫伯特·比克斯著），日本人不会以这种方式描写他们的天皇。比如中曾根，在其自传《政治与人生》里，以完全迥异于美国人的态度记录：
昭和四十一年（1966）11月，我作为运输大臣向天皇秘密上奏。最后我这样说道：“陛下，恕我冒昧，多年来，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您。我可以问您吗？”
( 1992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访日，与日本首相宫泽喜一会面 )
阁僚向天皇提问这是史无前例的，就算是首相也不能这样做。通常情况都是天皇问，官僚回答。当时我49岁，第二次当上阁僚。我对陛下带着敬爱，恃宠似的问道：“司马辽太郎写过一本书叫《殉死》。在这本书中他写道：作为学习院长的乃木大将，在殉死的前两天，在宫中向三个皇孙殿下讲了离别的一堂课。在他刚说完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时，因为内容很难，您的弟弟秩父宫殿下、高松宫殿下就拉开门跑到了外边，但是，只有陛下您一人忍耐着一直听到最后。乃木大将在临终前，百感交集流泪说出这件事情，是不是真有其事呢？”
据说大正元年（1912年，当时裕仁11岁）9月11日上午7点，乃木大将到宫中晋谒天皇。乃木大将在最后的讲课中破天荒地让人回避，对殿下说明了作为天皇应有的品格。
( 1997年2月17日，在东芝位于日本川崎市的研究所内，工作人员正在和东芝公司研发的机器人打球 )
这实在是一个超级响亮的赞美。由这种极端恭敬叙述来推想当事人中曾根，如何可能要求天皇“退位”？只是，细究之后终会发现，名实分离与暧昧，是日本政治文化传统。
中曾根描述日本：天皇是权威的象征，而掌握形式权力的是内阁总理大臣。日本国家的构成一方是超然、另一方是世俗的双重构成。——如此结构，是日本进入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的新路径。但它又以“二战”为界，分为战前与战后两种判然有别的制度安排。
( 2012年11月5日，一架F-2战斗机在日本北部的见泽空军基地起飞，参加美日“利剑”联合军演 )
战前，首相是协助天皇，没有独立任免阁僚的权力；“二战”结束，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对日本新宪法提出的三原则分别是：保留天皇制、完全放弃包括自卫战争在内的战争手段、废除封建制度。这部宪法完成了天皇与首相权力安排的“名实分离”；简而言之，这个时候，制度上保障了首相握有实质性的政治权力。首相可以随意任免阁僚，在内阁会议上指定最高法院的法官，也是自卫队的最高司令官。
宪法虽如此约定，但事实上，“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战前首相的做法已固化在众人思维里，英美那种能够发挥领导力的政治被人敬而远之。新闻媒体原本就是反抗权力的，常常认为那些具有领导能力的首相形迹可疑，动不动就嘲笑和攻击他们”。“名实分离”制度运行于日本传统文化之间，结果显现是权力关系的“暧昧”——法律规定首相的权力，却未必得到大众与媒体的认可。“暧昧的日本”，大江健三郎对战后日本的界定很准确。现实如此，却未必能够约束以力行权的中曾根。“担任首相时，我提倡日本的首相应该成为总统式的首相，并始终本着这种想法运营了政权。”
( 2009年10月，一名美国顾客在纽约一家丰田汽车专卖店内选购汽车 )
像总统一样运营政权的中曾根，显然无须改变天皇与首相之间的“名实”关系，宪法俱在，制度已经安排。只是，领导日本的中曾根意识到另一种权力关系结构需要改变——战胜国美国与战败国日本之间的“主从”关系。他的战略目标是：完成“战后政治总决算”。日本要改变依附美国的状况而寻求自立。
日本国内政治权力的“天皇与首相”的战后转换，公允来看，是基于“二战”结束后，美国/日本权力结构关系而重新制定的。“二战”的胜负关系，导致的美日关系尤其是其“主从”结构，才是认识战后日本的不二路径。
( 1995年6月8日，通用汽车公司经济政策总监托马斯·沃尔顿（左）和福特公司公共事务主任苏珊·萨克森（右）出席有关美日汽车争议的听证会 )
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两个月（1950年4月），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向华盛顿表示：日本愿意支付美军驻扎日本的费用。原本期待与蒋介石中国结盟，结果却失去了中国大陆的美国政府，面临已经到来的“冷战”——在战略上，军队驻扎日本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有了吉田茂如此主动的表示，美日关系因而有了重新规划的机会。吉田选择“让世界最强大的美军驻留日本，为日本安全提供保障”，这种“听话的失败者”策略，是为着寻找日本战后生存，以及日本重新崛起尤其是经济上的重新崛起之道。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与日本国内都要求日本重新武装，日本研究者五百旗头真编著的《日美关系史》记录：“吉田虽然在心底也倾向这一观点，但始终表示不会在媾和前重建军队。他这样做是有其深切考虑的，吉田唯恐重整军队造成的经济负担会引发经济不稳定，成为滋生共产主义的温床。出于优先建立自主安定的经济及健全的国内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判断，吉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日本因此将国家安全委托给美国，专走经济发展一途。
( 1990年7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和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休斯敦俱乐部温泉酒店内交谈 )
吉田道路，是临时性的策略，还是长远性的结构？朝鲜战争结束不久，这个问题便成为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1954年，吉田下台，反省并反对其道路遂成浪潮。《日美关系史》描述：“可以很中肯地推断，此时，日本人要摆脱美国自我独立这样最广泛的共识已经达成。但由于日本现实的国力、国内形势以及国际环境等原因，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政策，还是作为一条外交路线固定下来。”
有意思的是，中曾根是吉田道路最激烈的反对者，这一派在日本惯常的称谓是：保守主义或者“右派”。吉田之后30年时间里，他们在日本政坛亦起伏跌宕，但作为一种政治势力，从未消失。1982年11月27日，中曾根获任日本首相，他理解的“日本首相应有的姿态”，当然不仅是与天皇的关系那么简单，日本如何与美国相处，才是核心所在。而日美关系之上，中曾根期待在自己的首相任期内，“日本争取成为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政治大国，直接参与解决国际重大问题，更有效地保持和发展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真正成为世界大国”。
