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和他的秘密
作者：徐菁菁
( 6月23日，斯诺登乘坐的飞机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降落，大批记者聚集在候机大厅出口处，但斯诺登并未出现 )
神秘人物
自6月23日斯诺登从香港飞往莫斯科后，所有媒体都在关心一个问题：斯诺登在哪儿？他会去哪儿？
从北京乘坐俄罗斯航空的飞机去莫斯科，就会降落到谢列梅捷沃机场。被走廊连接着的D、E、F航站楼构成了一个1.6公里长的中转区。那些曾以为斯诺登会转机飞往哈瓦那的记者们在这里继续着新的猫鼠游戏。
14天，他们搜遍了中转区的6个贵宾休息室、数间咖啡馆、一家汉堡王快餐店、20家出售伏特加和鱼子酱的免税店和一个拥有66套房间的胶囊酒店。但斯诺登就仿佛消失在了互联网络中，人们知道的唯一信息是他已经向20多个国家发出信件，提交了政治避难申请。也许，斯诺登已经得到俄罗斯官员的许可，躲到机场跑道另一边供私人使用的A号航站楼；或者，他在谢列梅捷沃机场边的诺富特酒店，那里有一层实施封闭管理的房间，专供没有过境签证旅客使用。
在夏威夷的怀帕胡，斯诺登和女友的旧居坐落在整齐的草坪和篱笆之间。这栋蓝色的木屋临近一个高尔夫球场，距离斯诺登供职的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30英里远。邻居们对这对情侣的最深印象是，他们将搬家用的纸箱子全部留了下来，“在车库门口，从地板到天花板堆成了一堵墙，没人能看见里面发生了什么”。
( 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 )
“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人，总是戴着一顶棒球帽子，你看不到他的脸。”邻居卡罗琳说，“我们常看见他来来往往，查看信箱，或者到车库里去。我们会说：‘嗨，你好么？最近怎么样？’而他总是匆匆忙忙地闪进屋里去。”
卡罗琳说，她从没有看见任何人造访斯诺登的家。但她正在上大学的儿子好几次看到一些人在午夜和凌晨两点之间来找斯诺登，“他们开着车来，站在路上和斯诺登说上几分钟的话就会离开”。怀帕胡当地有许多军方租用的房子。这座蓝色木屋的上一个主人就是位军人。邻居们猜想，斯诺登也许又是一位神秘的军方人物。仅仅4周后，今年5月1日，斯诺登和女朋友就搬走了。“用纸盒堆成的墙突然没了，一个杂工来打扫房子。我们谁也没看见他们是何时离开的。”
( 斯诺登儿时的住所在美国马里兰州安妮·阿伦德尔县 )
斯诺登从哪儿来？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个和斯诺登在哪儿、他会去哪儿一样难以回答的问题。
安妮·阿伦德尔县有50万人口，位于马里兰州中部，距离巴尔的摩市不远。斯诺登的母亲在巴尔的摩的马里兰州美国地方法院担任办公室副主任，这里也就成了斯诺登成长的地方。
( 斯诺登的女友林赛·米尔斯 )
克罗夫顿林荫大道边的基督长老会教堂是美国童子军731支队每周集合的场所。尽管从小学到中学，斯诺登在这支童子军里待了7年，但队伍管理人员和同伴对他的记忆实在少得可怜。两名童子军队长说他们已经完全记不起这个人。一名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和斯诺登同在童子军里待过的团员布拉德·甘森勉强想起这个音调很高、有一头黄色细发，沉迷于电脑游戏的家伙。在斯诺登泄密案发生后，甘森和几个那时的团友通过电子邮件和“脸谱”八卦这位“老朋友”，唯一的线索是，大家曾经在一起打过网球，玩过黑暗主题的电子游戏。
另一位童子军团员约翰·巴尔德温还记得斯诺登。“他绝不是一个抢眼的人物，”巴尔德温说，“我的这支队伍里有不少古怪的小男孩，那些电脑呆子们喜欢在树林里窜来窜去。斯诺登不是个惹麻烦的人，其实他什么都不是。他很害羞，但是友好。”
