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樯:回青春的战场上凭吊

作者:王恺

(文 / 王恺 张诺然(实习记者))

李樯:回青春的战场上凭吊0( 李樯 )

三联生活周刊:电影中无论是算计过的爱情还是没有掺杂算计的爱情,每个人表现得非常痛苦,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赵薇会拍这么一部电影,这是不是你的剧本给她的影响?

李樯:我跟赵薇在这方面的精神沟通是很契合的,她之所以找我写剧本也是因为她喜欢我以往的作品,她说它要的不是这个小说原来的东西,而是对小说精神面貌上的改变。赵薇本身的精神境界跟我很接近,我们的人生观、爱情观都很像,所以这部电影里体现的是我们俩共同的价值观。这是其一;其二是我觉得,“爱情完不完满”这么谈论爱情也太功利主义了。不光是这部电影中,在生活中谁的爱情都有花好月圆的时候,也有阴晴圆缺的时候,这是爱情既定的一个潮汐,这种起起落落是爱情的规律,我只不过是照着爱情本来应有的面目写了它而已。

三联生活周刊:郑微是一个能够唤起大家共同青春记忆的人吗?她爱得非常放肆,非常极端,这是不是某种青春的共同性?

李樯:我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想她是不是能唤起大家共同的记忆,这个也太贪心了。我只能说这个人物还是蛮打动我的,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够这么淋漓尽致、飞蛾扑火、奋不顾身,像消防队员一样去面对自己的爱情,蛮尽兴的;最后的某种失落,不光是郑微,生活中你见过哪段爱情是永远保持一个沸点的?降温、消亡,爱情是有它自己的寿命的。

这种女孩子的个性更贴近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这么一群人,个性比较自我,敢爱敢恨。和上一代相比,释放比较多,我觉得是这代人才有的。人性呈现出饱满的姿态。别的方面的限制可能已然存在,在对感情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所以郑微的爱情就是一点都不掩饰,没有算计,大河奔流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你以往的作品里的人物,比如王彩玲,绝望比较明显、比较外化,无论是命运还是什么。但《致青春》中的郑微、阮莞都是很美好的女孩,大家都会觉得她们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但在剧中,她们的人生都是有一种绝望性在里面的,这是为什么?

李樯:我没有觉得绝望。面对爱情,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才华、财富、地位,这些东西都难以使你对爱情有十足的把握。爱情的有意思在于:它就像如来的手掌,我们不过是手掌中的一粒灰尘。我觉得爱情是大于我们的自我控制的,它不被你掌握。所以爱情并不是绝望,爱情的常态是这个样子。只不过人都太贪心,都想掌握自己的爱情,但爱情哪是能被我们掌握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的这是一方面,社会的功利性目标在爱情里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陈孝正这个人,他的功利性目标会去折磨破坏这段感情的。

李樯:当然会有,但我不觉得绝望,包括以往的作品里面,我其实是在写人的困境。人的困境是永远存在的,所以一定不是绝望。陈孝正的功利性当然有其时代特点,哪个时代的爱情都会有这样的处境。

三联生活周刊:《致青春》几个女性角色中,你比较认同谁呢?像阮莞的始终坚持,实际上也是软弱的一种表现?

李樯:我没有认同谁,我觉得她们面临的都是我们会面临的一些困境。阮莞其实不是软弱的表现,她属于知道有她无法掌控的东西,那就在我能掌控的范围当中淋漓尽致地殉情吧。她是另一个程度的飞蛾扑火,而黎维娟是多数人的一种,出身比较寒微,一般人就会束手就擒,条件不是多好,也不是多漂亮,有一个合适的人就嫁掉了。她却有点永远不放弃改变命运的劲头。她挺有意思的呀,既然不能改变出身和环境,那我就力所能及地改变我自己的生活。

朱小北则太追寻自己的尊严了。当自尊受到压迫的时候,她选择了对这个世界彻底的遗忘。来表现对这种世界的唾弃,她被开除以后连名字都改变了,同学来找她,她说我不是那个人。可是呢,她又非常聪明地发明了一种记忆法,让人可以那么强烈地记忆一种东西,这不是一个悖论吗?在以往与记忆当中自由地穿梭。特别有意思。

三联生活周刊:再回到郑微,她的爱情观很让人动容。可是最后的转变也很有意思,大家都觉得非常突兀,为什么这么设计?