( 2003年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街头景象 )
对于日本，“自立”之后，目标是：“大国化。”
隆康关系或“中里根”
( 日本佐世堡海军基地 )
中曾根获权之际，对应着太平洋彼岸，美国已经进入“里根时代”。
美国国内，撤离越南后的“越战”后遗症形成广泛社会问题，经济上则通胀持续并加剧；国外，美国使馆人质被伊朗扣押，在这层耻辱之上，更耻辱的是，美国的营救行动失败了——34年后，当年人质事件背景下，描述这群美国人逃离故事的影片《逃离德黑兰》，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2013年）。一点偶然与意外的成功，掩饰不了当时美国人整体性的颓唐。而在营救之际，苏联把坦克开进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里根时代的开始，局面很糟。
一般评论，里根时代最核心命题是：如何再次确认美国自我意识里的“美国强大”观念。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是其战略选项里最具戏剧与传播性的。后来美国人自称，因此计划，拖垮苏联，“冷战”结束。当然，实情要比这种自夸复杂得多。
美国希望盟国日本能和自己一道打赢这场新局面的“冷战”，要求日本将防卫费用增加到9.7%，日本首相铃木善幸最终选择的增长幅度是7.6%，与美国政府的期待相去甚远。对于美国人雄心勃勃的计划，铃木与日本参与的兴致有限。铃木之后，1982年底，中曾根康弘继任首相。这是里根总统必须要抓住的一个机会。
中曾根记录他上任后第一次访问美国：
第二天早晨，总统邀请我们一家去白宫他的私人居所共进早餐。据说获此殊荣的只有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等一两家人而已。
席间，总统说：“你以后就叫我隆（名字的第一个音节）吧。你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是什么？”我回答说：“是康。”由此，建立起了我们的“隆康关系”。
“隆康关系”译文，出自《政治与人生》中文版，还有另一种中文翻译更传神：中里根。
与一般望文生义的理解不同，日本的保守主义或者保守派寻求“日本自立于美国”，其路径选择，不是对抗与冲突，而是与美国友好的“美日同盟”结构之下，寻找说服美国人接受日本强大的事实，而予日本自立的机会。日本右倾这一派的首相，比如岸信介、中曾根与后来的小泉纯一郎，既是日本自立于世的鼓吹者，又都是超级“亲美派”。美国媒体问中曾根为什么总是支持里根？中曾根的答案是：“因为我喜欢（著名西部电影演员）约翰·维因。”
美日两国首脑既成“中里根”关系，那么，日本对美关系的相关政策势将调整。中曾根选择的是两项调整：第一，防卫费作为紧缩财政的例外。大藏省当时的防卫费预算与其他预算同步增加5.1%。中曾根做出增加6.5%的指示。第二，承认已成悬案的对美防务技术供给。这两项政策，尤其是日本对美防务技术的供给，看似小节，细究之下，波涛汹涌。
“星球大战”计划，是美国动用全部资源对抗苏联，以期赢得“冷战”领先格局，并提振美国人信心的战略选项。只是，突出军事，军费投入大幅增加，是需要经济实力作为依托的。其实，里根时代，国际关系的主线自是“星球大战”，但关键却是“里根经济学”——里根放弃凯恩斯主义而选择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英国的撒切尔私有化一起，被称为改变世界格局的经济道路。经济自由主义由此成为“成功”的道路模式，中国至今仍受此影响而有教条一派。回到里根时代，其所面临的美国现实，比后来抽象出来的教条要复杂许多。
“里根经济学”按其政策宣示，由四个部分构成：一、削减联邦政府支出；二、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三、放松政府管制，减少政府干预；四、反通胀的货币政策。时过境迁，现在可以更公正地看待里根时代的得失。简言之，里根执政8年，美国经济终于走出了“滞胀”，经济增长率上升到3.3%（里根接任时为-0.2%），失业率降到6%（之前为7%），通胀降至4%（之前为13.5%）。这当然成绩不错。只是，有所得定有所失，里根的美国政府从经济角度看，所失为何？二项。其一是巨额财政赤字。办军事需要钱，而且是很多很多的钱。里根第一任期结束时，美国财政赤字即达2120亿美元（之前仅790亿美元）。其二，贸易赤字。1981年，美国还是拥有1410亿美元国外净资产的债权国，而到了1985年，却成了拥有1110亿美元负债的债务国。4年时间，发生了高达2500亿美元的财富转移。
得失如此，其原因，在里根政府经济政策里，一目了然，并无秘密。
直接的解释是：既要增加军费，又要降低通胀，唯一的利器是提高美元利率。里根说服选民：“强硬的美元！强大的美国！”保罗·沃尔克在1979年出任美联储主席后，连续3年提高利率。“当时，美国的官方利率达到两位数，明显高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市场的利率则高至20%，比主要发达国家大都高4个百分点。”如此一来，美元利率上升——美元升值——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美元升值，美国贸易赤字自然无可避免，而美元升值的同时，也意味着非美元货币贬值的过程。
这一升一贬之间，从国际贸易里获益最巨的则是日本。
1985年前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同时，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此出彼进，对应明确。1980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76.62亿美元，1985年为461.5亿美元，5年时间，增加了5倍。
这才是“中里根”所面临的真实的挑战。
广场协议
“强硬的美元！强大的美国！”里根的竞选宣言，将坚挺美元直接与强大美国挂钩，铿锵有力，极有传播效率；这背后的理论支持是自由主义经济原理，尤其是全球自由贸易。这也是后来自由贸易以及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再度广泛流传的基础。只是，第一任期结束，贸易与财政赤字就已如此巨额，里根政府还有无存在的空间？比空洞的理由更具压迫力，任何美好的理论也是抵抗不住现实的变迁的。里根团队里的核心成员——美国财长詹姆斯·贝克与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里根的第二个任期，已决意改换道路，弃贸易自由主义，而行贸易保护道路。