( 6月12日，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就网络安全问题召开听证会，身兼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的国安局局长亚历山大上将（左一）就斯诺登泄密事件做出回应 )
安妮·阿伦德尔县不是个普通地方。在它边上的茂密森林里，重装卫兵和森严的围墙守卫着米德堡美国国家安全局总部。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常常因为其极度的隐秘性被人们调笑为“没有这个局”（No Such Agency），但对于安妮·阿伦德尔县人来说，这是个切切实实的存在：超过3万人在这里工作，攫取和分析来自全世界的海量电子信息、卫星信息和广播信息。与国家安全局合作的公司就近设置了办公场所。这些人和国家安全局的雇员们成了安妮·阿伦德尔县和周围地区的常住居民。
《奥兰治文摘》的记者约舒华·斯图尔特和斯诺登一样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他和自己的朋友们谈到泄密事件时，发现大家都或多或少有亲戚和朋友与国家安全局有关。后来，斯图尔特搬家离开米德堡地区，他才发现自己的家乡有多么古怪——即使是在上午的茶歇时间，当地的星巴克里也悄然无声，而在其他地方，同事间的闲聊早就吵翻了天。
( 正在修建中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犹他州数据中心 )
斯诺登的同学和邻居们都说，在米德堡那样一个挤满了怀揣保密许可资格的政府雇员和合同商雇员的地方，成年人总是遮遮掩掩守口如瓶。他们避免建立亲密的朋友关系，而这种态度也直接映射到了未成年人身上。
“这是居住在克罗夫顿的文化，”甘森说，“在这里人们忙着赚钱，再用赚来的钱过舒适的生活——而他们的雇主就是华盛顿运转的庞大情报机器。”
( 美国纪录片女导演普瓦特拉斯 )
“我不希望上帝知道我在哪儿”
在决定飞往香港之前，29岁的斯诺登过着每一个电脑呆子都向往的生活：没有大学文凭却干着一份年薪超过10万美元（斯诺登说自己的年薪是20万美元，但雇主博思艾伦咨询公司称是12万美元）的工作，有漂亮性感的女朋友，居住在天堂一样的夏威夷。但在2006年之前，斯诺登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挫败和沮丧。
在上十年级（相当于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斯诺登从高中退学。他父亲说，这是因为儿子当时生了一场重病。尽管现在没有任何老师和同学出面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学校生涯对斯诺登来说无疑是一段极不愉快的经历。大概在2000年时，斯诺登成为日本卡通网站Ryuhana Press在线编辑。他在个人主页里说：“我举止傲慢和冷酷是因为我在孩童时代没有得到一个孩子应该得到的拥抱，也是因为公共教育系统恶劣地刺伤了我。”他多次在线发表评论说自己的公立学校经历“糟糕透顶”。即使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的雇员，风光体面地被派驻到瑞士工作，他也抑制不住常常向当时关系较好的同事抱怨未能完成的高中学业。
斯诺登辍学后不久，父母离婚，父亲搬离了马里兰，未成年的斯诺登和母亲分居，开始了独来独往的生活。他出入于一些培训课程，拿到了微软认证的解决方案专家资质，这意味着他已经打开了一扇获得技术工作的大门。但斯诺登本人的感觉却相当糟糕。他在科技博客Ars Technica里写道，自己是个“居住在马里兰州的既没有学历也没有保密安全许可资质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失业人员’”。
