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治为业——一个专业学院的样本

( 格雷厄姆· 埃里森 )

采访进行间，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Allison）的秘书推门进来：“库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的电话。”格雷厄姆起身接听。“来参加《李光耀》新书的书会吗？”……“人不少。”……“当然，一点问题没有，再见。”坎贝尔是主管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格雷厄姆告诉我，他现在仍然每周去华盛顿。“那儿有很多朋友、学生和同事。肯尼迪学院的同事阿什·卡特（Ash Carter）现在那儿当国防部副部长，隔壁办公室的约翰·侯德然（John Holdren）现在是奥巴马总统的科学顾问。”

哈佛与华盛顿的地理距离，或多或少影响了哈佛介入政治的姿态。哈佛人本来就有参政的传统，出过八位总统。“它与华盛顿有足够远的距离，使得它不致陷到它的漩涡里，而可以跳出来，站得更高看问题。但两者的距离又足够近，来回跑，非常容易。斯坦福是一所伟大的大学，但到华盛顿得长途飞行，所以在政治上远一些。在哈佛，每天都有华盛顿的人过来，每天也有人过去。”格雷厄姆说。频繁往返的结果之一是，肯尼迪学院与美国政府之间形成了一个小型旋转门，学院的教授很多曾在政府任过职。“作为政府的旁观者，我常常在想，如果我是华盛顿的人，在一些政策上的处理方式肯定会有所不同。现代政府越来越密集化，充满了细枝末节，每天充斥着一个接一个的电话，从一个会议跑到下一个，一个接一个文件，常常忘记了目标是什么，要实现什么。哈佛提供了一个站开来、保持距离、高屋建瓴思考的机会，能够从战略层面来看问题。”

格雷厄姆·埃里森本人就是。他是在卡特政府工作时，接到哈佛时任校长德雷克·博克的邀请，回来组建肯尼迪学院。在他任内，学院从一个差点奄奄一息的小项目成长为大院，与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等八大学院并列，构成本科生院和研究生院之外的专业教育体系。专业教育的壮大，与博克校长任内经世致用、服务社会需求的入世治校理念有很大关系。格雷厄姆·埃里森曾给里根的国防部长当过特别顾问，也当过克林顿的国防事务助理国务卿。年轻一些的院长，比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也是在当国防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时候，被哈佛校长给叫回来的。现任院长大卫·埃尔伍德（David Ellwood）也曾做过克林顿的助理国务卿。哈佛很喜欢自己的毕业生在外走一圈，做出成绩后，再回来。

等待格雷厄姆时，我在学院贝尔福中心的走廊里巡视一圈，可以很快捕捉到海报、告示栏、书展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俄罗斯”、“冷战”、“核”、“朝鲜”。格雷厄姆告诉我，贝尔福起源于“冷战”，这是它的烙印。“最初，贝尔福是一个研究型的机构，全名叫科学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它的缔造者是一位生物化学家——保罗·多帝（Paul Doty），他的目的是组建一个顶尖的研究团队，防止核战争，所以，迫切要学习国际安全，要理解科技在国际关系政策中的作用。当时贝尔福的很多科学家都曾参与过原子弹制造。他们充满愧疚感，担心原子弹最后会成为毁灭全世界的灾难。这就是我们的起点。我也是‘冷战一代’，是‘冷战老兵’，那时，与苏联的竞争主宰了国际关系。”1991年，“冷战”结束。“战争的新的可能性、和平的扩散、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内战、常规战争、生化武器、恐怖主义等等，都需要国际安全的大规模知识。‘冷战’结束后，学院先是充满着胜利主义的乐观喜悦，然后发生了很多很幸运的事。这种热情的产物就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预言民主制度会取得胜利，所有人都会变得一样。‘9·11’与金融危机后，形成了反思主义的思潮——反思美国的普世价值观，反思民主制度也需要调整，反思自由市场也需要修修补补。华盛顿现在的瘫痪，也让人们开始反思民主的不作为和无效率。”

今天，肯尼迪学院所研究的政策问题则是全方位的：家庭、移民、健康、就业、经济发展等等，无所不包。格雷厄姆说，哈佛在18世纪有了法学院，19世纪有了医学院，20世纪有了商学院，所以在建院时，他的宏愿是“以卓越的专业技能为公共需求服务”。如何定义“以政治为业”？这是一个模糊又困难的问题。进入政府，并不需要像律师与医生那样的资格证和执业证考试。“政治家也许更像企业家。在这里，他们学到的是政治家做什么，如何进入政界，作为一个政治家需要什么要求和条件。在美国的政治体系内，当政治家基本等于决定做一位募款人，筹款是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的事情；如何赢得选举，不至失业，要有自己专长的政策领域。我曾问一位英国议员，他如何看待他的政治生涯，他说：‘我得找到2到3个可以成为专家的政策议题，这是我唯一能够对政策过程施加影响的方式。’所以，我们给新的国会议员开设课程，由专门的人给他们讲解每个议题。对在官僚体制内的人，比如国务院和军队的官员，有很多政治职位，比如助理国务卿，通常平均任期只有两三年。你必须一上任就对情况很熟悉，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否则任期一晃就过去了。美国的政治体制没有给总统提供培训的职业轨道，他们一般通过阅读历史和总统传记来学习，奥巴马就读了很多总统传记。中国的政治体制则更像议会体制，官员在各个层次上得到培训。”