从何处着手扭转高额赤字？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与日本大藏省官员行天丰雄合著的《时运变迁》一书分析：在财政赤字、经常财户逆差和国外资本流入这些因素中，前两个因素不容易改变，但第三个因素，即国外资本的流入则很容易发生逆转。如果美国贸易赤字和经常项目逆差进一步扩大，就有可能使市场丧失对美元的信心，从而引起国外资本大量流出，这将对美国国际收支平衡带来空前灾难。
国外资本大量流入，热钱涌入，是因为美元升值，改变之道，关键在于调整美元汇率。
方向既已明朗，被称为强硬、务实的政治家——美国财长贝克，选择的解决方式是：国际经济协调。即由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五国财长开展协调讨论，如何降低美元汇率，减少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然后，“提出就多边汇率问题进行联合行动”。
1985年9月，五国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签署协议干预汇率，史称“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对全球经济，尤其是日本经济影响巨大，是一直被研究的“经济事件”。“广场协议”签署10年后，非直接当事人保罗·沃尔克与行天丰雄出版了他们分析评论这一事件的经济政策选择及世界经济趋势的《时运变迁》。20年后，财经记者、日本经济新闻社评论部副委员长泷田洋一遍访直接当事人，并以当年参与者个人的原始记录为基本材料来源，出版了《日美货币谈判——内幕20年》。至此，“广场协议”才粗显轮廓。
日本为何会加入这一游戏？当时的首相是中曾根，藏相则为竹下登，因为后来这一事件在大众媒体里直接跟日本“失去的”年代相关，在各自的回忆录里，他俩都完全回避，没有任何内容供给，仿佛没有发生一般。因此，在相当长时间里，根据《时运变迁》的记录：“（广场饭店）会议上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后来成为日本内阁总理的藏相竹下登，居然主动表示认同日元10%以上的升值幅度……竹下大臣的态度使其他参会者很惊讶，这对会议最后的成功有着重要的影响。”“广场协议”在多数分析里，被倾向认为是日本主动促成的结果。
《日美货币谈判——内幕20年》的出版，填补了竹下登何以如此表述的事实链环。
“广场协议”于1985年9月22日形成，而事实上，这年初，在华盛顿五国财长会议上，已经达成合作干预意见，决定以德国为中心卖出美元干预市场，但是，“日本却没有这么做”。1985年1～3月，德国联邦银行卖掉了48亿美元，美国在此期间也卖出了6.6亿美元。美元价格此后缓缓下落，到了夏初，美元下跌了约20%。但是，进入夏天美元又开始走强，市场没有意识到德美对市场的干预，更没意识到美元将长期走软，以为是正常的调整，这使第一次合作干预远未到达预期。于是，有了9月的再次联合行动。在这次的财长会议上，被认为不太可能妥协的日本代表竹下登竟然允诺日元升值10%，大大出乎其他四国的意外。
在日本大藏省，竹下登还是向他的同事解释了日本为什么参加“广场协议”：
“二战”失败以来，对我们来讲，美国一直高高在上。但是贝克部长向我深深地垂下了头，恳求道：“求你了，竹下大臣，美国需要你们的帮助。”“美国狼狈不堪至如此地步，如果低头向日本求助，日本必须帮助它。”
如果放在日美历史性的结构关系里判断，竹下登这番解释，合乎情理。与此同时，中曾根正需要借助美国的支持实现“大国化”，虽然目前仍未见实证材料，但多数研究者指认他直接推动了此事，以此取悦美国政府。所以，那年9月的“广场协议”磋商，事实上不是讨论干预与否，而是一次财务分配的会议。结果商定合作干预的期限是6周，到当年的10月底。在此期间干预的总额为102亿美元，具体构成：美国32亿美元，日本30亿美元，德、法、英三国合计20亿美元，其他G10（西方最发达的前10个国家）成员国共同出资20亿美元。
“广场协议”如何对日本经济发生作用与影响呢？五国财长分配干预资金额度之际，美元兑换日元的汇率为217，一年后（1986年底）到达200，两年后（1987年底）到达123。日元升值远远超过预期的10%。
“广场协议”签署后的第二年7月，宫泽喜一接任大藏省藏相。之后，当经济泡沫破裂时，他又是日本首相，日本经济过山车的关键时刻，都让他碰上了。这也算得上是特别的人生。《宫泽喜一回忆录》记录了日元升值：“我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也许就在当天的早上，我还跑到有关部门去找负责人商量过，当天再买进20亿美元，看看能不能压一压日币的上涨势头。20亿美元在当时相当于3000亿日元，是笔大数目，但即使如此不惜血本，频繁买进大笔美元，还是感觉像投进了无底洞，根本无法撼动汇率的强劲走势。”
此时开始，日本媒体逐次记录“宫泽·贝克会谈”——日本藏相与美国财长的会谈，仿佛是解决日元升值的唯一办法。现今遍寻各方材料重温那段历史，还是不免让人意外与感叹，寻找美国政府的再次干预，似乎是此时日本恒定不变的策略，既单调又顽固。这或许是日美关系的真实象征，只是作为非日本人，不太能够理解。
为了汇率的最后一次“宫泽·贝克会谈”，是在1987年——“这年正月里，日元突破150关口，为此我整个元旦休假都忧心忡忡。说起来惭愧，为这事儿，我还专程去过华盛顿，向贝克陈情，汇报困境。”这次会谈，宫泽的行程，还真是风雪兼程，前途茫茫。“我本来打算是陈情完毕立即回国的，可是却出了意外，华盛顿忽降暴风雪，阻断了从华盛顿大使馆到机场的交通。……汽车深陷雪中，开车人无奈只得暂时弃车而去，这又导致后面的汽车无法前行，造成恶性循环。”最后，被阻的宫泽因为美国军方飞机护送，才由芝加哥转道回国。
世事难料。风雪之后，日元虽然仍在升值通道里，却再也不是藏相宫泽需要担心的问题了。日元升值，真正影响日本，只有一年：外贸出口增速由1985年2.4%下降到1986年的-4.8%，实际经济增长率从4.1%下降至3.1%。一年过后，1986年12月开始，日本经济进入了连续58个月（1986年12月～1991年9月）快速增长期，史称“平成景气”。与此同时，原本以为美元贬值，可以增加美国商品出口，特别是对日本的出口，改善贸易逆差，结果日元虽然升值，而且远远大于预期，可美国不仅没有减少逆差，反而连续两年在加大贸易逆差。
政治干预经济活动，结果未必在政治家的设计与想象之中。参与“广场协议”，日本的初衷是帮助美国渡过难关，可是结果，一则未曾预料日本却因此进入了58个月高速发展的“平成景气”期，再则更未料想，随后日本又进入长达十几年的“失去的年代”。
东芝事件
中曾根乐意以“亲美”而换取美国对日本大国化的支持，只是，历史演进未必在政治家的理解之中，更非政治家可以轻易操纵。日美两国，此际经济结构与能力已经逆转，正在新的均衡过程中，政治关系虽然热闹，但两国关系实质性的内容则是纷争。
细细梳理美日经济关系尤其是彼此角色的转变，1968年是一个关键年份。这一年，日本超越西德，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资本主义国家，仅次于美国）；3年前，日本对美国贸易已经出超，顺差3.3亿美元。而这一年（1968年）却是美国最糟糕的年份，年初收集情报的“普韦布洛号”被朝鲜扣押，艰苦谈判一年，被扣美国人质才终于获释；之后北越军队又发动被称为“四面出击”的全面进攻，美国在“越战”中越陷越深……升降之间，日本的赶超速度加快。