在接受《卫报》采访时，斯诺登谈起自己为什么要在2004年加入美国陆军：“我要争取参加伊拉克战争，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我有责任帮助人们摆脱压迫。”在入伍前，21岁的斯诺登用“Chishinken”的假名，曾在网上兴致勃勃地谈到自己将要开始入伍训练，并提到打算买一把步枪。他甚至透露说，他在入伍文书里写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是佛教，但这仅仅是因为“不可知论者”不受欢迎。他反感宗教，因为宗教令人“盲目”。
但“失业青年”的英雄主义梦想也很快破灭了。几个月后，斯诺登回归互联网的怀抱，在Ars Technica里说自己在佐治亚州的本宁堡训练时摔断了双腿，不得不离开军队。他同时抱怨说，在被清退以前，“他们扣留了我一个月，就是为了取笑我”。美国军方如今也没有给斯诺登面子，他们说他被清退是因为“没有完成规定的训练课程”，绝口不提是否有摔断腿的事情。
今天的斯诺登这样描述自己抛弃舒适的生活、决意成为一名流亡的吹哨者的原因：他曾认为互联网“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当年，作为一名青少年，他曾花数天时间“向人们描述自己（在互联网上）从未经历过的各种情况”。但如今他认为互联网的价值，以及基本的隐私，正被无所不在的监控迅速破坏。“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英雄，”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是维护自身利益：我不想生活在一个没有隐私的世界，不想生活在一个不给知识探索和创造力留空间的世界。”
安妮·阿伦德尔县的邻居们至今还记得，他们透过百叶窗，总能看到斯诺登家的男孩埋头于电脑前。对于在现实世界里内向羞涩、几乎没有朋友的斯诺登来说，互联网几乎是他唯一的交流渠道。这是一个百无禁忌的天地。他可以说真话，也可以撒谎；可以赞美，也可以抱怨；可以交朋友，也可以炫耀自己有“绝妙”的女朋友和疯狂的性生活。在那段无业时光，斯诺登把大量漫长的夜晚用在了电脑游戏和在线聊天室里。
Ryuhana Press的网页记载了斯诺登的青涩时代。作为网站编辑，他的个人介绍混杂着真相、讥讽和玩笑。他写上了自己的真实出生日期1983年6月21日，并且说明那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日子，是夏至。但他又声称自己是一名37岁的有两个孩子的父亲。他骄傲地宣布自己热衷于举重和一种名叫P90X的美国高强度健身课程，已经把身体的体脂比例降低到了9.5%到10.5%。
通过互联网，我们知道斯诺登喜欢巴尔的摩棒球队、武术、女孩、枪支、紫色的太阳镜，还有日本格斗游戏《铁拳》（Tekken）。他高超的游戏技巧赢得了一批“粉丝”。有人在网上夸奖他：“他自然而然地散发出光彩和灵感。他是一个好的倾听者，并且有帮助他人获得进步的强烈渴望。”这份热情一直保持到他获得了体面工作之后。在2010年的一天，斯诺登还在网络上兴奋地宣布，他在早晨醒来的时候为自己的游戏角色想到了一个新名字：“那就是狼王。狼王，棒极了！”
斯诺登喜欢在互联网上受到追捧的感觉。2002年，他在网络上参加了一次关于互联网结构的辩论，获得了256页的回复，这让他“很开心”。
《卫报》形容斯诺登对隐私的价值怀有强烈的热情。在香港，斯诺登的手提箱、沾着剩饭的客房服务餐碟和一本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传记随意散落在床边。但使用电脑前，他要把一个大红色的罩子罩在他的头和笔记本电脑上，然后才再输入自己的密码，以防止任何隐藏的摄像头检测到它们。他的笔记本电脑上附有支持互联网自由组织的标签。事实上，在接触互联网的早期，保护自己的隐私就成了斯诺登的头等大事。他从来没有用过自己的真名，在论坛里谈到要用代理服务器来掩盖自己的在线活动。在2003年，斯诺登评论说：“我不希望上帝知道我在哪儿，明白？”
转折
2006年，斯诺登的人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这位“失业青年”一改在学业和职场上的失落感，突然在Ars Technica上说找工作不是个问题，因为他是“电脑奇才”：“首先，学历就是废物，至少国内学历是这样。我没有学历，甚至连高中文凭都没有，但我比你们赚得都要多得多，即使我只有6年的工作经验。要‘突破’很难，但你只要空降到了一个‘真正’的岗位，你的机会就来了。”
