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孩子学会选择

（文 / 刘咏秋）

( 在希腊，刘咏秋的儿子陈江旋作为学校交响乐团的贝司手，在2012年的圣诞音乐会上演奏 )

儿子昨晚跟我们闲聊，说他10岁时定下的五个目标，现已实现了两个。这五个目标是：登珠穆朗玛峰、跑马拉松、听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演奏、弹《加利福尼亚旅馆》吉他单曲、考飞行执照。已实现的两个目标是：弹《加利福尼亚旅馆》吉他单曲和听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演奏。

这是一次我们外出采访七天归来后的谈话。在这七天时间里，15岁的儿子自己骑车上学、回家自己做饭吃、洗衣服，自己管理学习、上网、健身时间，偶尔还会收拾一下房间。其间我们一个朋友来希腊玩，儿子自告奋勇去机场接机，并带着朋友坐公交游览了雅典几个最著名的景点。这基本上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情。

但当儿子跟我们讲到他的这五个目标时，我们感兴趣的同时也略微吃惊：自认为跟儿子沟通无障碍的我们，竟然好几年不知道他如此另类的“人生理想”。

在我看来，教育的复杂性就体现在这些细枝末节之处。自孩子出生之日起，他其实就是独立的生命个体，拥有造物主赋予所有智能生命的创造性与自主性。而充当对这一智能个体进行引导和教育的家长和学校，必须在对个体也就是孩子进行细致入微观察的基础上，因势利导，才能将这一智能生命的潜能尽可能地激发出来，并朝利好的方向发展。

或许，这也成为以个体为对象的家庭教育与以整体为对象的学校教育必然要产生的差异与矛盾，但我们面临的情况似乎要复杂得多。

( 2005年刚到斯里兰卡时，陈江旋跟妈妈一起战战兢兢接触大象 )

幼儿园：当头一棒

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矛盾，从孩子3岁上幼儿园时就逐渐显示出来。但当时一是初为父母，对中国的幼儿园教育缺乏了解，二是作为生活在北京的双职工、双外地，除了把儿子送幼儿园外，其实我们别无选择。

儿子有点早慧，我们从来没有特意教过他认字，但在3岁上幼儿园之前，他已经认识两三千汉字，能读不少书了，有些幼儿园老师不认识的字也拿来问他。比如，有一次，老师不知道“梦魇”的“魇”该怎么发音，问了儿子，又去查了字典，当发现儿子读得准确无误时，事情很快传遍了幼儿园，儿子成了个小“神童”。

但这却给他惹来了麻烦。因为整个中国教育体制，就是幼儿园时教小学的内容、小学教中学的内容、中学教大学的内容、大学则什么都不学，因此要求孩子守纪律、听话的幼儿园生活对儿子毫无吸引力，精力旺盛的他开始“捣乱”，包括往老师的水杯里倒花露水之类“出格”的举动，其实儿子只想知道水与花露水混合，到底会发生什么后果。但幼儿园老师可没心思管这个。

幼儿园里没有那么多可读的书，而他提得最多的要求，就是要书读。老师被吵得不耐烦了，顺手递给他一张《新华每日电讯》，而他竟然津津有味地读起来。因此，儿子恐怕成了全中国唯一一个朗读《新华每日电讯》的人。

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恐怕是送孩子上全托。日托的时候，孩子回到家里，还可以放松下来，和我们有一些交流；全托尽管每周接回家两次，但每周一、周四送他上幼儿园的班车，他都大哭大闹，仿佛是上屠宰场，这对他和我们来说，都是心灵的煎熬。

更煎熬的是每次接儿子的时候，老师一成不变的对儿子的负面评价；同时儿子非常敏感，每次老师告状的时候，他那种欲辩不能的表情，让做母亲的我时时有万箭穿心的感觉。

2003年“非典”期间，儿子不用去上幼儿园了，他过了一段自由自在的日子。但我们发现，一向动作灵巧的他变得有点笨手笨脚，而且胳膊上还有伤痕。晚上，儿子会咬被脚甚至啃自己的小床。经过进一步了解，我们发现幼儿园的老师体罚孩子。然而我们跟幼儿园交涉的结果，是幼儿园根本不承认有什么错，而是要求儿子走人，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你们儿子太聪明，我们教不了他”。