1983年，美国政府商务部提出的报告称：在5个高新技术领域中，美国目前只在飞机制造、航空航天技术领域仍然保持着领先地位，而在半导体技术、光纤技术、智能机械技术领域全部落后于日本。如此格局，“美国武器系统中的高级电子部件40%来自日本”。
两国实际力量的变迁，国家关系到了调整的关口。
诡异的是，日本未必乐意将自己的武器装备技术卖给盟友美国人，但此时他们却将西方盟国限制出口的先进机床卖给了苏联。1988年，违规向苏联出售9轴数控机床的“东芝事件”爆发，2009年美国方面解密相关材料，这一过程堪比超级谍战片。但故事的精彩，不在东芝如何偷偷将机床卖给苏联人，而是之后美国与日本如何在彼此国家能力发生改变的现实之下，处理此事。
“东芝事件”的爆发，始自日本人熊谷独的揭发。1985年12月，他向美国政府商务部、巴黎统筹委员会组织发出证据确凿的信函，举报日本各公司向苏联出售违规高级机床等设备。熊谷独是一家国际贸易公司——日本和光贸易公司驻莫斯科办事处的首席代表。在和光公司工作了22年的熊谷独，之所以举报，他自己的解释是：“公司只将他作为一个仆人。”虽此，决定报料，他还是犹豫了半年时间。这期间他跟公司谈判“保持沉默”的条件：“免除公司相关人士的职务，停止与苏联方面关于巴统管制项目的谈判。”结果，公司根本不理睬他，于是，他寄出了他的证据。
熊谷独寄出的材料里，揭露的日本公司违规出售的产品包括：
潜水艇螺旋推进品铣床/MBP-110（9轴），MF-4522（5轴）/东芝公司
SAW声呐制造设备/村田机械制造公司
单晶体熔炉/三城物件
高清晰度摄影感光乳剂/柯尼卡公司
这些设备之于苏联的价值何在？中国研究者崔丕研究解密档案，在其《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史研究》里揭示说：1985年3月，美国公民约翰·沃克父子向苏联出卖了美国根据潜水艇推进器的噪音探测苏联潜水艇方位的技术。此前，苏联潜水艇因其噪音过大，一直可以被美军追踪与监控，而他们并不知晓。苏联人潜艇的技术方向主要集中于下潜深度与航行速度方面。有此情报，苏联调整势在必行。而东芝两款机床，无论是9轴还是5轴，都是为螺旋推进器降噪提供支持的高级设备。有报道说，东芝机床被苏联购买后，美军再也追踪不到对方潜艇了。主张严惩日本公司的美国参议员邓肯·亨特与伽恩计算，苏联因为拥有这一机床，“美国不得不因此而额外支出3300亿美元用于改进和提高海军设备”。
无论如何，这都算得上大丑闻。东芝公司为何要违规出售如此高级机床？答案是利润。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信息中心通过情报计算：这批设备的销售价格达1743万美元，“相当于日本国内市场价格的10倍”。“冷战”期间，如此高级设备流入敌国，美国军方当然不遗余力追查，他们调查表明：1986年，东芝机械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销售收入总额达220亿美元，其中在美国销售略高于10%，而在共产党国家的份额则达到13%。
对于美国政府而言，是否选择严惩日本公司，才是这一事件的关键所在。结果出乎舆论界所料，对“东芝事件”的处罚时间由5年减至3年，范围由东芝集团的所有产品缩小到东芝机械公司的产品。相关评论认为：“其程度之轻微、反差之巨大，都是史无前例的。”
轻轻放过东芝，放过日本，美国人用意何在？他们需要跟日本达成另外两项交易：其一，美国引进日本防务技术；其二，美日共同研制FSX战斗机。
所谓盟国，基本指标之一是军事上的深度合作。而美日两国，在军事上，恐怕远胜于深度合作——“美日安保”，美国事实上在保卫着日本。这种格局，多数时候，面对美日军事关系，都可能想当然以为天然牢靠，但事实未必如此，毕竟他们仍是两个国家。“冷战”结束，美日共同的“冷战”对手苏联解体，美国把军队驻扎日本的原本理由消失。在日本，美国是否还需要军事存在？美国驻日海军陆战队司令亨利·斯洛克普尔少将的判断，后来被广泛引述，成为美国态度最佳说明：“美国的军事存在，是阻止日本军事强权复活的‘瓶塞’。”警惕并防止日本——这是美日军事同盟的另一面的含义。
当然，多数时候，美日军事同盟都是“阳光”的。“冷战”期间，美国不断地将防务技术转让给日本。“一方面加深它对我们的依赖，同时也扩大我们的出口。”美国前驻日大使阿马科斯特分析说，“可是到了80年代末，日本技术发展轨道越来越独立于美国，而此时，美国却越来越依赖于日本的防务技术。”“阳光”之后，问题出现了。早在1976年，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规定，日本不向任何国家出口武器与防务技术，包括美国。
所以，中曾根上台，要跟美国搞好关系，建立“中里根”联盟，前面两个示好策略中的一个，就是承认对美防务技术供给——按照“例外程序”取消对美国的防务技术出口禁令。首相的政治决定，在官僚体系里的程序则成为：逐项审批申请制度。1985年美国政府邀请日本参加“星球大战”计划，美国要求日本转让的军事技术有36种之多。但随后近两年时间，“逐项审批”只通过3项技术，这让美国方面既恼火又无可奈何。进入细部，无论防务技术的转让还是两国汽车的准入与审批，美国占不到任何便宜。“东芝事件”惩罚日本公司的收益，当然比不过解决这一防务技术转让的制度约束。
FSX战斗机更集中显示出日美两国在各自国力变化，尤其是日本开始领先之后，彼此的纠结与矛盾。
简单说来，日本希望除发动机外，这架战斗机其他部分全部由日本独立研制。这并非日本方面的偶然与冲动，日本的航空自卫队、航空与航天部门以及产业界，一直以来竭力主张自己发展一种新式战术战斗机。如何理解日本方面差不多算得上深思熟虑的选择呢？阿马科斯特分析：日本战斗机如果研制成功，势必会转向民用航空，而这正是目前美国为数有限的两个领先的技术领域——美国国会认为：日本独立研制，是向美国提出挑战的重要标志。
盟国如美、日，两国关系即使在“中里根”时代，警惕、约束、抑制对方可能的领先，也是常态。国家利益，不是空洞之词。“东芝事件”的另一个结果，经过3年谈判未果的合作研制新型战斗机项目，最终被纳入美日共同的轨道——“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将向日本提供尖端的F-16战斗机技术，并在系统集成技术方面给日本以帮助。作为回报，美方将无偿获得日本人在这方面的技术改进情报，并且美方可以在提出要求并且付酬金的前提下，获得项目中所使用的非衍生性技术。”FSX战斗机，2000年服役日本自卫队，此时更名为F-2战斗机。
中曾根首相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确实是对日本国力现实分析后的战略构想；只是，他选择以“亲美”而获得自立于美国的机会，很好的设想，却是未必能够走通的道路——日本国力的强大，首先就表现在对美国实力的接近，或者超越。日本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首先有赖于美国如何调整自己与日本的关系，以及两者互动而形成的良性结构。这个故事当然值得细细琢磨，日本曾经的困境，也是现在与未来中国的待解难题。
