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真理与行道于邦

( 2011年11月9日，参加“占领哈佛”运动的抗议人群涌向哈佛法学院 )

1%与99%

2011年9月，华尔街被“占领”了。两个月后的一个夜晚，哈佛校警警惕地守在哈佛园（Harvard Yard）的每一个出口，严禁任何人出入，警车的信号灯划破清冷的夜，紧张地闪烁着。哈佛园北边的科学中心（Science Center）外面聚集了大量的示威人群，他们高喊着震天的口号，举着自制的抗议标语，站在最前排的人用力晃动着铁门上的栏杆，校警对他们发出警告，冲突一触即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哈佛园内的寂静。Widener图书馆依然灯火通明，各个House（本科生宿舍）的同学也鲜有人出来看热闹，似乎没有人关心自己马上要被“占领”的校园与家园。所幸，除了一些轻微的肢体摩擦，这场对峙并没有酿成血腥的结果。

这些抗议者不是“暴徒”，发起者与参与者中的绝大部分是与园内“沉默的大多数”一样的哈佛学生，其中站在队伍最前沿的不乏法学院的学生。在白天的游行中，他们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的母校——哈佛大学。他们认为这是一所“为最富裕的1%的人服务的大学”。第二天清晨，园里的学生醒来后惊讶地发现两件事：第一，在约翰·哈佛（哈佛创始人）铜像前的草坪上多了许多顶五颜六色、高低不一的帐篷，帐篷前的标示牌上写着“占领哈佛”；第二，他们不能自由出入了。哈佛校长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在给全校师生的公开信中称，为了平衡学生的言论自由以及公共秩序安全，校方决定暂停对公众开放校园参观，师生须凭证进入哈佛园。

参与“占领哈佛”运动的学生不满意哈佛在投资决策、外包服务、给学校行政人员的工资待遇、授课与培养学生等多个方面体现出的“精英姿态”，他们认为这在客观上加重了美国乃至全球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状况。在一份声明中，“占领哈佛”的组织者举例：哈佛行政人员中，最高工资获得者（哈佛资产投资决策人）居然是最低工资获得者（清洁工，多是讲西班牙语的拉美裔）薪资的180倍。且鉴于哈佛学生毕业后投身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产业的人数之多、影响之大，他们认为哈佛的教育与今日美国严峻的贫富悬殊局面脱不了干系。在他们看来，理想的大学教育应该培养出关心99%大众的福祉的精英，而不是只为1%的富人服务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占领哈佛”运动正式开始的大约一周前，更为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曼昆教授给本科生开设的经济学原理课上。为了抗议不断上涨的私立大学的学费以及不断减少的对公立大学的投入，一部分学生选择“出走课堂”，以表达他们的不满。组织者认为曼昆教授所讲授的经典经济学理论正是社会贫富悬殊的成因，他们指责课程材料（主教材是曼昆教授撰写的《经济学原理》）集中宣扬效率至上和保护私有产权、自由市场，而忽略对公平、国家调控的重视。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为金融大鳄和垄断巨头提供最高层次的理论支持。然而，这场目标看似无可非议的运动，并没有得到学校大部分学生的支持，尤其在本科生中不受欢迎。运动的组织者宣称这是因为他们的行动导致校园进出的限制，而使住在哈佛园内的本科生感到不满，但反对者显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出于自利的理由而不支持行动的。在运动平息的两个月后，本科生怀亚特·特罗亚（Wyatt N.Troia）在哈佛校报《Crimson》上发表文章，题目是《为什么占领哈佛运动失败了》。除了指责运动组织散乱、目标不明外，特罗亚最重要的论点，是组织者完全忽视了哈佛在争取社会公平和正义方面的长久努力。如果哈佛的教育真的如组织者所言，对社会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那么这群组织者完全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充实自己，为他们的公正理想做出贡献。特罗亚不无讥讽地调侃道，出走曼昆教授经济学课堂的学生真应该留下来听听那堂课，因为当天的课题恰恰是他们所关心的贫富悬殊问题。曼昆教授教学组以及其支持者也发表声明，表示虽然他们尊重学生表达异见的权利，但他们误解了经济学：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并不带有特定的价值取向，导向公平或不公平的结果并不是其所最关心的问题，为贫富悬殊摇旗呐喊更是无从说起。这是一门向全校本科生开放的经济学入门课程，选课的大多是“大一”、“大二”的学生。如果他们连什么是经济学的经典理论都不了解就做出批判，那么这种评判是不明智和浅薄的。

( 2007年3月16日，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演讲并回答学生提问 )