所以儿子上小学前的最后半年是在一个实验幼儿园度过的。这所幼儿园给他的童年生活画上了一个还算圆满的句号，但总体来说，整个幼儿园的教育，无论对他还是对我们，都留下需要很多年才能弥合的心伤。这为我们后来的所有选择打下了伏笔。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学习和探索

费了不少周折，儿子2004年9月高价进了北京最好的小学之一——“第二实验小学”。由于幼儿园时经常被老师说“你这样淘气上不了小学”，儿子对小学生活其实心存畏惧。也因幼儿园的经历，做母亲的我花费更多的时间，与老师进行沟通，尽量在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搭起一座能减小鸿沟的桥梁。所以，整个过渡还算顺利，儿子接受能力很强，学习不成问题；周末我则带他和另外几个孩子一起，安排各种主题活动，包括寻访太阳钟，并在学期末时排演了一出小话剧，在学校演出。

当然，插曲还是有的。比如有一次，正在上班的我突然接到学校电话，说“你们家儿子打人了”。我立刻放下手里的工作，冒雪打车，近两个小时从工作的地方赶到学校。结果发现，被“打”的孩子只不过额头上有一点小白痕。但学校不愿承担任何责任，我亲自打电话给孩子的家长道歉，第二天又买了两大袋糖果，一袋给被打的孩子，一袋给班上同学，以求息事宁人——唉，在国内做家长，尤其是一个调皮男孩的家长，怎一个累字了得。

2005年1月，儿子到斯里兰卡探望在那里工作的爸爸。因海啸报道而忙得焦头烂额的爸爸没时间管我们，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享受那里大自然赐予的一切：蕉风椰林、海浪沙滩；悠然自得的大象、探头探脑的松鼠、扭着身子游荡的大蜥蜴……假期接近尾声时，儿子明确表示他不想回北京了。

于是我们赶紧带儿子去探访当地口碑较好的英国学校“科伦坡国际学校”。校长桑德斯先生衣冠楚楚地给我们介绍学校的情况，并带领我们参观学校的教室、图书馆、游泳馆等设施，一下就赢得了儿子和我们的好感。

接下来是“入学考试”。到现在我们都不明白，连26个英文字母都写不全的儿子怎么顺利进了这所英语学校。有一次放学回家，儿子告诉我：“这个学校真好玩，他们上钱币课。”我仔细研看，原来那是数学教材，人家是通过一个个英国钱币图案来对孩子进行数学启蒙的。

对英语一窍不通的儿子在课堂上表现如何可想而知。因此，入学不久，老师就给了儿子一个图画本，他与老师和同学们的交流，基本上是以图画方式进行的：喜欢某个同学，就画一个好看的笑脸；不喜欢，则是一个难看的脸谱。

尽管孩子在学校里差不多是“文盲”，但我们从老师那里，再也听不到告状和抱怨。每次接孩子或开家长会，老师总会说“陈非常好，非常聪明”，简直让我怀疑自己生养的不是同一个儿子。

有一次，儿子拒绝去上音乐课，三个小朋友来硬拉他。一向倔强的儿子拿起讲台上老师用来示意上下课的铜铃铛，乓乓乓连敲了三个孩子的头。放学接儿子时，班主任向我通报了这件事，但随即说她已处理妥当，要我不要担心。而第二天看到这些孩子，我发现其中一个是女孩，敲破皮的额头上还贴了创可贴。孩子们向我诉说了这件事，我立即表示歉意，这些孩子笑笑说：“OK，陈向我们道歉了。”