汽车贸易
“东芝事件”，一桩可能对美日两国造成重大伤害的事件，在“中里根”关系结构里，得以妥善解决。此事告终，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评价那两项协议：“我们现在才第一次有了过去没有过的获得日本技术的渠道。”
但是，这起事件在可控制的舆论范围里解决，只是偶然。两国国力的变化，摩擦、碰撞与冲突才是常态。上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在相当意义上是日本“弯道超车”机会——日本节能小型车研发成功，市场快速而广泛响应，美国汽车业遭遇空前竞争。
贸易上的逆顺、经济上的得失如何影响政治，尤其是国际政治，美日两国的汽车纷争是经典样本，可以用来理解现代国际政治关系演变背后的力量来源。进入里根时代，在美国本土汽车市场，美国产品已难敌日本汽车，于是，全美汽车工会（UAW）向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提起诉讼，要求限制日本车的进口。ITC撤销了UAW的诉讼，虽此，日美汽车纷争经此诉讼，却也如愿地进入美国国会政治。UAW的目的已经达到。
最初彼此谈判的解决之道是，日本自我约束。1981年，美日两国就汽车贸易达成协议，未来3年，日本每年汽车总输出量不超过168万辆。这样的协议，显然无法熄灭两国贸易摩擦与纷争。对于大量进口到美国的日本车，限制其数量，毕竟还是守势；美国汽车业批评日本，说他们的汽车市场远不如美国开放——老布什时代（1989～1993年）的美国驻日本大使迈克尔·阿马科斯特描述说：“我常常向日本朋友指出美日和美德在汽车贸易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日本和德国都是汽车生产大国，我们与日本在汽车问题上冲突不断，但我们与德国却没有遇到这样的困难。主要原因在于，德国人既是出口大国也是进口大国，而日本却基本上只出口，并且将大量外国人的本国市场份额限制到很小。”
这样的比较，让日本人无话可说。贸易冲突，话语权与游说公众的能力，是另一竞场，比想象重要。后来中美贸易冲突，美国人拿来指责中国人倾销的证据，是与所谓“市场化”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对比，这与批评日本汽车业的方式，理路一致。
仔细分析日美两国汽车贸易，日本市场果真如美国人所描述般封闭？这是一个很难“宏观性”予以结论的问题，实际，日本在规则的细微处，颇用心思。美日汽车贸易是两国贸易主体部分，日本的贸易顺差也主要来自这一领域。对国内市场的汽车，日本规定：从售后第三年起，每隔两年检修一次，从第十年开始每年检修一次。这看上去很正当，但接下来的事实是：日本汽车检修基本上由日本几大汽车公司垄断，零配件只能向汽车公司或他们指定的代理商购买。汽车配件这一庞大的市场，美国挤不进去。
最让美国汽车商恼火的是，日本对进口到本土市场的美国汽车设置了复杂繁琐的检查，而美国却未对日本车进入美国市场设置过什么障碍。日本通产省解释这种苛刻：“日本生产了成千上万辆符合美国市场标准的汽车，没有人会怀疑日本汽车的标准。而底特律对出口的重视程度却要低得多，总是想把主要是为其他市场设计的汽车销往日本。”——对进口美国汽车进行复杂的审批程序，日本人决不松口。
经济纠纷，背后真有什么是非曲直吗？
双方冲突最巨之际，阿马科斯特是美国驻日大使，日美彼此间的攻防手段，他岂能不知。在后来他出版的记录驻日外交官生涯的回忆录《朋友还是对手》里，针对美国汽车厂商把自己在本土市场上的失利转换描述成日本不开放市场这一策略，他毫不留情面：“美国汽车厂商没有一家公司曾投产过一种针对大规模市场的、方向盘位于右首的车型（日本本土汽车系右舵，与美系车相反）。”如此漠视，日本市场的不开放，与美国汽车根本不重视日本市场，究竟谁因谁果，就成为“蛋与鸡”谁先谁后的关系了。
阿马科斯特被日本官员称为“压力先生”，这指他对日本的批评与指责，尤其是站在美国立场上对日本的要求过多过重。但看他所写回忆录，公允或许才是基本面，比如他说到美国汽车希望进入日本市场，“可是只有福特一家公司在日本建立了自己的销售体系，而其他的美国公司则希望借助日本汽车公司的销售网络帮助他们销售——这不相当于麦当劳希望借助肯德基来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吗？”
客观而言，在两次中东石油危机的背景下，日本研制出更受市场追捧的节能小型汽车，这是产品的胜利，市场份额的扩大因此而来。同时，日本对国内本土市场的捍卫，也确实不遗余力，近乎本能地拒美国汽车于国门之外。被追赶者美国，将产品竞争的经济议题政治化，也顺理成章。1992年，老布什访问日本，他的随从主体是美国的三大汽车厂商，浩浩荡荡一大批人，上述的市场进入审批程序与零配件市场的准入，就是总统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贸易纠纷的政治解决之道，美日汽车确可谓高潮迭起，延续至今。
中曾根执政5年，是战后日本少有的几位长时间执政者。他的任期与里根完全重合，彼此的“中里根”关系，在日美同盟的捍卫者看来，以两人之合力，维系两国牢固关系，也算传奇。但公正来看，这种首脑友好关系型的国家联盟，同样也是脆弱的。老布什1989年接任里根的总统之位，美国贸易加剧。有意思的是，老布什总统刚刚就任，就碰上裕仁天皇逝世，他决定参加天皇葬礼——这让日本人非常感动。邀请老布什正式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便成为两国外交的重点议程。
几经反复，老布什决定访问日本。按惯例，他向驻日大使询问日本对他的访问有什么期望，阿马科斯特回答说：日本希望美国总统能够发表一个两国“全球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显然是希望将“中里根”情感型的国家关系，转换成理性的有契约色彩、而且至少显得有平等意味的两国关系。
这个时候，老布什很直接：“我们从中得到些什么？”——让美国总统宣布美日“全球伙伴关系”，是需要代价的。华盛顿官员告诉阿马科斯特，总统优先考虑：汽车！汽车！汽车！
跟随总统出访日本的美国汽车公司的经理们，相信此行会从他们的日本竞争对手那里扳回一城。这时候，宫泽喜一已经出任日本首相，在他的回忆录里记录当时日本准备的让步：日本各汽车部件厂家在使用美国汽车零配件的进口总额度上，打算在1990年度90亿美元基础上翻番，共同努力使美国汽车每年进口目标达到2万辆左右（大约接近日本在美国一周的汽车销量）。
研究美日关系，有意思的一种现象是，日本首相以及外务省、大藏省在对美妥协的强度上，依次降低，而最不愿意妥协的是日本通产省。他们的理由也很正当：“我们正是采取了这样的政策，才创造了日本经济奇迹，为什么要改变？”
在对日贸易施加压力方面，老布什总统相当温和，甚至比里根还客气，他的日本之行，或许可以取得一个平衡的结果。老布什下了飞机即跟宫泽进入长达5个多小时的会谈，之后又跟皇太子打了一场网球比赛……一切顺利，老布什总统兴致很高，参加了当晚的欢迎宴会。