斯诺登所说的机会是获得保密许可资质，成为一名国家情报局的电脑技术人员。而就在前一年，他还只是马里兰大学高级语言研究中心的一名普通保安，每天晚18点到早6点值班。在泄密事件发生后，斯诺登把这个中心称作“秘密设施”。实际上，虽然该中心附属于国防部，承担了一些秘密研究项目，但远未达到秘密机构的级别：它的网站甚至还为造访者提供了一份行车线路图。根据马里兰大学发言人的说法，当时雇用斯诺登是马里兰州政府，并非是他个人所说的国家安全局。
从一个小小的安保人员成为保密许可资格的持有者；一个高中辍学的低收入者突然获得了两倍以上的薪水，斯诺登是如何飞黄腾达的？这依旧是个谜。用22岁的斯诺登自己的话说：不管起点多低，总要先进入一个有利可图的位置，“如果有人喜欢你，你就是在大清早内裤外穿也能得到工作机会”。
“我现在没有一分钱的助学贷款，而我每年能赚7万美元，我刚刚拒绝了两份年薪分别为8.3万和18万美元的工作。雇主们在为我打架。而我只有22岁。”斯诺登信心爆棚，成了Ars Technica上的职业导师。他说国务院很缺人，号召大家去国务院驻外事务处找一份工作：“如果你能够进入这里，那真是一笔好买卖……一个普通的IT专家职位就很好。因为你要驻外，他们会为你支付住房费用，你赚的第一个8万美元将是免税的。这真是好到荒谬的事情啊！”他还进一步指导说：“去欧洲工作吧。虽然欧洲的岗位竞争很激烈，但是你可以说自己对近东那些腐败堕落的地方感兴趣，这样你就容易获得工作机会。一旦你进去了，忍受了那些讨厌的旅行，你就会被列入去欧洲的优先考虑名单。另一个选择是，给自己搞一个保密许可资格。”
2007年，在日内瓦，斯诺登的对外身份是美国驻联合国使团的专员，实际上是为CIA负责维持计算机网络安全。他对驻外工作充满了新奇和兴奋：“设法弄一个保密许可资格，如果你弄到了，生活方式也符合要求，并且精通IT技术，你就立刻能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去。感谢战争。”
但很快，这种兴奋感就消失了。在斯诺登的描述里，日内瓦的经历对他具有“塑成性”意义。他向《卫报》提到了自己在瑞士经历的一件逸事：CIA特工们试图招募一名瑞士银行家，从他身上获取秘密银行信息。为此他们制造一起事故，故意让银行家喝醉，然后怂恿他自己驾车回家。当这名银行家因醉驾被捕后，一名卧底特工就开始以交个朋友的名义替他摆平此事。于是，友谊的纽带结成了，最终招募也成功了。
一名叫梅亚尼·安德森的范德比尔特大学法学院毕业生曾在日内瓦和斯诺登共事。“因为我也有保密许可资格，因此他（斯诺登）能够和我像朋友一样对话。他会告诉我他想些什么，但从未透露过不应该透露的信息。他说的总是那些我已经知道的，或者是关于工作压力和负担之类的话题。”安德森在一篇力挺斯诺登的文章中写道，“爱迪（斯诺登的昵称）难以置信的聪明、好心和真诚……他是个好反省的人，常常陷入沉思。像这样的人在做决定之前往往要经过漫长和艰苦的思考过程。那时，他已经开始经历某种良心上的危机。我想任何一个聪明人在做他那种工作的时候都会经历那样的时刻，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离开了中情局。”
但那时，斯诺登并没有考虑过成为一名吹哨者。2009年1月，他还在Ars Technica上表达了对美国国家机构的强烈支持，说那些泄露机密信息的人“应该被枪毙”。但是在2010年2月，他却开始讨论起宪法框架下的隐私问题。他提到思科公司开发的一个监控软件，说起科技企业让政府介入它们的服务器：“这真的让我感到很担忧。在技术圈之外，这些公司的行为很少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看来，这个社会已经发展起来了对这种可怕行径的无条件服从。”斯诺登还质问道：“我想知道，在1750、1800、1850、1900和1950年的时候，邮政信封在联邦调查局的烛光下到底有多透明？”在这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斯诺登已经开始了在戴尔公司的新工作。他的想法为什么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斯诺登没有解释那个触发点究竟是什么。
