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影放映员的“中国梦”

( 张宝全在全球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NOC平台——UCS-NOC监控大厅 )

放映员心态

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可能知道你做的一些地产项目，包括红树林酒店，却并不了解你在电影产业的技术研发。你和电影的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宝全：其实在电影行当中，从技术到艺术，我几乎都干遍了。在部队，我做过放映员、修过放映机，写过剧本，也做过制片主任、编剧、导演、摄影、美术，甚至作词、作曲。当然，我自己最想做的角色还是导演。2011年，我下决心放下工作，写了三个剧本，最后选了一个准备重执导筒，外景选在乌镇，主创都到位了，场景改造方案和预算也出来了，最后还是停了下来。因为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要开业，UCS-NOC系统正在安装测试。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学电影导演出身的，可这几年你做的事情大部分都是和数字电影技术有关，你是什么时候了解这些技术的？

张宝全：30年前，我在南京军区当兵，因为会画画被调到了电影组当放映员。我们部队的电影组是全军最差的，放10场电影，要停好几次机，经常没声，或声音乱响。进了电影组，因为想入党提干，就拼命学业务——电影放映机、发动发电机和无线电。搞艺术的人，累就累在完美，做什么事都想做得最好。放映员比赛时，我可以闭着眼睛把解放103放映机拆卸后再组装起来。学完发动发电机，我们开的2020吉普车也就自己修了，除了缸套、曲轴不敢乱动，其他哪里都敢拆。

( 上世纪80年代，张宝全在某部队担任电影放映员 )

最难的当然还是无线电，以前画画写小说没碰过，很多原理定义和复杂的电路计算不是那么好明白的，好在当时电大有无线电课程，我就跟着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个教授的电大课程，整整学了两年。现在回头想想，正是这两年的无线电学习，才有了后来对中国数字放映技术的了解。

数字时代的机会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说，10多年前，你从房地产重新回过头来关注中国电影时，你认为中国电影的核心问题与瓶颈是什么？

张宝全：2000年，我把目光重新放回到电影上，自己也吓了一跳：中国的银幕只剩下了2000多块。银幕的缺失，意味着中国电影市场的缺失，我记得一次看红树林地块的时候，看见一个传统的礼堂影院。当时的景象非常凄惨，破烂的大门锁都锈死了，透过门缝能看见斜挂的窗帘，破破烂烂在风中飘荡，如果看过《天堂电影院》的话，你就会有那种感觉的心痛……

银幕没了，就意味着电影收不回钱，收不回钱谁又会去投资电影呢？电影是现代经济与技术的产物，没有钱，再好的创意，永远变不成一部震撼人心的电影。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时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张宝全：表面上看，是盗版横行冲击了市场，实际上是特有的“中国国情”——就是独一无二的院线制形成的制约。全世界就中国有院线，院线是影片方和影院之间的一个放映中间商，他取7%～12%票房。几年前洗印一个拷贝要7000块钱，加上宣发和管理成本1万元不到。影院如果不放到10万块钱票房，院线就赔钱了。所以院线只为不让他赔钱的大影院提供拷贝，中小影院要等到大影院放完后才能放。这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一、二、三轮放映现象。

一部电影从大城市放到二、三线城市，已经过去了几个月甚至半年，这就给盗版留出了空间。影院在院线制和盗版的双重夹击下，几乎一夜间在中国的中小城市消失了，有的做了歌厅、舞厅，有的做了游戏厅，这是中国电影最艰难的时期。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你认为中国电影产业根本问题是市场缺失、影院缺失。

张宝全：是的。中国能否进入大片时代是由银幕数决定的。两年前，《让子弹飞》在6000块银幕上卖了7个多亿，《泰囧》比《让子弹飞》差多了，却卖了12个亿。为什么？因为放《泰囧》时中国的银幕数是放《让子弹飞》时的两倍，1.3万块。如果中国有7万块银幕呢？我们可以想象，一部电影30个亿、40个亿票房这不会是神话。

我们总以为拿1000万元就能拍出全世界都爱看的电影，这是一种幼稚。美国人用1000万元做一个剧本，我们用1000万元拍一部电影，怎么可能胜出呢？电影是没有国界的，只要是好电影，全世界的银幕都是你的市场。有足够多的银幕，才会有大票房，有大票房才可能会有大投资，有大投资才可以出大片。尽管也有小投资取得大票房的，但这是极偶然的情况。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给好莱坞拍电影，但我相信7～10年后会改观。7～10年中国的银幕将会达到5万～7万块，那时候，中国和好莱坞打平没太大问题。中国的优势是人多，人多就意味着市场大。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从2000年时的2000块银幕到现在1.3万块银幕，你认为是什么改变的这一切？

张宝全：是数字放映。2000年的时候，互联网技术、计算机技术已经开始成熟。经验告诉我，只有数字放映能解决中国电影的所有问题。一是数字电影的水印加密可以追踪盗版，二是数字拷贝成本低，能够消灭中国的一、二、三轮放映，所有影院都可以同步得到拷贝，将二、三轮放映流失的人群重新拉回影院。