宴会上，意外出现，阿马科斯特记录：“当总统走进宴会厅时，他身体不舒服已经很明显。我在桌边一直密切注视着他——距离他不超过20或者25英尺。晚宴进行到中间时，我注意到他扭过头来，好像是在找房门。然而，主桌后面一道美丽的日式屏风遮住了整整一面墙，使他找不到任何方便退出方式。当他转回头来面对餐桌时，在电视上被重放了很多次的可怕场面出现了：总统昏厥过去，晚餐被吐了出来，身体滑倒在地板上，只有头还搭在宫泽首相的膝上……”
这个时刻，宫泽也很意外。他记录：“好在总统的贴身保镖们警觉，总统一倒下，他们马上从四面八方飞奔过来。我马上指令这些保镖站在桌面上去挡住电视直播，做成人墙来掩护总统。”后来，宫泽访美再见老布什总统夫妇，布什夫人芭芭拉开玩笑：“那时乔治真不像话，吐成那样，害首相花了不少清洁费吧。”
老布什生病，其结果，阿马科斯特评论：“对这次访问产生的影响是毁灭性的。”之后的所有安排取消。日本汽车业固然庆幸他们因此次意外而与美国对手息战，但此次事件所失，从美日关系看，远远大于日本汽车业所得。汽车贸易，是老布什总统需要向美国汽车产业利益集团，以及势力庞大的工会集团寻求选票的重点工程。老布什跟宫泽谈判时，就暗示他的民主党对手可不会如他这般轻易对待日本，以此来说服日本妥协，一场意外，彼此失去了合作的可能；同样，美日“全球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也就此作罢。
刚刚经历了海湾战争窘况的日本，急需美国对美日关系在“冷战”结束后予以重新定义——“全球伙伴关系”，就是日本人所期待的新关系。机会失去了。按日本人的描述：“冷战”结束，美日关系进入漂移状态。虽经老布什一任总统，仍然漂移着。
日美欧三极论
“战后政治总决算”之于中曾根，当然目标是日本“大国化”，只是当它开始行进之后，呈现出两种轨迹。一方面是“中里根”的良性政府关系模式，在解决诸如汇率以及防务技术方面，效率显著；但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选票压力，使双方在比如汽车贸易方面，几乎没有可能解套——第一与第二大经济体不可能所有方面都差异化，总有零和博弈部分。
那么，日本大国化道路，除了“亲美自立”的“美日同盟”之外，还有无其他模式？尤其是中曾根与里根都离开首脑座位之后的两国，当取何种方式，值得思索。
这个时候，很意外，“冷战”结束。世界格局有了重新更张的机会，日本会利用这个机会吗？当它有实力能够买下美国之际，未来的国际社会，它究竟将拥有何种权力？并为这个新的国际社会提供什么样的秩序？日本的大国化，此时，不仅需要重新思考道路选择，还需要重新定义大国内涵。
这是一个国家成长的故事，它是日本的历史，也是值得观察与分析的历史。
日本外务次官栗山尚一撰写的《动荡不安的90年代与日本外交的新进展》（日本《外交论坛》1990年5月号），集中反映了对上述议题的日本思考：“在‘二战’结束半个世纪后，从经济实力来看，日本再次成为处于负责构筑和维护世界秩序的地位。能否按正确的方向充分利用新的实力，一方面与美欧协调，一方面担负起国际责任，是赋予当今的日本外交的基本课题。”——值得注意，与“美欧协调”已有别曾经的日本方式。
协调论的前提何在？栗山尚一论述：“在世界规模内进行变革的90年代，美国靠自己的力量支撑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时代，已经完全成为过去的历史，建立新国际秩序的责任必须由日、美、欧等先进的民主国家共同承担……1988年，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20万亿美元，这其中，美国与欧共体分别为5万亿美元，日本为3万亿美元。因此，美、欧、日的协调体制掌握着今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关键，必须按5∶5∶3的比例来构筑国际秩序。”
栗山尚一所述，并非学者“论文”，而是日本的外交政策宣示。
早在栗山尚一论述刊布前，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1990年1月，就发表了他致老布什总统的亲笔信。在这封信里，海部提出以日、美、欧为主导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构想。在国会所做施政方针演讲时，海部俊树表示：日本必须履行新的国际责任。即如宫泽喜一出任首相后，也提出“世界和平新秩序”的政治主张。“冷战”结束，变阵以对，是日本是基本方向。
两年后，日本《外交蓝皮书》概述：“随着国力的增大，日本应发挥的作用已不限于经济方面，而是扩大到了政治方面和全球问题上，日本必须向国际社会阐明他争取建立什么样的世界，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并且发挥与国力相称的领导力；只有通过这种努力，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才能占有光荣的地位。”
很显然，“日美欧三极”与“日美同盟”拉开了距离。那么，新的日本“大国”方向，将以何种策略起步？“要成为世界的日本，首先必须成为亚洲的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亚洲地区应该以经济大国日本为基轴，提高对欧美地区的外交能力和谈判能力。”这个说辞让人很熟悉，“大东亚共荣圈”的释义，也是这样。与“日美欧三极”同时，一直标榜“脱亚入欧”或“脱亚入美”的日本，兴起“重新亚洲化”的思潮——成为全球三极中的一极，日本需要有能够代表的区域，它也只可能是亚洲。简言之，“三极论”之下的日本，需要在亚洲与国际舞台上全方位展示自己。
看上去，“重新亚洲化”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海部俊树1991年8月访问北京——他是自中国“春夏风波”之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七国领导人。他的行程，美国人尤其关注，当时美国的驻日大使阿马科斯特记录：“海部利用这个机会宣布进一步扩大援助，并且不再局限于人道主义项目。作为对海部首相所费周折的回报，中国承诺加入《核不扩散条约》。这是一个并非微不足道的姿态，给华盛顿造成了深刻的印象。”
比起在中国的收获，日本更希望有轰动效果的外交行动，以展示它的亚洲影响力。朝鲜，是达到这一效果的最佳选择。为什么是朝鲜？主流的分析是：“日本战略家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将缩减亚洲的安全责任，这可能使中国对朝鲜半岛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因而日本必须努力来制衡中国在平壤与汉城（首尔）的影响。”自此，朝鲜成为日本外交选项里的“焦点”国家，当日本首相需要曝光率时，访问朝鲜即为选择，虽然日本所获实在有限。
1990年9月，日本自民党最大派系“经世会”首脑金丸信访问朝鲜。当然日本人着急访问朝鲜，还有一项重要的使命——1983年朝鲜扣留了日本渔轮“富士山丸号”，7年过去，船员一直没有释放，这是日本政府长久的压力。海部俊树向朝鲜发出“日本准备就其殖民统治道歉，并且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北方展开对话”——之后，金丸信获得了出访的机会。