2012年，斯诺登的政治观点已经很明确。他在一年里给共和党人扬·保罗捐献了500美元用于总统竞选的政治捐款。保罗是一名过度政府干预的积极批判者。但这显然于事无补。
在离职前，斯诺登为咨询公司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工作了不到3个月。他说换这份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搜集国家安全局监控网络的证据。作为合同商工作人员，斯诺登在国家安全局设在夏威夷的库尼亚地区通信情报运转中心工作。虽然情报官员说他的职务类似于“系统管理员”，但是斯诺登坚持说自己是一名“基础结构分析师”。这意味着，他的工作是寻找突破进入全世界互联网和电话网络的新路经。不管怎样，斯诺登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5月20日，他带着4台保存有机密文件的笔记本电脑，登上了飞往香港的客机。
斯诺登泄露了什么
在距离巴尔的摩市华盛顿公园几百米远的森林中，米德堡国家安全局总部就像一座城市。它拥有50栋大楼，有自己的邮局、消防局和警察部队。这座“城市”的城墙可以防卫坦克的进攻，到处都是最敏感的探测器和旋转摄像头，荷枪实弹的警卫日夜巡逻。在能够环顾方圆数十里的监视塔里，闭路电视24小时盯着各个角落。为了防止任何电子信号逃离这里，内部建筑的外墙都裹上了铜板，所有的窗子都是单向的，并用纯铜网加固。在“城市”内部，工作人员通过不同颜色的身份证进入各自工作地点，拥有全部通行证的只有局长和几位副局长而已。
在这座“城市”里，已经在美军各级情报部门摸爬滚打了30年的凯斯·亚历山大拥有无可争议的领导权。国家安全局究竟有多大的权力，看看凯斯·亚历山大就知道了：他是美国网络部队最高统帅；拥有对自己秘密部队的独立指挥权，包括海军第10舰队、空军第24航空队以及陆军第2军；此外，他掌管负责培训间谍技术的学术精英中心，以及专门窃听世界各国大使馆的特殊数据收集中心。而在2001年“9·11”发生前，亚历山大还只是美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的普通将军。
在美国与情报机构签约后为其工作的公司超过1900家。除了承包商，还有大量自愿与情报机构“合作”的美国企业。国家情报局透露，美国政府拥有“接近机密权限”的人中，21%在民间企业。这正是斯诺登的通路。
斯诺登对媒体说，他有完全权限看到国家安全局所有工作人员的执勤表、整个情报圈、世界各地的卧底干员、美国拥有的工作站的位置、目前有哪些具体的行动计划等等。目前，斯诺登透露的“机密”主要是国家安全局于2007年开始的代号为“棱镜”的监控项目。根据斯诺登提供的文件，“棱镜计划”能够对即时通信和即存资料进行深度监听。许可的监听对象包括任何在美国以外地区使用参与计划公司服务的客户，或是任何与国外人士通信的美国公民。根据这个项目，美政府直接从包括微软、谷歌、雅虎、Facebook、PalTalk、AOL、Skype、YouTube以及苹果在内的这9个公司服务器收集信息。
那么这个信息价值有多大呢？
“影子工厂”对美国国内外信息的监控实际上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将它公之于众的，就是国家安全局电子信息监控项目的奠基人之一威廉·宾尼。两年前，在接受《纽约客》记者采访时，宾尼说“细线计划”是他发明的用来追踪国外敌人的“小项目”，而这个项目却被“扭曲滥用”，广泛使用于国内和国外的间谍活动。“我应该向美国人民道歉。这侵犯了每个人的权利。它在世界范围内作为窃听技术而被广泛使用。”