相比于哈佛热闹的争论，一河之隔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显得安静多了。“占领麻省”并未出现，尽管麻省理工拥有同样傲人的经济学系，也讲授着类似的理论。“二战”期间，大量的麻省理工科学家投身于美国的国防事业，他们似乎更信奉“知识就是力量”，实干兴邦。哈佛的学生则比较不甘于书斋寂寞，诉求要化为组织行动，要化为政治话语，要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哈佛“真理”的校训，似乎并没有让学生的视野局限在象牙塔之内，反而让他们有一种“行道于邦”的冲动：如果最好的学问，都不能改善普通大众的生活，那么纯粹意义上的“智识趣味”也只能陷入精英主义的泥淖，与反智主义的大众思潮格格不入。我们或许应该记得，在创校伊始，哈佛的校训还有下半句：“荣耀归于基督”、“为基督、为教会”——真理从来不是自足的最终目的，践行才是。

不服从运动与爱国主义

面对这场21世纪的“占领”运动，在哈佛园任职已久的老教授们自然会想起上世纪60年代的另一场更为激烈、酿成流血的“占领”运动。那一次，学生对哈佛的指控是“协助种族灭绝”。1969年4月9日，100多位学生冲入位于哈佛园正中央的历史建筑大学堂（University Hall），赶走了里面的老师，在里面进行反“越战”的讨论及宣传。这次占领持续了18小时，直到校方叫来警察驱赶学生才结束。事件亲历者回忆道：“（19）69年4月9日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如同出走曼昆课堂的学生一样，60年代的运动积极分子认定哈佛在为一场不正义的战争提供各种支持，是助纣为虐，尤其是当时的国际问题分析中心充当美国政府“越战”的重要思想智库，而校园里有为军事用途特别划出的场地等等。一位学生领袖在声明中写道：“哈佛不应该参与到一场可能涉及种族灭绝的不义战争中去。”打击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目标在普世人权面前应该让步。

哈佛的不服从运动不是孤立的：60年代在全世界是“火红”的年代，学生运动几乎遍布每一个国家的校园，直到今天，其成因仍是学界百思不得其解的命题。60年代也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年代，而马丁·路德·金正是在波士顿大学取得神学博士学位的，剑桥小镇的哈佛学生自然对平权运动充满了亲切感。左派思潮，作为黑人民权运动的延伸，也遍布了美国的大学校园，最著名的阵地便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经历了50年代麦肯锡主义对校园内共产主义同情者和左派人士的残酷打压，60年代末期的左翼思潮似乎是一种“拨乱反正”，一种对压制的抵抗，对自由的渴望。几乎同一时期，一直被隐瞒的“越战”的残酷真相以黑白照片的形式出现在美国普通民众的视野内，反“越战”高潮迭起，民众也自然期待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也最有声望的高等学府能有所表示。哈佛人的政治激情一下子又被点燃了，占领校园、发表讲演、动员组织，不满需要被以组织抗争的形式表达出来。相比于福斯特校长的迅速反应，当时的哈佛校方则消极得多，他们发表声明批评学生的行动是无谓之举。最终，反应冷淡的内森·普西（Nathan Pusey）校长被换下，同情学生的德雷克·博克（Derek Bok）接任校长之位。

相比于“占领哈佛”运动组织者受到的和风细雨的舆论批评，60年代反“越战”的哈佛学生则面临残酷得多的惩罚：许多“不听话”的学生被警告取消助学贷款和奖学金，这在学费高昂的哈佛大学与被警告勒令退学无异。在学生之中，亦有响应爱国主义号召而投身“越战”的。在哈佛园的北墙（North Wall），22位在战争中牺牲了生命的哈佛学生的姓名被永久地镌刻在一块铜板上，供往来的师生缅怀。4月发生的波士顿“爱国者日”的爆炸案再次提醒我们，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第一枪，是在哈佛学生所处的这片土地上打响的。虽然哈佛大学不遵循周边大学把“爱国者日”定为假期的决定而被学生嘲讽成“不爱国的哈佛”，爱国主义仍是哈佛人引以为豪的特质。但也许，那些非但没有参与、反而反对“越战”的人也会认为自己是爱国的：如果政府所作所为违背了美国自由平等的立国精神，反而去侵犯他人领土和权利，支持这样一场战争又怎会是爱国行为呢？难道爱国的行为不恰恰应该是加以抵制和谴责吗？当马丁·路德·金牧师在《我有一个梦》的讲演中把黑人民权运动比作是来要求兑现一张美国国父承诺已久的支票的时候，他搬出的是美国立国精神的浓缩《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一句。当他指责政府长期以来放任对黑人的歧视政策时，他不是不爱自己的国家，恰恰相反，他回溯13处殖民地反抗暴政、争取自由的美国立国精神表现，这才是真正维系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纽带，而批评违背这种精神的政府，正是爱国的最高体现。

“他比我更哈佛”