国际学校放学时间很早，基本上下午15点即结束一天的课程；同时家庭作业很少或没有；留有家庭作业的时候，儿子一般在半个小时内就能搞定。儿子因此有了大量课余时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与传统的灌输知识相比，我们更注重培养他对知识的兴趣和探索精神。有一次，他的韩国同学诺利的妈妈问我：“你给陈报了什么补习班？”当听说我们什么班也没给他报时，她有些吃惊，说：“你是个好妈妈，而我是个坏妈妈，因为我给诺利报了很多补习班。”确实，给孩子硬塞更多的知识，可能是望子成龙的亚洲家长们比较普遍的做法。

但我们一向注重利用周边环境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对孩子进行教育。在北京和科伦坡，我们都注重利用周边的图书馆。在科伦坡，文化资源相对集中的是当地的英国文化中心。我们举家办了英国文化中心的借书证，定期到那里借书阅读。在我的理念里，培养阅读爱好是本，有了这一根本，其他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果然，儿子在掌握知识的同时，英语水平也突飞猛进。到四五年级时，他的班主任、剑桥大学毕业的杰克逊先生说：“陈的英文阅读和写作水平已经远远高于英国同龄孩子的水平，他的文章可以在英文报刊上发表了。”

不仅如此。一次我们去马尔代夫，快要到首都马累机场时，飞机突然调头，广播里说，一个发动机出现故障，需要返回科伦坡。我当时紧张万分，紧握住先生的手，但因怕影响孩子情绪而强作镇定。奇怪的是儿子却始终气定神闲。飞机返回科伦坡后，我问他为什么不害怕，儿子用一串科学数据回答：我们乘坐的飞机是双引擎的空客330，即使其中一个引擎坏了，靠另一个引擎也能飞180分钟，科伦坡和马累之间的飞行时间仅一个小时。而且，即使两个引擎全坏了，这款飞机也能滑行200公里左右，足以平安降落到马累机场。

听到儿子这一席话，我脑海浮现的就只那几个字：知识就是力量。对知识的不倦获取与探索，让孩子在小小年纪，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就能战胜恐惧，表现得泰然自若。

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都是自然的天堂，因此，我们把这两个国家变成了儿子的自然课堂。我们领着他，尽可能多地认识各种动物和植物，培养他对生命与环境的珍爱。比如，只要有机会去马尔代夫，我们就首先带着他确定所在岛屿的位置、洋流的方向等，然后带着他在环岛的浅海里浮潜一圈，观察各种珊瑚及热带海洋生物——这一圈往往费时一小时甚至两小时，对孩子的体力和意志都是极大的挑战。但由于孩子对这种天然水族馆充满好奇，每次他都能坚持下来。

因此，斯里兰卡的几年陶冶了他对自然的热爱和探索精神，幼儿园留下的关于学校教育的阴影也逐渐淡化。临近小学毕业时，我们发现，学校图书馆和当地英国文化中心的英语书快让他读完了，他开始重新调皮起来。离开斯里兰卡，给他更多的挑战，势在必行。

在蓝色文明中走向独立

经过一番周折，2011年6月，我们来到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在儿子的教育过程中，我的目的其实是比较清楚的：小学前主要是行为教育，而小学阶段主要培养他对知识和自然的兴趣与探索。到希腊时，恰逢儿子13岁，正是反叛期的开始，他的一系列对抗也提醒我，是培养儿子独立生活能力以及独立精神与人格的时候了。

与当初在斯里兰卡不同，在希腊的择校问题，主要由我们带他进行大量调查，最后的选择则由他自己决定。在这个过程中，我明确告诉儿子，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做这一工作。将来选择哪所大学，则由他自己调查、自己选择。

因此，我们陪他走访一所又一所学校，但基本不干预。他自己用流利的英语，与校长或是其他主管谈自己的经历、想法、对未来的设计，甚至自己喜欢的乐队，也有机会去学校试听。最后，他选择了一所规模不大，但比较注重按个性培养孩子、人情味极其深厚的英国学校。

从到雅典开始，我们的影响渐渐居于幕后。很多事情，都是他自己选定目标，我们做辅助的工作，他开始单飞，包括自己熟悉这个城市，自己坐公交、逛卫城，以至于自己乘火车去了上百公里远的科林斯，回来给我们讲了运河的故事，并给我们当导游带我们重游……

