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石头答应开花的时候

( 《心的岁月：策兰、巴赫曼书信集》 )

“……我们在窗边拥抱，人们从街上望我们，/是时候了他们知道！/是石头答应开花的时候，/是心脏跳动不安的时候。/是它，成为时间的……时候了。”

这是保罗·策兰为英格褒·巴赫曼生日所作《花冠》一诗的结尾部分。1949年6月24日，巴赫曼在致策兰的信中写道：“我常常在想，《花冠》是你最美的诗，是对一个瞬间的完美再现，那里的一切都将成为大理石，直到永远。然而，我这里却不是‘时候’。”

1948年5月，逃难到维也纳的策兰与巴赫曼相识并相爱。巴赫曼比策兰小五六岁，父亲曾参加过纳粹军队，这使她长期以来对犹太人有一种负罪感。她本人自童年起就对纳粹的恐怖喧嚣深怀厌恶和恐惧，“这就是她会和策兰走到一起的原因。她也比其他任何人更能看到策兰身上那些不同寻常的东西”。如王家新所说，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的关系注定带有“奥斯维辛”的深重折痕，而不只是普通的爱情悲剧。

“石头开花”是策兰与巴赫曼共同承担的承诺。石头是否能开花？王家新借用了阿多诺当年的论断发问：“奥斯维辛之后爱情是可能的吗？”——“这部书信集给予了某种回答——它是肯定性的，但又是否定性的，是否定性的，但又是肯定性的！”

《心的岁月：策兰、巴赫曼书信集》收入了策兰与巴赫曼两位诗人自1948至1967年20年间的196件书信，还收入了策兰与巴赫曼男友的16封相互通信、巴赫曼与策兰妻子的25封相互通信。根据出版惯例，这些书信要到2023年才可以问世，德国出版社苏尔坎普在征得双方亲属的许可后，于2008年8月提前出版了这部书信集，并成为德国出版界的重要事件。

( 王家新 )

2009年2月，王家新前往斯图加特附近德国著名的“孤堡学院”（Akademie Schloss Solitude）从事策兰后期诗歌的翻译项目。在此之前，他与芮虎翻译的《保罗·策兰诗文选》已在国内出版，这是策兰第一部译成中文的作品。“一看到这部通信集，我就感到了一种‘来自血液里的呼唤’！”他和芮虎先生很快决定翻译这部通信集。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书信集问世的时候，你对于策兰的翻译和研究已经做了20多年，那么它还有什么新的信息提供给你吗？

王家新：即使是对于策兰非常熟悉的专家，（这部书信集）也提供了大量新的信息，因为这些信件大部分都没有公开过。比如策兰和海德格尔的关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海德格尔希望自己特别看重的这两位诗人为他的生日庆祝专辑写诗，巴赫曼给策兰写信征求意见，策兰断然拒绝。为此他们通了好几封信，也很长，都是很重要的信。策兰讲明原因，不只是因为海德格尔，还因庆祝专辑名单上有策兰不屑于为伍的政治投机分子。前些年一位美国学者出了一本关于策兰和海德格尔的书，大陆也翻译出版了，如果那个作者看了这个书信集，他会重写这本书的。再比如“戈尔事件”中的大量细节，这是在策兰后半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甚至致命的一个事件。没有这个事件可能策兰就不会跳塞纳河自杀了。这些细节对于策兰研究都是很重要的资料。

三联生活周刊：译本里穿插了大量的注释，加上那些书信本身，这种翻译的难度似乎更像是研究工作。

王家新：这部通信集包括信件的相关说明、大量注释及原版编辑随笔和后记，芮虎先生从原文译出，我参照英译本和一些研究资料逐一进行了反复的修订和文字、表达方式上的处理。如实说，这部通信集翻译的难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文学作品。如果不建立在对策兰和巴赫曼全面了解、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是无法翻译的。它涉及通信人之间最隐秘的个人“语境”甚至“暗语”，同时还是与政治、历史、文化背景和人际关系有着广泛、复杂关联和相互指涉关系的档案。如果我们的翻译达不到相应的精确，就会丢失很重要的东西。好在我们有的是耐心，或者说，有的是对这两位诗人的爱。翻译，这首先出自爱，是“爱和牺牲”——就像我们在巴赫曼那里感到的一样！

此外，两位诗人通信时的语感、语调、语气，还有他们的独特句法、用词和表达方式，对翻译也是一个挑战。在谈翻译时，帕斯捷尔纳克大概说过一般的译者只是“获得字面意思，却失去音调，但在诗歌中音调毫无疑问就是一切”。翻译这部通信集也同样如此！我们要做的，是尽量让我们的译文带着写信人活生生的心跳和语气，使人读起来能够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地步，如巴赫曼的“唉，是的，我爱你，而我那时却从来没有把它说出。我又闻到了那罂粟花，深深地，如此的深，你是如此奇妙地将它变化出来……”这里的一声“唉……”我们要让读者能够真切地“听出”，并带着它长长的余音。

因此你们可以想见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所受到的“折磨”。“一条弓弦/把它的苦痛张在你们中间”，策兰这句诗，正好可以引入到他和巴赫曼的关系上来。翻译的过程中，我就不时地感到这根绷紧的“弦”。策兰与巴赫曼这种痛苦、复杂、持续了一生的爱和对话，在我看来，它远远比文学史上一些类似的“佳话”要更深刻，更能对我们的心灵构成冲击。说实话，在译到巴赫曼致策兰的最后一封长信时，我的泪水都出来了。而策兰妻子吉赛尔1970年5月10日向巴赫曼报告策兰自杀噩耗的信——“保罗自己跳下了塞纳河。他自己选择了孤独而无名的死亡”——也使我久久不能自已……