美国东部时间2012年11月6日，总统大选，奥巴马成功连任。两天后，哈佛政府系的报告厅座无虚席，两年一度的选后分析盛会第十次上演，读政治哲学博士出身、后分别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高级幕僚的威廉·盖尔斯通（William Galston）和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也在这里展开他们第十次针锋相对的辩论：奥巴马为什么能够连任，共和党还有希望吗？这是哈佛政府系美国政治研究中心支持的宪政政府项目（The Program on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简称PCG）的重头活动之一。1985年，著名政治哲学家、哈佛政府系前系主任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创办了宪政政府项目，其延续至今的常规活动，是每周五的政治午餐会。用曼斯菲尔德教授自己的话说，政治午餐会的邀请对象是一些“在其他场合不会被邀请的人”。这些人可能因为不是“学术明星”而没有到处讲演的机会，或者是因为观点不符合主流意见而受到冷遇，但无一例外都做着与政治有关的有趣研究和有深刻的见解。于是我们看到，每一个周五的午后，在一个小型讨论室里，人们享受地喝着冰啤酒、啃着火鸡三明治，聆听着主讲人讲解莎士比亚的戏剧、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新鲜出炉的最高法院判决，又或是心理学领域关于暴力的研究与政治的微妙关系。这场分析会只是哈佛各系举行的众多选后分析会之一，这个园子对美国最大型的政治游戏的兴趣远超一般人的想象。如果民主的精神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对这个国家的事务发表意见，那么哈佛的师生非常认真地对待了自己的这份权利。

哈佛园内对2012年选举产生的非同寻常的政治热情，可能也是由于这次是一场“哈佛与哈佛的对决”。奥巴马和罗姆尼同是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而罗姆尼还同时拥有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学硕士（MBA）学位。哈佛法学院专门请来两位候选人的昔日同窗好友来回忆两人的性格特点与轶事，仿佛这不是什么关系两大党的政治竞争，而只是哈佛自己的家事。然而，同样出身于哈佛，两人的政治形象却截然不同：奥巴马是出身贫苦、自力更生、从服务基层社区起步的杰出黑人小子，而罗姆尼则是“官二代”和“富二代”（其父亲曾任密歇根州州长和美国汽车公司主席），毕业后进入金融圈，拥有丰厚身家的典型白人精英。这也折射出哈佛学生毕业后很有代表性的两种选择：投身金融或投身政治。哈佛政治所（Institute of Politics）每年提供大量优质的暑假实习机会，为学生投身美国政治、在世界范围内锻炼领导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牵线搭桥。每次总统或国会大选，庞大的筹备团队中不乏年轻的哈佛本科实习生。

尽管两位候选人与哈佛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奇怪的是，他们似乎急于撇清这种联系。当奥巴马攻击罗姆尼是富人精英阶级的代表、而不可能真心实意地为底层和中产阶级谋求利益时，罗姆尼回击道：不要忘记，奥巴马也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他自己也是精英阶级的一员，他当年还是《哈佛法律评论》的主编呢，他与精英象征的哈佛大学的联系比自己紧密多了！不过，民主党的支持者一下就指出了罗姆尼的荒谬之处：奥巴马才在那里待了三年（法律博士JD学位是三年制的），而罗姆尼待了四年呢（JD和MBA双学位）！似乎谁“更哈佛”谁就处于劣势！

不过，对于哈佛学生而言，参与改变这个国家甚至是世界的命运，似乎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漫步在查尔斯河畔的以美国第三十五届总统命名的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时，他们或许还会被这位前辈校友在就职演说中的话所激励：“美国的同胞们，不要问这个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世界的公民们，不要问美国能为你们做什么，而要问我们能够共同为人类的自由做什么。”

为政治服务的区域研究

2012年末，哈佛政府系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题为“中国政治过去与未来：第十八次党代会”的学术研讨会，全美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几乎全数到齐，大家轮番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各个角度剖析中国的变迁、预想中国的未来。这样一个研讨会，用来纪念刚刚荣休的“文革”与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哈佛政府系前系主任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马若德教授被在哈佛学习中国政治的学生私下称为“毛主席”，可能是由于他充满权威的上课风格（他曾经参与政治，是英国下议院议员）以及他对毛泽东研究的浓厚兴趣。他的三卷本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是研究那段历史的人无法绕过的经典，而他位于哈佛政府系大楼一层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各式各样“文革”大字报、宣传册以及其他实物，进入他办公室的学生会顿时产生某种穿越时空的错觉。