从十年级开始，学生们开始选择不同的课程。也就是说，同一个班的15名孩子中，上的课并不相同。除英语、数学、化学为必选课外，孩子们要根据自己的兴趣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从物理、生物、地理、历史、音乐、绘画、法语、希腊语等课程中另外再选五门，作为自己的主修课。儿子经过思考，选择了物理、生物、历史、法语和音乐。由于同时主修物理、化学、生物三门科学课的孩子不多，老师们见了他就开玩笑说：“陈，你将来可以当医生了。”

虽然儿子就读的是一个英式学校，但其视野远远超过英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的范围。例如，其历史课就用了大量篇幅，讨论马克思主义以及俄罗斯革命、中国革命，他也从图书馆借来《共产党宣言》，津津有味地读完，并与我们进行讨论。最近他们的一次英语课堂讨论，则是老师假设一个场景，设想学生们乘坐在热气球上，而由于热气球开始泄露，气球上只能留下一个人，其他人将被扔下去。孩子们把自己假想为各种历史文化名人，轮流发表演讲，阐述自己不该被扔下去的理由，最后由听众投票，决定谁有资格留在热气球上。儿子把自己扮演成希特勒，与哈利·波特、居里夫人等名人分在同一个气球上。儿子演讲的结果，令我们瞠目结舌，因为最后老师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脑子出了问题，因为你们投票让‘希特勒’留在了热气球上。”

同时，我们逐渐让他在生活上走向独立，包括自己叠衣服、洗袜子，一有条件就教他做厨。此外，还有意识地训练他自己理财，比如，他想买一把吉他，我们会告诉他，没有问题，但钱要自己挣——洗一次碗挣多少钱，清扫一次阳台挣多少钱……等攒得差不多了，我们还可以赞助一点。等他再大一点，对环境也更熟悉之后，我们鼓励他骑车上下学，节省下来的校车费可以在我们监管下自己使用。目前，他已经成了家里的“高智能洗碗工”，晚餐和周末时，洗碗基本上都是他的事情。做咖啡也成了他的拿手好戏，他通过咖啡店和罐装咖啡的价格比较，决定再也不去星巴克烧钱……

青春期的到来也伴随着性萌动。对儿子这方面的教育，我们从来都就事论事，跟其他的知识传播一模一样。同时，还敲打他注重对异性的尊重。有一天，他问我们18岁时送他什么礼物，我和先生异口同声回答：避孕套……

让我们欣慰的是，虽然我们长期在国外生活，但他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文化，却打心底里喜欢。由于小时候汉语基础较好，虽然他理论上只上过半年小学，但汉语水平并不差。在斯里兰卡时，我们养的一条德国牧羊犬成了他的“弟弟”，他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小说《狗的乐园》，在《北京少年报》上连载；他还把一个学姐写的斯里兰卡总统传记翻译成了中文，目前正在计划出版的过程中……我们回国休假，带他听梅派京剧，看老舍的折子戏，他都极端着迷。这再一次印证了我当初的想法：美好的东西是没有国界的。

作为智能主体，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就是能用自己的眼光观察世界，能用自己的大脑思考这个世界的存在。造物主给予人类最美妙的两个礼物，一是外部世界，二是人类自身的内心世界。而我认为，教育的目的，无非就是让这一个智能主体能在最大限度上，去认识外部世界和人类自身世界。人类的所谓成就感以及自身的快乐，基本上与对这两个世界的认知程度成正比。因此，在对儿子的教育过程中，我不在乎他掌握了多少知识，而在乎他对知识的渴求程度；不在乎他对世界认知多少，而在乎他对认知世界方法的掌握……

当然，他自己的未来，得靠他自己。作为父母，我们所能做的，是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并尽量丰富他的阅历，开阔他的眼界。在他小时候，我们会替他做出选择。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得学会思考、学会判断，据此做出选择，并最终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父母的使命，教育的使命，如此而已。 孩子选择幼儿园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