1997年，宾尼是国家安全局世界地缘政治和军事分析报告组的技术总监，该部门有6000名员工，致力于分析信号情报。上世纪90年代末，为了处理大量数据，宾尼和他的队伍开始编写代码，旨在使得国家安全局能够把那些有用的情报分离出来。这就是“细线计划”的初衷。宾尼当时估计，到90年代末，全世界大概有25亿部电话，有15亿个IP地址。他研发了一个系统，可以将世界上所有传输的信息捕捉到并在图上标出传输路径。依照他的设想，通过“细线”整合金融交易、旅游记录、网络搜索、GPS装备以及其他信息就可以帮助分析家精确定位目标。
“细线计划”的目的在于监听国外的通讯信息，但当通讯追踪进入美国国内之后，还会继续记录信号。这就形成了一个问题：联邦法律严禁在没有法院授权的情况下监听国内通讯。如果没有合理根据和已知嫌犯，也就无法获得法院的批准。为此，宾尼在系统内增加了隐私保护和匿名功能，使得美国所有的通讯数据在法院签署许可之前都将加密。而这个系统将判断哪些通讯信息足够可疑，需要去申请法院的解密许可。
在“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周，国家安全局在得到了小布什政府而非联邦法院批准的情况下进行了监听活动。这一行为虽然违反了1978年制定的《国外情报监视法》，但美国司法部的律师坚持“小布什作为美国总司令所拥有的行政权力”，为这项新政策正了名。“‘细线计划’去掉隐私控制后，就成了一个被滥用的系统。他们却不由分说去掉了保护机制和匿名处理系统，这样一来，这个系统就可以监听任何目标。”
Sun微系统公司的前工程师苏珊·兰道在《监控还是安全？》一书中指出，2003年，政府在美国各个地方都安放了能拷贝电子通信信息的设备。这些设备不仅连接国外与国内的通信，而且还能处理纯境内流量。她推断现在美国有能力监视海量的国内流量。
2001年10月31日，觉得“不能成为破坏宪法的同谋”的宾尼果断辞职。当时，由他创造的新技术每天就能记录3.2亿次语音信息，占国家安全局监控的全球语音信息量80%。而分布于美国国内外电缆上的装置可以对每秒10GB的数据流进行分析。
此后美国国内接连爆出了监控丑闻。2005年，《纽约时报》的记者詹姆斯·瑞森和艾瑞克·利希特布劳透露，国家安全局未经授权便在美国国内秘密安装窃听装置。随即，联邦特工便奉其命令就报社的消息来源展开了犯罪调查。2006年3月，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退休职工马克·克莱恩，向电子前沿基金会投递了一份宣誓证词，控告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旧金山的一间密室里安装有超强运算能力的Narus计算机集群，疑似用于分拣和复制国内外所有通过其公司网络传输的信息。宾尼透露说：“我认为这种设备有10个到20个，除了旧金山外，美国中部及东海岸都有类似设施。”此后，《今日美国》报道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威瑞森公司和南方贝尔公司向政府偷偷开放了他们的电子记录。
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局的情报搜集和分析网络还在不断扩大。《英特尔战争：反恐秘战》和《秘密哨兵：国家安全局秘史》的作者马修·艾德在斯诺登泄密事件曝光后撰文指出，国家安全局内部的“获取特定情报行动办公室”（TAO）早在15年前就已经成功渗透进中国的电脑和电信系统，获取了一些有关中国内部动向的最佳、最可靠的情报。
该部门内部拥有高度现代化的设施，门口由全副武装的警卫把守，只有输入了6位数的正确密码，而且通过了虹膜扫描才能进入到巨大的铁门里面。该部门的任务就是搜集外国目标的情报信息，具体方法包括秘密入侵海外目标的电脑和电信系统、破解密码、攻破保护目标电脑的安全系统、窃取存储在电脑硬盘上的数据，然后复制目标电子邮件和文本信息系统内的所有消息和数据流量。在总统的授权下，它还会通过网络攻击破坏国外电脑和通讯系统。这个部门的核心机构是米德堡内一个名叫“远程行动中心”行动组织，包括大约600名军方和民间电脑黑客（他们自称CNE操作人员），每周7天、全天24小时轮班工作。马修·艾德写道，到2009年1月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TAO已经成为美国情报界“神童”级别的机构。一位前NSA官员称：“TAO本身已经成为一个产业，他们能够到达情报人员难以到达的地方，得到情报人员难以得到的信息。”