马若德教授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培养的众多中国研究专家之一。“冷战”时期，美国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老大，生发出了研究其头号对手苏联以及神秘的、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强烈政治需要。1955年，哈佛本科、牛津博士毕业的清史研究专家费正清创办了东亚研究中心（后更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是美国第一所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也是现今世界顶级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其属下的图书馆所收藏的当代中国的研究资料也是首屈一指的。在此之前，西方汉学仅限于人文学科的古文献研究，但对现当代中国知之甚少。而费正清创办的中国研究中心，以及此前他设立的区域研究——东亚硕士项目则旨在用跨学科研究方式（尤其是多种社会科学交叉的方式）培养出既通东亚语言，又懂区域政治历史的人才，以为美国新闻界、外交界、政界提供智力支持。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夕，费正清撰写的《美国与中国》是将要会面的双方领导人的必读书目。如果说以前西方对中国的兴趣限于华夏古老而灿烂的文明的话，“二战”以后以哈佛费正清中心为代表的美国汉学研究则是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越战”期间，费正清又推动哈佛创立了越南研究，与日本、韩国、朝鲜、南亚、中亚等区域研究并列。哈佛东亚研究只是哈佛诸多区域研究之一，其创立目的各不相同，但都无一例外地与美国对待世界的政策紧密相连，是美国政府最重要的决策研究来源之一。

为学术而学术的时代已然过去，为政治或国家利益而学术，而还能保持学术的严谨、客观和高标准变成了新的追求。在学术泛政治化的麦肯锡时代，费正清等一批同情左翼和新中国的哈佛学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同时费正清的中国朋友费孝通和钱端升则遭遇“亲美”的指控。在“追求真理”与“行道于邦”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矛盾，一种调和的办法或许是，选择什么样的研究课题是取决于国家的需要，但研究的过程、方法与结果则必须遵循客观的学术准则，不为任何现实的政治需要左右，学者应有推出符合自己职业良心的成果的自由。学术不能沦为政治宣传工具，但学术也可以用另一种更好的方式服务于政治：只有切实地“知道”，才能有对路的“做法”。这一道理，哈佛人学得很快，现在再没有教授会因为自己的“左倾”观点而受到迫害了，只要他的学术是严谨和规范的，但国家决策对哈佛学人的倚重却丝毫未有改变。

结语：一种异见

198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哈佛迎来了一位异见者，他的名字是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这位来自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是德裔犹太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大弟子，一年前他出版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该书一整年都高居畅销书排行榜首，而此书引起的争论，恐怕是继1971年哈佛哲学系教授罗尔斯的《正义论》后最多的。在布鲁姆的攻击者中，来自常春藤高校联盟的居多，而抨击最激烈的当属哈佛人：他被称为“民主的敌人”，因为在这本书中，他明确反对美国大学去精英化的趋势，热衷于研究与当前社会、政治、经济联系紧密的课题，却忽视了阅读经典所能带来的可贵视角——在多数统治的社会里的反思民主的视角。经典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某种特点的文化（相对主义进而至虚无主义），也不是因为他们是某个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历史主义），而是因为它们本身就值得重视。启蒙运动以后的世界视“进步”为必然，而“民主”更是衡量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准，而如果只是把经典当成是过去的产物，而不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它们又怎么可能被认真对待？民主的社会又如何通过学习经典中给出的反民主的理由而真正获得自我检视的机会？如果民主永恒正确，未来必定优于过去，那么这是一种表面多元开放、实则价值封闭的社会：身处其中的人，谁能够，谁又胆敢挑战这个“永恒”和“必定”呢？在哈佛演讲的末尾，布鲁姆说：“尼采学习苏格拉底，并不是因为这是德国学生的指定读物，而是因为他真的认为苏格拉底提供了‘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的最深刻见解以及是一个值得挑战的对手。”苏格拉底不是一个“过去的人物”，他是时时刻刻待在柏拉图的著作里，等待与时人对话的活生生的人。当大学放弃了代表着精英培养模式的通识教育，而肆意放任象牙塔之外民主社会的侵蚀，认为只有现在、只有大多数是真理，美国精神就被永久地封闭了：它可能对现世的其他文明开放，尽管是一种为求多元的多元化，而不一定是出于真正的理解和尊重，但它对过去永恒封闭，不愿接受任何对现代、对民主（广义上说，即现行意识形态和信仰）的挑战。如此看来，始终保持象牙塔与社会的距离，对社会反而是有利的，悖论地，精英式的大学教育或许是保卫平民政治的最后一块阵地。

时间的钟摆停在了2012年，25年前的那个夜晚负责介绍好友布鲁姆教授出场的曼斯菲尔德教授再一次聚集起哈佛的听众，重新检视这个异端的声音：什么是应然状态的大学教育，在学术与政治，在人的培养与社会需要，在“追求真理”与“行道于邦”之间，哈佛应该何去何从？答案是更清晰，还是更模糊了，人们无从知晓。

（作者为哈佛大学在读研究生）（文 / 陈慧怡） 大学教育美国政治费正清追求真理行道美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