县城影院一旦能和北京、上海同步放大片，就意味着影院设立的门槛降低了。只要有电影需求就可以开影院，不用担心拿不到拷贝。2000年时，中国75%的地区和城市没有电影院。今天，中国虽然有了1.3万块银幕，但依然有60%多的城市和地区没有电影院，中国有3000多个县城，如果一个县城有6块银幕，这就是2万多块。

三联生活周刊：数字放映具体用什么手段和方法来解决盗版和一、二、三轮放映问题？

张宝全：胶片时代，拷贝和放映权是捆绑在一起的，有拷贝就有放映权，而数字放映时，拷贝可以和放映权分开。拿到数字拷贝，没有密钥依然放不成。另外就是数字电影的每幅画面都有水印加密，不管用机器盗版还是摄影机对着银幕拍，水印加密都始终在每幅画面上。2009年有部大片上映的第二天就出现了两部枪版盗版，盗版画面上的水印有机器号、影院名以及开关机时间，后来将这两家影院经理找来，他们矢口否认，我们将他放映机的放映日志调出和水印加密的信息一比对，一个字都不差。经理无言以对。这件事的结果：中国从2009年后的美国分账大片基本没人敢盗，能盗版的是中国的1.3K标准的拷贝。因为中国1.3K数字电影放映机标准里取消了水印加密，现在亡羊补牢，在服务器和投影仪间加链路加密，我个人认为这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们将为张艺谋在“鸟巢”碗边创造世界最大银幕奇迹的64台蒙太奇DCI-2K数字电影放映机拆下，选了4个县城做试点，青岛平度县是其中一个，《变形金刚2》的放映成了人们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电影场场爆满。这是中国县城15年来第一次重新恢复和北京、上海同步放电影。

新技术、新模式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如何推动数字放映实现的？

张宝全：有人说我是“中国数字电影之父”，这肯定是戏称，但我确实是中国第一个研发生产数字电影放映机和研发制作NOC系统和TOMS平台的人。

2003年美国德州仪器发布了全世界第一款1.3K数字电影芯片，能够做到单片1920×1080高清解码，我专门派人去美国取回了一枚，看了以后也只能望洋兴叹。

2004年我们进入中国下一代高清碟机标准EVD，更多人只知道EVD是中国下一代高清碟机标准，没人知道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EVD芯片，是继美国德州仪器之后全世界第二枚能解码1920×1080的芯片。电影放映机必须芯片解码，如果用软件解码，机器一定会死机，一旦死机，20分钟无法恢复。我们一边做EVD，同日本的蓝光HD-DVD竞争下一代高清标准，一边用EVD团队和EVD芯片开始了中国第一台数字电影放映机的研发。2005年，我们用EVD芯片研发出了中国第一台数字电影服务器——蒙太奇V8，这台样机到现在还在我办公室后面的台子上。它是中国数字电影开始的见证。

现在，中国市场共有5款、1.6万余台蒙太奇数字电影服务器在21条院线和全国公益放映市场使用，我们应该说是中国最大的数字电影设备供应商。

三联生活周刊：从全国范围看，“数字”放映取代胶片了吗？“胶转数”给中国电影带来了哪些好处？

张宝全：中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完成“胶转数”的国家。2012年，数字放映就占到了97%。美国虽然铺设的数字放映机数量比我们多一倍，但美国银幕基数大，只完成了50%左右的胶转数。

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过百亿，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个奇迹，其实2010年真正的奇迹是银幕数增长了30%，而电影票房却增长了50%，这是全世界有电影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奇迹，因为影院当年建好并不能当年运营。那么2010年多出来的20%的票房是哪里来的呢？

2010年中国数字放映达到了75%，所有大、中、小城市的影院都可以和北京、上海同步放大片，消灭了二、三轮放映。这多出来的20%票房其实就是二、三轮放映时流失的人群，因为同步放映，他们又回到了影院。

三联生活周刊：数字放映有这些优势，它的运行是否安全可靠？

张宝全：数字放映普及后，影院的安全放映问题很严重，多处于“无人值守”状态。胶片放映时，安全放映主要靠人盯机器来保证。就像我在部队当放映员时，不出事，主要靠的是责任心，就是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去倒片和检查机器，就可以避免放映事故发生。

而数字放映机是一个密封的铁盒子，拷贝也在硬盘里，你什么也看不见，放映机故障人眼根本无法识别，像硬盘坏道、风扇停转、CPU温度过高等都可能造成放映死机和停机。严格讲，中国现在1万多台数字放映机处于“无人看守”的“盲放”状态，很多影院就因为硬盘坏道或CPU温度过高不能发现而发生停机，观众不满意闹事，影院不仅做了1比3的票房赔偿，甚至还发生了影院经理下跪道歉求饶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解决安全放映问题？

张宝全：2006年，我们研发蒙太奇电影机时就开始同步研发影院安全放映的设备监控系统UCS-NOC。UCS-NOC能够对现行中国影院的所有设备：放映机、服务器、音频系统、UPS电源这四大类共计52个方面的设备状况，提供7×24小时的实时预警监控和故障诊断服务。UCS-NOC兼容市场上包括科视、巴可、NEC、SONY、Doremi、杜比、蒙太奇、GDC在内的所有放映设备。