( 约瑟夫·奈 )

约瑟夫·奈告诉我，从哈佛博士毕业50年来，除了在政府任职过5年，他从未离开哈佛。“之所以选择回政府学院，是因为我对把政治科学理论与实际政府事务结合起来很感兴趣——怎么才能把社会科学最优秀的成果，与政策制定的经验结合起来？我刚刚博士毕业时，曾在政治系教书，但实际上应该叫作政治科学系，这个系仅仅研究学术理论。肯尼迪学院也研究政治理论，但目的是为了应用于解决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政治系培养教授，学生毕业后留在大学教书、研究；而学院的学生在毕业后最终都将进入政府。”

“培训”而不是“教学”，是专业学院区别于研究院的地方。传统看来，这是“匠”与“大师”，或者“术”与“道”的区别，“技能”总显得低一个档次。如果说研究生院是哈佛学术传统延续的地方，那么专业学院就是哈佛实用主义彻底践行的产物。“象牙塔与真实世界的距离在这里更模糊。教授通常一脚在学校，一脚在职业学院。传统意义上，教授更倾向于培养学生成为教授，在他们的领域做研究，对与真实世界距离过近很不习惯。哈佛也面临着挑战，如何在培训和教学之间分配最高标准的最佳奖学金。”格雷厄姆说。

“在学校里，你可以在课堂里说出‘权力的真理’，学校与政府的距离给了这样的自由度。但毕业后去政府任职，你很可能知道‘真理’所在，但却不会公开地说出来，因为你如果在政府里也谈论‘权力的真理’，那下一次的会议可能就不再邀请你了。一个认为X是正确的人，常常会在会议里说Y。很多年轻的学生对此感到不舒服，但这是需要正视的冲突：认识到权力与真理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矛盾，认识到真实世界的复杂政策是多种力量艰苦较量和斗争的结果。不可调和的矛盾会一直存在下去，它本身就很重要，也是健康的矛盾。”

保持学院与真实世界的距离，是最微妙的持续斗争。约瑟夫·奈告诉我，在他担任院长期间，“最艰难的决策与预算有关”。“如果你想壮大，就必须增加教员的数量，这个成本非常高，意味着你必须筹款。21世纪初，美国经济衰退了一阵子，原来的募款人不再继续提供资助，但人已经招来了，得继续养着他们。我们有好几年预算紧缩。有时会有捐赠者来找你，说，我给你捐100万美元，但你得让这个人进你们院。我的回答是，不，外界的资金不能决定教职的任命。但要拒绝100万美元，在经济困难的时期，真的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最终，我没有拿到那笔钱。”对私立大学来说，“校长和院长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全国跑，到处筹钱。像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这样的学校，资金主要来源是私营部门和个人捐赠，这对学校的独立非常重要”。

付出的代价是筹款的时间负担。约瑟夫·奈在他的任期内共为学院筹集了约300万美元，“政府学院不是有钱的学院，从事公共服务的校友不及商学院、医学院的校友富有”。“任院长期间，3/4的时间都花在筹款上，这是与政府保持距离的最重要的缓冲带。”

格雷厄姆·埃里森告诉我，在美国，私立大学比公立大学的地位更高，是因为它依赖于私有资金的基础，从而保证了对学术和思想自由最重要的独立性。“许多政府资助的大学，没有很强的独立性，特别是当政府改变想法的时候。比如，加州大学，在政府破产后，也就无以为继。联邦与州政府会有影响和渗透他们的强烈欲望和诱惑，他们会认为，自己出了钱，为什么不让他们为我们服务，比如俄亥俄州立大学。即使是在哈佛，像医学院，有一些很核心的科学研究也是联邦政府资助的，因为这些项目的研究经费竞争很激烈，所以有时政府有发言权。而对私人捐赠者来说，他们当然也想有发言权，想施加影响。但因为哈佛的力量更强大，足够强大到可以对募捐者说，你会受到尊重，能以你的名字命名某个教职或中心，但你对学院的事务没有发言权。比如，有一位贝尔福中心的捐赠者，他捐了很多钱，他对能源问题很感兴趣，也了解哈佛的规则，他知道他从来无法影响研究的结果——石油的价格、产量等等。有一些不了解情况的捐赠者，不太了解情况，以为可以影响研究结果，但哈佛有足够的谈判能力来抵制这些压力。”

“以一系列多元的捐赠来源，避免任何人处于控制地位上。”约瑟夫·奈告诉我，“这是保持学院独立的核心。在政府里，你的角色是把事情做成，并忠诚于你的雇主，不能公开地批评。但在学院，你可以更加自由地批评政府。”（文 / 蒲实） 为业样本学院一个政治华盛顿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