后来出任内阁官房长官与大藏大臣的武村正义是金丸信的随从，他记录下的朝鲜访问有惊悚效果：
访问朝鲜行程已到了后半程（第三天），我们在平壤的体育场观看团体操表演的时候，朝鲜的秘书官悄悄对我说：“这个体操表演结束之后，请你们坐火车，大家一起到主席所在的妙高山去，我们主席准备明天和团长会谈。”
金丸信和金日成主席的会谈只进行了30分钟就结束了，只是一些礼节性的谈话，因此感觉这和我们的期待有很大的距离，但金丸信还是十分高兴和满足。……宴会结束后，大家坐上了朝鲜为我们准备的专列回去，我也觉得终于告一段落了，去找金丸信团长汇报，但哪儿也找不到，问朝鲜方面负责人，说是请金丸信团长一个人留在了妙高山，下午要和主席再次进行详细会谈。
外交代表团中一个人被留在对方阵营，这种超出常规的做法正常吗？我们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要求列车停下来，但是朝鲜方面不理睬我们，我们感觉像是掉进了一个很大的陷阱里，最近到处都在说“绑架”这个词，这就是“政治绑架”。朝鲜这个国家的圆滑和巧妙清清楚楚显示了出来。金丸信在第二天早晨坐着直升机满面笑容地说着“太好了！太好了！”回到了平壤。
金丸代表团真正的挑战是最后一天签署《三党共同声明》（日本自民党、社会党和朝鲜劳动党），朝鲜方面提出：不仅是对殖民地时期进行赔偿，还要对“二战”后45年朝鲜人民遭受的损失做出赔偿。——这已远远超出日本与韩国签订的赔偿协定，而且超过了曾与朝鲜开战的美国人的心理底线。出人意料，不顾武村正义的强烈反对，金丸信接受了。消息传至美国与韩国，“其影响之深远超过任何人的预测”。
这确实是个惊悚的故事。它的结尾，武村正义代表日本政府不为人知地飞至汉城，向韩国总统致歉，并表示日本政府不会同意金丸信允诺的条款。而金丸信则亲自到美国驻日大使馆向阿马科斯特致歉。金丸信在表示对美国方面的观点有所认识之后，告诉阿马科斯特：“小泽一郎和土井多贺子将于次日访问平壤，接回‘富士山丸号’的船员。”阿马科斯特对这次谈话的评论是：“这次谈话使我——还有外务省的职业外交官和为数不少的自民党国会成员——对政治家在外交事务上的自作主张感到忧虑不安。”
“重新亚洲化”，需要平衡的关系甚多，不那么容易。
海湾战争
正当日本在寻求访问朝鲜、重新亚洲化之际，1990年8月2日，伊拉克突然袭击并吞并了科威特。“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如何重建，这是一次重大考验。不久，美国就与28个国家组成了“多国联军”，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678号决议，规定从1990年11月末到1991年1月15日，必须行使“一切必要的手段”确保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兵。战争，不可避免。
海湾危机，于“日美欧三极”而论，既是日本的机会，也是挑战。而且，日本70%的原油从海湾地区进口，他们无法置身事外。
在接到美国总统老布什的电话后，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当即谴责了伊拉克公然的侵略行为。第二天，东京便冻结了伊拉克和科威特在日本的资产。老布什与海部商议的结果——华盛顿请求包括这样几个部分：请求日本对反伊联盟提供财政支持；对土耳其、埃及和约旦提供经济援助；向驻日美军提供新的支持；并且为反伊联盟做出人员方面的贡献。
政治宣示与原则框架背后，有无数的细节需要确认。日本需要提供多少钱？国际关系里的“潜规则”是：日本各色官员和所谓“特殊使命者”在华盛顿四处打探，寻找美国政府的答案。而能够接待这批打探者的，多数是华盛顿的中层官员——他们更喜欢以这种方式夸大其自身的权威。结果日本人迅速打听到了答案：华盛顿对日本在年底以前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并在1991年逐月增加其援助额将会感到满意。
10亿美元，这是日本援助的第一次出价。就美国政府真实的期待而言，这个数字低到不可思议。而更多细节性的谈判，也令美国人沮丧，阿马科斯特记录：我们要求日本提供运送军需品的运输机，这项请求被以法律上的理由拒绝了；要求提供补给船只和军用油轮的请求招致了同样的答复；对日本的汽车公司可以资助或出租运输车辆的希望落空了；一项使用自卫队的飞机将难民转移出危险地带的建议也被摒弃……这些其实还真的都是小节。老布什总统把财政部长和副国务卿派到日本，“催促日本增加援助”。
“对于我们膨胀的要求，许多日本人表现出吃惊，甚至惊恐。”参与这一过程的美国人委曲甚至愤怒：我们美国人并非为了减少自己的付出而向东京要求更多的帮助。且不说我们的军队正在承受风险，我们每年向埃及提供的援助超过2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以捐赠的形式给予的，而且现在我们又表示要勾销70亿美元的军火债务。假如我们没有采取向沙特派遣军队的行动，日本石油账单上的数字大概早就迅速而显著地增加了。
老布什总统的特使描述他们的日本谈判对手——大藏大臣桥本龙太郎：“他在会谈中的表现就好像这次会谈的主要目的是测定美国压力的强度。”美国方面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答复。暧昧的暗示是：这个财政年度要日本进一步增加援助是不可能的。任何国家任何关系，要钱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特使怏怏离去。
东京消息传回华盛顿，美国国会怒不可遏，众议院以370票对53票通过了附加在一项军事开支议案后面的针对日本的修正案：日本应支付我们在日本的军事存在有关的全部费用，其中包括美方全体人员的津贴。如果日本拒绝的话，我们的部队将以每年5000人的速度撤出日本。对于专业外交人员而言，这项修正案当然愚蠢，但却适时地反应了美国人真正的愤怒。有意思的是，后来美国人果真要求日本提供驻日美军的全部费用，并达成了共识。
美国特使离开一周后，老布什总统接到海部俊树首相的电话，日本态度转变，表示日本将另外提供30亿美元的援助。
对于这样一场战争而言，美国人期待盟友比如日本的资助，远远超过日本许诺提供的。1991年元月，战争打响，驻日大使阿马科斯特就穿梭着与日本各种政要见面，“敦促日本政府为应付新的大量增加财政援助的要求做好准备”。——这一次美国人的要价很高：90亿美元。有意思的是，细读相关材料，阿马科斯特在日本这一系列交涉的联络人是日本外务次官栗山尚一，就是那位提出“日美欧三极论”的外交官。一方面“冷战”之后的日本期待成为世界三极中的一极，另一方面又被盟国美国要求不断追加援助，作为当事人，栗山尚一在理念与事实之间，如何抚慰自己的情绪？
在美国财长布雷迪与日本藏相桥本龙太郎一对一会见时，布雷迪提出了90亿美元这一数字。包括布雷迪在内的许多美国人，都相信日本人不会应允，结果出人意料，48个小时刚过，日本同意了，还承诺另外提供3800万美元的难民援助。这种转变如何发生，没人能够提供答案。