因此，我们的翻译，也可以说不是一般的翻译，而是“作为一种致敬”——向那些痛苦的、光辉的灵魂致敬。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谈到过你最初翻译策兰的诗时比较谨慎，那么现在是不是会发挥了更多的创造性？

王家新：我现在依然“谨慎”，因为策兰的诗“精确而又神秘”，反过来说也可。我必须达到透彻的理解和翻译上的精确。这是我的“创造性”的前提。比如策兰有一首诗叫《安息日》，悼念牺牲者和受迫害者，诗的最后如按原文来译是“而我摆出餐桌和空椅子，在尊敬之中”，而且“在尊敬之中”在诗的最后是单独成一节。但我觉得这样直译有点儿空洞，缺乏质感，整首诗就压不住。琢磨半天之后，一个句子蹦出来了：“在屈身之中。”我深感兴奋，因为“在屈身之中”才有一种张力，有汉语语言的质感，有身体的姿态，同时又高度地忠实于原文，它看似在字面上有很大出入，但恰恰切中了原诗的本质。的确，我们只有在“在屈身之中”才对得起在天的亡灵。这就是“创造性”的时刻吧，但我不想炫耀。这是为达到“更高的忠实”所做的努力，不是随意的发挥。翻译就是这样，一字之差可以让原作获得生命，也可以让它丧失掉生命。

三联生活周刊：为了“忠实”，有时候甚至也要牺牲掉汉语的习惯，比如策兰写给巴赫曼的那首《科隆，王宫街》中“你大教堂”这一句，是不是？

王家新：一个诗人有他自己独特的诗性言说方式，或者说立足于他自身的语言法则，我们对此一定要去把握，不能通俗化地把它“顺过来”，顺过来就不是诗了。策兰、巴赫曼都是这样的诗人。比如巴赫曼写给策兰的信“你，美丽和忧郁，分割了我飞逝的日子”，这就是我们的翻译。这样才能传达其句法和语感。翻译本身非常值得研究，它有“同化的翻译”和“异化的翻译”两种不同的取向。同化的翻译就是把外来的东西本土化。但是我对策兰诗歌包括这部通信集的翻译，在语言句法上和表现方式上都力求“存异”，保持其异质性和陌生感。我今年出版的一部随笔集《在你的晚脸前》，这个书名也出自策兰，出版社希望能改个书名，我没同意。结果出来后，很多读者都觉得这个书名好！

策兰的德语是一个很怪的德语，是一种“策兰式的德语”，一个流亡者的德语，他又是个语言的实验家和挑战者。他后期的诗至少有40%是自造的词。当然，德语允许这样造词，他经常把两个词拼成一个词，比如“死亡赋格”，如翻译成“死亡的赋格”就不对，他就是要把两个词焊接在一起，相互属于，从而构成一种张力。再比如通信集中的“眼结巴”，人家都是“嘴结巴”，但是放在特殊的语境中就特别有意思。这种“策兰造词法”，我想对中国诗人也很有启发。为什么我这样译策兰，也正是想为我们的语言带来一些新质和异质。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你如此专注于研究策兰晚期的诗，从“晚期风格”、“晚词”看策兰？

王家新：我有这样一个习惯，拿到一个诗人的选集，喜欢从后面开始，“从死亡的方向往回看”。对我来说“晚期”更能说明问题。晚期不行，早期再天才，对我来说也没有多大意义。我喜欢晚期写得越来越好的诗人，杜甫是这样，里尔克是这样，叶芝、策兰也是这样。

“晚期风格”是阿多诺的一个说法，他在谈贝多芬的时候提到的。我在读到它之前就曾写过一篇《文学中的晚年》，所以能够“一拍即合”。我借助这个观点来看策兰。的确，在《死亡赋格》之后，他后期的诗歌在艺术上有很深的进展。策兰虽然没有用“晚期风格”这个词，但他有自己的说法：“晚词”。他有一句诗就叫“阅读之站台，在晚词里”。“晚词”体现了策兰高度的文学史意识，相对于里尔克，相对于荷尔德林，他都是一个“晚词”。他在“奥斯维辛”后的写作，更是一种“晚词”的写作。正因为这种“晚词”的写作，他代表了里尔克之后、“奥斯维辛”之后一个新的诗歌时代。德国人、美国人都视策兰为一个“典型”的“后奥斯维辛”诗人。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把“晚词”与奥斯维辛联系起来。阿多诺的论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能的吗？”“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在今天还在不断地被引用，依然有反响。阿多诺的辩证法是“否定的辩证法”。他并没有说奥斯维辛之后不能写诗，而是说在发生了那样的大屠杀之后写诗的前提是对西方文明进行反省、清算和批判，不然写诗就是“野蛮的”，或是成为野蛮的同谋。种族大屠杀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现在非洲还有，为什么奥斯维辛成了典型的案例和象征，因为那不是野蛮人干的，而是高度文明的民族干的，是产生了巴赫、歌德的民族干的，这就说明文明本身出了大问题。阿多诺非常深刻。欧洲很多学者仅仅借助海德格尔来解读策兰，我觉得还必须借助阿多诺的理论来解读策兰，这非常重要。同时，我觉得这样来解读策兰，才能给我们中国的文学带来“刺激”。（文 / 孙若茜） 读书文学翻译理论时候巴赫曼答应王家新开花奥斯维辛文化石头阿多诺语言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