李樯:我最欣赏郑微的态度就像网上说的“有一种追求叫郑微”。网友议论的比较多的郑微的台词就是“我们爱自己胜过爱爱情”;“爱一个人应该像爱祖国、山川、河流”。这两句是我最喜欢的,爱情并不是一个人的私人领域被你占有,爱情只是一种情怀。爱一个人不是一定要跟他建立一种世俗的亲人关系,然后跟你结婚了,不背叛你,这就叫好爱情,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要是能悟到这一点,也许人们以后会获得最好的爱情。她写这段话是告诉林静,她现在的人生观是这样的,所以也可以不结婚,婚姻并不是最终的奖赏,也不是赢的一个筹码。

我想通过电影说的是,人类对爱情太贪心了,爱情本来的状态就是这样子的,是人在爱情上承载了太多私人的欲望,但爱情是不堪负荷的,这是我想表现的,所以不是讽刺。

三联生活周刊:这部作品跟你之前的作品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很多人认为你的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迹,不管在哪个导演手里,都还是李樯的东西,你觉得你的最明显的特性是什么?

李樯:我不太知道人们所说的“李樯的东西”是指什么。我是非常欣赏赵薇的,这本来是个命题作文,并不是自选动作,我也想帮她写一个好的剧本,可是我只能按照我的方法去写作,但是这部电影也是特别赵薇的。赵薇一向是个特别大气磅礴的人,没有太多女性色彩,我觉得她的导演有一种跨越性别的力量,电影中很多她的某种气质,不唧唧歪歪,对待爱情不像有的女导演那么缠绵。充满了大刀阔斧的、非常有气魄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电影中,爱情一般最终死于世俗,几乎都很少有爱情的享乐状态,包括这部青春电影,是不是因为你设计了种种世俗的干扰来打击爱情?

李樯:现实就是这样存在的,只是我们都容易给爱情过多的修饰,不管是潜意识还是主观,是客观还是无意识。人们总说我的作品特别绝望,但我没有觉得绝望,这是本来的面目。其实爱情跟死亡是一样的,任何爱情都会消失,你就不恋爱了吗?都是向死而生的,爱情也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常识性的东西,但是人们都是掩耳盗铃,不去看它本来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从《孔雀》到《致青春》,你的变化是什么?一般人可能会更妥协了,更宽厚了,或者更圆滑跟俗的一个态度,但是你的作品中好像一直保持着一种相对锋利的态度。

李樯:没有刻意的变化。随着时光和年岁的增长,我很诚实地去端正自己写作的态度。我仍然对人性保持一种冷静旁观的态度,并且我会绵延一生。人性绝对不是你宽容和严苛就可以改变的。我认为这是所有好的艺术工作者应该遵循的原则。就像古希腊悲剧,人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开始关注人类命运的挣扎,其实艺术就是检验人性的,既然要检验它,就必须保持中立,就像一场体育赛事的一个裁判员,你要力争客观。

三联生活周刊:大家都会强调你的作品中有种小城青年的早期生活的影子,早期的小城生活的形态在你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你觉得这是你难以忘怀的过去的影响吗?

李樯:我的生活其实代表了多数中国人的生活,许多人都是来自北上广之外的中小城市,这在中国是有一种普遍性的。反而北上广是特殊生活。我写的是最普世的日常生活,这种小镇影响对我来说是主流的,主旋律的。它会不断地出现,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乡土。包括在《致青春》中,黎维娟、朱小北、老张、陈孝正都是来自很卑微的生活,包括郑微,虽然娇生惯养,但依然来自一个小城市。小城影响依然贯穿我的电影的始终,一直是主流。

三联生活周刊:《致青春》里边有些台词其实都还挺狠的,也还很聪明,就比如郑微在船上对追她的徐开阳说:“我喜欢他,不喜欢你,就凭这点,他就比你强。”你的这些人物的话是怎么出来的?

李樯:人物的话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我原创的,一部分是小说原有的,但这部分用得很少。比如现在广为流传的被吐槽或者被赞美的话其实都是我原创的。比如老张那段令很多人感动的话:“我怀揣着对你的爱,就像怀揣着赃物的窃贼一样。”

小说中的人物我也会塑造成我觉得更舒服、更符合电影的形象。像徐开阳,原作中是个小白脸,我把他塑造成一个有点跋扈的暴发户,像个小黑社会;像老张,原著中是一笔带过的角色。剧中很多比较狠的话都是我原创的,比如陈孝正说:“我的人生是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大楼,所以我错不起,哪怕一厘米也不行。”这是我对成功本身的一种厌恶。

我一向偏爱众生相,小说原来只有一个陈孝正和郑微的主线,这些边缘人物都是我重新再创造的。通过边边角角的奇花异草就会形成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群落,每个人在里面找到共鸣。

三联生活周刊:感觉你作品中的共性一是探究人性,二是人物解构,给观者留出更多探讨的可能性和理解的空间。是吗?

李樯:我们的阅读都太懒惰了,其实阅读是自己的一个自我教育与自我质疑的过程。当然要解构,你建构一个东西,再解构,这个东西才是全面的。这与我的美学态度有关,我觉得这是现代性的,现在不是古典主义时期了,不是给你造一个白日梦还让你相信的时代。当然有人愿意做这个白日梦,但我不愿意做这个欺骗者。 赵薇李樯青春战场致青春爱情陈孝正凭吊郑微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