为了分析更为海量的数据信息，田纳西州境内的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一直在研发一代又一代的超级计算机。目前，外界知道，“美洲豹”计算机已具备每秒计算1750万亿次的能力。
在犹他州遥远而干燥的沙漠地带，气温常常会蹿升到摄氏37.78度以上。持有机密许可资格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面积达100万平方英尺，耗资20亿美元的巨大建筑。它比美国的国会大厦还要大1/3，它的耗能量是盐湖城整个城市房屋的总和。
这个巨大建筑属于国家情报局，它的主要的任务是存储和分析“信号情报”：万亿的电话、电子邮件和数据痕迹——网络搜索、停车收据、书店逗留和其他数字废物。在得克萨斯州，一个同样的建筑也在建设中。
究竟有多少信息会存放在这些没有窗子的庞然大物里面？五角大楼智库米特尔公司（MITRE Corporation）的一份报告透露了一点玄机：由于盯梢任务使用的元件的进步，它们搜集到的信息量将在2015年增加到YB级别（Yottabytes），相当于10008页的文本。YB级别是目前信息的最大量级。“一旦这些数据被存储到犹他州和得克萨斯的庞大建筑里，超级计算机就会根据运算法则决定我们中的谁是，或者将会成为一名恐怖分子。”马修·艾德写道，“在NSA的自动监控世界里，每一个比特的信息都有它的历史，任何一次敲击键盘都是一个故事。”
很显然，2007年启动的“棱镜”只是国家安全局日益庞大和尖端的信息监控链条中的一部分。人们对这样的桥段并不陌生，而斯诺登只是更清楚地让大家明白，国家安全局已经扩张到了哪一步，它的实力到了什么水准。
“斯诺登事件之所以受到这么大而持续的关注是因为他在接连不断地透露一些信息，而美国政府又很难阻止他这样做。时机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它正发生在中美领导人会晤的时候，网络安全正是个热门话题。”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成员，印第安纳大学网络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弗雷德·卡特对本刊记者说。
英雄还是罪人
《卫报》将斯诺登和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相比，称他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吹哨者”之一。这多少显得有些夸张。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中心主任托马斯·布兰顿看来：“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对五角大楼文件的泄密无疑是‘吹哨者’中的典范，也是历史上对美国政府产生最大影响的一个。”
1969年9月30日傍晚，兰德公司顾问埃尔斯伯格打开自己办公室角落里的黑色绝密保险柜。8英寸厚的47卷的五角大楼文件占据了两个抽屉，绿色硬皮纸封面的上下方赫然印着黑体的“绝密”二字。这7000多页的文件是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设立的专门工作小组编写的美国对越南政策。