日本政府最后的爽快，没有能根本改变美国人的愤怒。国际政治台面上当然温文尔雅，但协议、条款背后是有具体操作人的。日本虽然前前后后提供了130多亿美元的援助，是海湾国家之外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可美国人仍与日本政府纠缠不清，纠缠点是日元汇率问题。
政治的神奇，同样在细节中。日本大藏省计算它向外国提供援助的美元价值的惯常做法是：取其向国会提交追加预算案之日起前15天之内的美元/日元兑换率的平均值。按美元量计算出相应的日元数量，然后国会拨款。在兑换率稳定时期，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日本的前后两次援助，正是兑换率剧烈波动之际。第一次，由于美元贬值，美国财政部多兑换出4000万美元的意外之财，美国笑眯眯地收纳了。可是当最后日本援助90亿美元时，美元升值了，美国得少收5亿美元左右。这下美国人不干了……整天跟枯燥数字打交道的会计们，难得有一次这样扯皮的机会，这个热闹不会放弃。
1991年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实施“沙漠风暴”行动，海湾战争爆发；2月24日，陆军突进，100个小时后，战争结束。差不多快被日本人买完了的美国，经此一战，扭转形象，那个10年前就被里根呼吁的“强大的美国”，终于回来。
从美国总统的角度，日本的援助，当然是打赢这场战争重要的砝码。这也是老布什总统最终同意访问日本的关键因素。但是，与未经历过程、只收获结果的总统不一样，多数美国人以及中东国家，通过媒体的报道，认为即使日本提供了什么帮助，也是很不情愿的付出。出了130亿美元的日本，被认为“太小气”，真亏。科威特后来在《纽约时报》买下广告版面，感谢各国的支持，可是感谢的名单里，没有援助额超过130亿美元的日本。如此格局，媒体对日本的评论是：“冷战”结束，他们赢了；海湾战争，他们失败了！退休很久的中曾根，也注意到了科威特的冷落，像他这样的“亲美”人士，竟也提出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日本可以扮演一个调停者的角色，而不要突出日本对联合国决议的坚决支持。”如此倒果真跟美国拉开距离，既不用提供援助，也可以成为三极中的一极来“调停”纷争。有意思。
而现实是，“日美欧三极”设想中的日本，参与国际事务，在既有的结构，尤其美日“主从”关系之下，目前还只能是“出钱解决一切”。
海湾战争对“冷战”后世界格局影响深远，对日本也影响巨大。从中曾根开始的日本由“自立”向“大国化”的进程，至此到了如何“大国化”的关键时刻。无论是“重新亚洲化”，还是海湾战争，日本有机会，却没有能力表现出作为可以控制世界一极应有的力量与智慧；稍后，老布什总统访问日本，日本期待他给美日关系予“全球伙伴关系”——隐含着对等关系角色的描述与声明，又因他的意外病倒，而失去机会。
“冷战”结束，日本的“大国化”看上去是迎来了一个可以加速的机会，可是，经由海湾战争一役，结果分明：想象与实际落差巨大。如此局面，实质的因素是，日本的“大国化”，“自立于美国”这一历史过程没法超越，必须经历。
还是汽车
海湾战争结束，为美国赢得了巨大声誉的老布什总统离席，代替他的是克林顿——他以经济为武器，迫使老布什失去第二个总统任期。在华盛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日本“大国化”的“自立于美国”进展，进入更为残酷的两国经济纠纷冲突之中。
对应于克林顿，同时期的日本首相宫泽喜一描述这位对手：“克林顿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此人极其聪明，且思维不可思议般的敏捷，和他谈话会给你一种无所不知的压力，真是个不可多得的奇才人物。不同寻常的人物，连遇上的麻烦也都是如此匪夷所思，后来那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确实超乎一般人想象，但是发生在他的身上反而不必那么大惊小怪了。”——这个极其聪明的克林顿，想出了一个解决美日贸易纠纷的妙法：数值目标。
简单说，所谓“数值目标”，就是美国谋求日本做出承诺，缩小其经常项目盈余的规模，增加其制成品进口的数量——过去是日本“自我约束”每年出口到美国的汽车或其他工业品数量，而现在反过来，美国要求日本承诺每年进口多少美国工业品，而且是以占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为“数值目标”。然后分解成各个具体的产品，美日两国各部门，包括两国首脑定期会晤，考察进展情况。这种办法，在强力里增加了蛮横成分。克林顿志在必得。
克林顿上任当年的7月，来到日本参加G7会议。对数值目标的谈判，克林顿描述为：“有一天深夜，当我们的谈判完成之后，（分手时刻）两国外交部的代表们还在大仓饭店大厅的两边，简直是在吼着阐述各自的观点。”日本人不接受克林顿的“聪明”办法。
当年的G7会议，日美上一年度贸易数据刚刚出来，日本顺差1100亿美元。“情况十分不乐观，克林顿身为总统自然非常心焦。偏偏我为了自己国家利益又坚决反对，就形成了不良贸易背景下的对峙格局。”宫泽回忆那一刻，我见气氛实在太过紧张，就将话题转移，我告诉他：“虽然现在我还在谈判桌上和您争论国家大事，但其实我马上就要结束使命，卸任下台了。”克林顿听后马上接口说道：“我是个新来的，对付这种绝处逢生正是我的拿手好戏，告诉我您的情况，我一定能帮您想出办法来。”……宫泽顺势将谈判地点转移到大仓饭店里的寿司店。
宫泽拒绝数值目标，提出一种妥协性的办法：日本可以接受“一套说明性的标准”。这些标准只适用于评估进展情况，而不能被用来作为未来贸易结果的目标和承诺。
对以宫泽思想为主导而达成两国协议，克林顿的评论是：“和大多数协议一样，这项协议在两国都没有产生希望出现的结果，不过仍然是一项好的协议。”对照着看克林顿与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克林顿的语言功夫实在精心。比如上述这段叙述，真实的意思与实际的状况则是：对即将退休的宫泽喜一的要求与建议，一顿寿司下来，双方情感交流顺畅，克林顿妥协了，推迟发作怒火与对日本的惩罚。
克林顿与宫泽这一套暧昧的协议，看上去是有了一个可以向各自国家利益集团与媒体交代的东西，但实质性的问题，却因此暴露。对于美国人而言，一套衡量进展情况的标准（宫泽方式）与管理贸易结果的数值目标（克林顿方式），分隔点在哪里？彼此间有无关联？难道只评估进展，而不理会结果？
对日本人尤其是贸易官员而言呢？美国要求制定数值目标，显然是违反美国人自己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的。因而日本在此过程中找到了另一种对抗思路：如果华盛顿实施数值目标管理，那么日本也将寻求与其他国家建立类似的市场份额安排。看上去这真是一个好主意，既可以由此羞辱美国人，也可以将危机转嫁出去。
接任宫泽喜一的日本首相细川护熙访问美国，克林顿（文 / 李鸿谷） 朝鲜历史中国朝鲜日本首相经济学美国政治乔治·沃克·布什日本政治日本失去里根世界现代史马科斯保守主义美国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