一个影院接上UCS-NOC后等于有了一个能看清数字放映机内部的人，在7×24小时死盯着放映机，一有异常即会给影院、院线和设备维护商报警，并自动进行故障分析诊断，提供排除方法。可以说，如果中国所有的影院都接上了UCS-NOC，中国影院的安全放映率将会达到99%以上。

三联生活周刊：UCS-NOC系统的接入门槛是不是很高很贵？目前是否已开始商用？

张宝全：UCS-NOC从设计之初，就明确了只要影院完成了设备联网就可以直接独立接入，不需要安装任何服务器和其他前置系统，更不用通过TMS接入。UCS-NOC加上TA-TOMS价钱也是最便宜的，影院安装UCS-NOC+TA-TOMS在2万～3万元人民币。

UCS-NOC系统今年初在比高影院使用时，成功预警了多次潜在故障，以及一起可能造成放映停机的故障。今年3月起，今典院线和新影联院线都已开始全面接入，目前已完成了600余块银幕的接入，到年底估计接入数量在2000块左右。

三联生活周刊：影院和制片商的分账冲突，以及影院内部偷盗等问题是否也能通过数字技术解决？你们开发的TOMS系统是不是就是这方面的解决工具？

张宝全：国外由于影院股权单一，所以管理上只需要将排片、放映、开关灯、开关幕帘以及各类数据报表自动化了即可，这就是国外TMS系统的功能。

中国影院由于历史的原因，股权复杂，加上院线制及市场不规范等原因，影院瞒报票房、内部偷盗现象非常严重，占到影院收入的15%～20%。TMS只是影院放映、排片、开关幕帘等基础功能的自动化操作系统，适合国外规范市场下的影院使用，而我们研发的TOMS则除此之外还增加了对影院的票房监控和卖品监控以及影片和广告的监播。对影院票房、卖品等实施从入库到交易全程数据库管理，能够有效控制住目前中国影院泛滥的偷瞒票房以及“挂羊头卖狗肉”等行为。任何内容商、发行商只需登录TOMS即可对其发行的影片做实时票房监控以及事后追踪，不需派人到现场监控。

TOMS的监控功能可以做到监控票房交易、实际入场人数是否与售票数量相符、实际播映内容是否与售票内容相符、播映设备授权时间是否与实际时间相符、监控设备是否被毁坏等关键信息。只要信息不符，便会自动报警。如果影院卖B片的票放A片，放映机一旦启动就会自动关机。TOMS系统目前正在全面测试，今年下半年将全面进入影院，TOMS的使用将使影院从传统的人管影院模式转变为系统管影院。现在院线都在全国发展影院，如果一个影院在三亚，一个影院在漠河，靠人去管理根本是不可能的。用系统去管理，因为系统是“死”的，人是活的，系统比人安全可靠。只有将影院的投资风险和管理风险降到最低，中国才有投资人敢在县城投资电影院，中国3000多个县城应有2万多块银幕，现在基本是空白。

三联生活周刊：无论数字放映服务器，还是UCS-NOC、TA-TOMS系统，你始终相信技术的变革将带来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希望？

张宝全：我对中国电影市场的未来是乐观的，5年左右，中国的银幕数会达到4万～5万块，7年后大概会在7万块，那时中国电影综合实力就能跟美国打平。10年后，中国电影市场非常有可能超过美国。因为当中国有6万～7万块银幕的时候，电影以外的价值将比电影本身还要高。比如片前广告，如果现在一分钟卖10万元，那时候可能就是100万元。另一方面，电影的社会价值也会大幅增强。电影是影响力最大的公众文化产品，其对价值观、文化、民族精神的传播，是其他任何文化产品不能替代的。

三联生活周刊：数字放映带来的影院运营等方面的改变，对中国电影的制作又将有怎样的影响？

张宝全：明年底中国电影银幕会达到2万块，这是一个里程碑。中国电影制作将从“作坊化”转向“产业化”。银幕数在2万块以下时，电影预算50%以上不靠谱，而银幕数达到2万块时，电影预算50%以上就会可靠，电影才能按照电影本身的价值和规律来运营，才能回到其本身的商业规律中。

三联生活周刊：你所说的电影的商业规律是什么？

张宝全：影院收入占1/3，广告、艺人经济、电影衍生品、家庭DVD、网络等占2/3。

三联生活周刊：影院的经营会发生哪些变化？

张宝全：影院形式会多元化。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票房影院，一种是非票房影院。像酒吧影院、餐厅影院、KTV影院以及家庭影院都可能出现，电影的点播放映形式越来越普遍，数字放映应该没有档期一说，想看什么就能看什么。非票房影院虽然不卖票，但电影生活方式的利润会很高，即“X+1”电影生活方式的贩卖——“X”是广告、衍生品、电影休闲娱乐等，“1”是电影。 放映员一个电影中国