埃尔斯伯格所公布的这些文件证明，政府一直在隐瞒国会和公众，秘密将战争扩大化。他的吹哨行为被认为对美国越战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当时，埃尔斯伯格面临着和斯诺登相似的处境。埃尔斯伯格以违反《间谍法》为罪名被捕，成为首位因为泄密行为而不是间谍活动触犯《间谍法》的人。他和斯诺登都受到了人格上的诋毁。尼克松的私人调查队进入埃尔斯伯格心理医生的办公室，寻找他私生活里的细节。他们后来向大陪审团作证说埃尔斯伯格周旋在“几个外国出生或者有外国血统的女人”之间，有过一些“非常奇怪的性行为”，这“在反间谍领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而如今，斯诺登被称作“应该被投入监狱的浮夸的自恋分子”和“年轻一代的不合群典型”。
但斯诺登和埃尔斯伯格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在寻求《纽约时报》的帮助，公布五角大楼文件之前，埃尔斯伯格尝试了各种“体制内”的途径。他将文件泄密给国会反战派议员，鼓励他们向政府发起挑战，以早日结束越战。但包括当时的主和派头面人物乔治·麦戈文参议员在内，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做赌注，也不愿因为越战问题在两党斗争中留下把柄。公开秘密文件，是埃尔斯伯格的唯一选择。
没有证据显示斯诺登曾做过这样的挣扎。他的第一个选择就是联系异见人士、美国纪录片女导演普瓦特拉斯。普瓦特拉斯2006年时在伊拉克待了8个月，拍摄制作了纪录片《我的祖国，我的祖国》，描绘美国占领下的伊拉克。她在伊拉克拍摄了一段美军遭遇埋伏的画面。美国军方指责她对伏击情况十分了解，但没有对美军进行任何提醒和警告。此后，她就登上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控名单。
这部片子是普瓦特拉斯的“后9·11”三部曲之一。第二部《誓约》的主角是本·拉登的司机。而第三部正是关于吹哨者的。斯诺登在发给她的邮件中说，他有情报部门的一些消息，“不会让你失望”。斯诺登逃亡到香港时，普瓦特拉斯拍摄了这一过程。这一切都无疑让斯诺登的动机更容易受到攻击。
斯诺登没有尝试“体制内”的途径，可能是由于他对体制内已经失望，但另一方面，这种途径是否存在呢？他和埃尔斯伯格之间存在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五角大楼文件显示政府正在扩大越南战争，并且向国会和公众撒谎，这显然是一个明显的错误。
“9·11”以后，美国相关法律的构架发生了变化。《爱国者法案》第215条允许联邦调查局（FBI）或其他机构请求《外国情报监听法》法庭签发命令，强制企业交出“与经过授权的、不涉及美国人的、旨在搜集外国情报的初步或全面调查相关的任何有形的东西”。而《外国情报监听法》法庭批准了“棱镜”项目。2012年政府向《外国情报监听法》法庭提出了1856项电子监控的申请，没有一项被否决。“监听外国情报从来不涉及法律问题。只有监察美国公民、美国绿卡持有者和美国公司存在限制，需要获得《外国情报监听法》法庭的限制。”中央情报局和国家秘密行动处前官员、波士顿大学情报安全教授约瑟夫·魏普尔向本刊解释说：“斯诺登泄露的秘密项目是法律所允许的，受到国会的监督和资助，也许政府的作为有些愚蠢、不道德或者错误，但它是合法的。”
如果监控是合法的，那么就意味着斯诺登仅仅是因为个人不同意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方式而泄密，泄密的性质完全不同。以道德动机破坏法律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吹哨者的行为。
斯诺登引发的争议也是空前的。皮尤研究中心和《华盛顿邮报》的民调显示，56%的美国公众支持NSA的监控行为，且有62%的人愿意放弃隐私从而帮助反恐。
“埃尔斯伯格今天仍被看作一个英雄也是因为历史按照他期待的方向发展。现在，人们普遍认为，那正是我们撤出越战的恰当时机，五角大楼文件的公布并没有对国家安全造成真正的伤害。”《时代》周刊因此评论说，“历史对斯诺登的裁定取决于他在这一权衡中的位置：我们成为一个监控国家的危险是否大过我们受到恐怖袭击的危险。”（文 / 徐菁菁） 情报搜集秘密斯诺棱镜门爱德华·斯诺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